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本體（續一）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其《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提出一個著名的“三大軸心文化”說，為我們上述文化模式理論提供了歷史佐證。他指出：　　

從古代文明中，或者從它們的活動范圍中，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軸心期，東西方兩極分化的人類精神基礎在西方、印度和中國這三個彼此獨立的地區產生了。[1]　　

按照雅斯貝斯，世界幾乎在同時形成了中國、印度、希臘三大軸心文化：在中國有孔子和老子等相繼出現；在印度，婆羅門教的經典《奧義書》等問世，佛教、耆那教等開始創立，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等地，猶太教先知四處游走，傳經布道；在小亞細亞和希臘更是賢哲輩出，相繼出現柏拉圖、德謨克里特、亞里士多德等。按照雅斯貝斯，從此“人類一直靠這個軸心期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而在筆者看來，上述軸心期乃是印度、希臘、中國三大文化圈的本體意識的覺醒期，因而成為當時世界上文化最發達的三個中心，經過最初的“三才”混生階段，最終確立了筆者所說的宗教型、經濟型、政治型“天地人”三大文化模式。這個文化軸心期打破了前此數千年的文化混沌狀態，眾多的思想大家在這三個地方橫空出世，初次展露出不同文化的本體取向，從而成為東西方各自社會文化傳統的根。

如西方工業文化的前身古希臘，它得天獨厚地、審美地呈現了的人類文化的各種可能性，在這里“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馬克思恩格斯語），如：政治方面——代表土地貴族的寡頭政治、代表工商階級的民主政治和代表社會下層民眾的僭主政治共生并存；經濟方面——莊園經濟、商品經濟和國有經濟共生并存；宗教方面——多神崇拜及多種不同信仰共生并存。當然，西方工業文化的最后定型是在近現代，這也許是技術方面的原因。

再　以古印度婆羅門教社會的壁壑森嚴的種姓制度為例。第一種姓婆羅門為祭司貴族階級，主要從事宗教活動；第二種姓剎帝利為武士階級，主要從事政治活動；第三種姓吠舍為工商階級和農民，主要從事經濟活動；第四種姓首陀羅為底層大眾。各種姓之間界限世代相傳，職業世襲，互不通婚，而不同種姓之間所生子女則被視為賤民或不可接觸者，被排除于各種姓之外以示懲罰。按照達磨法，人通過修戒苦行，方可在來世升為較高種姓，否則亦可降為較低種姓。

 一般說法，種姓制只是古印度婆羅門教社會獨有的歷史陳跡，不具有普遍意義，其實不盡然。這種結構分明的社會種姓制度極富啟示意義：不同文化模式都是上述構成要素的制度性組合，只是在其中各要素的權重各個不同而已。例如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它的西方版：柏拉圖主張“以德治國”,以哲學家為統治者改造社會和國家,甚至冒生命危險去實現其“理想國”。他認為理想的正義之邦起源于分工，公民分為治國者、武士和勞動者三個等級，分別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種德行。治國者為德高望重的哲學王，依靠其哲學智慧和道德力量統治國家；武士們輔助治國，以其忠誠和勇敢保衛國家；勞動者則為國家提供物質生活資料；而處于社會最下層的奴隸顯然相當于“首陀羅”種姓。由此可見，無論是種姓、等級還是階級，都不過是三種制度化力量的不同稱謂而已。　　

以上說的是一個文化模式內的“一主兩輔”制度性整合，而在世界史上，不同文化模式之間也會因彼此磨礪激蕩而發生轉型變異、交匯融合等變化，這就是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跨文化整合。其中典型者如西歐從中世紀宗教型文化轉向近現代經濟型文化，再如中國之近現代的西風東漸。世界歷史上，這種地區性乃至世界性的跨文化整合，往往在數世紀時段內形成以某一文化為中心的世界性大趨勢。在這種席卷全球的文化大潮裹持下，其他文化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儼然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如盛行數百年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舉世褒貶不一。然則不可一概而論，“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導致某一文化昌盛的本體終將導致該文化衰亡，關鍵看它的本體取向是否繼續“合乎時宜”。　　

在這方面，印度哲學家辨喜頗有見地。按照辨喜的“三才”觀，社會由三種力量即“剌阇”（陽性）“答摩”（陰性）“薩捶”（平衡性）所組成，時而這種力量時而那種力量占上風，彼此輪流坐莊。他對前述印度種姓制度做過一個廣義的詮釋，認為整個人類社會輪番被祭司（婆羅門）、武士（剎帝利）、商人（吠舍）和勞動者（首陀羅）四個階級統治。

據法國傳記作家羅曼羅蘭等記載，辨喜在1896年曾對其美國女弟子克里斯丁娜說，第一是婆羅門的統治，其次是剎帝利的統治，目前“這個世界是在吠舍（商人）統治下的第三個時期，第四個時期將要由首陀羅（無產階級）統治。” 每種統治各有利弊：祭司陶鑄著人們的精神，因為他們通過精神來統治，但極具排他性；武士統治專制而殘暴，但不排他，有利于提高全社會的藝術和文化；商人的統治是默默無聲的壓迫和吸血，非常可怕，但有利于文化的傳播，盡管此時的文化已開始衰退；也許將來會有工人統治，能將物質利益平均分配，普及教育但會降低文化。如果能夠建立這樣一種統治，“在這種統治中能夠保持祭司時代的知識，武士時代的文化，商人時代的分配精神和最后時代的平等理想，而除去它們的壞處，那就是理想的統治。”[2] 　　

辨喜還預言，中國文化必將像“鳳凰一樣”獲得新生，擔負起“綜合西方和東方”的偉大使命，這與“五、四”后梁漱溟的觀點驚人地一致。梁漱溟“以中國文化為中道，認為它可以克服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物質性以及印度文化的內向性和虛無性。這是一個很正確的觀點”。[3] 而湯因比也曾預言說，中華民族的經驗，中國文明中的人道主義、合理主義、和平主義、世界主義使“中國人……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的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4]　　

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范圍的跨文化整合就是一種放大了的混合型文化；反過來說，古希臘的混合型文化也就是整個世界文化的縮影和“伏筆”。伏筆是文學作品對后面將要出現的內容預先所作的提示或暗示，而人類文化更是一部超時空的巨作，其今后走向已露端倪，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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