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本體

               重建文化本體　　

本體通常離日常生活很遠，人們可以不聞不問，但有些時候又很近，甚至迫在眉睫，不容規避。有史以來中國人有三次迫近本體：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第二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三次是近代迄今——這三個時期，整個華夏文化的本體都發生了動搖，有時甚至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莫衷一是，魏晉南北朝時受到來自印度的宗教型文化的沖擊，近現代又遭遇西方工業文化也即經濟型文化的沖擊。前兩次有驚無險，各種思潮相互磨礪融合，最終回歸儒家政治型一統文化，而有漢唐盛世，而最近這一次迄今仍前景不明，仍未能回歸正途。原因在于民族文化的被異化和自我異化，而造成這種異化的原因在于我們先是被動地后是主動地放棄了自己文化的本體。那么，對此的解決之道，首當其沖就是自覺尋回并重建自己文化的本體。　　

如今，中國滿腔熱情地學西方已過百年，然而可說是越學越糟，物質表面的繁華掩蓋不住“喪魂落魄”似的痛苦。對此，有人說，中國學西方，只以“民主與科學”為要，忽略了其之所以能誕生的文化底蘊。因此，現在應該從以往的學科技，學體制，轉到學西方文化的精髓。但反對派稱，且不說西方文化有缺陷，想全盤西化的努力歷史已證明行不通。也有人說，還不如重返傳統，從儒家學說中尋求解脫之道。但反對派稱，如果這樣能行，為何當初會有“五、四”運動？　　

現在看來，中西之辨是不同文化模式之辨，而不同文化模式之辨實質是不同本體之辨。中西之辨之所以至今沒有頭緒，就是因為國人對自己文化的本體還不甚了了。[1] 更明確一點說，當代危機源于近代西方的實證世界觀，即在理論上否認萬化之大原，實踐上陷入低層次物質崇拜，從而把一個原本生機盎然的世界帶入絕境。為此，當務之急，“先立乎其大者”。大者本體也，當今社會百病叢生，無由根治，原因就在于本體還沒有著落。更具體點說，就是國人妄自菲薄的“五四”心態揮之不去，整個文化無本無根。

歷史上出現過的文化都有其本體：以精神為本體的基督教“神學帝國主義”就曾統治歐洲上千年，后來是以物質為本體的工業文化之“科學帝國主義”的統治，此外還有以皇極大中之道為本體的中華五千年大一統政治型文化共同體——這些宏觀文化現象無不表明本體的無所不在和強大威力。而今，正如蔣慶先生所言：“中國近百年來在追隨效法西方文化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文化自我，雖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獨立但在文化上則有淪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的危險！”（《政治儒學》）所說的“文化自我”，就是一個文化選定的本體預設。 　　

筆者所說的文化是在下述意義上：“按照通行的文化概念，一般將文化納入社會范疇從而使之與經濟、政治相并列；有時也將文化納入純意識形態范疇使之與科學、教育、藝術相并列。我們的文化生態觀則主張將人類活動形跡都視為人文化……。如果視文化之上屬為原型自然和再造自然之總和的宇宙，文化的下屬則是物質設備、精神文化、語言和社會組織。這種上下從屬關系是構成文化各形態的基礎動因。”（董欣賓 鄭奇《魔語—人類文化生態學導論》） 　　

這樣的文化泛指人的存在方式，確切地說是指有著共同或相近民族淵源的社會復合體，與文明大致同義。在這個意義上，人就是文化的動物，世上唯有人才有文化。文化是自然的再造，也即人建立的“第二自然”；由于自然不過是旋生旋滅的現象，因而文化就意味著對現象的否定和超越。有的學說從人原有的生物學基礎的薄弱, 即從人的本能的先天軟弱來論證人超越本能從而創造文化的內在必然性或驅動力,而還有學說則從人原有的生物學基礎的優越,即人的活動內含的意識和主觀能動性等因素來論證文化創造的必然性。不管怎樣，按照康德，有限的人可以從有限中解脫出來，進入客觀有效的、永恒必然的真實的存在。　　

    本體的意思即是真正的存在，作為人類超越現象追求本體的努力過程，文化就是本體化。以往各種關于文化的定義，要么不知所云，要么不著邊際，要么避重就輕，要么聊勝于無，都是因為不見本體。唯有德國文化哲學家卡西爾略勝一籌，他將康德的靜態理性批判改造為動態的文化批判，指出文化是人類的無限性的標識，而哲學則是對文化的闡釋。 　　

文化既然是本體化，那也就是克服現象悖論的過程。這樣的文化就不可能也不應當僅僅是對現實的認識，而應是對現實的超越，而世界即是從自在到自為的自我超越過程。尼采筆下的哲人查拉圖斯特拉對此有一個“繩索”的隱喻：　　

“人類是一根系在動物和超人之間的繩索，——一根懸在深谷之上的繩索。往彼端去是危險的，停在半途是危險的，向后望也是危險的，戰栗或者不前進，都是危險的。……人類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是一座橋梁而不是一個目的。人類的可愛之處，在于他是一個過程和一個終結。”　　

“繩索”是對人的“此在”結構的隱喻。在海德格爾那里，“此在”特指人這種不斷超越自身的存在者，其特點是對存在的領悟，并且在其存在中領悟包括其自身在內的一切存在者。這一隱喻意味著，自然的存在只是并列和相繼的緣生緣滅的現象，有限的現象界與無限的形而上的本體界是隔開的，正是由于這種對生命有限性的自覺，人才有可能超越現象悖論從而趨向本體；同時本體也正是通過人的努力方得以實現。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是現象本體化（“彼端”）和本體現象化（“向后”）的雙向過程（“橋梁”）。此即中國古人所言“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漢書》<劉陶傳>） 這里的人就是文化，文化是創造意義的實踐活動，也就是在現象（地）和本體（天）之間建立起聯系，而世界也就是一個從悖論趨向存在的過程。、    　　

這一過程大體上經由早期原始社會共同體，漸漸分化為日趨獨立的宗教、經濟和政治三種制度化活動。與此相對應，人類社會亦生發出三種基本關系，即人與精神的關系，人與物質的關系和人與中介的關系,這里的人均指生物屬性的自然人。　　

下面，筆者擬借用《周易》術語，用“天”指精神性的宗教活動，“地”指物質性的經濟活動，“人”指中介性的政治活動。此“天地人”三才源于早期人類的共同原型意象，既是宇宙三元本體結構的映現，又是人類集體無意識心理的投射；既是本體的現象化，又是現象的本體化。這在文化上，就是先民原型文化的逐漸分化、展開、客體化、理性化和結構化的過程。　　

上述三大基本活動及其所蘊涵的關系為世界各文明共同體所共有，換言之，宗教、經濟、政治這三種制度化力量在維持生存活動的基礎上所共同構成的穩定有序的社會復合形態，就是一般所謂文化或文明。這一說法的文本根據見于中國典籍《周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系辭下傳》）　　

據此，我們可以把文化（“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視為一個上位概念，也即一個包含政治（“圣人之大寶曰位”）、宗教（“何以守位曰仁”）、經濟（“何以聚人曰財”）三方面的社會人文系統[1][2]；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則為全部文化由以產生的原型生物子系統。　　

此“天地人”三才文化觀并非標新立異，“一般說來，任何一個文化系統，都包含三個子系統：一是生產技術系統；二是社會組織系統；三是意識形態系統。”（辛向陽等主編《文明的祈盼》）如馬克思視社會為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筑以及意識形態三部分組成的結構；社會學按人類行為不同功能將社會劃分為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生物子系統；信息論則以意識形態（知識，精神財富）、上層建筑（權力，中介秩序）、經濟基礎（生產，物質財富）和科學技術（智能，信息交換）為構成信息社會的四個子系統。　　

綜上所述，所有人類社會都是從一個共同的原型分化出來的宗教、經濟、政治三位一體的文化系統，由于文化對本體的取向不同，只有其中某一要素，或宗教、或經濟、或政治，才能發展至完備形態，其他要素則保持受制約的不完備形態。　　

由此，文化按本體取向可分為宗教型、經濟型和政治型文化。由于不同的本體取向，從而三要素之間的結構關系便各有不同，形成不同權重配置的“一主兩輔”文化模式。宗教型文化以意識形態建構為主，以政治和經濟為輔，典型代表為印度婆羅門教文化和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經濟型文化以經濟建構為主，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輔，典型代表為西方工業文化；政治型文化以政治建構為主，以意識形態和經濟為輔，其典型代表為中華文化。　　

職是之故，本體乃一文化之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論語》）執國家之大器者豈可等閑視之？豈可置本民族五千年皇極大中本體于“經濟建設”之后，而唯西方之馬首是瞻？　　

篇幅關系，容后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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