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中國政治形態探討

兩千年中國政治形態探討

——給老同學的信（8）　　

老同學：你好！上封信我說了中國兩千年的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是皇帝官僚專制社會。現在探討皇帝官僚專制政治的特征。　　

   關于這個問題，翻譯《資本論》的王亞南同志寫了一本書《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在這本書中王亞南同志，并沒有把兩千年的社會，叫做皇帝官僚專制政治，但是在我看來，這里論證的就是皇帝官僚專制政治。　　

   1，官僚專制的發展　　

在我們今日看來，官僚政治一般已成為過了時的落后的東西，但在以往，它確曾在歷史上伴隨著其他社會體制扮演過進步的角色；“官僚政治一語，通常是應用在政府權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那種政治制度的性質，慣把行政當做例行公事處理，談不到機動，遇事拖延不決，不重實驗。在極端場合，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一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  （《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卷第七十頁）。　　

美國以前官吏進退，隨政黨為轉移，故稱此種官制為分贓制，則因交代頻繁，極易造成互不負責的脫節現象。如采行專家制，重視官吏專門經驗，則又因他們長期專司其職，往往造成特殊積習，容易伴生種種官場流弊。從社會的意義上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說，在此種政治下，“政府權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為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　　

就歐洲說，卻只允許在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乃至十九世紀初的那一個歷史階段存在。就政治史上說，那是由封建貴族政治轉向資產者的民主政治的過渡階段。在那個過渡階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態不是貴族的，也不是民主的，卻是在大小貴族與商工資產者彼此相互爭權奪利場面下成立的專制政體，而所謂官僚政治，就是當做這種專制政權的配合物或補充物而必然產生的。　　

我們且從以前不能產生官僚政治的社會或國家說起。希臘的奴隸國家。如在雅典，那是由十個部落選出的五百議員所組成的協議會來統治，它服從那每一個公民都有出席權與投票權的民會的決議。擔任官職的權利，擴充到無產勞動者以外的一切國民。羅馬由它開始建國到以后擴大領土的千余年的長期歲月中，其政治生命史幾乎一半是受共和政府統治。羅馬共和國的官吏，任期只有一年，且向不連任。后來臨到帝政時代，雖然如許多歷史家所說，羅馬皇帝們因受東方專制政治的影響，便扮演起　東方專制　君主的角色：頒布法律，征收賦稅和任命一切官吏。但是，后來并沒有形成與它相配適的官僚政治。其中原因，不盡是由于專制主義是東方的產物，西方人氣質與此不合，而是由于野蠻的日耳曼人已經侵襲進來，打斷了原有的歷史發展進程所致。　　

中世紀的封建王國，是由僧侶、貴族行使統治的，它是教會，同時又是國家。在形式上，封建的階級組織，由最高級的教皇、皇帝、　國王或　君主到公爵、主教、僧院長、子爵、男爵和小領主，以至最下級的騎士或侍從，儼然是一個頗有層序的金字塔。但因為豁免權及其他的慣例，這每一個單位，差不多都形成為一個準獨立的政治體，它的屬地或地產，不受國王管轄；大小貴族或僧侶卻分別擔任著治理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下，一個特殊的官僚階層，自然是無法產生的。　　

到了中世紀末期，在上述的封建基地上逐漸成長起了民族國家。每個民族國家在開始時都采取專制主義的政治形態。為什么都要采取這種政治形態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反對諸侯的斗爭中獲得勝利的國王（或最大的諸侯）把以前分別把持在貴族、僧侶手中的賦稅、戰爭、公益、裁判等權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了。可是對于這些方面的政務，他不能樣樣自己去做，他就更非委托或命令一批人去做不可了。在這種情勢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對國家或人民負責，而只是對國王負責。國王的語言，變為他們的法律，國王的好惡，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官運和生命）、結局，他們只要把對國王的關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級官吏而論，只要把他們對上級官吏的關系弄好了，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地不顧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圖其私利了。所以，在專制政治出現的瞬間，就必然會使政治權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會相伴而帶來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副產物和補充物。　　

專制主義政體是一個過渡的政治形態。在它下面，被看做資產階級利益代表的所謂民主政治，還不會當做它的對立物而成長起來；同時，被看做僧侶、貴族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亦并不會隨著專制政體出現而根本受到否定。如是，所謂官僚，就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大抵是由貴族轉化過來的。　　

法國的封建勢力，革命爆發前，貴族人數有十四萬，約分三萬家當時貴族計分三類，即宮廷貴族、職官貴族和鄉村貴族。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貴族是自己在那里為自己行使統治。到了過渡的專制政體下，充當官吏的貴族，已不是以貴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國王的仆役的資格行使治理。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態下，他們又不是國王或專制君主的仆役，而是通過憲法、通過選舉、通過國會，變為人民、至少是變為商工市民階級的公仆或政治的雇傭者了。　　

對應著專制政治的經濟形態，就是商業資本，就是重商政策。商工業經濟，到了一定限度就感到專制主義對于它的束縛與妨礙，它的逐漸伸展起來的實力，更一步步地迫使專制主義者向它就范、向它尋求妥協的途徑。到了這種場合，知趣點與它講求妥協的，就出現了像英國型的“光榮革命”，不知趣不肯與它講求妥協的，就出現了法國型的大革命。其結果大體總不外伸張民權或市民權而剝奪王權，使國會成為法律的主權者，使人民或選舉團體成為政治的主權者。這樣一來，官僚或一般行政人員就要完全改變他們的性能，他們不再對國王負責，不再把國王的言語看做命令，他們要對國會、對人民負責了。這種經濟的政治的變化一經形成，國家的政治權力就不是全把握在官僚手里，官僚也不可能任意侵奪普通公民的權力。　　

2，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資本制的歷史過渡階段的必然產物，那末，一切現代化了的國家，顯然都曾經歷過這種政治形態；一切尚逗留在現代化過程中或尚未現代化的國家，顯然還不免在為這種政治支配形態所苦惱；　　

英國從一五零零年起就已確實變為一個民族的君主國家。它的舊時封建體制已經在開始崩潰，君權在開始擴張，過渡性的專制政體在開始形成。國王在他的王國內力求爭取一個地位，替他的全體臣民立法并由他自己的官吏直接對臣民施行法律。這就是說，立法權是國王的，行政權卻全落到官僚手中了，官僚政治就這樣起了配合專制政體的要求。自此以后，一直到十八世紀末年，官吏的任用，完全操在當權者私人手中；鬻官賣爵的事，也是層出不窮。政府的職位，甚至可以預約。特別在伊麗莎白時代，英國官吏賄賂公行，為人所共知。法官對于釋放罪犯有固定的價格。即使在十七世紀，聯合王國的行政仍是極端腐敗。　　

到詹姆士的兒子查理一世（一六二五——一六四九年）繼位，議會更利用查理所遭遇的財政困境，一方面給予他以支援，同時卻從他取得下列允許：不得議會同意不課捐稅，不在私人住宅中駐扎軍隊，不在和平時期宣布戒嚴令，不得任意下令拘捕人民。這幾種基本的立法權取得了，英國議會政治就把它的專制政體和官僚政治沖淡了。英國比較修明的政治出現了。其原因是：“……從亨利七世以來，英國的‘貴族’不但不反對工業生產的發展，反想力圖間接地從中得到利益；而且經常有這樣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經濟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的首腦人物合作。這樣，一六八九年的妥協很容易就達成了。‘俸祿和官職’這些政治上的戰利品留給了大地主家庭，其條件是充分照顧金融的、工業的和商業的中等階級的經濟利益。而這些經濟利益，在當時已經強大到足以決定國家的一般政策了。”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卷，第三九三頁）　　

這樣，“新的土地貴族，又和新的財閥，剛剛孵生出來的大金融業者和當時還靠保護關稅支持的大手工制造業者，是自然的盟友”，他們自一六八九年成就了“光榮革命”這一政治買賣以后，就在國家的任何一個經濟部門，確立起他們的支配權，對于國有地，對于對外貿易公司，對于信用機關，通能“協作地”從事掠奪和僭有。“英國的資產階級和瑞典的市民在處理自己的利益時是做得一樣正確。”  （馬克思：《資本論》，郭大力、王亞南譯本，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七九九頁）　　

法國官僚系統為了剪除舊來貴族給予他們的政治阻礙，在路易十四時代就設計出了一個讓貴族自行糜爛、自行腐化的奢侈豪華的凡爾賽宮。法國貴族可以用金錢購買，議員也可以用金錢購買，他們把貴族、議員的頭銜一買到手，就想以擁護統治特權、反對任何改革來一本萬利地收回其所支付了的代價。極有啟迪警覺性的偉大啟蒙運動并不足以清除這般貴族官僚的昏頑，到頭來只有讓大革命去作無情的清算了。　　

德國的專制君主，雖不像英國國王那樣，說“國王出自上帝”，也不像法國國王那樣，說“朕即國家”，而只是較謙抑地說“皇帝不是專制的主人，但只是國家的第一個臣仆”（腓特烈大帝語），語言的表現，并不能改變事物的本質。落后而被四周強鄰所宰割威脅的德國，為了對付外侮，終不能不在國內各邦領間、在社會階級間采行較妥協的姿態；而資產階級力量之不易培成，更促使那種妥協受著一種絕對主義的領導。因此，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德國還是處于“專制主義、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混合統治下”（《資本論》，　　

俄國直到彼得大帝（1682—1725）同葉卡捷林娜（1762—1796）才把專制統治奠立起來。全國帶有原始性的自治政府都分別被鏟除，而任用與皇帝有親近關系的人管理全國的行政。看來這是層次分明的官制，實行起來，照俄國自己描述的，卻是下面這樣：“無論如何小的官吏，甚至一個管理沙皇的鞋子的官吏，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破壞政府的命令。”“官僚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忽視現實，專講形式。在政府下級機關可以解決的問題，而又不需要詳細規定的事，卻要提交上級機關以延長時日。很小的一個問題，故意咬文嚼字終久得不到最后解決。機關雖多，辦事遲緩，……視人民如馬，因而發生強奪、利誘、賄賂、藐視國法、狡猾、欺詐的現象。”（以上參見庫斯聶著《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高譯本，第二冊，第五零零——五一二頁）帝俄官僚政治的上述弊病，顯然是直延到十月革命才根本鏟除了的。俄國每經對外戰爭失敗以后，就藉改革內政、特別是解放農奴來平抑全國人民對于它那種腐敗暴虐統治的責難與怨憤。但農村傳統生產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國民經濟或民族資產階級勢力無法抬起頭來，它所施行的立憲步驟比德國還要不徹底得多。　　

   由上面的例解，我們不僅明瞭：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歷史階段的產物，同時還知道：某一個國家的傳統封建關系愈強固，它的自由經濟發展愈困難，它在此過渡階段的官僚主義政治，就愈加要混合著專制主義封建主義，而表現得更持續、更露骨。反之，一切當然是另一個形相。我們最好在這種推論下，簡論到美國的官僚政治。　　

美國后來的官制，其所以采取所謂大家都有機會參政的短期輪換的分贓制，就是鑒于殖民地時代的英國官吏過于腐敗、專擅，想借此來限制官吏的不法活動。但美國官吏不法活動的受到限制，或者，當做一種社會體制看的官僚政治在美國的不易出現，卻有它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市民的民主政治在美國比較能實行得徹底。即“資產階級的長期統治，只有在美國那樣一個從來沒有過封建制度而且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礎的國家中，才是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卷，第三九八頁）          美國是否永不會發生官僚把持政府權力的那種官僚政治呢？美國如其一步一步走上國家資本主義或獨占資本壟斷之路，它的政治將不可避免的要極權化、官僚主義化。德意型的獨裁的官僚政治就是例證。　　

在資本主義末期或帝國主義階段出現的獨裁統治，乃因前此的議會政治、選舉方式，以及其他有關民主自由的社會秩序，已不適于或不利于金融寡頭獨占局面，于是各國就照應其各別的歷史條件，采取新的行政形式和方法，那在意大利稱為法西斯政權，而在德國則稱為納粹政權。因為這種統治或宰制的對象，是幾世紀來在自由民主號召乃至實際活動中覺醒過來了的、已經部分的取得了政治權力的生產勞動大眾和有識的中等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內部除了金融寡頭或獨占集團以外的其他有產分子，于是這種統治就特別需要制造一套等級主義、全體主義的哲學，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為、無孔不入的秘密警察組織，把全國人民特別是全國勞動大眾，任意編組在他們所設計出來便于宰制驅使的社會政治框架中，于是，這種統治的執行者——法西斯黨徒、國社黨徒——就比之專制時代的官僚集團，還要采取更橫暴更無顧忌的姿態。貪污、欺騙、敲詐、結黨營私、舞弊，那是太尋常了。公開的劫掠、對于人身自由的任意蹂躪，關進集中營，進行集體屠殺，已成為這種統治的必要手段了。　　

3，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中國的官僚政治特殊表象，分別體現在它的以次三種性格中：　　

（一）延續性——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延續期間的悠久。它幾乎悠久到同中國傳統文化史相始終。　　

（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所包攝范圍的廣闊，即官僚政治的活動，同中國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如倫理、宗教、法律，財產、藝術……等等方面，發生了異常密切而協調的關系。　　

（三）貫徹性——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活動乃至他們的整個人生觀，都拘囚錮蔽在官僚政治所設定的樊籠中。　　

    延續性。新舊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二千余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并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官僚政治的支配。那個歷史階段是由官吏支配農民，是施行官僚政治。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貴族政治崩潰過程中養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則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養成的。二千年的歷史，一方面表現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時又表現為各王朝專制君主通過他們的文武官吏對農民施行剝削榨取的支配權力的轉移。王朝的不絕“再生產”，再配合以官僚統治的不絕“再生產”，同式政治形態的重復，在有些人看來是“循環” ，而在其他較深刻的歷史學家看來則是“沒有時間”，“沒有歷史”（如黑格爾稱中國為“空間的國家”）。　　

    包容性，首先，中國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是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傳統。國與家是相通的，君權與父權是相互為用的。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關聯著的。在中國，一般的社會秩序，不是靠法來維持，而是靠宗法、靠綱常、靠下層對上層的絕對服從來維持；于是，“人治”與“禮治”便被宣揚來代替“法治”。再次，我們得講到比較狹義上的諸文化事象。在中國卻不同，中國文化中的這每一個因素，好像是專門為了專制官僚統治特制的一樣，在幾千年的專制時代中，仿佛與官僚政治達到了水乳交融的調和程度。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學，荀學也”  （譚復生語），無非謂學術與政治的統一。“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龔定盦語）。學術、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變為政治工具。  政治的作用和滲透力就會達到政治本身活動所不能達到的一切領域了。　　

    貫徹性。惟其中國專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動員了或利用了各種社會文化的因素以擴大其影響，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貫徹的作用，就逐漸把它自己造成一種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羅地網，使全體生息在這種政治局面下的官吏與人民、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覺地把這種政治形態看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態。　　

     這樣好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形態，應當只有站在統治地位或幫忙統治階級的人才特別欣賞，而處在被統治地位的一般人民，該是如何想法呢？我們固有的文化理想、政治理想，由圣賢講得那樣“高深”，下民如何體會得到；講得那樣“崇高”，下民且無體會之必要。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為實現那種政治理想的補充物。一般人民、特別是一般農民沒有受過教育，或者是受到統治者為他們編制的一套有利于統治的教育，他們的政治期待無非是沿著“賢人政治”，或西人所謂“圣賢統治”希望出現“真明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爺”。而現實，往往總是給他們那種期望以無情的打擊，除了嚴刑峻法會教他們恭順外，還有綱常教化以及其他與“治道”攸關的各種社會制度、習慣，乃至命運哲學都可以緩和他們的反抗情緒。結果，“　明　君賢臣”的政治場面，固然要“順民”維持，而“　暴　君污吏”的政治場面，尤須“順民”忍耐。中國自來就不許讓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權力觀念，所以他們對于任何自身基本權利被剝奪、被蹂躪的事實很少從法的角度去考慮其是非，至多只在倫理的范圍去分別善惡；事實上，即使是在倫理認識內，他們也并不能把善惡辨得明白，因為讀書有權利做官，做官有權利發財，做官發財都由命定這一類想法，是不許他們有徹底的道德評價的。　　

不僅如此，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同一社會事象的反復，會使我們的反應牢固地變成我們的第二天性。在專制官僚政治下，統治階級的優越感和一般貧苦大眾的低賤感，是分別由一系列社會條件予以支持和強化的。“布衣可以為卿相”，卿相亦可以變為布衣的事例，并不會把官吏與農民間的社會鴻溝填平。而“從古如斯”的政治局面，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期然而然地把既成的社會事象視為當然，而不論它們是如何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何為稍有現代政治意識與人類同情心的人所不忍聞和不忍見。　　

然而，對專制主義官僚主義中毒最深的，畢竟還是一般立在封建專制統治地位或為那種統治幫忙幫閑的官僚士大夫階層。因為成見一旦與利害關系結合起來，就會變得非常頑固和不易改變。當中國農民大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們不能再忍受橫暴壓迫而奮起自救的時候，士大夫階層往往總是利用機會幫助野心家向民眾提出許多諾言，收拾殘局，重整山河；盡管新的專制王朝出現，新的官僚系統登場，而舊的政治形態卻又復活了。　　

4，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說官僚政治是專制政體的配合物，說專制官僚政治是產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會移向資本社會的過渡歷史階段。　　

人們以以下理由說明中國官僚政治的基礎：　　

第一，以水來說明。把治水或講求水利與中國專制官僚政治關聯起來，　　

第二，以“外敵”來說明。這個官僚制度，是因為實行密度灌溉經濟的必要，指導這經濟的必要，和一方面組織抵抗游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游牧人為農夫的必要而產生的”。　　

第三，以士的創造力量來說明。“君主集權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來幫助他，這些人便是士”。　　

他們并不是經濟基礎，極而言之，它們不過是在更基本的動因上演著副次作用罷了。　　

秦始皇及其以后的許多專制王朝，不把領土領民交于其諸子功臣治理（漢代在初期亦曾分封諸子功臣，但不僅所行范圍甚狹，且在景武之世已逐漸消除了），而是大權獨攬，對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此似與周代大有區別。而秦代及其以后王朝的帝王，則把那些形式上較自由的農奴或農民的勞動剩余主要以賦稅形式收歸己有，然后再由俸給的形式，“以公賦稅重賞賜之”。　　

中國的專制官僚政體是隨中國的封建的地主經濟的產生而出現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種經濟基礎上的，而我們也是容易由秦代專制官僚政治實現的過程來明確予以證實的。　　

史載“秦則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  “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　　

中國帝王的政治經濟權力，一方面使他扮演為地主的大頭目；另一方面又扮演為官僚的大頭目，而他以下的各種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則又無疑是一些分別利用政治權勢侵漁人民的小皇帝。　　

中國專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絕對支配權歸根結底是建立在全社會基本生產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種基本生產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農業剩余勞動或其勞動生產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種控制和占有表現其經濟權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種控制和占有的實現表現其政治權力。但無論是經濟權力或政治權力，離開了他的官僚機構和官僚系統，都將變成空無所有的抽象。　　

5，官僚體制的形成　　

大體而論，官制包括三個門類：其一是官職、官品、官祿的確定；其二是官吏權責的分劃；其三是官吏任用的程序。　　

關于官吏的任用，在官制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并且直接影響到官吏的職掌和權責。世卿世官之制既廢，官吏的產生一定要有一些舉官的方法。秦代相沿有三個舉官方法：一是薦舉，如魏冉舉白起為太尉，范雎任鄭安平為將；一是辟除，依秦制，內而公卿，外而守令掾屬，皆自辟除，如呂不韋辟李斯為郎；一是征召，士有負盛名的，皇帝可征召拔用，如叔孫通以文學被征。但無論薦舉也好，辟除也好，征召也好，都得有個標準。不錯，財產、德行、學問、能力，曾在當時分別當做詮衡標準。但其中除較有客觀性的財產一項，極易引起不平流弊外，其余如德行，如學問，甚至如與德行、學問有關的能力，似都需要一個最后的公認的準繩，以資鑒別，而且鑒別的方式，亦大費斟酌。秦代創制伊始，對于這方面的歷練自嫌不夠，換言之，用什么目的去訓練士大夫，用什么方法去籠絡或收買士大夫，它是沒有經驗的。幾經漢代君臣的揣摩與深思遠慮，作為人才鑒別準繩的儒家學說被崇尚了，其后中經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開其端緒的科舉制，鑒別的有效方法亦被發現了。在這種創造并選用官吏方式的演變過程中，中國官僚制度才逐漸達到完密境地，而如我們將在后面說明的，中國官僚政治能動員全社會的一切文化因素，而發揮其包容貫徹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變過程而逐漸形成的。　　

6，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　　

在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里面，把握著社會物質基本生產手段的階級，同時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產手段。這已經很明顯的表現為一個法則。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產手段被把握著：那第一，將可能使不合理的物質生產手段的占有，逐漸取得合理的依據；第二，將藉此繼續制造出或生產出維護那種占有的動力；第三，將用以緩和或團結同一支配階級內部的分離力量。“封建社會重階級名分，君權國家重一尊威權：老子主無名無為，不利于干涉；墨家創兼愛，重平等，尚賢任能，尤不便于專制。惟獨孔學，嚴等差，貴秩序，與人民言服從，與君主言仁政，以宗法為維系社會之手段，而達　鞏固　君權之目的，此對當時現實社會，最為合拍；帝王馭民之策，殆莫善于此，狡猾者遂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蘇淵雷：《孔學判攝》，　　

　“最便于專制”的儒術，或者當做一種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稍微仔細分析起來，就知道它備有以這三項可供利用的內容：　　

　　（一）天道觀念；　　

　　（二）大一統觀念；　　

　　（三）綱常教義。　　

　　這三者對于專制官僚統治的維護，是缺一不可的。　　

“替天行道” 可是替天行道的事過于繁重，天子一個人做不了，要大大小小的官吏在一種政治組織下來代他或幫同他處理，結局，單是把帝王或天子的存在地位神秘化了、神圣化了還不夠，必得使他的官吏們，使他們大家所由進行統治的政治秩序，也都取得一種“玄之又玄”的或“先天的”存在依據才行。　　

大一統主義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一統的江山”或“一統的政治”未曾實現，就稱為“創業未半”，已實現而后為人割裂，就稱為“偏安”。每到一個朝代末期，群雄并起，互相廝殺，直到最后有力有勢者，混一宇內，才使那些為人忙著打天下的老百姓，得到一點喘息的機會。“真命天子”出現了，儒家“大一統”的理想，又實現一回。　　

就綱常教義來說。任何一個專制君主，無論他的天下是怎么得來的，是出于強奪，抑是由于篡竊，他一登大寶，總不會忘記提出與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對的大義名分來，藉以防阻他臣下的效尤“強奪”或“篡竊”。所謂“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就是這個道理本來在統一的專制政治局面下，始終存在一個統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盡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圖，接受治化，同時，擴充的版圖愈大，要使宇內道一風同、心悅誠服就愈感困難。。為了解決這個治化上的矛盾，自漢朝　武帝　君臣起就多方設法推行儒家的綱常教義。綱常之教的重心在乎三綱，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亦即君權、父權、夫權的確認。　　

中國一般讀書人都很記得“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現的方式換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　　

這在一方面說，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說，又是國家家族化，倫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但我們應當明了，這種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國的人都變成一家人一樣的互相親愛，而在使全國被支配的人民都變成奴隸一般的馴順。　　

家族政治有一種聯帶責任：在有所勸的場合，就是“一人成佛，雞犬皆仙”，“滿門有慶”；在有所懲的場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連；其結果，父勸其子，妻勵其夫，無非是要大家安于現狀，在現狀中求“長進”，求安富尊榮。而天下就因此“太平”了。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荀子》王制篇）這一來，天道觀念，大一統主張，綱常教義，就成功為“三位一體”了。　　

荀卿，他目睹當時社會的實際變化，知道恢復舊有封建秩序沒有可能，知道天命說、性養說、禮治說都不大靠得住，于是他認定封建體制須予以改造，應崇功利，尚干涉，以刑法　鞏固　君權。到了他的兩大弟子韓非與李斯，更變本加厲，專為刑名法術是尚，韓非想用嚴刑峻法去造成有權有勢的絕對專制主義，而李斯則實行制定嚴刑峻法以體現那種絕對專制主義。　　

不是中國人對于孔子學說特別有好感，而是中國的社會統治，特別需要孔子學說。自孔子學說被漢　武帝　君臣定為正宗正統以后，在實質上，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特殊化或貴族化了。　　

7，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一大杠桿——兩稅制　　

封建社會的經濟權力，歸根結底是建立在田制稅法上。在那種社會中，田制稅法不但體現著支配階級對被支配階級之間的剝削榨取深度，同時也體現著支配階級內部對于那種榨取物分配的實況。中國秦代以后，每個王朝在田制稅法上就進行著各種各色的斗爭。大約在每個朝代之末，都有被支配階級的農民起來要求改變土地的分配關系并反抗租稅,。門閥或強豪對賦稅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僅意味著中央經濟權力的削弱，且意味著政治離心局面的造成。　　

曾分別由政府統制土地分配的種種田制稅法，如曹魏的屯田制、晉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隋唐的均田制均寓有向豪強爭奪土地、勞力的深意。唐代統治者體驗到維持統治的最安穩最聰明辦法：不在壟斷土地分配權，以長期控有賦稅源泉，而在承認既成土地所有關系，以改進賦稅收入。這即是代替均田制及其租庸調體制而出現的所謂楊炎兩稅法。　　

我們在這里所當注意的，卻不是它在實行當時的利弊與是非，而寧是它對于整個官僚社會之存續與發揚上的促進作用。首先，兩稅法在稅制本身上比前此系統化了的租庸調簡單多了。其次，兩稅法“不問主客，以居者為簿，不問丁中，以貧富為差”的規定，至少在形式上是合乎賦稅平等負擔的原則的。又其次，兩稅法的建立，一方面雖確定以資產為課稅對象，予兼并侵奪者以打擊，同時卻又無異默認兼并侵奪的結果，而由是為大土地所有或莊園開一方便之門，　　

8，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大杠桿——科舉制　　

九品官人制創行于曹魏，乃由秦漢所施行的郡國舉薦方式轉化而來。漢代選用人材途徑，在中央有征召，在相國等機關有辟除，左郡國還得定期舉薦。選賢與能，原是各種選舉方式的共同目標。而賢能的鑒別，又是它們的共同困難。然在世家、望族以及與其結托的門生、故吏等等特殊社會關系尚未顯著發展以前，其困難還不過是選舉客觀標準的不易確定，真才不易發現，植黨營私、鉆營奔競的流弊無法避免；而等到長期的官僚統治，把一批官做大了也做久了的那些人或他們的后裔，逐漸依靠種種社會經濟便利造成特權勢力者的時候，他們無論在中央乃至在郡國就會隱然成為必須征召舉薦的對象。　　

在整個專制官僚統治上，自然會發生許多不利的影響　　

首先，在專制官僚社會，原來是用刑賞為維持統治的兩大利器。專制帝王對臣下的權威和臣下對于他的服從，完全是靠著這兩個把柄。　　

其次，選賢任能是官僚政治的口號，“能者在位，賢者在職”的理想的實現程度，確也能測定那種政治場面的休咎與吉兇。但所謂賢者與能者，并不是在政治過程以外“預定生產”出來的，他們必得是在有所勸勉，有所警惕的政治環境下，居安思危和勵圖上進的結果。　　

最后，官僚社會的融通性或韌性，就是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讓一般所謂“下品”或“寒人”，也有上達的展望，而當社會經濟向前發展，文化傳播接觸較為頻繁，有較多人民得到受教育機會的場合，更須把封鎖的仕途開放一些，藉以沖淡官民之間的對立情緒。更須把統制思想與統制仕途的方法打成一片，藉以成就教化與治化的統一功能。　　

科舉限制愈嚴，競爭愈烈，而其對思想統制，亦愈易就范；對上級官僚，亦愈易卑躬屈節表示忠誠。士之“可鄙”與否，滿可不問，官僚的統治，卻顯然由此注入了“新血液”。可是，在那些考試不第，而又請托不遂的人士，盡管腦子里充滿了“綱常名教”，不得“犯上作亂”，但一有發洩不平的機會，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一個把專制君主頂在頭上，還需要各種封建勢力來支撐場面的官僚社會，它如何能允許真正選賢任能的考試制度！它又如何能允許全國的用人大權，都交給旁人去執行！專制君主及其大臣們施行統治，沒有用人的特殊權力，沒有任意拔擢人的特殊權力，就根本無法取得臣下的擁戴。　　

　    我們不否認科舉制也希望能達到選賢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卻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標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識水準逐漸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種族或階級意識。如其說，它對于前一目的的達成，過于有限，但對于后一更大目的的成就，就確不算小了：　　

中國人傳統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們有理由說是由于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教了我們一套修齊治平的大道理；我們還有理由說是由于實行科舉制而鼓勵我們“以學干祿”，熱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卻是長期的官僚政治，給予了做官的人，準備做官的人，乃至從官場退出的人，以種種社會經濟的實利，或種種雖無明文確定，但卻十分實在的特權。那些實利或特權，從消極意義上說，是保護財產，而從積極意義上說，則是增大財產。“做官發財”始終是連在一起講的。    　　

　　中國士宦的政治生活與他們的經濟生活的特殊聯系，對于中國官僚政治的長期延續，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他們無論是“達則兼善天下”地把持朝政，抑是“窮則獨善其身”地武斷鄉曲，始終在把政治作為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而這種傾向，就是直通“貪污之路”的便橋。　　

老同學，到現在為止，我已經把有關亞細亞所有制、中國不是封建社會、皇帝官僚專制政治的大概材料簡單地梳理出來了。這就是兩千年的中國歷史！我為什么要從真實的歷史上下功夫呢？是因為，無論世界資本主義，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即將滅亡的地步或者階段，下一步人類的歷史如何發展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因此探討人類的自然的生存方式就是研究的方向！這個方向馬克思主義已經從理論上闡述清楚了，把馬克思的具體的理論（不是抽象的什么原理）和中國人民的實際生活切實的、不容歪曲的聯系在一起，就能夠找到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而且我堅定地認為，毛澤東已經在這方面為人類做出了偉大的貢獻：農業上的集體所有制，工業和農業的結合，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這就是中國人民唯一的出路！　　

勞動者2011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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