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國，轉基因作物種植及銷售已呈泛濫之勢，且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轉基因技術對人類健康和環境安全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
產生轉基因問題的背景是，“我國有13億人口要吃飯，土地資源有限，糧食安全始終是最大的隱憂。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別的辦法，必須依靠高科技改造傳統農業。……如良種培育技術、轉基因技術等。2008—2010年，我國新型轉基因抗蟲棉培育和產業化全面推進，新培育36個抗蟲棉品種，累計推廣1.67億畝，實現效益160億元，國產抗蟲棉市場份額達到93%，徹底打破了國外抗蟲棉的壟斷地位。這是我國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新型轉基因抗蟲棉，轉基因抗蟲水稻、轉基因玉米也已獲得生產應用安全證書；新型抗蟲、抗除草劑、抗旱轉基因作物以及抗病、品質改良轉基因動物研究進展加快。轉基因生物安全問題，一直為社會廣泛關注。我國這方面管理十分嚴格，在轉基因生物安全、安全評價、轉基因生物標識、轉基因生物加工、轉基因生物進口、轉基因產品進出境檢驗檢疫等方面，有一整套安全管理的法規體系。”（摘自《求是》溫家寶：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
上述轉基因問題使國人萬分焦慮。人們開始呼吁政府下令立即停止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停止轉基因食品的進口和銷售，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并對轉基因技術進行國家安全調查，呼吁全國同胞和海外僑胞，共同關注轉基因主糧商業化推廣這個涉及中華民族存亡續絕的重大問題。
筆者認為，中國受轉基因糧食問題的困擾絕非偶然。產生轉基因糧食問題的根源主要還不在于人口的多寡，而在于正在泛濫的“轉基因”文化，即文化的本體被置換，說白了就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沒有了自己的文化，經濟即使有所發展也是于事無補，也是破壞性大于建設性。高鐵事件和轉基因糧食問題都是例證。一個國家如果只顧眼前利益，一切為了GDP，勢必導致種族和文化的毀滅。
筆者說“轉基因”文化，是因為文化也有其基因，這就是在筆者《中華文化是政治型文化》一文中列示的諸般文化因子：
經濟型文化 政治型文化
本體取向： 物質 中道
主導形態： 經濟 政治
政治形態： 民主制 集權制
經濟形態： 市場經濟 民生經濟
意識形態： 自由主義 倫理道德
理論形態： 科學 哲學
思維方式： 實證 辯證
權力中心： 技權 政權
社會層級： 金錢社會 官僚社會
從上表可知，在構成一個民族文化的主要文化因子中，當前中國有六項業已被置換為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余有關國家體制政治體制的紅色標注的兩項因子也正飽受蠶食和質疑。這難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轉基因”文化？
需要指出，當前左派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正確和社會主義好，這是遠遠不夠的。馬克思針對的主要是資本社會里貧富兩極分化問題 ，而不是文化侵略的問題。其實我們說社會主義好，好就好在它經過了毛澤東思想的嫁接，從而與深層的中華傳統文化相契合，即與上表中的本體取向（見筆者《毛澤東的本體論思想》）、文化主導形態（“突出政治”）、政權形態（民主集中制）、經濟形態（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理論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式（辯證法）和權力中心（“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諸項大體相契合，而不僅僅是抑制社會貧富兩極分化那么直觀。所以要有效地對抗西方文化侵略，單憑馬克思主義不行，而要效法毛澤東，將之中國化，于中華文化傳統相對接，重建文化本體，復興民族文化。
同時應當看到，簡單地回歸毛澤東時代也是不夠的。毛澤東當年面對的是國際國內政治壓迫、經濟剝削、軍事入侵、意識形態滲透和國內經濟一窮二白等顯性問題，而今我們面對的是更為隱性的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侵略，因而亟需重建華夏民族文化本體，開拓一條自立于當今民族之林的新路。多數國人只見有形的轉基因糧食危機，不見無形的轉基因文化危機。其實從政府、院士、專家和民眾的分歧就可以看出，問題不是出在想象的饑荒威脅，而是出在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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