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范草體是漢字簡化的最佳選擇

規范草體是漢字簡化的最佳選擇　　

漢字的演進，備受國人關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最近兩年，關注的程度以兩會上部分委員的提案為發端明顯升溫。借此機會也發表一下個人的意見，算是一吐為快吧。但要說的，不專門針對“用簡識繁”之議，而是要試著回答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漢字的出路倒是在哪里？這問題大標題已經點明，還需要展開敘述以下各點。　　

一、著眼字的進化是基本要求　　

漢字經歷的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選擇過程，這過程至少六千年以上。如果把現存可識的甲骨文和稍后的金文視為漢字的基礎，也已三千多年了。一開始，它是多種多樣的區域性亮點，各個亮點經過相互影響滲透、取舍融合逐漸發展起來，最終伴隨中華文明走向完整和體系化，走向共識和一統。就其形體變化來看，也是在不斷的演進中，由圖形變為筆畫，象形變為象征，目錄變為符號，復雜變為簡便，從而出現了許許多多的組字式樣，最終通稱為“體”的就有很多種 。如果按五大“體”說，先后排列應當是篆、隸、草、行、楷，粗解為：籀之后秦篆繼，通兩漢波磔隸，草與行更便利，晉隋唐楷普及。　　

研究漢字進化的著眼點是什么呢？一是著眼于價值取向。相傳，秦時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獄中把民間流行的隸字整理出來傳給秦始皇，始皇大為賞識，于是破格提拔程邈為御史，還準許其字用于皂隸小民之間，隸也因此而得名。文字是勞動成果，理應受到尊重。被一些痞子罵為　暴　君的秦始皇，并沒有因為三千隸字是犯人整理就禁用，而只是限用，可見秦始皇比較的通達。漢代的君王們也并沒有因為字是賤民所出，就不能采納，而是更進一步的發展為統一使用的漢隸。可見文字的研發和應用是沒有高下之分的。二是著眼于母體進化。前述五種書體的先后次序，與通常從字藝上考慮不同，是一種歷史定位方法，即對其實際的形成過程給予尊重，既看到官方用字的主流意識，又考慮到民間用字的流行傾向，這樣做比較的客觀公正。事實上，隸本始于戰國，當在小篆前大篆后，小篆的同一又很短暫，故仍舊把隸排在篆后。草、行、楷體均在隸的基礎上先后形成，草、行是母體進化的結果，楷則有所不同。楷是借鑒了隸字的結構、草行字的用筆特點創制而成，既略省了隸的波磔，又糾正了草的漫無標準，但其筆的掌握運用更嚴格、更規范，從難易上考慮，實在是一種有悖進化的書體。三是著眼于便捷趨勢。在“佐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用字多樣化，漢時表現的很突出，像章草、今草、行草等書體已廣泛使用。這樣的字所以能在民間很快流行起來，最主要的原因是簡便，越簡便越容易被大眾接受。四是著眼于用筆特色。在漢字的發展史上，隸的出現及至漢隸的定型，是里程碑式的重大轉折。這之前都是繪圖式的畫線畫道，而自漢隸始，無論是橫豎撇捺點折彎鉤的筆式，還是字的組織結構、運筆程序都走向規范化。從這時候起，真正意義上的書學藝術也就形成了。這個變化相當大，變化的結果是漢字有體了，可謂居官得體，言行得體，寫字也要得體。體的這種特殊性即是漢字的魅力所在。如果把漢文字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來看待，需要說明的是甲骨文到大篆都是圖形文，無藝可談。而小篆之形體結構規正協調，筆勢勻圓整齊，偏旁也作了改換歸并，與大篆相比基本脫去象形性，已跨入書藝之門。五是著眼于各體專擅。漢字各體都有各自的特長，如果不是高科技的沖擊，完全可以爭奇斗艷到永遠，往后的實際倒是怎樣的情況，聽天由命去吧。現在只說歷朝歷代實際的應用，都是規定一體為官方字，號令天下通行，余體可以結伴而行，自由發展，這當然是不錯的。說明漢語言文字有相當的包容性，在一個大家庭里，都能和諧相處，互利共贏，有能耐就競爭嘛。不過能不能取勝還得官長一句話。主流意識大概是不好改變的，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舉擠掉一母所生的幾位兄長，自己當起大王來。然后，違背民意，逆轉方向，把隸體粗書的光明前景葬送在半路上。文人墨客們因此才有“既生行草何生楷” 的感慨，也就難怪。　　

文字自身的演變趨勢如上所述，但是幾次統一都導致形體復雜化。最明顯的是春秋戰國時舍象形文和金文而大篆通行，秦時棄大篆和隸而小篆同一，魏晉南北朝以后排它體而楷統用，都是棄簡就繁，筆畫增多，字數增加，難度增大，無一例外。從筆畫上來說，大篆就比象形字繁雜，小篆更繁雜；從字數上來說，甲骨文比象形字多許多，金文比甲骨文又多，以后的各體都在逐漸增多，《康熙字典》就收入四萬字；從難度上來說，排列下來的各體在書寫時給人的的感受是越來越吃力，以楷為甚。有人說，漢字變化的基本特征是在不斷簡化，字體時時刻刻都在走向簡略化，這說法就與史實不完全符合了。如隸比之于篆要簡單的多，戰國時就在民間流行，到秦的程邈還特作整理，但“書同文”反而實現了小篆的官方化，只規定隸書專供隸役使用。又如流行于兩漢的章草比之于漢隸要簡便的多，但章草不能同一反而隸占統治地位。當然，把民間流行俗字、手寫字的出現看作是“不斷簡化”也未嘗不可，因為多數人確是喜歡簡略不喜歡繁雜。但是，流行不等于主流，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不會順應民意，官僚階層更不管不顧。至于學富五車的文化泰斗也不會為民著想，同樣一個字多種變異就是證明。只有歷史發展到新的時期，渴望變革的進步人士才會加以考慮，也只有革命的階級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二、突出隸的走向是研究重點　　

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研究文字進化，不能不特別關注漢代的情況。漢興四百年，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全面發展，而作為領先的文字在推廣應用上，表現的更突出，進步幅度更大，因此也更值得探討。一方面說，這期間漢字本身的變化很大。先是隸體完全掙脫了篆的束縛，成為正式起用的官方文字；接著是章草的出現，普遍用于民間的生活記事，廣受歡迎，；再下來是張芝學他人之法，變章草為今草，效仿的人越來越多，于是漢末又形成一個新的用字趨勢。另一方面說，這期間皇權給予的推力也很大。漢劉邦看不起文化人是事實，但他粗放灑脫不拘泥，順乎民心得民意，因此瞧不起齊整勻圓的秦篆，而把隸人常用的草隸拿來，統一為官用漢隸。漢武略輸文采而尊儒，表明他還是重文學重字藝、且能順應文字走向的，要不然，在他統治的五十年里，章草也不會暢行無阻。到東漢的明、章二帝，對進步的字體更加提倡，劉炟就曾“詔使草書上事”，因此在他們的任內出現不少善草專家，如齊相杜度、濟北相崔瑗等人。以上兩個方面說明，文字要進化，皇權是關鍵。就“解散隸體”這一做法，下面有意愿，朝廷不認可絕對辦不到；民間“粗書之”，皇上不首肯也不會推開。可見，漢代對文字的幾次調整變動，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字革新，應當充分肯定。　　

漢隸作為母體是相當有資格的：（1）從結體來看，它是扁平、方折、簡明、精巧，只是筆畫波磔突出，但寫來順手，已完全脫去之前古體的結構形式，成為一種很自然的手寫體。（2）從基礎來看，它可追溯到更早的民用；秦雖通篆，但又規定隸人用隸，便于奏事；兩漢至魏晉，隸在民間普遍使用。（3）從走向來看，它走了兩個極端，一方面是趨于復雜化，產生出更加規范的楷不說，自身的流變難度也明顯增大，伴隨著的是魏碑出現且至清代中期又倡書之，使書風為之一變；另一方面是走向簡便化，從草隸起進入章草已奠定草書基礎，又逐漸發展為今草、狂草，普遍流行于今。以上所說明的漢隸組織結構、用筆特點及其演變趨勢，應當引起重視，寄望著漢字再變革的步閥向著能夠成功的路上邁進。　　

三、舍棄楷的簡化是重大突破　　

建國初期的文字改革，應當理解為是一次有益的探索。當時，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很重視這項工作，其主導思想可從幾個方面分析認定：一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認為漢字太繁難，必須進行改革，使之貼近民眾，這是思想基礎；二是有國民政府文字簡化方案可資借鑒，認為只簡化一些字是不夠的，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這是長遠打算；三是與羅馬拼音文字相比較，認為應該看到它較便利的優點并拿來為我所用，走拼音方向，這是世界眼光。實事求是的說，那時中央的主張就是這樣，至于以后怎么推進，還是個未知數。　　

離第一個方案出臺僅兩年，周總理即在政協會議上重提漢字怎么簡化的問題，強調漢字變化是肯定的，關鍵是怎么變。這一來說明第一步改革的路子不是固定不變，二來期望國人共同關注，拓展思路。　　

遺憾的是當時的改革方案完全照搬了民國政府那一套，所不同的僅是簡化的字數有所增加。漢字的包容性那么大，就不能把路拓展開來，卻在極有限的過道里擠來擠去，結果呢，還是在一棵樹上吊死。時至今日人們還在楷的繁、簡問題上進行爭論。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快一百年了，再爭論下去，也無非是在橫平豎直上打主意，能做到的僅是部分字的筆畫再少一些，局限的很。這就決定了我們所謀求的文字進化是一條死結，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了。　　

對于當時推行的簡化方案，毛主席是怎么看待的呢？在他致蔣竹如的信中這樣說：“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從中我們看出，主席對初次的改革并不很滿意，他是為“總有一天”做打算的。至于說主席肯定拼音文字的便利就是主張廢除漢字，似不沾邊，作漢字注音理解較為恰當，事實上我們一直是這么做的。毛主席作為歷史巨人，與中華文明根深蒂固，他能主張廢除自己一輩子情有獨鐘的語言文字嘛。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展現給人們的是一種有形的社會文化，其形成受地域的限制，所以它總是民族的；其發展經歷史的檢驗，所以它總是科學的；其價值被認同，所以它總是大眾的。漢文字亦如是，既然先人造出，后人就要沿用，理所當然，再過五千年，照使不誤，除非國人都散落在別的星球之上。至于演變那總是要發生的，那也只能是在自身的基礎上越變越先進。在這一方面，毛主席倒是身體力行。他不拘一格的書寫自己的文字，形成特色，形成風格，獨樹一幟，水到渠成，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直登巔峰。他為什么后來又找來國民政府　于右任　先生的標準草書拜讀？另有打算、再作企求怕是真的，我們自不妨把這看作是主席在尋求文字革命的新途徑。當然主席不可能提供出一個現成的方案，只能說明這是偉人的真誠。這是不是能提醒一下，現在的專門機構和專業人士，也學學主席的負責精神，認認真真地把這項工作抓起來。做甚務甚，討吃子務棍。好好務務這方面的事情，利國利民，何樂而不為？　　

漢字的革新，只有突破楷的統領地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從便捷和適用上作考慮，也應該被突破。楷體（包括魏碑體、現行隸書）一是已經定型，簡化不到哪去。就說常用字五、六千，簡化到三千足矣，再多不可能。比如雙、勸、歡、觀、對、鄧、艱、難、僅、漢、嘆、權、圣、發、戲、樹、擇等，都用“又”代合體字目，所代數量極其有限。即使全部替代了，也還是一點一畫組字，如同一磚一瓦起樓，運筆方法限制住了。這說明仍在楷上打主意的簡化路子行不通。二是書寫甚難，極不容易掌握。 “永字八法”就是“書法”， 按其側、勒、努、趯、策、掠、啄、磔的要求水準去演練掌握，許多人窮盡努力也不能如愿，少數人能跨過門檻就是佼佼者，顏柳歐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鳳毛麟角，還是畫道道的居多。可見，以楷為通行體，是一種文化專制現象，封建勢力已經把它提到“法”的高度來控制了，不突破行嗎？有人可能會說楷難寫但易識別，難寫倒是真，易識不見得。如果一個人從小寫的是大草，從沒接觸過正楷，突然拿來滿紙的它讓人家認識，人家可能以為是天書呢。三是過于刻板，不合大眾需求。想寫一手好楷，就必須正襟危坐，凝神靜氣，小心翼翼，猶如坐禪誦經、求仙問道嚴酷。難怪魯智深醉打山門，本來是修身養性之所在，可是他受不了寂寞，耐不住性子，走人好了。像花和尚這樣的人是不能應試寫八股文的。也許把少奇的《修養》叫他好好看看，就好了。可是現實點說，從來就是閑少忙多，百姓的功夫不在這兒。　　

指出用楷存在的問題，不是否定它的使用價值，而是謀求文字進化時，對于必越路障應有的思考。楷體字承載的是歷史的重負，演繹了時代更替，記錄了民族興衰，提升了中華文明，功莫大焉。但是，它也該到退休的時候了，退下來還可以繼續發揮作用嘛。如果追求美藝，楷法是為一絕，其運筆的精到，組字的嚴密，體態的舒緩，不僅我們自己欣賞，外國人也得稱奇。這么美好的一種藝術，即使其世襲制被廢棄，仍可繼續為大中華崛起爭來榮譽。　　

四、著手草的規范是正確選擇　　

自民間應運而生的草體字發展到魏晉南北朝以后，其普及程度嚴重受阻。梁武帝蕭衍就當頭一棒，他通過《草書狀》告誡人們：草書“體有疏密，意有倜儻，或有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絕之氣，滔滔閑雅之容，卓葷調宕之志，百體千形，巧媚爭呈”，草書“皆古英儒之撮撥，豈群小、皂隸之所能為”。梁武帝代表的是封建勢力，他已經出面攔截豈能不成。所以，從此用草的范圍就只能限制在社會上層中，而民眾的草書資格就被徹底剝奪了。所謂為糾正草書的漫無標準而定楷，大概就是這么來的。隋唐以后，隨著科舉制的完備，以楷試士的法定規矩就一直延續下來，寫草就不可能再形成廣泛的嗜好，只能在高層的達官貴人、文人雅士或清教徒中受用了。像“顛張醉素兩禿翁”，不過是他們作為個人一種美學追求，才推向極致。像唐玄宗、宋高宗、明神宗著書立說，不過是皇權力的自我標榜，甚或以我之法示天下。像唐虞世南、金張天錫、明范叔明、清梁民憲等等的論說，或神秘，或狂怪，或渲染，都是脫離民眾的，都是一種顯示，目標已經不可能是大眾化了。　　

也怪，由民間粗書漢隸發展起來的草體字，不論古今，在限制使用的情況下，還總是頑強地表現著，為什么？這得從草藝固有的魅力說起。     　　

1、草書是反映生命的藝術。草書要傳達的是人與自然、情緒與感受、內在的心理秩序與外在的宇宙結構相碰撞、相斗爭、相調節、相協奏的偉大生命之歌。大自然賦予人的一生短暫，而給予草藝的發展空間卻遠大，人的意志沒法阻擋，統治權力也顯得束手無策。藝無止境，正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對草書藝術只能利導，只能唱響，不能阻止，不能淹息。尊重人們的這一選擇，便是與大自然的協調統一。　　

2、草書是人性化的書體。人性乃人之悟性。悟者明白也，生發也；性者通達也，摯著也。但凡會寫字的人大概都是無人不草的，性之使然。用你的情動你的筆，用你的意寫你的字，不落俗套，不拘一格，盡興揮灑，這便是大寫真、大寫實。其它的書體是沒法達到這種程度的。所以孫過庭云：“達其情形，行其哀樂，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草書高手展現給人們的正是這種率真循性的大境界。　　

3、草書是書法成熟的標志。一橫一豎作楷和一拐一轉寫草，都是為入門、得法進行的基礎訓練，把基本功搞扎實。但是越往后越顯出文字駕馭能力的高下。寫楷是拔正步，比較刻板，展現的是陣勢之嚴；作草是練飛腿，比較靈動，追求的是力量之美。從技藝上比較，飛腿更高深，更引人入勝，亦與人在現場不看觀眾、而看充滿活力的競技表演趨同。所以說草藝至尊，可稱為圣，學書如果不能以草藝勝人，就算不上是一個卓越的書家。　　

草書確實可以隨意之所需、性之所欲，盡情揮灑，以致漫無標準，就目前的書場上來看，這問題是很嚴重的，亟待規范。規范的目的是要派上用場，有其與事無補，還不如就讓它“漫無”下去。那么，草的規范是不是很難呢？不難。古人采取的假借替代方法就不錯，用此方法足可解決問題。一是成式好掌握，這成式就是草的標準，才百個左右，比四百多個獨立字目減少四分之三，比字典、辭海的214部可少一半，比《說文》的540部更少許多，切實易記好寫；再是筆體易得手，既絕隸的波磔，也去楷的大捺，用鋒隨勢，著墨不拘，拿什么筆寫字更無限制，要在筆的一起一收能入體。三是使轉憑運作，基本都是連筆成型，一書到底，運筆過程有形斷勢連之講究，需要熟練，熟可自如，草的標準就活靈活現了。不才在這方面有體悟，曾經的多少年都是漫無標準的寫來寫去，后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對草的標準問題頓生意趣，握筆不輟，有效果了，才有勇氣在列位面前說三道四。當然草的規范還有好多問題需要說明，其發展空間很大，更需要進一步地探討研究，展開說就多有不便了。　　

老牛有感殘陽短，不用加鞭自奮蹄。退休后，閑來無事，萌生字趣，才能有以上的說道，也不過有是有非，亦揚亦抑。看得出，不才是主張文字要進一步革新的，其路徑即是草書的規范化，并熱切寄望著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草書體的統一通用。這里便用得著鄭姥爺的的詩句“刪繁就簡三秋樹，立異標新二月花”。就算是這樣吧，果能招來非議或引起共鳴，都值得，不就是大家談嘛，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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