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費氏這一觀察，自有許多歷史研究和文化探討作為參照和爭論；但我聯(lián)想到的卻不是已經被反復談過的費正清中國史觀，而是關于中國的“古今轉折”。
我們不妨把古代中國文明的統(tǒng)治上層所懷抱的政治世界，文化世界，倫理世界稱之為“禮樂”。它是偉大的文明傳統(tǒng)，生活模式和制度安排。正如雅典民主，作為同樣偉大的生活模式和制度安排，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中國的禮樂也依靠著一個“禮樂之外”的世界。那個世界就是土地上的勞力者，那些在太平年代只向蒼天露出背脊的農人，那些被游牧族掠奪，又和游牧族交換商品的耕種者，那些在不平時代拿起農具作為武器改朝換代然后又彎下身子回到土地的游民。他們的生活在文明的內部卻不屬于這個文明。在內部，因為“禮樂”的全部政治經濟基礎在他們身上；不屬于，因為他們是禮樂不能至的“民”，“氓”（民者盲也）。
這個文明內部的邊界不是一條線。它無關種族，不是階級隔離，不涉及地域或血統(tǒng)；也從不嚴格。隨著古代社會的發(fā)展，這邊界其實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灰色地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不斷地指稱它：“野”，“民間”，“小傳統(tǒng)”，“一般信仰的世界”，“自然經濟”，“貧下中農”等等。但總有一個“內部的外部”甚至是語言到達不了的，那是一種文明生活最自然最自發(fā)最原始的一角，真實而晦暗。
用黑格爾的語言來說：正如主人的全部真理在奴隸那里，禮樂文明的全部真理不在朝廷，士大夫和圣賢，而在名教之下的那個無名的世界。孔子刪詩，恰證明了一個文明需要來自哪里的露水。但在意識形態(tài)上，禮樂卻應該是普遍的，沒有外部的。儒家所致力于的世界，代表了普遍的秩序，每一個人，每一種事物，都有其位置。禮樂應該是彌漫性的生活世界，所以孔子才說“吾與點也”。禮樂要普遍化，有自我擴展的文明力量，但禮樂的社會存在本身依靠的恰恰是有一部分人，一種經濟，一種生活在禮樂之外：矛盾出來了。因此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確有點象羅馬皇帝在羅馬-外省的帝國經濟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時所求助的新普世一神教——基督教。先開始，儒家意識形態(tài)對于兩漢統(tǒng)治者還有點像是帝國家政學的一個補充（所謂儒法并用），但歷經近千年的發(fā)展，由于儒家對中國文明的政治經濟的基本矛盾的展開有深刻的呼應，所以到了宋代，它已然成為了上層人士的主要 “鴉片”（無貶義）。庶族地主階級及其士人強推理學，一種普遍主義的加強版，因為這一階級在貴族制（姓氏）的崩壞和自身的上升中看到了“斯文”的擴張力量和“人/仁”的普遍化勢能；但他們當然看不到自身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所以理學的對抗性也許創(chuàng)造了鄉(xiāng)紳“社會自治”，使禮樂作為一種生活大為落實，但無法克服禮樂內部的區(qū)隔。于是乎，在上，理學理想主義士大夫大多在政治上是“清流”，從鹽鐵論到同光新政，他們都常眼含淚水但搞不定，而只有事功派才能玩轉帝國；于是乎，在下，民間信仰和原始思維不滅，村村有阿Q.
任何一種政治都取決于自己內部的例外，任何一種文化都取決于自己內部的他者。“文”以外的世界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中是很難顯影的。一個姓郭的詩人指出杜甫的《三別》中的同情對象都是破落的軍功或貴族地主，而非戰(zhàn)火蹂躪下的人民；一個姓姚的上海黨員指出海瑞被農民歌頌了幾百年，但海瑞維護的始終是富農和小地主的產權，和貧下中農無關。但那不顯影者的重要性反而是決定性的。只有在遭遇，處理和改動內部的邊界時，一個文化才有生產性。
那么現(xiàn)代中國呢？資本的社會關系推倒了萬里長城，“斯文”已喪，在上層文化大潰敗大劫難的同時，文化的下行確實帶來的根本性的變化。幾個月前我發(fā)文說，人民共和國在識字率上的大進步，從一側面反映了幾億人進入了“人域”，進入了 “文的世界”。有朋友回復說古代農民不識字本身并不影響他“人之為人”的存在，因為古代世界是一個完整的生活秩序，正如一個波艮地農奴不知道自己是英人法人還是低地國人，也聽不懂本區(qū)神職人員的意大利口音拉丁文，但仍然可以在上帝面前得救。這在社會本體論的意義上沒錯，但在政治經濟學上，人民中國把大多數(shù)人口都變成了識字人，勞動人，經濟人hommo economicus，乃真正可敬畏的歷史轉折。沖破了禮樂時代的區(qū)隔，中國人在一個不受限制的叢林中解放和肯定著“人欲”，這就是歷史無情的進步。不妨做一般意義的誅心之論：沒了帝國體系和名教秩序，也沒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愚昧或原始，每個中國人的“人欲”如今都是絕對的，普遍的。這是中國今天最好最給力的地方，也是一切糟糕局面的原因。每個當代中國人骨子里都橫橫的，都要實現(xiàn)自己人欲的最大化，這是完全合邏輯的，但這和文革一樣，是一種“這日子不過了”的勁頭，因為他客觀上不愿意和任何中國人——以及任何外國人——有任何共同生活。因此“重建社會”的口號應運而生；但所有現(xiàn)在這些重建的社會實踐都是對特定階級的中產階級小日子（無貶義）的重建，所以所要建成的“公民社會”或其他什么社會都以排斥壓制別種社會生活為基礎。大家也完全有理由罵黨國，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屬于弱勢群體，每個人都沒安全感，但體制外人士提出的改良方案往往總意識不到自己在政治經濟學乃至最基本的資源配置上的前提。其實，恰是中國革命遺產捍衛(wèi)了當代中國最后那一點進步性，即人欲的“萬類霜天競自由”。這“競自由”的狄更斯式的資本主義（不受舊制度和外國勢力干預，沒有習慣勢力）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開放的“人域”，最開放的“斯文”。也最殘酷。我知道有人會反駁我，讓我對照一下海峽對岸那更文化更人性的華人現(xiàn)代社會，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回想一下《永遠的尹雪艷》里那個歷來不受重視的側面描寫的小細節(jié)：想想那位捅死了少壯總經理的工友；這階級暴力的惡夢般的閃回，告訴了我們今日高素質社會——臺灣——的經濟起飛前史也同樣血污。
的確，人欲的“萬類霜天競自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開放的“人域”，最開放的“斯文”。如果我們把現(xiàn)在的政治體制去人格化，它其實是叢林的守護者，像是件洗過的老衣服，里面并沒有人。沒有多少人喜歡它，但我們對它的態(tài)度遠沒有我們想像得那么簡單明快。
胡寫到最后發(fā)現(xiàn)自己有點像李澤厚，但其實我更希望我是萊布尼茨或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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