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一個時代風貌的集中體現, 也是民族精神的靈魂，它涉及的范圍不似法律有限,也不像宗教信仰那樣虛幻,是每時每刻對人的行為進行評價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在人類的文明歷程中隱藏著道德的秘密，中國有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叫辜鴻銘,他生于南洋,長于西洋,婚于東洋,居于大陸。一生獲得13個博士學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語言。西方人說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能不看辜鴻銘。他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說“中國人使用的毛筆是一種柔軟的刷子,事實上,它也許可以作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它來寫字和作畫非常困難。但是,當你一旦掌握它的用法后,用它書寫和繪畫,你會進入一種硬鋼筆無法達到的美妙和優(yōu)雅的境界。”“中國人的精神是靈魂與智慧的完美結合。”不管中國人的精神境界有多么的美妙和優(yōu)雅,靈魂與智慧的結合有多完美,也掩蔽不了我們道德的缺失，人性的不足,甚至民族的劣根性。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國人的阿Q精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像生活在鐵屋子里,臨死時還無師自通地說“二十年后又是一個……。”柏楊撕下了罩在中國人身上的面具,說中國人是丑陋的醬缸人,恐龍型人物,不會笑的動物,不排隊、不認錯、窩里斗、要求別人道德,只我例外。種種行為多少存在于歷史中,也無可厚非地存在于我們中,在莫言《酒國》里，省檢察院特級偵查員丁鉤兒,就讓人既悲憫又憤怒。英國法理學家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根據道德的層次分為愿望性和義務性道德。生活中面對的道德,是義務性道德為基礎的，但是我們應克服人性的缺點,做一個高尚而有愿望性道德的人。
中國有幾千年的輝煌傳統(tǒng)文化,儒家思想長期處于優(yōu)勝地位,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倡“仁”德,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主張施行仁政,以德治國。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學生子貢說夫子每到一個國家,聽取政治情況時,不是強迫得到的,是通過“溫、良、恭、謙、讓”知道的。孔子的言行是溫和、善良、敬慎、拘謹、謙讓的。漢代以降,儒家思想成為統(tǒng)治思想,到清代千余年中備受推崇,清代才子紀昀在《四庫全書要目》中說：“法為亂世所不棄,盛世所不取。”經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淘汰和選擇,法治是治國的必然選擇,更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自由，法家學派的代表韓非子所主張的人性本惡,需源法而治。也許法治國不是最好的理想國,可是圣賢以德治國卻導致普羅大眾對變幻無窮的治理無所適從。如今,以法治國并不意味著凡事依法辦理,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仍然是人日常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存在內容。孔子的道德標準是人與人之間要以禮相待,以仁相處。同時,他對那些花言巧語、態(tài)度偽善、奴顏婢膝的人非常反感。孔子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也恥之。”
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不論真看，假看過，或是根本沒有看過的人，都繞不過要談它。書中有回叫“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案件的司法官叫賈雨村,補授了應天府,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甫一上任,就接到了一個因拐賣兒童打死人的案子呈至。面對案情,雨村先想到自己是“重生再造”,“隆恩起復委用”,回想曾歷經磨難,在葫蘆廟里做僧人,吃過苦中苦,信誓旦旦對事關人命案要依法追查。正他的門子也曾同是葫蘆廟里的小沙彌,見雨村一意孤行,跳出來詳說案件的原尾。受害人馮家名不見經傳,目的是得到錢財,薛家是四大家族,沒人敢過問。還說被拐女孩英蓮的父親甄仕隱是雨村的恩人,雨村聽后猶豫不決。門子又找來做官秘籍“護官符”,想好了辦案的“扶鸞請仙”法,讓雨村三思而后行，在門子的苦苦“幫助”下,雨村思慮再三。判決認定薛蟠已被鬼魂追究,馮淵在陰曹地府得到賠償。可以認為雨村要公正執(zhí)法,對黑社會頭目薛蟠犯下的案子,他沒有枉法徇私,放棄公正。將要簽追捕文書時,門子在旁比手劃腳令他不能簽,門子這職務身份好比時下的秘書兼書記員兼駕駛員兼內勤兼智囊兼情人的,出點子是他們的嗜痂之癖,秘笈也多,懂得各種官場的哲學,沒有他,雨村可能會辦鐵案,因為他的適時出場,枉法成為可能。但諷刺的是，如果馮淵的家世不是小鄉(xiāng)宦,也有保護傘, 雨村又怎么辦？或者,案子中有位絕世的佳麗,又如何？在西方,所羅門國王智判嬰兒案名傳千古,在中國,清官總代表海瑞判案依靠的也是智慧、公正和不畏強霸的精神。海瑞曾痛打了總督胡宗憲吃拿卡要、胡作非為的兒子,還要諷刺胡宗憲。任何社會都是復雜多樣的,面臨各種險惡,深受各路誘惑，唯有堅守道德,堅定正確信仰,在其位謀其責,秉公辦事,是不愧于國家人民的義務性道德。
道德來源于對生活的敬畏,對人生的信仰,是高尚人格的自我約束,是經過學習凝練的自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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