俠客與清官

俠客與清官　　

俠，是一種精神，古往今來秉執了俠義精神而去做人做事的人，也就成為了俠客。俠是正義和力量的化身，是弱者和窮苦人在飽受欺凌時所盼望和呼喚的救星。俠，往往孑然一身，無牽無掛，幾乎也同那些甘受欺壓的弱者和窮苦人一樣是來自于社會的底層，但俠卻是一位天然的人性的法官，重義輕死敢作敢為成就了俠的英名。　　

俠所面對的敵人往往是社會的整個統治階層，因為遵照革命導師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揭示的真理，人世間的統治階層歷來是凌駕于社會之上，并日益與社會生產相脫離、與社會中勞苦大眾的情感相脫離的一群人。人類社會中，主流統治階層所崇尚的道德及情感，往往與民間百姓所崇尚的道德及情感是相互對立的。當官做老爺了，或富可敵國了，便如虎狼之橫行天下，百姓小民似燕雀鼠兔一般艱難委瑣的生活自然與他們的審美情調格格不入，獅虎豺狼生食異類，用心之貪殘、手段之血腥，令觀者心驚，然其類自視卻以為得計，以為賞心悅目。而俠的行為本身，就是俠客本人在自己胸膛里那顆人性的良善之心的驅使下，為了保護橫遭欺凌的弱者，而向為惡的強者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所以，俠不可能長存，更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職業，因為沒有人給俠客們發工資。　　

俠的身影，只是偶然的會在某時某地某個特定情境中某人的言行里面有所閃現，某一位崇俠尚義的志士仁人，也只能是就某一事件做出俠義的行為，他不可能終生時時事事處處行俠。正如《水滸傳》中，梁山上也并不全是英雄好漢，也有狗熊賴漢，我們不能因為某人做過一件俠義的善舉，就永遠地給他貼上俠客的標簽，因為人是活的，是在變化的，我們只能就某人某事來具體論述，好的就是好的，壞的就是壞的，當以實事論英雄，不當以歷史論英雄，英雄若有自知之明也是會“好漢不提當年勇”的。所以人生的過程也才就是德行修養的過程，做一件善事不難，難在終生做善事。所以《水滸傳》中最完美的形象，就是那位天性正直勇武、一生率性而為只除強護弱的魯智深。在我們中國人歷代的俠義文學中，《水滸傳》無疑是中國人最為喜愛的，人們往往喜愛里面的李逵，自己想要成為的則是武松，而人們衷心敬愛的、愿意像對待兄長一般地去尊重和追隨的就是魯智深了。俠的人格魅力，在魯智深這個文學形象中被展現的淋漓盡致了。　　

一個社會，也只有人們普遍地長久地忍受著壓迫時，才會在文學作品中大量地呼喚和歌頌著俠，中國文學史中，俠義文學無疑是占了相當大的篇幅，甚至于司馬遷在《史記》中也為俠客們專門寫了列傳，而當代香港之所以成為產生武俠小說的勝地，同它百十年來淪為英人殖民地的歷史是有著必然的聯系的。而當人們的各種生存發展需要都能得到滿足時，人們是不需要俠的，因為在一個自由平等安康富足的社會里，大俠們是會英雄無用武之地的。　　

俠義文學是成年人的童話故事會，人們沉醉于其中，在俠義的幻想世界里無拘無束地去愛去恨，和心目中的大俠們一起去主持人間正義，去懲惡揚善，真有縱橫八萬里、馳騁列國間的揮灑自如。在俠義文學的審美境界中，讀者、作者和書中大俠們的人生混合在了一起，真是卓犖風發，顧盼自雄，不白做人一場啊！率性真誠，敢作敢當，好不痛快！　　

俠的精神，就如同是我們中國人關于“氣”的概念，它是真實存在的，但卻又是無法捉摸的，某人秉受了俠義之氣，便會產生俠義之舉，俠的義舉是人人都有資格去做的，平常人之所以見義而不勇為，那是因為他身體中缺少俠義的底氣。　　

俠的行為，是在陳腐的不公正的社會制度的壓迫下，所激發出的人性的一種吶喊和暴動。遭受不公正待遇、沒有人格尊嚴、被迫接受盤剝的勞苦大眾，普遍地渴盼著能有一種力量在人間主持正義，拯救自己苦難的人生。老百姓們一方面是寄希望于力推皇恩浩蕩的清官，另一方面就是呼喚著神人下凡一樣打碎舊乾坤重整新秩序的大俠了。俠與清官不同，清官在為民請命、伸張正義的同時，也是在為皇權專制的政治制度進行粉飾。清官的概念只能出現在封建皇權橫行天下的中世紀，當代社會的民主政治中，只有守法稱職的公務員與犯法瀆職的公務員之間的區別，之所以當代中國人還在津津樂道于什么青天大老爺，這只不過是我們的社會還缺乏獨立的民主意識、民主精神的一個表征罷了。別忘了，中國的老百姓們歷來是在呼喚清官的同時，也還在呼喚著俠客啊。　　

我們中國人歷史上最為著名的三大清官之一的況鐘，是一個起自貧民、擢拔于下吏的人，他為人清剛耿介、劭德博學，因家貧而沒能走科舉入仕的常規道路，但他最后竟是累死在了蘇州知府的官位上，在江南那樣一個富甲天下的地方，他依然是兩袖清風，百姓有詩贊曰：“清風兩袖去朝天，不帶江南一寸棉。”他敢于為了百姓的利益而觸忤權奸，為了緩解百姓的疾苦而為百姓數次爭得了朝廷的輕徭薄賦政策，民謠歌曰：“況太守，民父母，眾懷思，因去后，愿復來，養田叟。”他幾次辭官，而百姓兩萬多人自發地聯名向朝廷上書懇請要他留任，以至于攔馬攀轎不忍其去，以至于況鐘在蘇州任上先后竟待了十二年有余，以至于他積勞成疾，最后為治水患而累倒了，在病榻上癱瘓了幾個月后就去世了，死時也就六十歲出頭。這不僅是在三年一任的明朝官制中是絕無僅有的，就是在中國人的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中也是相當罕見的了，更何況當時的蘇州是富甲天下的魚米之鄉和全國交通運輸的樞紐部位。據史書記載，當時“郡民罷市，滿城盡哭，如哭其親，”蘇州七縣縉紳耆老俱奔赴哭奠，就連非蘇州治下的松、常、嘉、湖等地的百姓也都自發地絡繹不絕地前來吊喪。在況鐘的靈柩被兒孫們運回老家安葬的時候，帶走的“唯書籍、服用器物而已，別無所有。”蘇州滿城民眾盡白衣白帽相送，沿途拜祭相送者至數百里而不絕。至今在蘇州的況公祠中還有一幅對聯，那是老百姓在彰表著這位清官，在懷念歌頌著這位他們心目中的好人——　　

姓氏播弦歌 ， 韋白以來成別調；　　

功名起刀筆 ， 蕭曹自古是奇才。　　

將他一個出身低微、從書辦小吏開始入仕的人，同漢代的名相蕭何、曹參相比，將他與曾任唐代蘇州刺史的文化名人韋應物和白居易相提并論，他的事跡被人們編成了戲劇廣為傳唱。有詩曰：“郡中齊說使君賢，只剪輕蒲為作鞭；兵杖不煩森畫戟，歌謠曾唱是青天。”　　

但是他也只不過就是皇帝家的一個仆役罷了，是替皇帝放牧百姓的一個忠實而又善良的牧羊人。約五百年后，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況鐘的老家江西靖安縣，他的那座高大的墳冢被“革命者”們挖開，在對他的遺骸進行拋骨揚灰的同時，“革命者”們想要挖出大量的金銀財寶，以求證明古代的所謂清官也只不過就是些會騙人的封建皇帝家的走狗。但是“革命者”們什么金銀財寶都沒有發現，他們掘地八尺，也只見有朽棺一具、英骨一抔。他們只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讓這位清官、義人的英名再一次地震撼了中國人的靈魂。還有那位宋代的清官包拯，也是在文革期間，他的骨殖就不知去向了。　　

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來努力做出些有益于我祖國和民族的事情來，我不僅要只在心中馨香祭拜那義人的清風英骨，我還要到他們的墓地去祭拜，當我在況鐘的墓前燃香叩首的時候，我不能讓我自己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得不敢抬頭。　　

俠的精神應該被我們以揚棄的態度來繼承，但俠的行為是應該在當今的社會生活中被否定的，俠的行為基本上是以俠客個人的道德觀念為出發點的，與世俗政權所推崇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也是相對立的，俠的行為準則是以俠客本人的準則為準則的，也基本上能符合世道人心的公理，但俠以武犯禁的個人行為又是那么的不規范，力量有限，面對天下事的大勢所趨，俠的個人行為無力扭轉乾坤，充其量也只是起到些萬金油的作用。但俠義精神的星星之火歷來是可以燎原的，我們中國人歷史上層出不窮的農民起義，本質上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中群體俠義精神的一種體現。　　

休矣，俠客，隨著封建時代的終結，在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中，俠客應該牽著清官的手雙雙走進歷史，現時代我們只需要法律的公正，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法律者，規矩天下人之繩墨也。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人民立法、人民普選執法者和人民監督執法，而且正如胡適先生在《民權的保障》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有了法律授予的權利，若沒有養成嚴重監護自己的權利的習慣，那些權利還不過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規定我們的權利，絕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權利的保障全靠個人自己養成不肯放棄權利的好習慣。”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在企盼清官的時候是順民，但當我們追隨俠客的時候我們就變成了暴民，在卑微與強悍之間，龍圖騰的性格在我們民族的生息繁衍中也被展現的淋漓盡致了。讓我們以認真的態度、揚棄的方法來接受西方人的法理思想吧，因為當今天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要走上富強之路，除此道路還有它途嗎？愿我們的塵世生活，因法律的公正彰明無可徇私，而再也不需要仰仗什么明皇清官式的賢人政治的庇護了；愿我們以民主的方式來安排我們的生活，以真正的有人格尊嚴的人的狀態來生活，而再也想不起要呼喚什么俠客和青天大老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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