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華夏大變局——兼談儒學與自由主義及宗教

按: 道統與政統就是儒學與儒家政制，從‘夷夏大防--拒楊墨--斥佛老’到現在的拒斥‘新楊墨’，是一脈相承。

華夏紀元2681年(公元1840年，以共和元年為華夏紀元之始)以來，以天朝自居的中華帝國面對的不再是北方洪水般的草原帝國，而是從東南沿海而來的船堅炮利且頗為‘文明’的西方殖民帝國，此時此刻，中華帝國對于草原帝國的文化上的優越性不復存在，此情此景，皖人李鴻章稱之為‘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華帝國對草原帝國文化上的優越性，就是通常我們所知的‘夷夏之辨’。按孔子的說法，就是‘微管仲，吾輩皆披發左衽矣’(華夏傳統蕩然無存)。黃帝堯舜文武以來5000年的華夏傳統若以孔子為界，則‘在孔子之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

孔子其時的春秋及隨后的戰國時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正是華夏文明誕生后的‘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卻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而‘世之顯學，儒墨也’。到了戰國后期，儒學不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經歷始皇坑儒之后，在漢代始‘ 獨尊儒術’，而孔子開其新統的儒學最終成為主流的華夏傳統。

孔子是商族后裔，卻極為推崇周禮，曾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與商不同，革除商族濃重的巫神卜筮的宗教神秘氛圍，強調‘天’的概念，具有更多的類似自然的解釋，并制定周禮規范政治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然而隨著周王室中央政權的衰落，各諸侯政治爭斗，地方經濟的發展，社會的普遍復雜化，終于‘禮崩樂壞’了。在這樣的時代，作為貴族后裔的孔子是一個古代文化的保守者，‘悲天憫人’，提倡以‘仁’為核心的儒學，以‘孝’為‘德之本’，‘克己復禮’，在個人倫理道德基礎上，重建理想的政治社會。然而所謂‘克己’，這只是理想，在現實社會中，大行其道的當然是‘為己’，也就是孟子所強烈抨擊的楊朱的學說，號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其說提倡‘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頗有現代經濟學中‘經濟人’的假設、亞當斯密的風格和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至上性的風范，其共同點是對人的社會屬性視而不見，而儒家的‘克己’也就成了流行的楊朱的‘為己’。孟子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所謂君也就是現代的國家或社會共同體。

與之相對立的‘孔墨并稱’的墨學，為墨翟所創，則從‘天’的概念出發，加以更具宗教性的解釋，以‘天志’、‘明鬼’為核心，提倡平等主義的‘兼愛’、和平主義的‘非攻’，為社會的中下階層擺脫苦難提供一個類似桃花源/烏托邦的途經，其學廣為流傳。墨學強烈反對儒學，比如祭禮等。墨學中一些合理成分最終為其他各家吸收，甚至孟子本人，而其學說中的宗教特性則最終為中國人所拋棄，原因正如孟子所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到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只在《孟子荀卿列傳》中附了一段小文章：“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除此以外就沒有什么記述了。

對于盈天下之言的楊朱和墨氏之學，孟子稱之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那不過只是一個‘禽獸’一樣的‘自然人’而已，其說終不能登華夏大雅之堂。

當年楊朱因為鄰人歧路亡羊，很是感慨，‘大路因為岔路多，所以羊走失了。同樣的道理，因為學說派別多，很多人常常誤了一輩子!'

經過數百年混亂，華夏變局在漢朝開始后漸漸穩定，儒學終得以發揚廣大。堅持孔子的道統，‘言距楊墨’的孟子也被尊稱為僅次于孔子的‘亞圣’。

在又一個‘兩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夏文明面對的是西方文明中其說更為完善的‘為己’---個人權利至上的自由主義和更為精致的‘兼愛’--基督教，然而，‘萬變不離其宗’，這不過是舊瓶裝了新酒而已，以儒學為核心的華夏文明終將如上一次‘兩千年未有之變局’中一樣，超越挑戰，復歸傳統，浴火后而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