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幾百年以前的數千年，發展停滯或者緩慢，對應它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是少數人統治，比如中 國 君主權力世襲制，以及由此相輔的政治官僚的“學而優則仕”。
少數人政治統治的本質，是相互勾結、瓜分、獨占和壟斷社會最稀缺的政治統治資源。
少數人統治的危害，是政治的壟斷地位必然導致政治的不公平，由不公平而導致政權的壓迫性和掠奪性，“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少數人統治的普遍本質。
為什么少數人統治會普遍產生這種人壓迫人的本質？
這歸為一個最終極性的哲學問題：即人性善惡的問題，即認為人性惡的原罪問題。
如若承認人類原罪，承認人的惡的欲望自發性，那么一旦有條件和機會，人性的惡就會積極的出來活動，而少數人的政權，由于不受到大多數人政治權力（人權）的有效制約，于是人性弱肉強食惡的文化（少數人魚肉百姓），就具有了可以自由活動和隨意發揮的廣闊的空間。
關于人性善惡問題，歷史上一直在無窮無盡的爭議，但是歸根到底這是一個實踐問題。
從實踐來看，西方文化基督教認為人性惡，但這并不代表它絕對貶低人性，更沒有因此而使基督教博愛的善的教義受到損害，實踐的結果恰恰相反，基督教原罪理論反而是激勵人追求善的道德的思想明燈。
這就是實現道德價值的哲學藝術：為了達到正面價值的目的，首先把它的反面價值放在最強大的位置，如此才能敲響社會文化警鐘！
才能強有力的促使人類去自我認識，認識善惡矛盾的人類本性；才能對人性中惡的瘋狂不敢松懈大意，喚醒人類本性中沉睡的良知（上帝精神），實現博愛價值的自知之明。
基督教的生命力，就在于立足于現實，敢于批判和否定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具有偉大的拯救人類的崇高精神。
中國文化中，老子人文價值思想也是應用相反相成的道理，但是老子思想不是為了拯救他人而勇于自我犧牲，恰恰相反，老子思想自知之明的價值，是自私性的明哲保身和養生。
拯救他人（人類）的理想追求，使基督教充滿積極入世的精神，理論聯系實際的精神，只有具備了這種社會中迫切需要的“真實”的精神，才積極的擁抱生命，勇于自我犧牲，摒棄虛偽和邪惡，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即信仰崇高的上帝精神。
老子明哲保身的思想，不愿面對和反抗殘酷邪惡的現實世界，因此和基督教的入世救世精神相反，老子主張出世的精神，逃避現實，胸無大志，順其自然。
老子思想善惡不分，不承認善惡價值的絕對性，因此理論聯系實際的精神，也無從談起。
老子消極無為思想，是中國強大專制壓迫下被迫形成的一種畸形精神。
基督教有人性渺小的一面，即人性原罪，也有人性偉大的一面，即人性的上帝精神；老子只取人性渺小的一面，即人類如同芻狗。
基督教人性偉大的一面，是西方社會改造不平等文化的神圣精神后盾；而老子人性渺小的思想，是中國社會對待不平等文化，采取聽天由命、得過且過、自我麻痹的一種理論依據。
中國政治文化代表孔子，關于人性善惡的思想，一如他的中庸方法，沒有明確界定人性價值的善惡。
但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礎是立足于人性中的善，“學而優則仕”，就是認為治國之道，在于學習認識和提高人性中固有的仁愛（善）精神，以求實現“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后來的儒家孟子，旗幟鮮明的主張人性本善的思想，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而另一位大儒荀子，卻截然相反，主張人性是惡的，荀子說：“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變故，成乎修為，待盡而后備者也。”
其實在人性善惡的問題上，孟子和荀子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各自是中國文化無可無不可（孔子語）的兩極表現。
任何事物價值判斷都是相對而言，即事物價值是一個矛盾體，有善的價值就必然有對應惡的價值。孔子無可無不可的思想，就是在說明事物兩個價值方向發展的可能性都有。
儒家人性仁愛的文化思想，提倡仁政；而人性惡的思想，主張用嚴峻的刑罰，來制止人性的非分欲望和大逆不道，后者名為法家，其實是儒家的一種右翼理論。
那么，中國文化的人性理論到底是善？還是惡？
中西文化由此產生根本性區別。
西方基督教，斬釘截鐵認為人性惡！
這里包含有偉大的文化意義，既然人性的惡是普遍的，那么人人是平等的。即在善的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惡的，在惡的普遍意義上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原罪！
因此，西方人權民主文化的精神力量主要是來自強大的基督教文化。既然任何人都不能成為上帝，每個人都有原罪，那么每個人的權力都必須受到約束，誰來約束？必然是一種上帝精神，即正義精神，而民主和人權是這種精神伸張的政治保障。
而中國文化，人性可以善，也可以惡，這就在說明和論證，人與人關系不能平等，因為善和惡不能平等，社會善惡秩序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因此中國文化中道德修養高的人，社會地位也必須高，即“學而優則仕”的道理天經地義。
社會絕對應該由道德稟賦 高的 君子來領導，而道德秉性渾濁不干凈的草民必須被領導；于是少數人攫取了政治權力，被合理的解釋 成是 君子精神道德的合法權力，而大多數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力，則也合理的解釋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這就是中國“道文化”。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道文化”具有政治思想等級的根本屬性，而這種不平等等級屬性的根源，是中國文化對人性善惡的一種不公平的認識，即認為人性的善惡是各自高低不等的。
而事實上進一步的是：中國文化故意回避人性絕對善，或者人性絕對惡，這種回避的邏輯結果是否定了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價值。
而且相反，中國文化給人性善惡留下無可無不可的彈性和空間，只有這種道德高低不等空間的存在，才能為政治等級制度（即反民主，反人權制度）提供道德理由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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