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世界

武俠世界　　

（龍生二睛，此篇文章是我這本書畫龍點睛的又一筆。）　　

武者力也，俠者打抱不平、見義勇為也。只有世事不平，才會有俠的出現，只有行俠者力量充足，才能成就其俠的事業。估計全世界各個民族都有自己歷史文化中的武俠，我們今天只說我們中國人的武俠故事。　　

說到武俠，人們馬上就會想到當前的港臺武俠小說。當代以港臺武俠小說為代表的俠義文學，是中國歷代俠義文學的一個延續，也許全世界只有中國人才有這么一整套從古到今的俠義文學在流傳，難道這一現象只是我們民族文化史中很偶然的一個文學點綴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國人的武俠文化，也是中國人對于封建專制統治的一種反抗，一種文化思想方面的反抗。武俠所活動的現實社會背景被中國人稱作為江湖，江湖，血性江湖，沒有血性，不成江湖，而這血性的基礎，不是官方標榜的所謂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而是自來根植于民間百姓之中的傳統道德信念，是一種民族文化的道義信念，其實也是民族文化的真正主體道德意識形態。　　

時下的港臺武俠小說，不同于以往如《水滸傳》及《七俠五義》一類的傳統武俠小說，更不同于《史記》中所記載的先秦時期那些舍一身之死來擔當天下、扭轉政治時局的神勇豪杰。“當代的大俠們”不再熱衷于成為世俗封建政府所豢養的爪牙了，而是變成為獨立于一切政治勢力之外的逍遙派了，他們武功像神仙，志趣也像神仙，而且還追求鴛鴦蝴蝶派的愛情生活。　　

經典的港臺武俠小說，皆是附會于一段真實的歷史故事，塑造一班任俠使氣的英雄好漢，而且因受西方商業文明的熏陶，小說中尤其是要塑造出一個一窮二白、白手起家、經過艱苦奮斗，最后終成大器的商業巨子一樣的少年豪俠形象來做為主角，圍繞著他還要穿插一些青年男女情竇初開的純真愛情故事。作家的目的也只是一種純粹的商業贏利性的寫作，卻在客觀上迎合了港臺殖民地及孤懸海外的分裂政權下的民眾們渴求祖國母親文化乳汁的社會精神需求，同時也為我們中華民族延續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在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占有著重要地位卻又是非常低調的墨學的精神。墨學的精神——我們民族歷史文化之江湖上“平安則隱，變亂則顯”的一位神秘的武俠。　　

墨學開中國社會俠義精神之先河，也是歷代獨立于政府之外的各類鬼神會道等武裝組織的思想濫觴。　　

“墨學中絕”是歷來學術界的公認，就好像墨學是流入了沙漠地帶的河流，默然之間就在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之中了無蹤跡了，也沒有人再去探究這曾被我們中國人尊為顯學的湯湯逝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其實墨學只是一種名義上的中絕，而不是在我們民族文化發展的歷史中真正的中絕了。墨學的精神已化整為零、改頭換面，進入到我們百姓的日常生活觀念之中了，深埋在我們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了。墨學所推崇的“兼愛”、“非攻”、“損己而益所為”、“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俠義精神，不僅僅只在歷代的俠義文學之中呼喊，而且還在我們民族所經受的歷次劫難中，凝聚并激勵著人們去團結戰斗，呼喚、尋找、同時也在創造著能夠帶領我們民族沖出磨難的領軍式的指導思想和戰斗團隊。墨學其實是默無聲息的根植于我們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站立在歷代世俗政權之外，為我們民族的發展自強做著勇敢的開路先鋒和忠誠衛士。　　

墨學之于公開場合的絕跡，當是它自身準軍事化、準政府化的特性所決定的。《墨子》一書中幾乎占了三分之一的篇章，都是有關戰陣攻守、迎敵殺伐、旗幟號令、律條刑罰的論述，儼然是將軍披甲帶兵指揮戰斗。在《呂氏春秋·去私》篇中，記載了一個“腹殺子”的故事，腹是秦惠王時，居住在秦國境內的，被時人尊稱為“巨子”的墨家學派的領袖人物。他的兒子殺了人，觸犯了秦國的法律，書中記載是秦惠王因同情腹年老，就下令官吏不判他的兒子死刑，但誰又敢說，那不可能是秦惠王因出于對腹墨家學派領袖地位的一種忌憚呢？面對秦惠王的人情，腹則堅持“殺人者死”的墨家內部所定的法律條文，硬是不答應秦惠王的赦免，硬是毅然決然殺死了自己的兒子，文章最后感嘆說：“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巨子可謂公矣！”其實那被我們后人所津津樂道的“大義滅親”的思想觀念及義舉就是來源于墨學的，而不是儒學，儒家是講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就是孔夫子在魯國呆不下去了，為了面子而被迫周游列國的時候，也還沒有忘了為魯國貴族們不知禮的行為護短。誰言“君子不黨”？只緣“愛有差等”也。　　

此處心潮起伏，不得不加一段題外話——　　

（孟夫子就說，如果舜帝在執掌天下的時候，他的爸爸犯了死罪了，他就會拋棄天下，而背著自己的爸爸逃到天涯海角去，逃到不再有人會追究他爸爸罪責的地方去，就在那里和爸爸一起安享天倫之樂，快樂的將全天下都給忘掉了。這就是儒家，為了勸人做忠實的奴才，什么道義都不講了，就只講忠孝，而當自己就是大官兒的時候，那他還向誰去講忠呢？只有向自己講忠了。所以在中國，古往今來，官兒越做越大的時候，腦后就自然會生出“反骨”來，這也是儒學在為“皇帝文化”服務時所產生的一種毒副作用。所以歷來“明皇”治國，在任用宰相時，就要本著“專任而不久任”的原則了，怕的是臣子做大，尾大不掉。也難怪時下貪官們要卷贓款避禍海外了，他們在自己靈魂的深處也是遵從了“孟二圣”的諄諄教誨呀，“官兒”做大了，就要向自己盡忠了。　　

而且，當我們中國人的“忠孝一體”的思想傳至日本之后，日本人就獨尊忠的信念，建立了一套“天皇制度”，日本人在他們“人神合一”的天皇的率領下，只知有忠，不知其它。二戰時期日本人在橫掃東亞時所表現出的惡魔般的兇殘，對于他們來說，那只是在盡忠，是在他們英明的天皇的指引下，在為自己民族的幸福而進行“圣戰”，日本人始終為此而感到自己很崇高，他們只有盡忠時的集體主義的榮耀感，而缺乏自己個人做人時的人性良知。二戰時期，日本年輕女性在充當日軍軍妓“慰安婦”的時候，其整個家族都是會為其盡忠獻身的精神而倍感榮耀的。日本人對于二戰時期自己對東亞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惡，之所以一直持有怙惡不悛的態度，其根源就在于日本人的“天皇制度”還仍然存在。什么時候，日本人的天皇及其天皇制度不再統治日本人的靈魂了，日本人這個民族的人性良知才能覺醒。）　　

你看，墨家學派的領袖人物，表現得比“公家人”的頭兒還要公正；你看，王法都網開一面了，墨家信徒們卻能仍舊如此認真地執行自己學派組織內部的法定律條，而且還自主行刑殺人，這不是公開不給王權政府面子嗎？而且墨家弟子在受聘于諸侯而外出做官時，一旦諸侯王的行政策略與墨家理念有悖，墨家弟子是必須要辭官的，否則就將被“巨子”召回。墨家弟子雖然是在諸侯王那里做官拿工資，但骨子里面卻仍舊是在效忠于墨學團體的，因為就連他的工資也要拿出相當大的一部分貢獻給自己的墨學團體。墨學團體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派別了，它同時更是一個具有實際生產能力和軍事戰斗能力的強勢的政治勢力了。在秦并六國之后，在中國推行中央集權制度的皇帝文化，焉能接納墨家學派這樣一個“刺兒頭”啊！唯恐有人算計自己的中國皇帝們，又焉能對墨學團體放心得下呀！漢代所謂“罷黜百家”，恐怕也就只有那干板倔強的墨家學派被真正地“罷黜”掉了。　　

《墨子·兼愛下》中講道：“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的仁義也是有著一個“四項基本原則”的，曰“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即可以使社會中貧者富、寡者眾、危者定、亂者治就是在行仁義了，這就要求社會中的各級官長都必須是一種理想化了的道德的楷模、政治的先驅和知識的富集者。而且墨子不但提出了因“雖有至親，不若仁者”而必須以“尚同”的原則來選拔官吏的思想，而且他還煞有介事地運用鬼神信仰、懲惡揚善的思想來嚇唬貴族統治者，你說這皇帝及其貴族跟班兒們怎么能夠受得了？　　

關于“尚同”，這里還想岔開一下話題，墨子的“尚同”思想因為受歷史條件的制約，其實是應該被我們現代中國人將它更推進一步落實為“下同”的，其實那也就是我們國家現在實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墨子·尚同》中反復地講述了其“尚同”的思想原則，現摘錄一段：“明乎民之無政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圣智、辯慧之人，立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圣智、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中國文言古文中往往會省略主語，這里“明乎一同天下之義、選擇賢良、立為天子、置以為三公、設以為萬國諸侯君、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的主語是指的誰呢？當然不是什么神仙皇帝和救世主，而是人民群眾自己，這是多么令人激動振奮的思想啊！也難怪墨學要在封建貴族統治著的中國銷聲匿跡了，也難怪封建體制的衛道士“孟二圣”那么自詡儒雅也要對墨學破口大罵了，罵作為“無父無君”，墨學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是儒學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里就讓我再無比激動地將墨子的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吧，墨子說：“明白了沒有行政長官來統一天下的意見，天下就會大亂，所以人們就選擇天下賢良、有學識智慧且口才好的人，推立他為天子，讓他從事于統一天下人意見的工作。天子既然已經確立了，人們又認為僅僅依靠他一人耳聞目見的情況，是不能夠獨自統一天下人的意見的，所以又選擇考察天下賢良、有學識智慧且口才好的人，推舉他為三公，讓他參與從事統一天下人意見的工作。天子、三公已經確立了，又因為天下地域實在是太廣大了，遠方山野中的人民難以統一，所以人們就又劃分天下，設立了數以萬計的諸侯國國君，讓他們從事于統一天下人意見的工作。這些諸侯國國君也已經確立了，人們又因為單靠他一人耳聞目見的情況，也是不能夠統一那一國人的意見的，所以又在他們國內選拔一些賢能的人，安排他們做國君的將軍和大夫，以及細分到一個鄉的鄉長。”如此民主普選式的官員、干部的選拔和任用，我們是在墨子提出這種思想兩千多年以后，才有幸開始得以逐步地實施了。　　

墨家學派所追求的吃苦耐勞、清修力做以利天下的大無私的境界，也不是常人所能追求的。想當年，墨子聽說公輸盤為楚國造了云梯要去攻打宋國，他就從齊地出發，跑了十天十夜趕到了楚國的都城“郢”，同時還派遣了弟子禽滑厘率領墨家信徒三百人，前去幫助宋國守城。墨子雖身居齊魯之地，但他是宋國公族“目夷氏”或稱“墨臺氏”的后裔，宋國應該算是他的祖國了。　　

“墨子之門多勇士”，追求科技進步、具備武裝力量、訓練有素、且推崇宗教鬼神信仰的墨家學派，平時對弟子們的教導就是以“繩墨自糾，備世之急”為原則，在生活上奉行“以自苦為極則”的犧牲主義精神。墨家信徒都被時人目為“赴湯蹈刃，死不旋踵”的戰士，三百人，自然個個都是義勇果敢、以一當十、秉執了崇高偉大的人間正義精神的渾身帶刺兒的飛虎軍了。這不能不讓人想到西歐學者們所描述的成吉思汗時期蒙古戰士的形象——戰場好像是他們的新婚之夜，面對敵人刺來的槍尖兒，好像是美女的親吻。墨家學派做為一只軍事力量，在當時的天下，恐怕就如同是現代戰爭中，由高科技武器所武裝起來的特種部隊一樣，令人望而生畏。　　

墨子只身赴楚，深入虎穴，智斗公輸盤，最終在實力的震懾下，說服楚王放棄了攻宋的計劃。在墨子回家去的路上，經過宋國時，天下了大雨，他想到宋國的閭門內去避雨，守閭門的宋國人卻不接納他。估計是沒有聽說過他，或者是無法證明他的真實身份。這在常人難道會不感到委屈嗎？墨子卻自豪地發感慨說：“運作神機的人，眾人不知道他的功勞；而在明處爭辯不休的人，眾人卻知道他。”《墨子》中原文為：“治于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于明者，眾人知之。”此時的墨子，完全陶醉在了一種高卓出世孤芳自賞的美學境界之中了。　　

墨學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那樣一個天下大亂，人民“拆骨為炊、易子而食”的社會狀態中興起，是因為當時人們在受到來自本國政府、外國侵略者及各種盜匪流寇的多重壓迫剝削、侵害折磨的痛苦生活中，為了生存，必須在民間、在政府之外，自己抱成一個“團兒”，而墨家學說的宗旨，則天然地成為了這個“團兒”的精神核心——兼相愛、交相利、非攻止戰、尚賢尚同——我們大家都彼此愛護對方，彼此互惠互利，誰也不攻打誰，誰也不搶奪誰，我們推舉賢能的人來執政，我們都遵循賢能的人的教導來生活。為了能讓這個“團兒”真正的成為一個“團兒”，并保持著“團兒”的狀態，墨家學派就以社會底層的勞動群眾為基礎，發展成了具有嚴密的組織結構和嚴格的紀律約束的，兼學術研究、科學技能、生產勞動及軍事戰斗為一體的準科技研發、準生產經營、準軍事化、準政府化的組織團體了。為了在精神信仰領域更加地具有凝聚力和約束性，墨家學派還信奉鬼神的存在，信奉鬼神的力量可以左右人間的事務，并且宣稱，鬼神的意志同墨學的精神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在戰火頻仍民不聊生的春秋戰國時代，墨學理論及墨家學派，就是這樣以其兼愛非攻、果敢正直、能吃苦敢戰斗、熱愛和平勇于犧牲的人間俠士的形象，出現在了我們民族的社會生活中和歷史文化中，為我們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進行著抗爭，為社會新秩序的建立進行著努力地探索和準備。而一旦天下大定，社會秩序正常了，相形之下，正常社會生活中的寬松氛圍，又會使墨家學派內部嚴密的組織結構和嚴格的紀律約束，及其所奉行的“墨者以自苦為極則”的生活信念，變成為讓人受不了的已沒有了現實意義的苦修苦行了。那可不是“男人就應該對自己狠一點兒”的作秀啊，那是一種絕對的“以苦為樂”的特殊而又超然的人性。所以，社會秩序一旦安定，墨學也會自然衰敗，因為它已經階段性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更何況墨學類似于民主普選的“尚賢尚同”的社會政治組織原則，還燙傷了中國皇帝文化的老虎屁股，墨學在公開的政治文化舞臺上，焉能不偃旗息鼓啊！　　

就這樣，墨家學派這個“團兒 ”，在社會混亂、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倍感生存壓力巨大的時候，它就產生了；當天下太平了，社會在統一政權的規束下開始百廢俱興、秩序井然的時候，墨家學派這個“團兒”也就自然而然地要面臨解散了。曾經構成這個“團兒”的每一個人，就如魚歸大海一樣，又分散在了民間。墨家學派不可能去對抗一個已經確立了的統一的新興政權，哪怕那個新政權地確立充滿了血腥和不義。因為墨學是奉行“兼愛非攻”的政治理念的，天下大定了，墨學信徒當人人額手稱慶，哪里還會有什么反對意見呢？　　

但墨學絕沒有徹底消失，他可以不再叫做墨學，但它的精神實質仍然在延續和發展。一旦社會矛盾激烈化了，或是民族的生存發展遭遇危難了，深藏于我們民族文化內部的墨學的精神就會彰顯，進而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重塑著民族俠士的風采。歷代文儒，焉能知道墨學的真面目啊！所以，以儒學為魁首的學術界，都眾口一詞的說“墨學中絕”了。　　

墨學就像是我們民族文化中的“刑天”，是一位被斬首了的俠士，沒有人再知道他的本來面目了，不知道他是誰了，他也不再表明自己是誰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他只是按照著自己既有的精神宗旨在戰斗著，誰阻擋了他，誰就成為了他的敵人。墨學因其名分的喪失，他的精神宗旨也四分五裂了，像是曾受過了車裂的酷刑，他的精神之靈散遺在人間，難免不被人斷章取義，借以背義而營私。所以，在現今這個時代，我們應該拾起并重整墨學的精魂，為墨學正名，為墨學開創涅槃更生的道路，讓墨學的精神，能夠在我們民族今后的發展歷程中，名正言順地為我們民族的進步與壯大做出自己的貢獻。　　

港臺武俠小說中，大俠們都各有一班勢力，或為道首，或為教主、幫主，最次也是個廣有田產的莊主。大俠們本人絕不從事任何工商產業，也不參與世俗政府的行政事務，好像他們是不屑于此，他們只追求像修仙一般地鍛煉自己的武功，只與武林中的“業內人士”交往。作家們以其天真幼稚的政治觀，為讀者們塑造了一個武俠們專屬的童話般的世界，而且這個武俠世界還凌駕于皇權及綱常禮教的世俗世界之上。邪惡的武林霸主一統江湖之后，好像就能君臨天下了，世俗的皇家政權好像只是這位武林至尊身邊的一個陪襯和裝飾品。正義的大俠們也只追求天下太平、百姓幸福的人間大義，他們絲毫不把世俗政權中的皇帝將相們放在眼里，他們只服正義，不服權勢，只救百姓，不救官府，所謂報國也只是為了保護百姓，功成名就之后，他們就又會像神仙一樣地去隱居了。當然，世俗的男女情愛他們是不會舍棄的，而且這份兒女癡情還成為了他們生命中的絕好點綴，當然這也是港臺武俠小說的商業賣點之一。　　

現實社會中，中國歷朝歷代都廣有各類鬼神會道組織，他們以對鬼神的信奉為紐帶而秘密結社，進而為了自己群體的利益和思想追求而對抗官府，一旦天下有變，他們便能瞬即揭竿而起。他們是社會之中的社會、政府之外的政府，是歷來為官府所不容的，卻又是歷來無法從我們的社會中被徹底地根絕的。這其實就是墨學的“主體精神”在被抹殺了之后，其學術團體的組織形態在民間的一種延續和發展，沒人再提“兼愛、非攻、尚賢、尚同”了，但其以宗教鬼神崇拜為紐帶，組織信眾獨立于主流政治體制之外的機制卻被保留了下來。正因為墨學被主流皇帝文化實施了“斬首”與“罷黜”，所以后世墨學就再也不能旗幟鮮明地名正言順地為我們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了，而且還常常會被人歪曲利用。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才有必要重建墨學，用馬克思主義的火一樣的思想，對墨學進行洗禮，祛除糟粕，獨留精華，不要讓墨學散遺在民間的精神宗旨，再被別有用心的不善之徒利用來阻礙我們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了，我們應該能夠重塑新的墨學，并能夠讓墨學的主體精神名正言順的為我們民族的進步、社會的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　　

對于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來說，墨學只是名義上的中絕，它的精神實質是千古永存的。墨學就像是我們民族文化領域里的一位大俠，平時隱匿，名不見經傳，一旦歷史發展到了我們民族面臨劫難、陷入危亡的時刻，或是社會按照“黃宗羲定律”進入治亂交替的時刻，墨學的精神就會彰顯，社會上就會在各種政治勢力錯綜復雜的對抗斗爭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出諸多的鬼神會道組織。也正如俠客們只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評定是非善惡一樣，這些在社會上名目繁多的鬼神會道組織，也是各自絕世而獨立，企圖憑借自己團體的一己之力來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雖然他們也都能以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獨立自主為宗旨，以追求人人平等、互利共榮、均享幸福為目的，但誰都沒能再提出“兼愛非攻、以抗戰弭兵、犧牲自我以利天下人”的墨學的主體精神了。所以，這些鬼神會道組織落后而愚昧的政治組織形式，在我們民族歷史文化的長河中，也只如泛起的沉滓，充其量冒幾個泡兒而已。如我們新中國成立以前的“青紅幫”、“袍哥會”等，這些組織難于真正對我們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什么中流砥柱的貢獻，而且往往還會產生一些阻礙和破壞社會進步的作用。譬如中國國民黨的成立，其中就有著一層抹不去的幫會的色彩，蔣介石先生就有著幫會出身，其實這也是墨學精神探索我們民族自強之路的一種文化表現。縱觀我們中國人的整個近現代歷史，只有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才最真切地在自己前仆后繼勇往直前地救祖國救民族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真正地具體地體現了墨學的“主體精神”，這是多么值得我們高興、值得我們敬佩、值得我們為自己的民族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事情啊！　　

中國歷代憑鬼神宗教信仰而發展為武裝斗爭的農民起義，從來都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最為著名而且有一定進步意義的有：南宋時期提出“等貴賤、均貧富”口號的鐘相、楊幺的造反起義；歷時數百年幾經變化卻又一直在進行著反抗元朝異族政權、反抗明朝政府、反抗清朝異族政權的白蓮教；鴉片戰爭時期的太平天國運動；晚清末年以反抗西方列強的異族侵略為目的的義和團運動。　　

在晚清腐朽至極的社會政治生活狀態下，與太平天國運動幾乎同時的反清起義還有很多，如上海小刀會、福建小刀會、福建紅錢會、江西邊錢會、廣西升平天國和大成國、以及活動于淮河兩岸的捻軍等。中國在那個政府反動腐朽、外強肆意侵凌、社會急劇動蕩的被史學界稱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時代，民族內部所蘊藏的戰斗自救精神表現得是多么的活躍呀！這是我們民族文化中俠義精神的再次彰顯，也是墨學精神的再一次吶喊和戰斗。　　

后世墨學已經成為了一個被抹殺了主觀意識的精神之靈，鐘相可以憑借頗似“兼相愛、交相利”的“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振臂一呼而四方響應；白蓮教可以憑借信徒的擁護，在數百年間進行著不間斷的反抗各類貴族階級政府統治的斗爭；洪秀全可以洋為中用地編造出一套“拜上帝教”的教義，而終至于以教立國，成就了他寄生蟲的霸業；義和團可以假借鬼神的護佑，來指導自己進行吞符念咒刀槍不入的悲壯戰斗；而土匪流寇及流氓幫會也可以利用鬼神、義勇之類的思想，來制定一些蠱惑人心、攻守同盟的信仰信條和幫規戒律。　　

面對如此狀態，子墨子有知，在天有靈，焉能不悲啊？！　　

無論如何，墨學永遠也不可能從我們民族文化發展的思想脈絡中絕跡，你聽，那不久前曾被大力提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那“排除萬難、不怕犧牲、去爭取勝利”的革命斗志；那“艱苦樸素”的人生情懷；以及“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宗旨。你看，還有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個時期各個領域里所涌現出來的各類英雄、勞模。這呼喊聲怎么這么耳熟？這形象怎么這么眼熟？在那個我們的民族因面臨危亡而四萬萬同胞齊心奮斗自救的堅苦卓絕的時代里，我們用以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其實就是以墨學為先鋒的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思想和性格精神，那呼喊聲中就有著大量墨學精神的顯現，那一個個為了我們祖國的獨立、民族的尊嚴而奮斗、奉獻、犧牲的同胞們，他們其實也是在實踐著墨學的思想宗旨、追求著墨者的人生境界。不要奇怪于新中國初建時社會的堅忍清苦作風，那只不過是墨學在閃光，我們的民族越是到了危亡的時刻，墨學精神就越是會卓立風發。而一旦天下承平，墨學的精神就又會自然的淡出人們的視線了，此真所謂“治于神者，眾人不知其功”也。（我們無法不向墨學致敬！）《墨子·大取》道：“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墨子·貴義》道：“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這是墨子發于仁義而欲經邦濟世的自知與自豪，他說：“天下即使沒有繼承墨學的人，但我墨子的學說也將仍在世上。用他們的言論來否定我的言論的，那就像是用雞蛋去碰石頭一樣，用盡天下的雞蛋，石頭也還是這個樣子，不能夠被毀壞。”　　

在中國 ，儒學雖然正大光明、端嚴執著，在名分上居于傳統文化的主流、中心地位，但儒學就如《西游記》中的唐三藏，只是一個“舊時代”的精神領袖，而且在中國的歷史現實中，儒學也只是針對“士大夫”這樣的上層人物而產生和存在的一種藉以修身礪志的思想學說。而面對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所產生和存在的，并藉以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思想學說就只是墨學了。中國人的思想號稱“百家”，但扒扒揀揀之后，我們發現，只有墨學是針對我們勞苦大眾無產階級而量身定制的一種關于修身和礪志的思想學說，墨學之清高俊逸、正直執著、果敢勇武的俠義的氣魄，追求“犧牲自我以利天下”的崇高精神，是多么的光輝耀目和偉大雄壯啊！《墨子·節葬下》開篇就講道：“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譬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就是說，仁愛的人為天下謀劃，就像孝子為自己的父母謀劃一樣沒有分別。儒學是教育達官貴人們要做百姓的父母官，要愛民如子的；而墨學則是教育做官的人要做人民的兒子。就是在救國救民的戰場上，代表貴族統治者的國民黨集團提出的戰斗口號是“不成功便成仁”，而代表了勞苦大眾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戰斗口號則是“為了新中國，前進！”階級的不同，是人間最大的不同。　　

我本人認為傳統“儒教”是中國歷代官吏腐敗、政府魚肉百姓的人文思想基礎。今天，“儒教”還可以在現今天下的其它任何一個國家里被繼續施行和發揚光大，但已絕無可能再在今日之中國繼續盛行了，（注意：“儒教”同傳統儒家學說大有不同之處，儒家學說中大有可保留發揚的文化精神，“儒教”則基本上就是桎梏了中國社會千百年的文化糟粕，是那些“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等級尊卑”、“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之類的玩意兒。）因為現在我們中國人正在開創著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進步的新形態，我們追求的是人類社會真正的民主。“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刻骨銘心的精神企盼。與中國歷史上歷次的朝代更替相比，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時起，我們中國人就已經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時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之初，從上到下官員們的艱苦樸素努力奮斗的精神是多么的崇高偉大呀！毛主席用的毯子上面就有補丁，周總理的襯衫也有經過縫補的地方，我們不要把這當成是一種形式主義，這是一種精神境界的表現，是一種情懷，是一種階級屬性的反映。如果將這種精神和情懷向我們中國人傳統文化的理念上面去靠的話，那絕不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儒家的精神，而毫無疑問的是墨家的精神。今天我們的社會為什么不能夠再提倡這種精神了呢？是不是害怕影響GDP數值的增長？這根本就不是理由！艱苦樸素并不是要人不消費，而促進消費、擴大內需也絕不是在鼓勵人們去大搞奢靡、鋪張浪費。首先我們政府的國家公務人員在工作時為什么就不能學習并運用“墨學”的精神理念呢？官員開會及處理政務時，坐著北京吉普是不是就比坐著寶馬奔馳要效率低很多呢？蓋起了堂皇巍峨所費不貲的辦公樓，是否就比在樸素簡潔的建筑物中辦公會使政府更加地具有了公信力呢？“師墨行政”有何不可？失去的將是“可笑的封建官威、鋪張浪費和政府機構的臃腫低效”，獲得的將是“政府行政時的廉潔高效和與百姓的心心相映肝膽相連”。（墨家入仕，就是要做“人民的公仆”，為的是“舍己身以利天下”，是要求為官者能夠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而歷來儒家入仕，雖然孔老夫子已經教導說，做官，要“非為祿也，為行義也”，但是像子路那樣能夠認真奉行的又有幾人呢？歷代假儒生求取功名就是為了能夠“當官做老爺”，也都號稱是要“大濟蒼生”，但卻往往是為了自己能夠“升官發財”。而那“大濟蒼生”的崇高理想，也就蛻變成為一種自命不凡居高臨下的道德教化式的施舍了。在自然天道的面前，莫說是人與人，就是人與糞中蛆蟲，誰還會比誰天生尊貴呢？什么嘴臉！）　　

廉潔高效的政府，首先必定是一個有著崇高理想和信仰的政府，必須是一個有著嚴格紀律約束的團隊，這個政府中的公務人員也必須是些具有奉獻精神的高度覺悟的人，你不信，就試行一下“低工資、高負荷、艱苦樸素、公權行政、公開監督、績效考成、公仆主義、奉獻為本”的“立黨、執政”措施，你看看，那時候的公務員隊伍中將只是一群“愛吃苦、能戰斗、真正勇于奉獻樂于奉獻的有著崇高堅定信仰的人”，這樣的人“做官”，讓全社會的人對他們“以吏為師”，人們又怎能不心服口服從善如流啊？！笙歌艷舞里不可能有雷鋒同志的身影，燈紅酒綠中也誕生不了焦裕祿式的忠貞的干部。理想與現實的反差難道就是一種無法扭轉的客觀規律嗎？在今天的中國不應該是那樣的！也完全可以做到不是那樣！因為今天的我們已經是一個從法理思想上打倒了一切貴族的既古老又新生的民族了！　　

這里，我出于深愛我的祖國的情懷、深愛我的同胞的情感、深愛我的理想中的為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斗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信念，無限天真地提出我的“師墨行政”的大致構架。（我這雖是檢譜角牴紙上談兵，不過我想不應該有任何一個中國人來笑話我，因為發表這一意見時，我是出于自己真誠愛國的情懷。）　　

一、國內行政級別只設置中央、省、縣（區）三級編制，實施“大中央、小地方；強中央、弱地方”的政治策略，不讓地方經濟、政治尾大不掉，人事安排不搞“封疆大吏、一方諸侯”那一套，現有的政府各類職能部門在三級編制之內橫向分布，（現有的政府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部門，可以將之推給社會——公司化經營與政府補貼扶植相結合，）各類職能部門獨立縱向貫穿，每一級編制中設一核心領導集體，（集體決策集體負責，出了問題，集體問責集體處罰，）統籌所轄政區內的全局工作，縱橫配合、縱橫制約。在基層，可以讓進一步完善了的“大居委會制度”進入農村，實行“干部委任制”，這樣就可以完全徹底地沖垮舊中國數千年來的家族宗法權力對于老百姓的控制和壓迫，中國的農村將不可能再產生強橫的惡霸。（現今在中國農村試行的“民主普選制”，其實是一個違背了人們原始善良初衷的敗筆實驗，這一理想主義的舉措，恰恰使我們“共和國”建國以來就被迫蟄伏在農村了的“宗族權力”得以復蘇了，大族大戶有實力有勢力的人群中自然而然的就有人被選為隊長了，這些隊長，手中握著政府發給的公章大印，有政府給撐腰，還有藏在其身后的宗族勢力給長氣，若是個有見識有修養的好人，他就能造福一方，反之他就能為害一方，這種社會基層中的“人治行政”很不科學，是我們“共和國”進行法治社會建設的絆腳石。）而在城鄉之中，以居委會來實施領導的“百姓聯防制度”，將使我們的國家政權確立在“人民治安”及“情報國防”的銅墻鐵壁之中。“人民治安人民治”是“大居委會制度”中“百姓聯防”的宗旨和目的，在社會基層中，將行政權力廣泛地交給民眾，搞“人民政治人民治”，使人民群眾通過諸如“聽證會制度”之類的途徑和方式來參政議政當家作主，要知道“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和諧社會的建立，就在于社會基層中的“民權行政”，只有社會基層政治事務的民權行政，才是人民群眾作為社會和國家主人翁身份的最好體現，這是最完備、最根本的民主，諸多的社會矛盾都會被這一民主的行政體制將其化解在基層。（我只是提出一個大致的構架，至于什么是“大居委會制度”，那恐怕不是我這個人微言輕的人所要操的心了。）　　

二、確立《公務員法》，廢除“行政職務終身制”，建立“行政職務準軍事化服役制”，使國家公務員成為一支“流水梯進”、“準進能出”不斷更換新鮮血液的有超強戰斗力的政府團隊，二十六七歲合格準入，三十六七歲完任退出，或者三至五年一屆也行，（這里恕我簡陋倉促，暫不考慮女性公務員的問題，也不考慮一些需要特殊專業知識的特殊崗位。）績效考成，退出后給予基本的生活保障，（可以向社會“低保”水平看齊，也可以參照復轉軍人待遇，）三十六七歲仍然是一個可以創業的好年齡，（可以像培訓下崗職工、農民工一樣對“退了休”的三十六七歲的國家公務員進行培訓。當然，這樣的國家公務員，在他們成為公務員之初就已經是一群高素質的精英人才了。可以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人才入伍從軍，在人民軍隊中鍛煉幾年后再復原回社會，再從社會中公開招考這類人成為國家公務員，這樣鍛煉選拔出來的國家公務員，其自身素質絕非常人能比。）從縣到省到中央的各級干部選拔皆從基層一步步來，逐步確立一種國家行政職務的全民普選制。（當然，縣以上干部都應該是大于三十六七歲的人了。）統一樸素著裝，（可以是一律的不帶標識的軍裝，）統一社會平均工資，（與社會基本平均工資水平一致，）只乘用國產廉價汽車，（北京吉普最佳，）辦公用品也一律國產化、低廉化，上情下達軍事化，處理政務戰斗化，奉獻社會不講代價只講榮譽，按工作績效及才能實干提拔。試想想，面對這樣一群生活儉樸、生龍活虎、一心奉獻、傾情為民的國家公務員，我們的廣大同胞只能是知道，當年由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所率領的老紅軍、老八路又回來了。　　

在中國，由于宗法制家國同構的歷史文化所使然，我們的社會歷來是“吏治清則社會好、吏治亂則社會壞”的。所以，面對中國數千年之文化積弊，矯枉必須過正，如此“師墨行政”足以消除傳統“官本位文化”及“封建官僚管治主義思想”對于我們現今社會的毒害。不僅時下困擾我們社會的眾多矛盾會得以解除，而且根本就不會再產生。這樣的國家公務員，誰還能說他們不是“人民公仆”呢？績效考成，政務公開，行政體制軍事化，接受全民監督，不就是辦公處理社會事務服務于人民嗎？有必要將行政機構搞得那么臃腫冗雜嗎？由解放軍戰士一樣的公務員來行政，與由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受中國社會傳統儒教意識影響的公務員來行政，其效率和廉潔度哪一個更高更好，我想只要不是傻子，就都會清楚吧。這一行政組織的本質性改造，是對困擾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吏治腐敗的徹底的釜底抽薪，“升官發財”、“當官做老爺”之類的舊詞匯將逐漸地從中國人的語境中消失。也只有在愛無差等的文化認同基礎上，公務員們才能夠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樣，一個貧賤的陌生人和公務員的二姨媽、四表舅一同來到他面前時，他才不會發自內心的想要徇私，一切都有法可依，執法還要面對公眾監督，誰說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建立不起來民主法制的社會，我們的共和國正在向這一步邁進，而墨學已經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為我們民族今天所要走的道路指明了方向了。當今的中國，應該是一個以墨學為主導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下，對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整合和改造的時代了。　　

和諧，有人說這是“禾者，糧食也；口者，吃飯說話也；言者，發表意見也；皆者，都能也”。和諧就是大家人人都有飯吃并能夠暢所欲言。這也未必盡然，和諧其實是說的樂曲的協調，所謂“如樂之和，無所不諧”，是說社會生活中有主有次、有唱有和，大家曲調一致，無所違逆。這顯然是儒家的和諧，在有主有次、有唱有和的背面，還會是有先有后、有尊有卑。而和諧的“至善之境”就是共平等、兼相愛、相互助、同進步，這是一種新型的仁愛政治，平等首先是人們政治人格的齊同一致，也是共享社會利益的制度性均等，相愛、互助、共進不是觀念性的，而是體制性的，是因為人們彼此之間的平等協作而自然產生的一種社會生活狀態。和諧之求，在止于至善，在泛愛天下，在天下大同。和諧，應該以政治平等為基礎，應該以社會建設的戮力同心為目的，和諧，寫作“合協”也很合適，即“合力協作”。有飯可吃，有話能說，非至善也。心向一處想，勁兒向一處使，才是最好的狀態。儒學已經無能統一我們中國人現在所繼承的傳統文化思想了，而墨學等待我們現今這個時代的到來，也已經等待的太久太久了，讓我們快快地開始對我們民族的傳統思想文化進行撥亂反正的再創造吧！　　

唉，但愿不要有人會笑話我這是一廂情愿的扯淡胡說。我的妻子就說：“你這樣說，一定有人會罵你‘神經’，你這是在讓社會退步。”言下之意是說我腦子有病，也許我真正當了我理想中的國家公務員的話，她就不會嫁給我了，悲哉。我問她：“我要是當了這樣的國家公務員了，你是不是就不會嫁給我了？”她說：“你要是這樣了，大家都是這樣了，社會上人人都這樣了，我當然會嫁給你呀。”放心了，我理想中的公務員不會打光棍兒了，但是認為“艱苦樸素廉潔行政”就是社會的倒退，時下社會上的流行觀念也真是太有問題，我堅決反對這種觀念！建立一支“準軍事化”的國家公務員隊伍，將使具有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的中國共產黨永遠的戰無不勝！始終的成為肩負我們民族解放及全人類解放的歷史使命的急先鋒！這樣的政治團體，我們所有向往天下大同的善良的人們，都愿意追隨、愿意加入、愿意為其理想而獻出我們的生命！　　

2010年剛剛開始，國內就有某地方政府下發文件稱，要提拔任用老實人，而且還為老實人畫了像，即不靠請客送禮拉攏關系，任勞任怨，思想端正，生活樸素，不出入低俗娛樂場所等等，這種想當然的理想主義用官原則當然是有其善良的出發點的，但是以什么樣的機制來操作呢？沒有科學的操作機制，這樣的理想不易于是紙上談兵。只要是科學的合乎時代進步要求的用官機制能夠到位了，那么官員人人都會是老實人；而用官機制與科學的原則及時代進步的要求相錯位了，就是老實人也是會難以立足的。　　

馬克思主義是一部嚴謹完備、生命力無窮的光輝的政治指導思想，也是一個人進行個人修養所必需掌握的一種科學的、實踐性的、向導性的哲學思想體系。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對以往人類正確思想、正確思維方式的一種總結，遵循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原則來辦事，人就會心明眼亮、審時度勢以把握全局，就能戰無不勝所向披靡。我自十五歲時開始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我人生中這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我看問題的透徹和深刻，以及對事物主要矛盾和關鍵部位的認識與把握的能力，已經使我受益匪淺了。但在中國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對于中國廣大的勞苦大眾們直接起到鼓舞和凝聚作用的，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傳統文化本身，誰能否認，墨學的精神思想在我們民族的傳統思想文化中，不就是居于相當重要的主體地位嗎？“打土豪、分田地”和“窮苦人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的思想觀念，是我們中國廣大的勞苦大眾們數千年來的深刻企盼哪！　　

在現今這個時代，在我們中國人日漸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在我們的生活日漸富足安康的時候，在我們的思想有些混亂而莫衷一是的時候，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我們傳統文化的偉大和寶貴了，我們已經開始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來整理重塑我們的傳統文化了，但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發現有哪位科班出身、食俸拿餉的文人學者就墨學的整理和運用來發表自己的見解，歷來文儒之不識墨學，也真如一葉之障目而不見泰山啊！今天，我們沒有必要，再讓無疑是我們民族文化思想中懷仁而行義的，如同是我們民族文化思想中左派先鋒一樣的墨學，再繼續“默”下去了！我的這篇拙文，只是不揣孤陋不自量力的拋磚之作，希望能有巨擘專家對我的錯誤偏頗給予指正教導，吾將欣幸之至。　　

對于中華文明的本質來說，儒家學說走得最遠，其推崇仁愛的思想方向也是正確的，但是儒學卻沒能夠落實到仁愛原則的根本出發點上去，孔老夫子在其“原始儒學”中也提出了“泛愛眾”的觀念，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思想，不啻與“兼相愛、兼相利”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后世儒學，八分為家，各自汲汲于功名富貴，搖尾效忠于權門，辱沒先師了，后世儒學其實是將自己的至圣先師坐在屁股底下的一種學問，這才是真正的不孝不義呀！道家學說雖是有著自由平等的出發點，但是可惜跑偏了方向，自己雖然是也算逍遙了，但是與孔老夫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兼善天下”的抱負和實踐相比，面對知識分子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老莊者流，沒有孔子偉大。只有墨學是相對完美的，既是從平等仁愛的根本出發，又沒有跑偏方向，但是惜哉卻沒能夠跑遠，沒能夠跑起來，是階級社會中貴族統治階級的壓制，使墨學進入一種隱蔽存在的狀態之中了。中國人的傳統思想文化中，就社會的政治理想來說，儒學較之墨學是狹隘的，墨學最崇高，這具體體現在墨學的民本原則上面，《墨子·非樂》開篇講道：“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是說，仁人做事，必須講求對天下有利，為天下除害，將以此作為治理天下的準則，對天下人有利的就做，對天下人無利的就停止。如此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以人民的疾苦為疾苦，你能夠相信這一思想的光芒，是穿透了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貴族等級制度統治的黑暗之后，照射而來的嗎？　　

不管怎么說，現在我為了我的祖國、我的民族的繁榮和富強，我就要自覺做一個不信鬼神只信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墨者。盡管我的獨立的關于墨學的認知和實踐似杯水車薪與事無補，但畢竟是有人開始在倡導著，走一條應該走的，其實也并不新奇的，為了富國強民而進行探索的道路了。　　

其實也無需誰對墨學進行什么宣傳倡導，每逢我們的民族發展面臨憂患時，墨學就會自覺彰顯，就像是每逢天下太平時，墨學又會自覺消隱一樣，這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滅的精神性靈，今天我之所以想要提醒一下，只是本著赤子之情想要讓我們的民族發展地更好更快更壯大些罷了，別的沒有什么其他目的。

                                ——中國墨學思想獨立研究者：古 耕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