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復興需要知識精英的學術脊梁！
記一代學界民族風骨香港邏輯學教授黃展驥老先生
黃展驥老教授是臺灣著名哲學家殷海光的大弟子。建國前，黃展驥老先生便是香港中文大學邏輯學教授。因為在學術上嚴厲批判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誤人子弟的片面理論與西方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爾克學說等思想原因，最后遭港英政府各種流氓威脅，被掃地出門。
早聞黃展驥老先生大名，是2011年五月，中國人民大學博導、原北京邏輯學會會長趙總寬老教授跟筆者談起中國邏輯學界的往事與中華文化復興話題。筆者認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兩字概括之為“陰陽”或“天道”。天道化生宇宙萬物，天道包含了宇宙本體論、世界方法論、價值論、邏輯論等四位一體。故提出了“天道辯證邏輯”學說，將東方陰陽辯證邏輯（易卦邏輯）與西方形式邏輯兩巨型系統辯證統合起來。趙教授表示高度贊同。他認為：“只有承認易卦邏輯的基本事實，才能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文化底蘊何在，才能理解中華文化的當代意義何在……將之用于處理各種社會沖突和人類各種文明沖突，才能建構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
在如何實現中華文化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探討中，問題直抵文化之根，如何與時俱進建立一套能夠繼承古今歷史，又能包容現代展望未來的邏輯工具，這是中華文化復興的根本，也是世界文化多元一體化的根基，更是化解人們文明沖突的唯一出路所在。在談到東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差異時，毫無疑問，西方形式邏輯科學價值在原子論哲學基礎上提供了離散分析的思維方法，整體特征上是一種互相割裂的分析文明；東方中國陰陽辯證邏輯科學價值在雨中整體論哲學基礎上提供了整體連續分析的思維方法，整體特征上是一種大一統的包容文明；前者所建立的文明體系，具有不完備性與擴張性、傷他性。后者所建立的文明體系，具有完備性與包容性、利他性；也正因為對這些形式差異性顯而易見的洞見，中國的邏輯學家們對西方的思想學說根基性的片面從來就表示深刻質疑。趙老由此介紹出香港黃展驥老先生的學術思想。
不期5月底，筆者兩邏輯學哲學論文獲選，第一次參加中國邏輯學會與中山大學主辦的第十三次全國辯證邏輯學研討會暨第九次全國科學邏輯研討會。非常巧合的是，會務組剛好將黃展驥老教授與筆者安排在同一間套房公寓里。
黃展驥身處香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至上的學術環境下，精神上無疑是個孤獨的老人。所以，黃老一直未肯在眾人面前談起自己的生活與學術經歷。不過，黃老對筆者恰是一見鐘情，每次會議休息或者飯后之余，筆者就陪黃展驥老教授喝點啤酒，一起探討邏輯學思想。
通過了解讓筆者大吃一驚的是，黃展驥老教授作為建國前香港中文大學的邏輯學教授，由于秉持學術良知，敢于對西方共濟會資本集權背后密控誘導世界的亞當斯密經濟學思想與哈耶克學說進行了嚴肅的學術批判，結果遭受了港英政府以及學界流氓的各種誘惑、威脅乃至人身攻擊，最后被掃地出門，不得不離開了香港中文大學。
黃展驥老教授一談起往事與對西方學術思想邏輯根基與價值的偏執就宛若青春復在，氣壯如牛，演講聲情并茂，有時怒氣不覺猛拍桌子，往往是整個宴席廳都能聽見黃老的激動言說。
黃展驥老教授認知閱讀了筆者的天道辯證邏輯學說之后，當著諸多邏輯學家面認知地說：“我能理解劉浩鋒先生的天道辯證邏輯思想，中國很多的高級知識分子都不能理解劉浩鋒的思想，是因為他們被西方片面思維洗腦了，看問題偏執所致。”真是一言九鼎，振聾發聵。
筆者研究西方文化，從學術文化文明之基礎，也即是思維與邏輯、數學開始，發現西方古希臘亞里斯多德開創形式邏輯開始，人們普遍陷入一個片面編織的“視覺假象”（尼采語）世界里，一度忘卻了西方自身的邏各斯與辯證法傳統精神；邏輯思維排斥矛盾片面運動的結構，導致同時在更高層面上形成新的更大矛盾（悖論），面對這種惡性循環的無奈，以此片面邏輯思維為基礎的一切學術其價值認知是固執片面而喪失了自我反省建設的能力。強調人的自私與個人主義價值，和強調人的同情心彼此邏輯上的悖論，而不能如中華文化遵循天道陰陽之理，崇尚利人利己與個人、集體、天下利益多元均衡共贏之道，主動接納陰陽矛盾，實現邏輯統一，在政治上推崇黃帝乃及堯舜禹之禪讓制，保障朝野利益的互補均衡以為圣賢道統；經濟上是互補互助，個人與集體都獲得共同發展的模式；然而，人類東西方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整體性邁入私有化社會，走向文化衰變墮落的過程，深廣陷入叢林之中。
由于西方主流學術邏輯與數學上的偏執，對人性的理解以私惡定論，并作為一切學術的價值判定基礎。
西方的憲政學說自始至終就是為繞如何制造一個模型一個籠子，來把假設是獸性的人尤其是領導者們通過互為制衡的制度構建給關起來，避免跳出籠子傷害他人與社會。這個模型就是三權分立，就是民主與法治。而所謂自由，即是法律保障下的自由。至于僵硬的法律沒有保護的地方，即使是極端不道德的乃至是罪惡的行為都可以在自由的掩護下大行其事。而事實上，西方自由世界的歷史見證，獸控原理的憲政模式，并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社會動蕩總是周期性大起大落；貪腐總統與官僚，黑金政治，暗殺事件叢出不窮。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真實的背后是一群家族金融集團的專制密控，如已經大白于天下的共濟會。美國的總統中只有少數幾個不是共濟會人員，其中包括被暗殺的兩任總統。
不僅如此，自文藝復興以來，上帝被邊緣化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甚囂塵上，成為新的上帝。以此作為基礎，一度引為世界顯學的西方經濟學也是遇到同樣的困境。據《統治世界》一書披露，亞當斯密晚年燒毀《國富論》一書的手稿，是因為受到了西方資本集權的密控進行的違心之作。不管真假，抑或信與不信，其《道德情操論》一書與《國富論》就是西方經濟學由于邏輯與價值認知片面導致的互為割裂的悖論狀態，史稱“斯密悖論”。這種割裂狀態導致西方的經濟運行與歷史是大起大落的，西方人與西方文化普遍是精神分裂傾向的。
一方面鼓勵人們逐私行惡，天真的以為每個人不惜損人利己尋求自己私利的最大化，則就實現了全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殊不知納什的博弈論結束了這種自欺欺人的荒謬，發現每個人只有遵循辯證的整體思維（天道辯證思維方式），接納矛盾的利人利己行為，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盡管納什發現了西方經濟學乃及整個西方學術的偏執與錯誤，但是，人們對之仍然缺乏哲學層面上的自我反省與價值重建。
自亞當斯密以后諸多的經濟學流派與所謂經濟學大師，都是自欺欺人的徘徊于沙漠上的學術建筑中，喪失了對學術根基的徹底反省，更是喪失了從哲學上建立各種事物之間本有的邏輯關聯，恢復萬物一體親密關聯的思想重建的能力。如此以往，幾百年來，當西方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總是周期性的不斷向全世界擴延開來，禍害世界，那些經濟學大師們，還有什么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們，也從來不臉紅，不集體向世界懺悔，依舊在那里大言不慚的自欺欺人。僅僅是因為長期以來，他們被西方資本集權共濟會通過數百年的金融政治學術傳媒對世界秩序的引導布控，運用偏執的思想給世界制造了一個個陷阱，無形牽制控制著學術方向與掌握了話語權。他們就像是有著真正實力卻又讓大眾看不著的影子政府一樣。美國一國之中央聯邦儲備局竟然是共濟會背后控制的私人金融機構，主導著美國與世界的金融秩序。恰恰見證了馬克思的對帝國主義時期資本高度集中的預言。所謂經濟學家們都是被這些影子政府精神奴役下，為其對公共金融進行壟斷的龐大私有財產合法化抬轎子吹喇叭。
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大多喪失了對本土文化的真正理解與傳承，不能在東西方文化互補結合基礎上創新經濟學模式，無法對西方偏執的經濟學思想進行超越。進而想誘騙中國的金融融入西方單極貨幣主導的世界金融秩序里面去，卓有成效的將中國金融與國運推入西方共濟會設計的巨大的陰謀陷阱里面；而過分的私有化改革，已經將中國每年創造的財富大部分流向少部分人腰包，兩極分化、通貨膨脹的結果將是原版植入西方周期性的惡性經濟危機，從而導致政治與社會的崩潰混亂。
因此，當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自娛自樂自欺欺人地說：“我們選擇的自由，就一個競爭社會而言，依賴于這樣的事實，若某人拒絕滿足我們的愿望，我們可以轉而與另一人談判。但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壟斷了我們命脈的權威，我們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這里的觀點如沙漠上的建筑一樣，經不起學術的深究。我們既將競爭社會里的人判定為都是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每個理性人都是心懷惡性，不惜損人利己的。不管與誰談判，都可能遭遇到拒絕滿足愿望。但如果人人懂得遵循天道法則，學會辯證思維，認定利益的最大化是利人利己多元均衡發展，那么，不管與誰人談判，都會遇到一定愿望滿足的可能。面對西方資本集權壟斷，真實的卻是鱷魚飽食弱者后揮灑著眼淚顯露虛假的人格分裂的仁慈，而并不是人性覺悟基礎上，實現自身與弱者的同步均衡發展，步入良性循環共贏的軌跡；這證明哈耶克在發現集體價值的社會主義走向極權過程中，資本主義自身同樣步入民主為表象與背后密控的真實血腥的私有極權境地，正因為自身邏輯與價值根基的缺憾，并沒有發現導致社會主義走向極權的文化根基在于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失衡所致，不能在個人、集體、民族國家、人類諸多利益關系中實現辯證的均衡關系。而中華文化復興可以卓有成效的徹底根治這些文化問題，實現多元共和、人類共贏的和諧世界，有力消解數百年來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偏執誤導世界走向共同毀滅的困境，結束百年民族文化自卑，重塑民族尊嚴，成為21世紀世界之顯學。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由于邏輯認知的偏執，長期以來，企業家對于勞工的利益關系，也是互為對立割裂的。一般要通過工會或者政府力量來抹平溝痕，也就是說，企業管理文化中，邏輯上對于矛盾關系是無法處理的，只存在一方對另一方的利益的無情剝奪，導致經濟生態中每個企業都出現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如此數量的累積效應導致整個社會出現權貴富人階級，而更多人組成的勞工階級占據少量的財富，市場產出與市場消費不能平衡運行，導致彼此割裂開來，經濟危機開始爆發。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就是需要遵循天道法則，學會整體的辯證思維來處理企業中資本家與勞工的利益關系。可是這么簡單的問題，2008年下半年的我的老朋友、經濟學家茅于軾教授在與筆者就此問題的通信中，第一次信件中就表示不能理解接受。直到數月后，茅于軾教授才明白過來，在2009年以后其出版的經濟學著作中，就可以發現，其已經率先將“西方經濟學”定義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西方經濟學史上的大修正，將“整體的辯證思維”內容置入其間。但從茅老后來諸多經濟學觀察文章看來，并未有將此思維卓有成效的融入到具體的生活與分析工具中去，很多觀點偏頗局限，引起社會群體巨大的憤慨。
2011、6、12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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