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周朝的官方文化權威，孔子專程請教老子周禮，按理說老子對周禮文化抱有思想職責的信仰和精神的熱忱，但是司馬遷的記載讓人懷疑老子對周禮文化的忠誠：
“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老子說，周禮的文字雖然還在，但是周禮創造者的尸骨早已腐朽。老子的意思是不是人去物非，周禮已成為一個文字空架子？
老子接著說“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更是好像在提醒孔子，不要食古不化，不識時務，要與時而行。
《道德經》中，老子認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說明老子懷疑周禮“仁”的精神。
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這和老子“道”的思想接近。
但是孔子沒有動搖對周禮的信仰，孔子對周禮是充滿真摯的感情，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任何精神崇拜，必須有非物質的精神條件，周禮仁愛的思想，就具備了這一條件。
我在不少文章中說明孔子仁愛的思想含有物質性，因此不是徹底的非物質精神。但是必須客觀的看到，孔子仁愛的思想毫無疑義也具有非物質的精神，正是這一精神條件，才使孔子始終的堅持“知其不可而為之”。
相比之下，老子思想其實是全部被物化了，老子不再相信非物質的仁愛精神，而物質化的周禮形式，在老子心目中更是沒有任何地位。
老子沒有興趣教孔子周禮，而是很玄妙的講授了物化了“道”的矛盾精神，這種無限物質宇宙觀的認識，很可能開闊了孔子的視野。
《史記》的記載，讓我們領略了孔子博大胸懷，盡管孔子不贊成老子放棄周禮文化，但是老子“道”的宏大思想，孔子深深贊嘆，情不自禁的稱贊老子是龍。
老子不僅思想上背叛了周文化，而且思想的異化導致老子最終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史記老子傳》：
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 關令 君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午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老子是東周在職的文化大臣，吃的是皇糧，但當周王朝大勢已去，老子壓根就沒有想到名正言順的堅守崗位，更是沒有去想以身殉職，而是不辭而別，棄國家事業而不顧，獨自偷偷的跑了，不知所蹤。（可以聯想今天富人紛紛跑到國外，是有歷史文化原因的）
如若不是京城城門官攔住老子，逼著他寫下《道德經》，否則中國文化最精彩的思想密碼豈不失之交臂？
老子是不是很自私？自私的跑掉，思想也差一點自私的秘而不宣，道教自私的成仙和老子自私的跑掉不是很相似嗎？
當然這些都是如同宗教事跡一樣的歷史傳說，信則有！
但是既然傳了文字下來，那么就成了中國歷史承認的一種文化價值。
中國有個成語“三十六計走為上”，和老子的跑走有關系嗎？
即使兩者沒有聯系，但是兩者的文化價值觀何其相像！
中國文化很有意思，一方面高調 宣傳忠 君愛國思想，“不成功便成仁”！另一方面對老子這樣很嚴重的“逃跑主義”（通向變節投降）也網開一面，幾乎沒有歷史的追究、審查、批判，連孔子都對老子稱贊不已。
中國文化提倡忠君，也接受叛變君主后的變節或者浪跡江湖。前者有“士為知己者死”等多種理論的支持；后者有“天命無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等理論的解讀或者開脫。
中國文化，英雄是不問出身，抓到老鼠就行，因為中國文化進入門檻很低，只需要本能性的物質霸氣，中國文化是物質的博弈而非精神的博弈；
中國文化的英雄，又是識時務者，“時務”是什么？是物質世界！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等同有奶便是娘。因此中國文化中的英雄是赤裸裸的物質崇拜性的英雄。
嚴復譯著《天演論》，在中國近代文化陣地上赫赫有名，引進西方的進化論，所謂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其實就是傷天害理，弱肉強食。
嚴復為什么沒有介紹西方根本性的人權文化？可能不是因為他精神上的民族主義，而很可能是他認識不足，沒有認識到西方文化崇拜個人精神的本質。
因為人權精神文化和中國物質文化迥然不同，而以物質競爭為價值尺度的達爾文進化論，倒是和中國物質性的歷史文化氣味相投，因此西方文化物質性的部分，很容易引起中國學者的興趣，也很容易找到共同語言。
老子背叛和逃跑的事實，中國歷史文化不僅沒有加以追究和指責，相反常常成為中國人操守變通的理論依據。
中國文化如此復雜靈活，如此沒有絕對性，根本原因它是一種物質性的文化，沒有普世性的可以絕對依托的神圣精神。
孔子思想，雖然屬于世俗權力價值文化，但是含有超脫世俗物質的絕對精神，但是還微弱，不能有效獨立，更沒有普世的條件，但是正因為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相對的說最具有絕對精神，因此孔子的思想才成為中國文化最有健康影響的部分。
孔子心胸寬廣大，孔子一生沒有服務于周中央王朝，但是孔子對周的忠誠，即使命運坎坷到“累累若喪家之犬”，孔子還是矢志不渝，絲毫沒有動搖。如此堅定的信仰周禮，卻能夠容納老子對周禮的離經叛道，充分表現了孔子中庸之道的海納百川，豁達大度。
但是畢竟孔子和老子思想有著很大區別，后來他們思想在歷史發展中各自分道揚鑣。
司馬遷記載：孔子前去求學老子時，兩人關系亦師亦友，很是恭敬親切，后來情況卻發生根本變化，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響越來越大，社會利害關系彼此也越來越勢不兩立，到了司馬遷年代，《老子傳》寫道：“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中國文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孔子和老子在“道”的源頭上，主要表現出“克己”的一致性，但是隨著中國“道”文化的茁壯成長，孔子和老子的文化價值的相異，就越來越變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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