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國的“道”文化？中國的“道”文化有沒有大同價值？
如果化繁就簡，中國的“道”文化，就是我們普通生活中約定俗成的，以不變應萬變的講道理，它的大同價值就是“克己”。
說到“道”文化，不少人會把它說成玄之又玄，深奧莫測，其實這是自尋煩惱，或者自以為高明。
就拿老子“道”的思想，看似深不可測，不少大學者，滿腹歷史知識，但是評論中國“道”的文化，一涉及思想，則咬文嚼字，顧名思義，認識停留于文字表面，精神難以入里，無所寄托，不知所歸，思想膚淺混亂荒謬，無從提綱挈領，觀點牽強附會。
《道德經》《論語》加起來不到三文字，言簡意賅，生動明了，但是一到沒有思想的專家手上加以解讀發揮，就云里霧里，漫無宗旨，任意節外生枝。
說的難聽，近百年出版的動輒幾十文字的中國古代思想研究的著作，充斥和堆砌著意義甚微考據性的“引經據典”，絕大部分是沒有思想價值的大草包，本人還沒有讀到欲罷不能的，可堪稱系統認識中國文化思想的經典書籍（請讀者不吝推薦）。
魯迅雖然認識中國文化思想進入本質性的犀利，但不系統。
歸根到底，思考中國文化如若出于稻粱謀，或者沒有勇往直前的精神需求，那么必然是淺嘗輒止，井底之蛙，一團亂麻，而沒有邏輯的深刻的本質概念性、辯證性。
以上突然有感而發，借“道”發揮，現轉入文章題目。
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老子思想宗旨也是“克己”。
但是老子矛盾的思考方式，挖掘了“克己”更深變化的、相反相成的文化價值。
這種更深的文化價值，是由中國文化物質斗爭的深入而被揭露的。
我已在其它文章中分析：周禮文化（即儒家）本質是世俗物質性。
而倚重物質的文化的發展，必然由于社會物質利益的糜爛和物質利益斗爭的激化而導致社會系統的崩潰，最終引發社會物質爭奪的戰爭（農民起義等），導致社會各方面物質利益的同歸于盡，社會彼此物質利益又重新歸零，中國文化如此周而復始。
老子、孔子時代，社會一片混亂，禮義廉恥蕩然無存，人性的猙獰面目充分暴露，周禮仁愛文化置之腦后，社會全面蔓延文化和戰爭危機。
當時物質壓迫和爭奪造成的社會危機，已到了民不聊生，走投無路，以死抗爭。
《道德經》寫道：“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但是，事物是相反相成，周禮文化越是陷入危機，越是會有人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社會越是能夠出現拯救文化危機的杰出思想，中國最杰出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就是這樣的，生于憂患，在歷史危難中橫空出世。
解救中國文化的危機，孔子力主“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恢復和弘揚祖先的優秀文化“道”統，即周禮仁愛文化。
但是中國周禮的政治實踐，日益暴露出物質文化矛盾斗爭不可調和的內生性，物質利益的無節制擴張，致使王權衰弱，大國爭霸。
周禮血緣基礎上的仁愛文化，曲高和寡，已經不能協調社會利害沖突。
仁愛被無情的置之腦后。在巨大的物質誘惑面前，崇高的仁愛精神變得無足輕重。
仁愛思想行不通了，老子才另尋出路，發表天地不仁“道法自然”的思想，來緩和熄滅激烈的社會矛盾斗爭。
孔子的“道”和老子的“道”，有異有同。
相異，主要是孔子堅持人的道德精神，而老子認為人如同芻狗，和其他物質沒有區別，因此人的絕對道德精神的存在前提就被徹底的否定。
相同，老子、孔子都認為“道”的目的，是為了調和和熄滅社會各種矛盾和斗爭，改變社會劍拔弓張的緊張局勢，實現社會各種利益的和諧平衡。
他們都在根本宏觀性的認識社會矛盾，分析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矛盾。
他們也都得出了相似的觀點：
老子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益有余。”老子因此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損有余而補不足”社會均衡價值取向，是一目了然。
孔子主張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貧而患不均”，社會意義和老子一致。
但是，同樣的思想最終目的，老子和孔子的思考旨趣是根本不同。
他們相異的旨趣，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終于變成“道不同不相謀”的中國兩大文化發展主脈。
孔子是繼承和恢復祖先的優秀文化傳統，通過主動的進取，即推己及人的“仁”，實現社會和諧，達到利益平衡；
而老子是奉勸人類徹底想清楚“反者道之動”的道理，通過“天地以萬物為芻狗”的人類命運的價值認識，指出人類必須聽從自然安排，主動放棄物質爭奪，自覺遵守“損有余補不足”的自然之道，以免遭到自然命運的無情懲罰。
即所謂道法自然。
前者是立足于血緣聯系的溫情脈脈的關懷互愛精神，后者是六親不認鐵面無私的自然命運的安排，一個紅臉，一個白臉，不吃敬酒便吃罰酒，兩者殊途同歸，都是通向中國文化的利益平衡之坦途。
老子、孔子都把中國文化物質利益發展和分配的平衡，作為思想信仰和追求，這是中國文化生命的呼喊，也是老子、孔子最大貢獻所在。
他們都從最簡單、最豐富的概念開始，演繹和展開各種事物的邏輯分析。
他們發現思維的辯證屬性，達到思想觀念體系在“一”的基礎上實現“多”（萬物）的統一。
他們是中國文化概念思維的最優秀的代表。
老子、孔子“道”的思想，把中國社會物質利益不平衡的矛盾，看作中國文化最大的矛盾，這種深邃的歷史目光，為中國文化的歷史前進，敲響了文化警鐘。
中國文化連綿不絕的頑強生存和不屈不撓的奮進，是老子、孔子“道”文化歷史珍貴價值的最好證明。
雖然中國文化形式多樣，甚至相互矛盾，但是文化警鐘一直響徹不絕。
即使毛澤東時代批判孔子，進行中國文化的革命，毛澤東思想也不可能離開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
深入分析，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孔子中庸之道利益均衡的孜孜追求，在文化意義上是一脈相承，都是一種社會“善”的美好向往！
老子和孔子有思想矛盾，但是深入進去，又發現是一種邏輯推進。
試解讀：
老子：“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
表面給人一種老子懷疑和反對仁義孝慈等等，其實老子是認為，社會越是需要仁義孝慈，就說明社會越是喪失仁義孝慈了。
老子不再頭痛醫頭的弘揚仁義，因為人的自私欲望如同一種物質屬性，是不可改變的。
老子看透人性，去尋找能夠遏制人的自私欲望的客觀機制（孔子是主觀機制的“仁”），這個機制就是認識“反者道之動”的物質客觀規律。
老子依據趨利避害的人的物質本性，指出“福兮禍所伏”，奉勸人類放棄物質爭奪，從而實現“無為之益”，“無為而無不為”。
老子說：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知足之足，常足。”
“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為大也，故能成大。”
老子通過“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物質辯證法，為緩和中國物質文化矛盾的激烈斗爭，提供自然之“道”，而孔子提供的是人之“道”。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老子這一表達，更是相同于孔子，人們仿佛覺得，這是孔子中庸之道形象生動、一團和氣的社會生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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