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于本體，人類有史以來總共有三種預設：一是精神，二是物質(zhì)，此外還有某種中介性的存在。對于前兩者哲學一直在爭論不休，迄無定論；而這個“中介”則為中國所獨見而不大為外人所道，傳統(tǒng)稱之為道、太極、皇極或大中之道[1]。網(wǎng)上有人指出，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都不約而同地形成了“中道”觀念，并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出來；但除了中國而外，其他文明都沒有走中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態(tài)，構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格局。
讓我們順便回顧一下西方關于中介的說法，亞里士多德將“反對”分為對立和矛盾，矛盾雙方之間無物，而對立雙方之間存在“間介”。“間介”意味著至少有三個方面并存。[2] 我們認為，這正是中西本體之辨之所在：前者走的是內(nèi)在二元論路線，后者走的是外在二元論路線。內(nèi)在二元論即亞里士多德說的對立，其間有“間介”，正如陰陽之間有太極，一而三，三而一，形式上是二元實質(zhì)是一元，“陰陽一太極也”；而外在二元論即亞里士多德說的矛盾，其間無物，形式上是非此即彼的一元，而實質(zhì)是悖論的、斷裂的心物二元。
上述三種預設，在受西方實證論熏陶的現(xiàn)代人看來，似乎只有“物質(zhì)”才存在，而“精神”、“中介” 甚至“本體”都統(tǒng)統(tǒng)不知所云。其實實證論的信條“存在就是被感知”并不成立，它沒有說明什么在感知。須知人的知識并不是對自然的反映，而是一個實踐創(chuàng)造，是在將自身客觀化的行為模式中創(chuàng)造一個符號世界來加以象征。
為了不中斷我們的思路，眼下不妨將上述用語作一代換，即精神==天（陽），物質(zhì)==地（陰），中介==人（中），本體==道。這一做法不是獨出心裁，有漢代劉安《淮南子．精神訓》為證：
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圣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體者，所稟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五、四”后新儒家熊十力曾作此解讀：
從前吾國易家的學者，多有把物說為向下的，把心說為向上的。如漢儒云：“陽動而進，陰動而退。” 他們以陰來表示物的方面，以陽來表示心的方面，其所謂進，就是向上的意思，所謂退，就是向下的意思。后來宋明諸師，也都持此等見解。 [3]
還有錢穆亦曾作此解讀：
中國俗語言天地良心。心之良，即是道心。一部中國二十五史，先圣先賢上乘人物無不可以天地良心四字說之。一部中國文學史，自詩、騷以下迄于晚清，果其成為一上乘作品，亦無不可以天地良心四字說之。天則同此一天，地則同此一地，良心亦盈天地之間同此一心而已。無此天地，無此良心。非此良心，亦將非此天地。一而三，三而一。此四字非宗教，非科學，亦非哲學，但亦可謂天屬宗教，地屬科學，心屬哲學，宗教、科學、哲學之最高精義亦可以此四字涵括，而融通合一。亦可謂中國文化傳統(tǒng)即在此天地良心四字一俗語中。[4]
上述比附可視為我們立論的基石，故有必要在這里稍加說明。網(wǎng)上有《太和玄功道家筑基法》對此的解釋極為透辟，特引述之：何謂三才，非單指天地人，廣義說來，觀者、被觀者、觀與被觀所依憑之背景場所。此三者相互作用、生生不已而成萬物。觀者、神也、我也、意也、識也；被觀者，氣也、形也、物也、他也、命也；所依憑者，虛無也，空間也，性也。觀即被觀，被觀即觀，所依者即被觀者，三即二，二即一。
這樣來看的文化，大抵就是中國傳統(tǒng)講的三才之道[5]。文化之所以有上面三種不同的預設，一是由于原初意義的本體的裂變，二是終極意義的本體尚不存在。倘若我們窮追不舍，物質(zhì)只能追溯到純粹的有，精神只能追溯到純粹的無，而按照黑格爾，純有與純無原本是一回事。其實，本體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更是一個實踐問題，也就是說還有待于人類的文化演進和創(chuàng)造。
如是，特定的文化有其特定的本體取向，而特定的本體取向決定了文化的特定走向。“五、四”以后力主儒學復興的梁漱溟等[6]早在上個世紀就指出過文化與本體的這種關系，只是說法略有不同。如果按照多數(shù)人類進入近現(xiàn)代以前的看法，本體是精神，那么文化就是精神化，如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如果按照當前流行的現(xiàn)代世界觀，本體是物質(zhì)，那么文化就是物質(zhì)化，如當下的西方工業(yè)文化；而中國傳統(tǒng)講的本體則是一種介于上述精神和物質(zhì)之間的某種中介性的存在，更接近后文要講的“后現(xiàn)代”的看法。
當前對我中華文化的致命威脅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此即實證主義鼻祖孔德所稱：“我們的歷史幾乎只應該以人類的精華或先鋒隊（包括白色種族的大部分，即歐洲諸民族）為對象，而為了研究得更精確，特別是近代部分。甚至只應該以西歐各國人民為限”，[7] 結(jié)果“忽視了東西方民族的重大差異，沒有看到東方文化也在發(fā)展，只是走著另一條路線而已”。[8]
由于西方文化屬于強勢文化，處于制定規(guī)范、確定標準、主導話語系統(tǒng)的霸權地位，中國文化屬于弱勢文化，處于接受規(guī)范與標準、服從西方話語系統(tǒng)的被支配地位。“中國近百年來在追隨效法西方文化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文化自我，雖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獨立但在文化上則有淪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的危險！”[9] 這里所說的“文化自我”，就是一個文化選定的本體預設。
平心而論，中西這兩種本體論各有千秋，自成體系，也均能自圓其說，不存在一個超然的有關孰是孰非孰優(yōu)孰劣的評估和判定標準。當前首當其沖的要務，不是判定中介與兩極何者存在或何者為本的問題，而是承認不承認中介這一極理應具有的形上地位。[1] “漢儒以及后來的哲學思想家，無不解‘皇極’為‘大中之道’或‘大中之體’。” 司馬云杰《綿延論》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第74頁
[2] 參閱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47頁
[3] 熊十力《新唯識論》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20頁
[4] 錢穆《現(xiàn)代中國學術論衡》岳麓書社1986，第80頁
[5] “三極就是三元，三個對等的元素或本原；特別常指宇宙的根源。在《易經(jīng)》和《逸周書》這兩部中國最早一批哲學書和歷史書中，便已有三極這個詞，其內(nèi)容是‘天、地、人’，有時也叫三才或三材，謂組成宇宙的三種材料。”龐樸《淺說一分為三》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頁
[6] “通是個民族通是個生活，何以他那表現(xiàn)出來的生活樣法成了兩異的采色？不過是他那為生活樣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兩異的方向，所以發(fā)揮出來的便兩樣罷了。然則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這家的方向如何與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尋這方向怎樣不同，你只要從他已知的特異采色推他那原出發(fā)點，不難一目了然。”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二版，第32頁
[7] [法]孔德《實證哲學教程》
[8] [德]萊布尼茨《〈中國近事〉序言》，見《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
[9] 蔣慶《政治儒學》三聯(lián)書店2003，第2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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