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立場問題很復雜，但是很重大，所以不得不談。
立場問題本質是物質利益問題，這是全人類各個民族普遍性文化問題。
民族主義就是文化立場的最突出代表。因為全民族利益是捆綁在一起的，這一點各民族的表現強度差不多，只是有的表現形式強硬，有的以柔克剛，生命能力各有千秋，如若衰弱，民族文化就很容易被淘汰。
其次，在民族文化內部也有立場性文化。這一點馬克思的觀點對于近現代世界特別有影響，他認為人類歷史就是階級壓迫和斗爭的歷史，因此馬克思認識社會的分析方法，常常被視作階級分析方法，即所謂階級立場，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甚至超越了民族文化，即民族文化矛盾都是隸屬于階級矛盾，消滅了階級，民族矛盾也將不復存在，這就是馬克思的世界革命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
西方有句名言，離開物質利益，思想就會出丑。本人寫了不少基督教絕對道德精神的文章，但是不要誤會我，不懂得西方還有非常功利的世俗文化，這一點我當然十分清楚。
西方的絕對道德精神和絕對物質精神的兩種文化，是黑白分明，是旗鼓相當，是相互斗爭，是相互制約，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普世價值、資本主義人權普世價值、自然科學的追求精神，都是兩種文化（純粹精神文化和純粹物質文化）斗爭和統一的結果，也稱得上是結晶。
西方基督教的道德絕對精神，我已具體分析過，那么西方文化的絕對物質精神呢？它的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很多，比如馬基雅維 利的 君王權術理論，比如邊泌的功利主義，比如達爾文的弱肉強食進化論，比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今天西方經濟學所表現的絕對經濟增長和絕對金錢利潤掛帥的腐朽庸俗傾向，也是有目共睹的。
談論東西方文化問題，是無比復雜，免不了顧此失彼，使我想起 顏淵對 老師孔子的贊嘆：“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論述西方的純粹精神文化，就怕被人誤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懂得西方純粹物質精神也是十分的猖獗；談起中國文化物質精神的片面性，就怕被人誤解不懂得中國的物質主義文化是被西方文化放虎歸山。
中西文化，都是人類文化，人類有共性，因此西方文化任何屬性，中國文化應該都具有，但是這樣一來，彼此沒有區別，那么區別在哪里？
這時候的思考，必須是質變是由量變決定的，就是說人類文化有些重要屬性中西方文化彼此的數量表現是天壤之別，比如純粹精神（絕對精神），中國文化中肯定也有（孔子天命思想就是例子），但是純粹精神在中國文化中很少，形成不了主流文化，而在西方文化中，純粹精神就很普遍，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就是建立在純粹精神的文化基礎之上。
以上講這么多的目的，是提醒一些喜歡以偏概全的讀者，不要鉆牛角尖，分析事物要看普遍性和主流，雖然一葉可以知秋，但是抱著井底之蛙的心態，也會隨心所欲的看到了冰塊就斷定是寒冬的季節。
以上文字，是個鋪墊，勸告吹毛求疵的人安靜下來。
下面我探討中國的“立場文化”問題，這個問題雖然各個民族文化都有，但是它們表現強度都不如中國文化，我要論證，“立場文化”為什么是中國文化最大特色。
立場問題，本質是物質利益問題。
西方有物質利益（精神）的文化，但是西方文化給人類帶來很多寶貴的純粹精神文化，比如蘇格拉底徹底的無緣無故的善的精神理念，比如基督教人本性惡的純粹精神和上帝善的純粹精神，比如康德純粹精神的分析，比如黑格爾絕對精神體系的研究，比如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純粹理想精神，比如斯密“市場看不見手”的絕對精神，比如資產階級人權啟蒙思想的絕對精神，等等。
但是，中國文化的純粹精神少之又少，汗牛充棟的中國古書，幾乎 全是忠 君孝悌思想，大同小異，感情充沛但是思想淡而無味。
所謂感情充沛，說穿了都是血緣宗法關系上的物質感情；所謂思想淡而無味，是說思想因為被物質束縛，精神就被奴役了，精神不獨立，就沒有純粹精神價值的追求，沒有純粹精神追求，思想就飛不起來，于是思想就沒有了深度。
中國文化的物質感情特征，就是中國的“立場性文化”。
《易傳》中的“厚德載物“被清華大學作為校訓，這句話最能代表中國文化本質，這種本質的特點就是物質和精神緊密結合，中國人的精神是追求物質，依附物質，精神如若離開物質即失去意義，進一步的“厚德載物”要求精神反作用于物質，對物質進行公平精神的分配，這種思想，孔子以“不患貧而患不均”的思想給予了明確的揭示。
由此，建立了中國文化價值的基本立場，即物質利益的公平分配。
寫到這里，開始進入本文的核心。
從古到今，中國人聽到最多一句話，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場？
中國的文化，全部是圍繞物質利益的分配，都是講個人和他人以及社會的物質利益關系問題。
中國文化雖然有物質性的“克己”精神，但是它和古希臘的自然、平等、禁欲的斯多葛主義不一樣，和基督教“原罪”文化不一樣，中國“克己”文化從來不是絕對的禁欲主義，從來不是根本上反對和否定物質欲望，它只是認為社會成員物質欲望的滿足，必須按各自政治地位的高低和道德的稟賦進行分配，實現社會物質利益分配的和諧。
《易經》中的“厚德載物”，老子的“損有余補不足”，孔子的“克己復禮”，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無不趨同性的表達了中國文化追求物質和合理分配物質的價值觀。
由于西方文化具有絕對否定物質欲望的精神，因此它相應就具有對純粹精神的追求，這就是西方個人主義文化（自由平等獨立文化）產生的根源，一旦人類精神擺脫了物質，就必然產生獨立、平等、自由的價值觀，即所謂人權文化。
因此，西方人權文化沒有所謂中國文化面臨的物質利益的“立場”問題，因為它脫離物質追求，而去追求純粹的精神，它代表個人的精神價值，個人的精神價值是純粹的，它不聽從任何物質性的立場文化，
它經典的境界是“我思故我在”，完全是聽從自己純粹精神的獨立思考。
相比，中國文化是追求物質，而物質利益具有占有性和排他性，因此個人文化價值必然首先要規定他的物質占有關系的原則，這就是中國的“立場性文化”，中國“立場性文化”經典的價值觀是中庸之道，即所謂不偏不倚的、公平的實現社會成員本分的物質待遇。
“立場性文化”是中國的政治綱領，所謂“愛民如子”、“為民請命”，“為人民服務”，無不是中國歷代政權自我肯定的主要文化依據，這種物質利益屬性的立場性文化（物質利益代表），和西方超脫物質的主張個人精神權力的文化，形成了特別意義的物質性文化和精神性文化的鮮明對比。
也因此，中 國文化的 君子和小人的簡單性人性思維，絕不能成為西方文化人性的決定性價值尺度，它對人性價值的決定性認識是獨立和不獨立。
中國文化中的“君子”和“小人”，等同于“好人”和“壞人”，這種區分也是來自物質利益“立場性文化”的界定：能夠踐行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即為他人著想的，就是君子（好人），反之反是。
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更清楚的突出了“立場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文化核心是人；人的價值或是君子或是小人；君子的“義”是兼顧和代表他人利益的立場，小人的“利”是自私自利的立場。
中國的文化目前還是停留在這種傳統水平，即政治文化是一種純粹利益代表性文化，是一種純粹物質性“立場文化”，而不是脫離純粹物質主張個人精神獨立的文化。只要這種政治文化不改觀，中國的教育就永遠不會有精神的奇跡創造，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就還是一片沒有開墾的荒地。
（本文是筆者思想深度的一篇代表，但越是深入越難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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