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本大源：以人民文化名義，重新評價毛澤東

朱云川著《科學發展觀與信仰重建》4-4-5
在1981年，由鄧小平起草主持、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政治實踐的角度，對毛澤東作了一次歷史評價。由于復雜的政治與歷史原因，在“主要反左”的極右思潮影響下，極右派認為左了，極左派認為右了，那次歷史評價的公道合理性，在黨內外、國內外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三十年過去了，公道自在人心。作為歷史評價的政治標準，已經越來越顯示其局限性，政治標準的實用主義特征，極大地影響著歷史評價的公允性科學性。

本文從人民文化的角度，以毛澤東與《老子》（又名《道德經》）思想關系為主線，粗略地對毛澤東思想作一次歷史梳理，填補一下科學發展觀在這個方面的欠缺。希望對新一代的黨中央，重新評價毛澤東思想，滿足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愿，凝聚人心形成共識，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與幫助。欠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青年毛澤東的新墨家、實學情懷

青年毛澤東主張從“大本大源”入手，改造中國與世界，與以老子《道德經》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一致的。1917年，青年毛澤東在致友人信中說：

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復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幸則與本源略近，不幸則背道而馳。夫以與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制治之具，幾何不謬種流傳，陷一世一國于敗亡哉！而豈有毫末之富強幸福可言哉？

事實上，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改革，幾乎都是一些“本源未得”、“支離滅裂”的觀念，治國靠膽大、憑運氣、信鬼神，“幾何不謬種流傳，陷一世一國于敗亡哉”。關于“大本大源”，極右派李銳斥之為“唯心主義的思想”。追求治國與人類的“大本大源”，實現理論徹底化是自然的合理的，否則絕無科學理論指導社會實踐的可能。關于治國的本源，就是所謂的“一”。老子說：“圣人執一，為天下牧”、“躁勝寒，靜勝熱，清靜可以為天下正”、“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都是從本源意義上說的。

中國文化中的道，實際有兩層含義，一是自然規律，二是社會實踐。老子說“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就是強調此兩層含義具有內在同一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與毛澤東《實踐論》的“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青年毛澤東以墨家、實學思想為特色，對于老子思想是持非議、否定態度的。1917年，24歲的毛澤東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評論。毛澤東說：“朱子主敬，陸子主靜。靜，靜也；敬，非動也，亦靜而已。老子曰無動為大。釋氏務求寂靜。……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見，天地蓋唯動而已。”這表明，毛澤東在追求“大本大源”時，將中國的理學、心學、道家、佛學等“主靜”的理論派一風吹了，專取法家、墨家、實學等“唯動”的實踐派主張。這表明，五四以前的毛澤東，算是一名思想混亂的右派青年。毛澤東對“主靜”思想有著嚴重的誤讀，屬于典型的片面化認識。

“朱子主敬。”敬，治亂之具，采取以冬寒解夏熱的辦法，以“不為”解“無不為”。這是矯枉過正的辦法，針對社會腐敗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治理思想。就其根本而言，就是完全遵守圣賢傳下的道德法則，回到過去，嚴格摒除個人私欲，消除種種亂說亂動之行為，使社會穩定、百姓安寧、天下太平。朱子理學所說的天理，主要限于儒家圣人的倫理道德規范，并不能代表天下人都行得通的大路——自然大道，陷于對儒家圣人的個人崇拜、對儒家經典的教條主義，堅持以暴力推行人治的政治禁欲主義。

在二程、朱熹所處的宋代，統治者迷信鬼神化的道教，對老子盲目崇拜，當時“真懂道德經的人不多”，程朱理學就是由儒家倫理、佛學清談、道教鬼神等三種思潮，雜揉而成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屬于極左派主張。顯然，以儒家圣人不徹底理論所能達到的片面先進性，代替天下百姓所需要的廣泛性要求，是程朱理學的謬誤所在。

“陸子主靜。”靜，治躁之具，采取以秋靜消春躁的辦法，以“無為”消“有為”。這是相對合理的辦法，是與理學同時期出現的注重個人倫理道德主張。針對程朱理學難以洗刷掉的以力制人、強權政治的極左時弊，陸子心學高舉儒家的正心、誠意、修身的倫理自覺性相濟之。陸子心學之弊，一乏顯見之跡，二無速成之功，故其用不及理學流行，其益不足救理學流弊。用今天的話說，理學類似于主張“組織入黨”，用紀律來約束；心學類似于提倡“思想入黨”，用道德來引導。兩者共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儒家的理論不徹底。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自宋以降的千年腐敗之難治，實由程朱理學流弊所禍害。

因此，陸子心學“幸則與本源略近”，程朱理學“不幸則背道而馳”。有趣的是，毛澤東思想在十年文革中的遭遇，與理學流行、心學衰微的宋史有驚人相似之處。其實毫不奇怪，兩者的共同本質都是極左思潮泛濫。

“釋氏務求寂靜。”這個說法是對的。釋氏主張禁欲、苦行、超生、樂死的清貧不為，不是老子的“清靜無為”，是有其社會根源的。佛教創始人釋氏，不是出身于賤民階層的奴隸之子，而是出身高貴的富有同情心的一名王子，厭倦了宮庭生活的腐敗奢靡與物欲異化，是廉潔不為、安貧樂道的極左思想代表。釋氏佛學的前提，是建立在勞動群眾之有為基礎上的，屬于不勞而獲的特權意識，只是有別于其它王公貴族之貪得無厭罷了。把佛教精神概括成一句話，不貪而已。

其實，圣人的個人智慧是高明的，個人品格是高潔的。那些美言市尊的胡說，不勞而獲的清談，與圣人根本無關，本是后人混飯吃教的一項職業。唱一下“太上老君”，喊一聲“圣人不死”，念一句“阿彌陀佛”，只是一種樸素感情而已。中國歷史上，也有人盲目崇拜儒教、佛教、道教，這種鬼神治國的災難性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老子曰無動為大。”將按自然規律做事的“無為”，誤認作什么都不做的“不為”，歸于“無動為大”，是對老子思想的嚴重誤讀，主要受到理學與佛教思維的誤導影響。青年毛澤東是反對理學與佛教清談的，“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老子八章說：“居善地，心善淵，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在這七個方面，不可能是無動的。特別是“動善時”，直接在文字上明確否定了“不動”的曲解。

老子說：“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等。事實表明，老子堅持徹底的革命的王道政治——人民本位的共產主義，從不回避政治實踐。圣人以天下為己任，以道義為旗幟，以人民為本位，以百姓之心為心，并無“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怯懦。所謂無為，應該指自覺服從于自然規律的辯證實踐，類似于今天的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去實踐。“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老子重視正確行動的思想特征，與名教觀念的佛學、道教、理學截然相反。

（二）戰爭年代的毛澤東，實踐出真知

面對辛亥革命以后的軍閥混戰、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混亂，為了中國與民族的救亡圖存，對老子思想持有墨家、實學的否定態度，青年毛澤東急劇“左轉”，最終選擇了主張暴力革命的馬列主義，實際上選擇了激進的實踐道路。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后，早期的共產黨在陳獨秀的領導下，主要表現為思想路線的斗爭。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黨內右傾路線長期占據領導地位，結果導致1927年大革命失敗。巨大的教訓讓右傾路線破產，作為共產黨領導人的陳獨秀被全黨拋棄，極左路線成為黨內主流。認真務實的毛澤東與極左的革命狂熱性存在分歧，這一個階段至少可以從毛澤東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的發言算起，他強調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的相繼失敗，證明了極左路線的革命狂熱性，同樣不能解決革命勝利問題。

秋收起義失敗的毛澤東，率領紅軍上井岡山建立根據地，三灣改編確立“黨指揮槍”原則，就是王道模式的正式形成。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真正懂得了黨指揮槍、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機動靈活，對于紅軍生存與發展之寶貴，與在黨內教條主義占據主流的極左路線從此分道揚鑣。面對著殘酷的政治環境和戰爭現實，為了求生存求解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被迫服從自然規律的專制，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成敗中積累經驗。我們黨長期在黑暗中摸索，經歷了無數的成敗，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后，終于實踐出真知，產生中國特色的毛澤東思想，標志著人民領袖毛澤東的歷史登場。

中年時期的毛澤東，正是通過革命實踐與經驗總結，自覺地服從中國傳統的天下道義，人民文化的王道精神，而不是教條地搬弄馬列主義之經典，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成就了他一生第一件大事——新中國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年毛澤東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是中間派的實踐出真知的新墨家，而不是極左派的東拼西湊的新雜家。真理是唯一的，圣人所見略同。此時的毛澤東，對于老子思想在主觀上是否定的，客觀上是肯定的。人民領袖以百姓之心為心，古今圣人的心是自然相通的。

老子說：“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感性認識的有為實踐，是理性認識的無為根本；理性認識的無為理論，是感性認識的有為統帥。老子的這個觀點，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科學理論與社會實踐、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辯證原理。因此，雖然毛澤東從實踐中已經認識到了這個真理，卻不知道它就是老子所說的那個道理。將清靜無為之道，理解成“無動為大”，無疑是老子思想被佛教、理學等鬼神妖魔化的認識錯誤。可以說，能否突破這個觀念誤區，正是科學發展觀與毛澤東思想的重大差別。

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的若干行之有效的軍事思想，與老子思想都是相同的。比如，毛澤東說“槍桿子里出政權”，老子講“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為之”。毛澤東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老子講“天下之難，作于易”。毛澤東說“論持久戰”，老子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毛澤東說“共產黨離不開人民群眾”，老子講“魚不可脫于淵”。毛澤東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老子講“圣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其實，圣人都是老實人，站在人民立場上，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得出的道理肯定一樣。

毛澤東對老子思想的墨家式否定，在新中國建立前仍有表現。比如，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說：“黨委各委員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于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這里，老子講“不相往來”是指不發生戰爭。毛澤東誤讀了老子的這句話，因而是否定的。同年8月，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寫道：“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話對老子是肯定的。在1949年春夏這個特殊時期，毛澤東的文章多次引用老子《道德經》的句子，基本上轉為部分贊同和肯定態度。

在1949年春夏，正是新中國建立前夕的偉大時期，毛澤東向人民解放軍發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大進軍號令。毛澤東在基本勝利完成政治斗爭“第一件大事”前提下，開始關注“中國向何處去”的發展戰略，正在為文化革命“第二件大事”尋找新的致勝法寶。此時，剛進城住在北京香山的雙清別墅的毛澤東，正在為新中國的治理重讀老子《道德經》，思考“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對老子思想有了進一步認識。毛澤東對于老子思想的態度，已經由24歲時青年時期的主觀否定，轉為56歲時晚年時期的主觀肯定。此時的毛澤東，對老子思想還沒有正確的客觀認識，但他著眼于從老子思想中吸取精神養料的歷史事實，還是從上述兩段引語中不經意地顯露出來了。

（三）新中國前八年的新道家思想

新中國建立后，國家領導人是否需要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是時代要求還是主觀意志，這是重新評價毛澤東“第二件大事”的一個關鍵，或者是頭腦發熱的空想主義，或者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歷史表明，毛澤東是實事求是派，很多國家領導人已經不自覺地落后于時代要求了，從左傾的革命者變成了右傾的落后者。因此，新中國建立后出現的若干重大挫折，一方面固然與毛澤東晚年左傾的重大戰略失誤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其他領導人囿于舊思想、舊觀念的右傾經驗主義，導致理論嚴重滯后的時代背景有關。

老子說：“躁勝寒，靜勝熱，清靜可以為天下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天下貧寒如冬，物資匱乏，饑寒不足；天下暑熱如夏，物欲橫流，腐敗難治。當天下貧寒時，就用春天的躁動，有為戰勝之，叫做“知足不辱”。當天下暑熱時，就用秋天的清靜，無為戰勝它，叫做“知止不殆”。唯有秋天是天地清靜的，只要按自然規律辦事，及時糾正錯誤，撥亂反正就是無為之道。秋天是收獲而不是播種的季節，是溫暖而不是寒熱的季節，在一年四季中，它又是天下人最幸福快樂的季節，可以作為天下人心的標準。以自然守中的春秋，戰勝極左極右的冬夏，這是合理的；以極左極右的冬夏，代替自然守中的春秋，這是不合理的。自然四時的規律如此，治理社會的規律也如此。

老子說：“天之道，猶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馀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高者、有馀者為過，故抑之、損之。下者、不足者為不及，故舉之、補之。秋靜能戰勝夏熱，清靜無為，才是人間正道，這是革命理論派。春躁能戰勝冬寒，躁動有為，方為濟世良策，這是革命實踐派。作為天之道的無為，包括有為。這種革命王道的政治，堅持“黨指揮槍”，文化指導政治，無為統領有為。作為人之道的有為，包括不為。這種精英主義的政治，堅持“有為才有位”，要么亂作為，要么不作為。因此，道家有墨家的行動，墨家無道家的理論。同樣是人民革命派，道家源遠流長，墨家后繼無人。理論孰優孰劣，天下誰得誰失，無須多說，世人一望便知。

老子指出，只有清靜無為，才是正確可行的實踐標準。清，就是理論徹底，思想清楚；靜，就是天下共生，社會安寧；無為，就是按自然規律去認真辦事，不以領導人的個人意志為轉移。只要做好這三點，就能自然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太平無事。所謂自然共產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科學發展模式。儒家說“有所為，有所不為”，缺乏可操作性。理論不徹底，思想混亂，是謂不清；領導講特權，官僚腐敗，是謂不靜；有為，就是按主觀愿望去隨意做事，以領導人的個人意志為轉移，是做不好天下事情的。因此，丟失天下道義，毀道德以為仁義，脫離人民群眾，成為光桿司令，心有余而力不足，這種方法只是流于空談。

1956年，毛澤東在《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中的觀點，與老子思想完全一致。毛澤東說：“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強大的失敗，因為它脫離人民；弱小的勝利，因為它同人民聯系在一起，為人民工作。”老子講：“強大居下，柔弱居上”、“柔弱勝強，魚不可脫于淵”。毛澤東說：“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后總能成功。”老子講：“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等等。

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寫道：“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反面。在一定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里，直接引用老子經句并作了應用性闡釋。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加了“在二千多年以前”的修飾語。在有著厚今薄古的反傳統精神、輕易不肯推崇中國古人的毛澤東文章里，不要小看這幾個字的份量。

在1936年，他說過“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與毛澤東非常注意軍事實踐有關；1949年，他提到“宋朝的哲學家朱熹”，與毛澤東改造國民性有關；1956年，他提到“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樂家”，這是從歷史掌故說的，與毛澤東對傳統文化重視有關。唯有1957年這一次，毛澤東將“在二千多年以前”的文化自尊與民族自豪感，直接與《老子》聯系起來，已經開始喜愛了，客觀上表明毛澤東對老子思想認識程度的加深。

晚年毛澤東與老子思想，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毛澤東引用老子經句，1949年是一否一肯，重在表面意義；1957年，重在老子思想的理論闡述。因此，從1917年青年毛澤東對老子思想的否定，到1957年晚年毛澤東對老子思想的肯定，1949年春夏作為轉折時期是明確的。其二，1957年，毛澤東加上“在二千多年以前”修飾語，與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重視繼承古代人民文化的思想有關，旨在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強民族自豪感，還有推崇中華民族文化的成份在里面。由此推斷，在新中國最初八年里，毛澤東與老子思想基本合拍。正是這一時期，新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迎來了天下歸心的海外知識分子“回國熱”。

（四）烈士暮年，毛澤東的新雜家探索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在思想上進入“兼道墨法，合馬列毛”的新雜家狀態，著力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力求突破與創新。晚年毛澤東自稱要做“馬克思加秦始皇”，對全黨占據主流的教條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并不滿意，希望從中國法家思想中得到一些啟示，以利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與政權鞏固。事實上，對秦始皇統一中國立下大功的法家，對老子也是頗有研究的，韓非子就推崇老子，著有《喻老》、《解老》篇。

然而，毛澤東的創新思想被歷史無情中止。1957年5月，面對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極右思潮進攻，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文章中，開始強調極左派即儒家的善意與忠誠，標志著晚年毛澤東受政治形勢所迫，客觀上偏離老子重本遠末“以正治國”的思想，轉向儒家舍本逐末“依仁治國”（人治）的軌道。毛澤東關注的重點，也從經濟領域轉到政治領域，一場捍衛中國人民政權的生死斗爭開始了。

晚年毛澤東對《老子》愛不釋手，每到一處必帶《老子》。比如，1959年10月23日，出行前他指名要帶走的書籍中，便有“關于《老子》的書十幾種”。因此，毛澤東希望做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只是沒有讀懂老子《道德經》，偏向于從莊子與文學的角度去解讀。老子的自然主義為天之道、文化、理論思維、道德正仙，為本，莊子的相對主義為鬼神之道、文藝、形象思維、文字足力，為末，兩者有重大差別。大多數人把老莊思想混為一談，這是讀“二手貨”的弊端。毛澤東一生對《莊子》都有鐘愛，對受道教影響的詩人李白、李賀的大為贊許，從鬼神之道角度去認識老子，難免會誤入歧途，這些都值得我們思考。

老子說：“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理論思維是真實內容，形象思維是表達方式；形象思維有利于普及，理論思維有利于提高。把道理講清楚，把理論搞徹底，形象思維就不那么重要了。理解老子要從自然哲學而非鬼神文學角度才能成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真實的理論很平凡，很簡單，淡兮其無味，因為老百姓不感興趣，所以也聽不懂，其實是心態與思維習慣問題。形象思維生動有趣，符合老百姓思維習慣，有利于老百姓的理解，也容易讓老百姓陷入文字與鬼神崇拜中，反而強化了老百姓的愚昧迷信程度。

有人說：“言無文不遠，民無史不信”，有利有弊，最好將兩者結合起來。這也是毛主席所強調的寫作方法，做到道理淺顯易懂，文采激情飛揚，堪稱領袖表率。在同老百姓講道理時，既要講大道、說正反，也要打比方、舉例子。要以讓人明白為宗旨，不以讓人糊涂為高明。這是老實人與不老實人的差別。因此，在普及與提高之間，只有明確自然本末的順序，搭好自然邏輯的梯子，讓老百姓知近識遠，能上能下，才能從根本上破除迷信，更好地解放思想，與極左極右和鬼神思想劃清界限，免受其害。

毛澤東常講的兩句古話：“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明君無為于上，群臣竦于下。”在儒家思想里，“道”指私智，“用”指私德，這是帝王駕馭群臣的陰謀權術。作為國家領導人帝王高高在上，成天裝聾作啞，故意不動聲色，私下安插耳目，暗中大做手腳，使群臣人人自危，禍福難料，惶惶不可終日。大小官員奉行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哪有心思為天下百姓謀福利呢？儒家這種要做大官不做大事的人治思想，與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背道而馳，與老子的“以正治國”思想也是背道而馳的。事實上，文革中毛澤東贊成個人崇拜，就是認同儒家最擅長的歌功頌德，結果極左思潮泛濫成災，這正是毛澤東不得已“矯枉過正”的表現。華國鋒作為儒家中庸性質的接班人，是合格的。極左的文革失敗在所難免，不在于接班人的個人品德，而是由天下道義所決定的。

在道家思想中，“道在不可見”，就是指理性認識或自然規律。老子說：“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因為它是抽象的真實存在，所以不能直接由感官去認識和體現出來。人們只有用它去指導社會實踐，在行之有效、功用無窮的豐碩成果中，才能知曉實踐大道的好處。這是毛澤東《實踐論》的觀點。正如毛主席說：“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人民群眾的實踐”。同樣是“道之用”，道家講“以正治國”，墨家講“以德治國”，儒家講“依仁治國”，法家講“依法治國”，雜家講“儒法并用”。

老子說：“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上德，在主觀上領導人不用去做什么（無為），客觀上也沒有事情需要領導人去做（無以為）。天下太平無事，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健康發展，在上者沒有必要依照個人意志有所作為，這就是無為而治。上禮，在主觀上領導人想做什么（有為），客觀上卻難以做成什么（不可為）。由于在上者個人意志違背天下道義，領導人的作為得不到天下人支持，難以引起老百姓自覺響應，“真學、真懂、真信、真用”只是空話一句，只有依靠暴力專政，以力制人。文革期間，毛澤東為捍衛人民政權的悲壯實踐，充分地體現了儒家人治思想的歷史局限性。

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治理國家尤其是大國，應當理論先行，在和平中謀發展、在穩定中求變革，是避免社會動蕩、防止天下大亂的前提。理論先行，就是實現理論徹底的文化革命，天下大同的理論創新，而不是宗教鬼神文藝復興。這里，“烹小鮮”，不是不要動，而是順其自然，不要輕舉妄動，以免造成社會動蕩、天下大亂。烈士暮年的毛澤東，卻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其焦急的心情十分迫切，浮躁的心態非常鮮明。人民領袖毛澤東說，黨內真懂馬克思主義的人不多，真懂毛澤東思想的人幾乎沒有。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德才兼備的合格接班人始終找不到，共產主義理想沒有實現，反復辟任務十分艱巨，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無法抗拒，領袖要走了，人民怎么辦？不在和平中接班，就在血雨腥風中接班。

始終沒讀懂老子的毛澤東，“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毛澤東，終于找到一個不得已的辦法，把人民命運交給人民自己。以當今之天下大亂，謀求將來之天下大治。針對長期盤踞在人民精神領域的教條主義、封建迷信、牛鬼蛇神、邪惡勢力等，毛澤東發動人民群眾以狂風暴雨的革命力量，摧毀舊的意識形態統治，要掃除一切害人蟲，為人民的新文化出世開辟道路，由于歷史與現實、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等復雜原因釀成了重大失誤，史稱“十年浩劫”。毛澤東逝世后，教育界文藝界出版界最先反彈，出現資產階級復辟的極右思潮，意識形態的文藝復興以失敗告終。

在文革后期，面對著天下大亂的局面，毛澤東認識到儒家人治思想的局限性，提出“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陰謀詭計”糾錯方針。這是對儒家人治思想的直接否定，“以德治國”成為新主流。由于極左思潮泛濫，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鄧小平反其道而行之，積極提倡法家的“依法治國”，取代儒家的“依仁治國”。由于理論不徹底，沒有回歸科學的“以正治國”理念，受極右思潮干擾和綁架的改革開放，出現了“八九風波”、“亡黨亡國”的天下大亂，表明極左極右都沒有出路。1965~1977年，這是一次失敗的文化呼喚期。播下龍種，收獲的絕不只有跳蚤。40年后，科學發展觀如約而至，證明了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鄧小平也功不可沒。

（五）毛澤東與老子思想得而復失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第一次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學和大眾的中國新文化，來適應我們民族的需要，“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毛澤東的新文化思想，起源于青年時期的“大本大源”主張，同時又是五四精神的繼承發揚。毛澤東一生都在接觸老子思想，最早可由1917年的《體育之研究》算起，晚年更是反復探索“以正治國”之大道。毛澤東在1949年的兩篇文章中引用了老子經句，1957年更加上“在兩千多年以前”的修飾語，表明晚年毛澤東對老子治國思想的關注程度加深。文革失敗后，極右思潮長期占據中國意識形態主流，極右派堅持崇洋媚外與民族虛無主義，認為中國文化中根本就沒有新文化本源。

其實，以老子《道德經》為代表的道、醫、兵、易等自然主義思想，正是人類文化的大本大源，只是世人誤將“無為”作“不為”，難窺天下大道視作無用之物罷了。西方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哈耶克，認為《道德經》與其主張有相通性。而今在西方，老子《道德經》的發行量僅次于《圣經》，西方自然科學家、政治家、企業家幾乎人手一冊《道德經》，不少人把《道德經》當成最好的禮物，贈送給自己的孩子們。全世界都在研究《道德經》，希望從老子思想里尋找解決人類社會困境的大道。因此，結合建立人民新文化的時代任務，探討毛澤東與老子思想得而復失的歷史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普世價值和現實意義。

從1917至1927年，青年毛澤東對老子思想持新墨家的否定態度。從1927至1949年，長期處在殘酷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受到自然規律的專制，同樣站在人民立場上，中年毛澤東通過實踐出真知，提出了若干行之有效的毛澤東思想原則，與老子思想基本相同，幸則與本源略近，成就了他一生的第一件大事，建立了新中國。從1949至1957年，毛澤東對老子思想在主客觀上都是相對肯定的。毛澤東所富有的人民情懷、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恰是老子自然道德、道法自然之特征所在。正是與大本大源的同一性，共產黨領導新中國的前八年，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新中國贏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出現了天下歸心的奇跡，迎來了第一個太平盛世，最大限度地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在1957年以后，晚年毛澤東迫于復雜的政治形勢需要，一方面繼承五四精神反對極左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采用極左的儒家文化捍衛人民政權，對老子思想持新雜家的非議態度。由于理論不徹底，在客觀上走到了老子思想的對立面，不幸則背道而馳，使新中國革命與建設遭受了重大損失，也使他一生的第二件大事未能完成，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改造中國與世界所需要的人民新文化，始終沒能在毛澤東生前建立起來。

由毛澤東與老子思想四個階段的關系可知，只有真正找到人類社會的大本大源，建立符合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需要的共產主義新文化，才能科學地引導人類社會到解放之路。主觀地否定老子思想要不得，因為在理論上有失根的危險；客觀地否定老子思想要不得，因為在實踐中有失敗的危險；片面地肯定老子思想要不得，因為還有進一步失誤的危險。只有全面地肯定老子思想，使之與當代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相結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的科學發展觀，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做到“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能夠實現理論徹底化，從而有利于科學發展觀推向全世界，把自然共產主義事業推向新境界！

（本文寫于2001年4月7日，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