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朝鮮的社會主義可以對儒家進行一定程度的保留性繼承而中國真正的社會主義卻不可以（完整版）

196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0周年國慶，金日成派出朝鮮人民軍次帥崔庸健（就是那位朱德的同學，林彪的老師，葉劍英的戰友）來到中國北京參加國慶慶祝。隨后金日成又派出朝鮮內閣次相樸成哲和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吳登宇來到中國訪問，為金日成第二年到中國的訪問“打前站”“做準備”。1970年4月，金日成在時隔6年（上一次金日成訪問中國還是在1964年）之后再一次訪問中國，他住在北京市的釣魚臺國賓館1號樓。毛澤東改變了他從1949年建國以后就一直堅持了十幾年的從來不親自到外國來賓的居住的賓館親自拜訪的慣例，毛澤東親自前往釣魚臺國賓館去見金日成，金日成則同樣是打破了其出訪當天從來不早起來裝扮的十幾年的慣例，一大早便起來，提前兩個小時便早早的裝扮整齊儀容齊整，正襟危坐在釣魚臺國賓館1號樓的酒店大堂的沙發座上等待著毛澤東。毛澤東到達后，金日成立即熱情的先上前一步與毛澤東握手。金日成還向毛澤東道歉，認為頭幾年他在處理中朝關系，處理中國和朝鮮這種“用鮮血凝成的友誼”的手法上犯了錯誤，傷害了中朝兩國的兄弟般的戰斗情誼，為此他要向毛主席道歉。毛澤東則回應說，錯誤時兩方面的，中國方面也有錯誤，也應該向朝鮮同志道歉。金日成又說，以前他不能夠理解中國為什么要進行“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大革命”有過排斥和厭惡的情緒，現在他完全讀懂和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知道了中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義（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為了消除中國在未來成為像赫魯曉夫改革以后的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的潛在危險）和良苦用心，他開始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表示充分的理解和認同。金日成還說：他理解了為什么朝鮮的社會主義可以對儒家和孔子采取溫和態度和一定程度的保留性繼承，而中國的社會主義當時卻必須對孔子和儒家采取激烈和強烈的反對和批判態度（下一段有注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孔子和反儒家也表示了理解和尊重。而毛澤東也對金日成明確表示了歉意，承認朝鮮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根本就不是什么蘇聯和東歐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以前紅衛兵們指責朝鮮是“朝修”的說法沒有任何理論依據，不能采信，中國政府再也不會認為朝鮮是修正主義國家，而金日成也表示朝鮮新聞機構以前公開點名的宣稱中國是“教條主義”是對中國的極不尊重和巨大冒犯，他對此深深表示歉意，懲罰了相關責任人，并保證絕對不會再發生此類事情。金日成在1970年4月的這次訪問中還宣布從此朝鮮再也不派人潛入中國煽動東北朝鮮族人“回歸祖國”，承認東北地區的朝鮮族人是“中國人民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尊重歷史原因產生的同一民族分處不同國家的現狀，不再謀求與中國境內朝鮮族人的“民族團圓”。雙方言歸于好，一片祥和！正所謂：展眉消宿怨，杯酒泯恩仇！此后的幾年中，從1970年開始到1976年，金日成開始頻繁的進入中國訪問，最頻繁的時候一年之中來北京訪問兩三次，朝鮮的各類黨政軍和社會團體來中國訪問的代表團也開始絡繹不絕起來，朝鮮電影《賣花姑娘》《火紅色的山脊》（朝鮮拍攝的贊頌和描寫中國人民志愿軍黃繼光烈士的英勇事跡的電影）《看不見的戰線》等等開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大陸熱映，反響極好。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后，金日成才改變了這種如此頻繁的來中國訪問的頻率，才開始隔好幾年訪問中國一次，從1978年中國鄧小平政府進行“改革開放”以后到1994年7月金日成在朝鮮金剛山上的避暑勝地去世為止的16年里，金日成僅僅訪問過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楊尚昆和江澤民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3次，遠遠趕不上毛澤東生命中最后幾年金日成訪問中國次數的繁多與頻繁！

為什么當時在金日成和毛澤東的眼中，朝鮮的社會主義可以對儒家和孔子采取溫和態度和一定程度的保留性繼承，而中國的社會主義當時卻必須對孔子和儒家采取激烈和強烈的反對和批判態度。因為首先朝鮮社會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曾經出現過的----最早自五代十國時出現，后來從南宋起逐漸蔓延開來，到滿清時已經成為主流的纏足----這一病態惡心到了極點的不可理喻的莫名其妙的瘋癲自虐的自殘成性的絕頂陋習！儒家社會下的王氏高麗和朝鮮李朝的女性，從來沒有承受過同時期中國的宋元明清女性需要承受的巨大的身體和精神上的極度痛苦和極度疼楚，纏足這一絕頂陋習在朝鮮的沒有出現，足以證明朝鮮的儒家社會一直都沒有出現像中國宋朝以后出現的那種自我摧殘自我虐待的自殺傾向，沒有出現中國儒家的那種連一丁點的的理性思維都已經丟失殆盡的徹頭徹尾的瘋狂景象，還保持著一些基本的理性，朝鮮的儒家社會從來沒有發展到像中國南宋以后那種理學高漲，對綱常名教的要求嚴格到了幾乎病態的瘋狂程度，朝鮮的女性，尤其是底層勞動婦女，從來沒有在“結婚后不準改嫁”這方面達到同時期中國那樣苛刻的程度，朝鮮婦女在朝鮮李朝的儒家社會里被約束和限制的程度，是絕不能跟南宋以后的中國比的。所以說朝鮮的儒家社會在這一點上就遠遠勝過中國的儒家社會，朝鮮對儒家的態度和評價要高于中國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還有一個關于重要的原因是：公元17世紀，1644年滿清王朝入侵中國內地，搞種族滅絕性的大屠殺，非要把漢人從周秦那個時候就開始的幾千年來的民族傳統習俗----蓄滿頭長發后豎起發髻的發型（儒家講“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出自《孝經·開宗明義章》。朝鮮民族從公元4世紀的高句麗、百濟、新羅的三國時代就開始將發型完完全全的仿效和學習中國，跟中國人一樣是蓄滿長頭發后豎起發髻），硬硬要改成滿洲人的前額剃得精光后面留一條豬尾巴長辮子，非得把漢人的祖先們從西周那會子就已成定勢的大袖開襟寬衣Y字領右衽的華服冠裳（也就是漢服，非是漢朝之服，乃是漢民族從西周到明朝滅亡前的服裝。朝鮮和日本的朝鮮服、和服，全都是學習和仿效自漢民族的漢服，幾乎完全一致，都是大袖開襟寬衣Y字領右衽。只是有少許變化，比如朝鮮服女裝的腰身比漢服女裝的腰身要高，朝鮮族男裝都有佩戴一個斗笠，日本和服女裝背上都有一個兜帶背包而漢服女裝沒有，等等而已）硬硬改成滿人穿的對襟盤扣蜈蚣扣馬蹄袖的“馬褂”（即2001年上海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上，江某民大肚所穿的所謂“唐裝”，今天我們說的“唐裝”跟漢人的朝代唐朝沒有一丁點關系，完全是滿清時候的馬褂，只不過滿清末年，也就是19世紀末出國打工的大量留居海外的華人普遍都以為唐朝時候最強大，所以對唐朝有一種幻想，故把所有華人都稱之為“唐人”，把老家故鄉所在的整個中國大陸都稱之為“唐山”，此“唐山”是指整個中國大陸，非指河北那地名，他們便把自己身上穿的實際上是滿清17世紀中葉入關后才穿上，離他們所處的時代不過才過去了兩百多年的滿清帶來的馬褂，也稱之為“唐裝”，順便說一句：他們還把所有境外的中國人聚居區都叫做是“唐人街”，實際上英美把這些中國人聚居區都稱之為CHINESE TOWN----“中國城鎮”，本意跟“唐”沒有半點關系，但仍然被海外華人自己把自己的聚居區定名為“唐人街”。馬褂是如此的血腥，承載了如此大的民族恥辱和血海深仇，但是1911年滿清滅亡后建立的中華民國的漢人男子竟然仍然很多穿著它，民國的男裝是各類一起雜穿：中山裝、西服、馬褂、長衫。直到1949年后的毛時代，才讓這沾滿華夏漢民族血海深仇和奇恥大辱的馬褂，跟長衫、西服等一起徹底消失在了中國大陸廣袤的土地上。毛時代的中國大陸男性一律是中山裝或是國防綠仿軍服，女性也徹底脫下了民國年間改自滿族女人旗袍的上海洋場旗袍，穿上了蘇聯式的連衣裙和襯衫。倒是在那自己胡扯蛋的宣傳自己是“繼承和保持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臺灣、香港，倒是把這滿清帶來的惡心至極的馬褂旗袍繼續留存下來，跟西服和西洋晚禮服一并成為常禮服了！中國大陸直到鄧削平改革開放后，才在90年代重新從臺灣和香港迎回了馬褂和長衫，也重新迎回了旗袍，把這些民族恥辱和民族血淚的亡國象征，跟香港臺灣一樣重新當成了所謂“民族服裝”和“傳統文化象征”！如此觀之，毛和蔣，到底誰才是真正繼承了中華文化，到底誰才是真正肩負起了華夏漢民族的精神，一眼便能決斷！！），當時滿清嚴格命令，如果漢人不答應“剃發易服”的命令，則必需得一律不留情的斬殺。目的也很簡單，就是為了讓被征服者漢人全部在直觀外貌上跟滿洲人一致，消弭漢人的民族不同的區分意識，并且用大屠殺來震撼漢人的抵抗意志，使其不敢再有違抗之心！！“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不隨本朝制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出自：王先謙《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順治二年六月丙寅）滿清則報之以如果不屈服投降，不乖乖的剔光前額留起豬尾巴長辮子就把你一家宰殺干凈的殘酷手段：除嘉定三屠外，還有屠江陰，屠昆山、屠嘉興、屠常熟、屠廣州、屠贛州、屠湘潭，此外還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滿清政府甚至勾結臺灣島上的荷蘭殖民者，攻屠思明州（今福建廈門）義士百姓屠  戮殆盡，尸積成山，血流成河。清軍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殺  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1649年（永歷三年 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鎮壓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朕命大軍圍城，筑墻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  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再破廣州，屠  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累骸燼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滿清侵略者標榜的“吊民伐罪”的偽善。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古語云：“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顧誠《南明史》第6章第2節 第20章第3節）。據張善余主編的《中國人口地理》記載：明朝末年人口為九千萬人，清軍入關第二十年（1664年）為五千萬人，滿清三十九年（1644--1683）的野蠻屠殺，使全國總人口估計減少了至少一半。滿清入關20年后，滿清康熙三年，1664年，隨著在重慶東部湖北西部活動游擊抗清的李自成后代李來亨的“燮東十八家”的被滿清剿滅，中國大陸上再也沒有華服冠裳的漢服出現，僅有鄭成功的兒子鄭經還在臺灣島上沒有剃發易服，1673年大漢奸吳三桂反正反清的時候曾經再次恢復漢服再次剪去辮子，結果沒八年三藩被滅，沒十年鄭經之子鄭克爽跟劉國軒馮錫范一起投降滿清，臺灣也剃發易服。此時離滿清入關已經整整過去了三十九年！從此以后，漢服和漢人傳統的束發發型便隨之徹底消失在了人世間，再也沒有恢復過，按照滿清“十從十不從”的規矩，漢服變成了“僧服道服喪服孝服戲服”，只有和尚道士、演戲戲子、死人和死人家屬可以穿，其余穿者皆處死刑。漢服在中國的徹底消失和不復再來。反觀同時期的朝鮮李朝，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景象，朝鮮李朝盡管在1630、1634年兩次被滿清政府皇太極、多爾袞等人的軍隊入侵成功，滿清的軍隊曾經最遠攻入過漢城（首爾），滿清還逼迫當時的朝鮮李朝結束跟漢人的朱家明朝的宗藩關系，停止向明朝稱臣而轉向對滿清稱臣，停止了明朝與朝鮮李朝的軍事同盟關系。但是在當時朝鮮全民族共同的死死抵抗之下，在朝鮮李朝政府的再三抗拒之下，滿清不得不放棄了本來想先于中國而在朝鮮執行的“剃發易服”令！滿清放棄了對朝鮮的“剃發易服”政策，實際上是等于承認了朝鮮民族獲得了繼續保持有基本上完全從中國那里借鑒學習來的民族服裝的使用權，時至今日，今天在朝鮮，女性在一些公開的大型社交活動中，在向金日成銅像等處放鮮花敬拜時，在家中閑坐，包括在一些不是太緊張的工作單位時，都仍然穿著朝鮮服女裝，而17世紀滿清入侵朝鮮時的樣貌是基本一致的。今天的日本在沿襲下來的舊節日和宗教活動中，還在家里面有時候穿著的和服，跟17世紀滿清興起時一摸一樣，跟漢民族以前穿的漢服是幾乎一致，那是因為滿清當時根本沒有能力入侵日本也沒有入侵日本。今天中國的所謂民族服裝----馬褂（即所謂的唐裝）長衫和旗袍全都是17世紀滿清入侵所帶來的惡果，中國人的所謂民族傳統穿著跟17世紀滿清入侵前的明朝時的穿著已經完全不同，這都是中國當時沒有能夠頂住滿清入侵，被滿清成功的進行了種族滅絕和文化滅絕的后果！而只有朝鮮，是經受過17世紀的滿清興起和滿清的全面入侵，卻頂住了滿清的文化滅絕政策，逼迫滿清放棄了想要在朝鮮先行施行“剃發易服令”這一種族和文化滅絕政策，宣布了滿清在朝鮮的文化和種族決策政策的失敗，隨后滿清在中國卻成功的進行了種族文化滅絕，這不能不說是朝鮮民族的巨大榮耀和漢民族的巨大恥辱和悲痛！事實上，早在當時，連大漢奸吳三桂都感嘆朝鮮民族保留住了民族傳統服裝而中國保留不住民族傳統服裝，是“堂堂天朝，不如屬國”的巨大恥辱，連吳三桂都不得不向朝鮮民族表示了敬意！！“甲申年（1644滿清入關之年），吳（三桂）至（北京）齊化門，居民出迎，見百姓皆剃發，垂泣曰：“清人輕中國矣，前得高麗（朝鮮李朝，高麗是李朝前朝鮮半島統治政權的國名，存在于923年到1392年，1392年高麗王朝被其將軍李成桂發動軍事政變，被所新建立的被稱為李朝的朝鮮王朝滅亡，明朝人卻經常不改用新稱，仍然遵從舊稱古名，仍叫李朝為高麗），亦欲剃發，麗人以死爭之曰，我國衣冠相傳數千年，若欲去發寧去頭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屬國耶？我來遲，誤爾等矣。”（《搜聞續筆》）據朝鮮李朝史籍《李朝實錄》記載，滿清順治十三年(1656)，中國人見到穿著跟以前中國明朝基本一致的朝鮮李朝使團到達河北跟東北交界的山海關， “市肆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于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在北京正式朝見滿清皇帝后，朝鮮人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 朝鮮人覺得，滿清帝國的風俗已經不再 “華夏”，中國的禮儀的保存不如朝鮮純粹，而正統的破壞，讓他們有了一種華夏已不在中國，朝鮮則變成了華夏，中國已經變成了蠻夷的心理。視朝鮮為華夏，視中國為蠻夷，幾千年來第一次開始對中國產生了鄙夷和蔑視之情。 所以說，即使我們就完全把儒家文化當做是中華文化的徹底代表，那么這一種所謂的中華文化也早就在17世紀中葉的中國徹底絕滅消失了！如果說儒家就是中華文化，那么他早已經徹底消滅近四百年了！！理由很簡單，儒家最注重孝道，孔子說什么勸說父母幾次父母不答應，就只能乖乖回去干活，仍然恭敬的不觸犯他們，被指責也不能有抱怨，（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語出《論語·里仁篇》），把父母當成是家里的君主一樣驚人的尊敬，子女能做的反抗無非是挨小棍子時要忍著，要挨能打壞了自己身體的大棍子時，則可以逃跑躲藏保住身體而已（“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出自《后漢書.崔寔傳》引《孝經.開宗明義篇》），而同時又堅定不移的認定了身體的毛發皮膚也都是父母恩賜的，剃了割了就是大不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出自《孝經·開宗明義章》。可是滿清已經用武力強迫你全部剃發了，你全體中國人全都“毀傷”發膚了，全都沒了“孝之始”了，你全體漢人全都大不了，全部漢人都成了“不孝逆子”了，全都“無顏于地下與列祖列宗相見”，全都成了孟老夫子所說的“禽獸”（人家孟老夫子說得好，不孝就是禽獸）了。你還談個屁儒家文化，還談個屁“圣人之言”，你的儒家文化的最大根本----孝道都全沒了都全被破壞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整個儒家文化也就徹底消失不復存在了！在中國，真正實際的中國儒家文化早就消失不見了，而在朝鮮李朝，儒家文化卻仍舊保留著，一直保留到20世紀！這也一樣是朝鮮的儒家社會明顯超過中國的儒家社會、儒家在朝鮮的運行明顯成功于儒家在中國的運行、儒家在中國的統治實踐遠遠劣于在朝鮮的統治實踐的典型證據！所以，在金日成和毛澤東的眼中，朝鮮的社會主義可以對儒家和孔子采取溫和態度和一定程度的保留性繼承，而中國的社會主義當時卻必須對孔子和儒家采取激烈和強烈的反對和批判態度。而金日成也因此通過1970年4月跟毛澤東的一番長談，完全理解了這一點，對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孔子和反儒家也表示了理解和尊重！

我在這里并不是說孔孟思想在中國社會的幾千年的實際實踐，就完全是一丁點的優點和成績都沒有，那也不能夠這么說。而且漢人被滿清這種極端腐朽反動，其統治民族卻又數量如此稀少的異族統治的原因，也不能說完全都是儒家文化的錯，佛教在進入中國后所起到的腐蝕社會的作用也是驚人的，佛教對蒙古胡元和滿清這些外族侵略者和統治者的諂媚態度一樣是令人作嘔的，四川成都新都普樂寺有個羅漢殿，八百羅漢中竟然有康熙乾隆，愛新覺羅家的玄燁弘歷之輩居然也成為了“金身羅漢”“天佛下凡”之類的神靈，漢傳佛教的和尚們對外族侵略者的諂媚奴顏，簡直是卑劣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這絲毫也不能減低儒家思維對中國近一千年來的巨大痛苦所應當承受的罪惡！某些人說，儒家是后來南宋時程朱理學出現才開始錯亂了，之前“儒家是很好的”。我想，只能說在兩宋程朱理學出現以前，儒家“還沒有愚蠢到后來那個卑劣之極的鬼樣子”“還能夠忍受”而已，所謂的“很好”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只能說一開始還沒有太壞。就像魯迅先生在《我之節烈觀》里面寫道的那樣：“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并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無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并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改嫁）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于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像魯迅所處的中華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時期那幫子守舊儒家知識分子們所說的）''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象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后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當時應該承擔抵抗女真金國和蒙古胡元等入侵的責任的）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于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于歸了“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蒙古胡元時的蒙古語圣旨前的吉祥話，意為上天眷命）的什么“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忽必烈、鐵穆耳、海山三個蒙古君主的稱號。在這里，這句話是魯迅先生在嘲諷中國從宋朝以后，越講究禮法越講究禮儀越講究貞潔，中國的國力就越衰弱越無能越腐朽，被侵略滅國而成為亡國奴的次數也就隨之越多越頻繁）了。此后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朝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么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事實上，說到這里我就不禁要提到“儒法斗爭”，讓我們回朔到整個漢朝剛建立起來那時候，在那個儒家門徒們剛剛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上得到了獨尊獨享的盛譽和壟斷權力的時候，由于儒家門徒們極為害怕這種在人們思想領域中的獨斷權力會迅速丟失，以及他們害怕再出現一個類似當年誅殺他們中無數人的“暴秦”這樣的法家政權卷土重來，所以儒生儒者們對法家思想的攻擊和殘余的法家勢力的回擊也就隨之相當猛烈！整個西漢的儒法斗爭是非常緊張白熱化的。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大罵商鞅是“其天資刻薄人也......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卒受惡名于秦  有以也夫”。也就是說，法家思想家和實踐者商鞅，是天性刻薄暴虐，缺少對人的恩情感情，后來被人辱罵，是純粹活該！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對秦始皇更是大加攻擊，直接把秦始皇辱罵成了不是人的禽獸畜牲惡魔和暴君，“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司馬遷如此，其他的儒家信徒們對包括當年給與他們教育文化專控大權的漢武帝劉徹一樣是嗤之以鼻，多加侮辱，常以“秦皇漢武”并列加以羞辱丑化，無非是因為漢武帝雖然給了他們教育文化政策的制定權，卻根本沒有給他們政治干預能力，所以一樣是懷恨之心而已！公元前81年（漢昭帝始元六年）舊歷二月，霍光為首的西漢朝廷從全國各地召集各地儒生“賢良文學”60多人到京城長安，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官員共同討論鹽鐵朝廷官營、酒類朝廷專賣（鹽鐵與酒都一律徹底的國有化，絕對不允許私人經營！）、均輸、平準（都是類似于計劃經濟的政治強而有力的直接干預干涉經濟，力圖平均物價和減小各地區之間的貧富差異的手法！均輸就是在各地設置均輸官，負責征收、買賣和運輸貨物，地方應交納的貢物，折合成錢交給均輸官，均輸官再在貧富不同的各地區之間賤買貴賣，調節物價，減小地區間經濟差距，同時也為國家增加了收入。平準則是官府負責京師和大城市的平抑物價工作，賤時國家收買，貴時國家拋售，抑制奸商的投機倒把行為，穩定物價。）、統一鑄幣等財經政策，以至屯田戍邊、對匈奴的和平與戰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會上儒生們無恥混蛋，竟然敢質疑漢武帝劉徹的對匈奴自衛反擊戰爭的正確性，滿口什么“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語出《論語.季氏》）”的意淫YY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胡扯什么“好事之臣（明說臣，實說君，暗指漢武帝劉徹），求其（匈奴）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公然宣稱對匈奴的自衛反擊戰爭是沒有必要的不應該的，沒有什么功績反而導致“中國干戈至今未息”，也就是說讓中國老百姓生活水平因為發動自衛戰爭而大為下降，還因為發動自衛戰爭而使得和平安寧的大好局面徹底喪失，所以漢武帝劉徹反擊匈奴不僅沒有什么功績，反而有了巨大的罪過和罪行。我觀文至此，不禁大怒出聲，怒不可遏，試想，若無漢武帝劉徹率領一干能臣悍將數出塞而北擊匈奴，爾這幫儒生文人之頭顱早就被匈奴騎兵砍下百次了，那還會有性命安坐在大殿之上，居然更厚顏無恥的攻擊當年給與了你們文化教育獨尊特權的先皇帝，真是膽大包天無恥之尤，就應該被碎尸萬段焚尸揚灰！！這樣的一群儒生，這樣的一群賢良文學，這樣的一群混蛋就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代表了嗎？反對和摧毀他們就成了摧毀和消滅中華文化的滔天罪行了？呸，我只有一聲呸字！這些儒生們居然還厚顏無恥的公開宣揚漢武帝討伐匈奴之前，漢朝文景二帝屈辱至極不得不妥協讓步的對匈奴的和親政策是多么的美好幸福，埋怨漢武帝手下王恢在馬邑伏擊匈奴是破壞了和親的大好局面，挑起了不該有的戰爭，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破壞了人民本來的美好生活，這真讓人惡心的想吐！“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后，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鹽鐵論.和親第四十八》）這些言論不是公開的宣揚民族投降有理嗎？這不是公開的聲稱賣國倒有功嗎？這些儒生賢良不是投降派誰是投降派？這些儒生賢良們連漢朝本朝的政治都能肆意歪曲胡扯八道忘恩負義，更不要說對西漢前的所謂暴秦劇秦了，對商鞅他們更是大罵出聲，只把商君說成是禽獸惡魔“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鹽鐵論.非鞅第七》）對秦始皇更是譴責得無以復加。儒生們還扯淡說什么秦朝的滅亡不是因為趙高，卻是因為商鞅和后來秦始皇時的開邊名將蒙恬才導致秦朝迅速滅亡（就像現代整個世界大部分主流歷史學家都在說不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兩次經濟政治改革讓蘇聯滅亡，反倒是斯大林本人所作所為、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模式讓蘇聯滅亡一樣），簡直荒謬到了極點！“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鹽鐵論.非鞅第七》）“今商鞅反圣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后政耗亂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于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鹽鐵論.申韓第五十六》）桑弘羊則堅定不移的對儒生們進行堅定地還擊，為商鞅和秦朝進行強而有力的辯護，并且強調商鞅及以后的秦始皇和蒙恬等秦始皇部下都是功高蓋世偉大無比，不應該由他們承擔秦朝滅亡的責任，而應該由趙高來承擔秦朝滅亡的罪責“昔商（鞅）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余。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昔商君明于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幷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飭素修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畜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后卒幷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商朝）而非伊尹（亂殷）也。”（《鹽鐵論.非鞅第七》）桑弘羊還明確的公開指出蒙恬被趙高和秦二世胡亥假傳圣旨而處死，才導致了秦朝的滅亡。強大的秦朝滅亡之后，被蒙恬打的北逃數百里成喪家之犬十幾年不敢南下搗亂的匈奴，才重新對于本來已經沒有任何邊患的中原王朝再次成為了巨大的禍患！“蒙（恬）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群雀。匈奴勢懾，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鹽鐵論.伐功第四十五》）桑弘羊還為漢武帝劉徹偉大的對匈奴的自衛反擊戰爭進行光榮的辯護，痛斥儒生們反對進攻匈奴是無恥投降！“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長患。先帝（漢武帝劉徹）興義兵以誅強暴，東滅朝鮮，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強胡，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鹽鐵論.結和第四十三》）“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漢武帝劉徹）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余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眾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侵。于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鹽鐵論.誅秦第四十四》）看到儒生賢良文學們如此無恥的公開宣揚賣國有理，桑弘羊開始對孔子和他的那七十二門徒這些“原始儒家”“初期儒家”“本初儒家”都產生了巨大的質疑、懷疑和厭煩，開始認為儒家一開始出現的初期就對于強大國家強大民族毫無用處卻有阻礙和禍害作用，甚至對孔子、孟子等等所謂大圣人大賢者的本人經歷都開始大加嘲諷諷刺挖苦“昔（春秋時）徐偃王行義而滅，魯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鹽鐵論.和親第四十八》）“文學（儒生）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困此不行。”（《鹽鐵論.論儒第十一》）至于那些漢儒，那些西漢時期的當世之儒，當世之圣人門徒，桑弘羊更是無情的揭開其臉上畫皮，公開指出他們就是一群廢物垃圾和民族敗類的客觀事實！“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況無東方朔之口，其余無可觀者也”（《鹽鐵論.褒賢第十九》）“諸（儒）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循。”（《鹽鐵論.世務第四十七》）                                                                                                              
我們看到的這場發生在西漢昭帝年間（公元前81年）的著名的儒法兩家的“鹽鐵爭論”，看完之后足以讓你把你以前所有曾經拿出來給儒家做辯護的言論全部都扔到九霄云外了，看完之后你會感到參與這場“鹽鐵辯論”的儒生們全都是徹頭徹尾的瘋子和十足的禽獸畜生，全是民族敗類，是漢奸，是外族侵略者的內應，是外族侵略者的走狗！不要說觀點完全錯誤，就算是所站的立場也是絕對錯誤！這場辯論足以證明的清清楚楚：西漢那時候的“漢儒”們（那時候可沒有什么程朱理學出現，離宋朝還遠得很），就已經在戰爭與和平這種巨大的深刻的關乎民族大義的命題上，存在著嚴重的投降主義賣國主義和空想主義的色彩！那些“漢儒”們就已經開始嚴重的破壞和傷害漢武帝劉徹時期積極進取開疆拓土的以進攻代替防守的進攻性戰略了！在對待數千年來持續不斷的一直對中原華夏王朝造成嚴重威脅和傷害的，位處東北西北和正北方的野蠻落后殘暴兇狠的，從匈奴東胡烏桓鮮卑羯氐羌到柔然敕勒東西突厥吐谷渾薛延陀回紇回鶻吐蕃再到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滿洲，這一長串連續的一系列的游牧漁獵民族的防御政策的問題上，“漢儒”和“宋儒”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他們都是不僅僅是純粹的被動防御，而且整日里做夢什么只需要修煉和改進中原王朝內部的政治清明和仁義施展的程度，就能夠通過中原王朝內部的政治清明和道德高尚，不打仗就能感動感化游牧民族胡虜們自動不戰而內附歸順，所謂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語出《論語.季氏》）“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這純粹就是白日做夢胡思亂想意淫YY，自古以來，無論亞洲歐洲，無論過去現在，哪里有什么某國家自己“修文德”而政治清明就能夠讓敵國外邦自動的“感德而慕義歸順”的事情？哪里有任何一個這樣的真實例子存在？！對外文化宣傳固然在一些情況下能夠瓦解敵軍戰斗意志，能夠蠱惑敵國民眾的心智，但那也僅僅是虛假宣傳而已，根本并不是要求本國國內一定要真實達到了對外宣傳中所說的那樣的“政治清明”或者“民生樂利”的程度，才能夠起到效果的！換句話說，對外文化宣傳本身就是用來欺騙他國的，根本就不是要求本國必須達到的！儒生們蠢至一定程度，認為自己非要在國內真真正正的切切實實的達到了“政治清明”，甚至不需要對外宣傳，就可以隨之“以來之”了，這是徹頭徹尾的扯淡，純粹的幻想，如同白癡一樣的意淫！儒生們倒是不欣賞，按照孔子在《論語》等書中反復闡述的“華夷之辨”對這些游牧民族進行文化層面上的瞧不起，諸如什么“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無也”（語出《論語·八倄》）“尊王攘夷”“微管仲，吾等皆披發左衽者矣”（語出《論語.憲問》），或者如漢儒在鹽鐵辯論上說的那些什么“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的言論，做出一副好像是站在文化優越點上而對可憐的（雖然這些蠻夷無數次的進入中原殘殺你的血親同胞兄弟姐妹，他們卻依然還做出可憐蠻夷的姿態）游牧民族們施以一種憐憫，似想救他們卻沒辦法的輕聲嘆氣，并且自戀自憐的感嘆自己是多么命好多么幸福的可憐面目。而這種文化價值觀上的可憐同情，也自然很容易就能變成對積極進取的自衛戰爭策略的反對否定了，很容易就能變成對方既然已經這么悲慘，那么我們何必還要去遠征討伐人家，根本犯不著之類的自我感覺良好了。“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您瞧瞧，人家這些漢儒們說出來的話和想說的話多么清楚明白啊：你漢武帝劉徹就不能和不該用軍隊逼那些匈奴人“求其義，責之禮”，這不是難為人家嘛，這不是苛求人家嘛。還苛求難為自己，你軍事打擊人家，讓人家知道禮義干什么呢？你看自己不也很慘嗎？“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嗎？不打仗給人家匈奴和親屈辱性的嫁過去多是真的少是假的公主給人家單于父子幾個一塊玩（匈奴習俗父子兄弟皆多同妻），讓人家匈奴騎兵再每年每年定期的來中原邊界搶劫搶劫殺殺漢人男子XO漢人女子多好，那就不用干戈未息萬里設備了嗎，不就大家都省事了嗎。所以啊，那些要進攻匈奴的將軍們，什么衛青霍去病之類本來就不是民族英雄而成了就是“小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這樣的禽獸邏輯和畜牲思維，令人憤而發指，儒生們拿了漢武帝劉徹的好處卻回頭亂咬翻頭痛罵，這就是禽獸嘴臉！所以魯迅先生在文集《墳》中于1925年所寫的《燈下漫筆.二》中說的好：“我們的（儒家）古圣先賢們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勤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蹩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

以前，我曾經看過網絡上很多大的門戶網站和主要的討論社區里都看見過有一個帖子，說什么孔丘這位“老圣人”是怎么樣的被當代的人們所誤解誤讀了，好像那帖子叫什么被誤解的10條儒家名言之類。我當時還是曾經深深被感動，還曾經懊悔和自責自己怎么小時候也誤讀了孔夫子他老人家那么智慧的名言名句，真是慚愧之類。現在想來怕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吧！比如那帖子里面談到那句著名的孔子名言：“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語出《論語.陽貨》），帖子里那些人引用某些諸如蔣慶之類的新儒家們就在扯什么這里的“女”字不是指的女性，而是通假字“汝”的意思，也就是“你”的意思。然而按照這樣的扯淡放屁的翻譯方法，整句話就是在說“唯有你的兒子和小姓小宗之人（小人在宗法嚴密的西周便是這個意思）難以對待”了，這根本就是病句，“你的兒子”是誰的兒子？對著這么多聽眾孔子說什么“你的兒子”難養根本就沒有意義，這純粹是詭辯！再比如那句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論語.泰伯》），本來很好解釋，既意思是對于老百姓，只能使他們按照我們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們懂得為什么要這樣做。這就是孔夫子妄圖恢復周禮，恢復嚴密的宗法制度，恢復井田制等等復古的貴族政權的貴族本位的世界觀社會觀的體現。結果在那個帖子里硬是被發帖者扯淡說是什么斷句錯了，不應該這么斷句，應該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百姓認可你的觀點，就讓他們照著去做；百姓不認可，就要給他們說明道理。這種短句方法實際上絲毫不符合先秦的古漢語語法，所以自然在先秦春秋戰國那會子根本不存在這種斷句之法，察當時諸子百家之書，無論《論語》《春秋》，還是《道德經》《莊子》，或者《孟子》《商君書》《韓非子》之類都無此種斷句法，這種斷句和這種解釋純粹是今人穿鑿附會胡編亂造！！還比如那帖子里面提到孔子反對“以德報怨”，說“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抱怨，以德報德”（出自《論語·憲問》），意思是說你以高貴的品德來回應對你的怨恨，那么又用什么來回報那些以高貴品德對待你的人呢？當以“直”來回報怨恨，以高尚的品德來回報高尚的品德啊。這話好像非常的有哲理，其實想到根本還是大有問題，何謂“以直報怨”，何謂“直”，各朝不同時期的老儒們，光解釋這個“直”的含義本來就是各執其詞歧義極大的，漢儒鄭玄、盧植等人說這個“直”是正直的意思，那么怎么用正直來回報怨恨呢？什么樣具體的措施才能叫做用正直回報怨恨呢？不能以高尚的品德（實際上是暗指寬恕）來回應怨恨，那么像基督教《圣經.舊約.申命記》里面摩西說的那樣“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算不算得上是以正直回應了怨恨了呢？然而那位孔夫子的弟子曾子曾參卻又說到“犯而不校”（出自《論語.泰伯》“以能問與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這位曾子可是孔子弟子中非常著名的一個，著有《禮記》第四十二篇----《大學》的作者（注：晚唐韓愈李翱說這是儒家“初學入德之門”，宋朝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二程程頤程顥說這是“孔氏之遺言”，南宋朱熹把《大學》與《禮記》另一章節《中庸》拔出，與《論語》《孟子》并列，置入四書，乃正式出現“四書五經”之說，還作出所謂《四書章句集注》），孔子生前經常夸獎和贊美曾參，說他“剛毅木訥，近仁”，意思是說像他這種不愛說話、看上去愣頭愣腦的人，內心卻有仁德。孔子當時可是沒有否認和駁斥他這位弟子的話啊，“犯而不校”的意思可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受到別人的觸犯或者無禮也不與計較！如果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的話，那么孔子的實際繼承人曾子曾參說的“犯而不校”就不是“直”，反之亦然！而孔子當時想要表達什么意思，卻已經早已消逝在歷史的渺渺煙云之中，實不可考了！或許孔丘先生本身就是在賣弄文字游戲忽悠人而已，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究竟要表達什么意思，也就只能這樣來個云里霧里欺人以娛，得過且過了！其實那如今世界第一宗教，在今天全世界還有最少15億最多21億人之巨的規模仍在信仰著的基督教，也一樣在怎么樣回應別人對你的怨恨和不公正的問題上，存在嚴重的相互矛盾，相互對立，對不上號的現象。在《圣經.舊約.申命記》摩西說“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而那位上帝的兒子又是上帝本人----三位一體的救世主耶穌基督卻在《圣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節和第四十四節中說：“要祝福你的敵人，不要反抗惡行.誰要打你的右臉.把左臉也伸過去”這根本就是南轅北轍根本矛盾！孔子所說的“以直報怨”這一句話也是一樣含糊不清，根本難有正確解釋的！

所以說，就算是起初的最開始階段的最初的最純潔的儒家，也一樣是問題巨大錯誤百出，也一樣是流毒肆意臭美四揚的，無非就是危害的程度和錯誤的程度輕一些，瘋狂的程度還沒有后來那么重，所犯的罪行還沒有以后那么厲害而已！比后來的惡心樣貌好一些不足以遮蔽其驚人的丑陋，在一開始的最起初階段的儒家思想或許有其光彩照人和有價值的營養成分，雖然并不見得會有很多，但是畢竟一定會有一些，我們可以把這部分著作單獨列為小薄冊子在適當的有限的范圍之內發行，還要經過嚴格的審查，斷然不能泛濫太廣傳播太過，造成惡劣影響！因為要從大量的糟粕和及其罪惡的誤導之中導出所謂的正面因素是非常難的，斷然不是某些“新儒家”們所說的僅僅是去除少量糟粕就可以讓儒學“重見天光”的！至于所謂的“復興儒學”“復興儒家”“新儒家”“去除理學糟粕的新儒家”，乃至于“讀經運動”“重拜孔子”以“促進社會文明和人際關系的和諧”云云，那絕對全是胡說八道滿嘴謬論，絕不可相信，更絕對不可以付諸實踐，誰這樣付諸實踐，誰就是自殺自虐自殘自屠！

事實上，毛澤東反儒家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當年太平天國起義時，洪秀全等太平軍的最高領導人采取激烈的反儒家政策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當年太平天國不僅激烈的反對儒家，而且還強烈的反對并且試圖消滅道教和佛教，由于“拜上帝教”的最早的思想起源確實是來自于基督教（當然“拜上帝教”完全改變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很多基本教理，完全違背了基督教所有教派的共同準則，反對三位一體不說，居然還認為耶穌基督不是獨子還有兄弟姐妹，把洪秀全編成耶穌基督的弟弟。洪秀全寫的書中徹底違背了《舊約.出埃及記》中上帝耶和華沒有人類能夠畫出和描繪出的具體形象的記述，把上帝耶和華描繪程一個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頭還有一大家子人！所以說“拜上帝教”完全不是基督教，實際上是另外一種宗教），而基督教最早又確實是從海外歐洲傳來的，不是中國自己本土產的。所以，就如同現在有無數的知識分子們胡扯蛋什么毛澤東滅絕了中華文化一樣，當年的“圣人門徒”“士子儒林”們也整天里胡說八道什么太平天國是滅絕中華文化，他們中的代表曾國藩的《討粵匪檄》中原文說道：“粵匪（既滿清所謂之“長毛”，太平天國）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儒家）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在這些自稱“圣人門徒”“士子儒林”的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來，幫助本民族起義推翻異族統治的太平軍成了“匪”“賊”，幫助異族侵略者滿清壓迫本民族（漢族）正義復國起義的大漢奸劊子手屠夫曾國藩，反倒成為了保護和捍衛中華文化的英雄，成了“大儒”，成了“圣賢”，成了“挽名教（儒家）于既倒”的“曾文正公”，今天，仍然有這么一大幫子滿嘴瘋話屁話的“新儒家”們，大力贊美曾國藩這個大漢奸敗類拯救了滿清，是“拯救了儒家文化，拯救了五千年中華文明”，反過頭來辱罵太平天國洪秀全等人是“妄圖滅絕中華文化”的“文化賣國賊”，網名“赫連勃勃大王”的梅毅還寫文章大力抨擊太平天國是“反人類的罪惡邪教”！我倒是想要問一句：“公理何在？公道何在？公平何在？！”

我們都知道，太平天國起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他們反對滿清作為一個少數人口的異族侵略者的殖民統治，公開的視從滿清入關（1644）到金田起義（1851）年間的二百多年為中國的亡國史、為中國淪陷于外族統治的被殖民的淪陷痛史，并且將太平天國的起義造反，視為是拯救已經處于亡國淪喪階段的漢民族，讓漢民族重新獨立自主，“光復復國”的過程，是一場民族解放斗爭！1852年，東王楊秀清和西王蕭朝貴在《太平天國奉天討胡檄文》一文中明確寫道：“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 ”“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于四海，妖氣慘于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為臣仆，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 ”“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犬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這是在譴責滿清入關時的剃發易服令和揚州十日等大屠殺） ”“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蒙）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滿）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余萬，以五千余萬之眾，受制于十萬，亦孔（子）之丑矣！ ”“執守緒于蔡州，擒妥歡于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或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予與義兵，上為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預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在這篇檄文中，太平天國指出了一個驚人但又確實是不可辯解的真理和事實，那就是“予總料滿洲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余萬，以五千余萬之眾，受制于十萬，亦孔（子）之丑矣！ ”是啊，滿洲人不過是十幾萬人，漢人卻有五千多萬人，為什么五千萬人要受制于十幾萬人？就因為滿清的皇帝們也宣稱自己信仰儒家？就因為滿清的皇帝的宗室們也裝相騙人似地偶爾去孔廟給孔丘的木偶像磕磕頭？孔子曾經說過“微管仲，吾等皆左衽披發者矣”（《論語.憲問》 沒有齊國宰相管仲，我們全都給胡人統治了，都披發左衽了，不是華夏了，人家孔老夫子忍不住了），華夏人左衽一下披散著頭發一下都不行，那么到了滿清統治時期華夏人開始前額剃得精光后面留一條豬尾巴長辮子了，難道這能符合孔丘當年的教育嗎？到了滿清統治期間，華夏人穿的衣服都不再是左衽了，而是無衽了，成馬褂了，沒有Y字領了，成對襟在當中一條線了，有盤扣了，有蜈蚣扣了，按照前面說得太平天國的檄文中說的那樣“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犬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把全體漢人都變成了畜生豬狗禽獸不是人，這難道也能符合孔丘當年的教育嗎？當然一點也不符合孔丘當年的教育，一丁點也不符合孔子的遺教！可是就因為滿清的皇帝們裝模作樣的假心假意的糊弄事似的到孔廟活動活動身軀磕磕頭，可那些在滿清統治下的那些“士子儒林”“圣人門徒”的儒家知識分子們，卻就竟然認定這就成了滿清皇帝-----那些異族侵略者和劊子手屠夫們，就全都是“明德通理”“躬行天道”“為圣人牧”的“圣君”了，全然不顧這些“圣君”屠殺了多少漢族和南方無數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全然不顧滿清這種落后的愚昧的異族統治對中國究竟造成了怎樣嚴重的災難和痛苦，就只剩下了叩拜和服從了！？我呸！

難怪，太平軍說得清楚“以五千余萬之眾，受制于十萬，亦孔（子）之丑矣！ ”五千萬漢人受制于十幾萬滿人，這就是孔子的臉被人抽紅了的明證！這就是儒家和儒家社會在中國大地上的實踐，被否定和嘲弄了的例證！這難道不是儒家的恥辱嗎？這難道不是儒生的恥辱嗎？這難道不是儒家知識分子們在中國從西漢時開始把持教育文化宣傳 ，從東漢時開始經常真正干預政治決策后所帶來的恥辱嗎？儒家社會無論在朝鮮半島或日本實踐的再好（且不說現在的韓國58.9%，也就是近六成的人是基督教徒，根本不是儒家社會而是基督教國家。日本的神道教跟中國文化沒有關系，信得是天照大神，現代又引入了基督教，信徒一樣很多，也根本算不得是儒家社會了），也不能夠作為儒家社會在中國大地上的實踐成功了的例證，恰恰相反，滿清的入關，1644年的剃發易服，漢民族因此徹底喪失了自己存在了幾千年的民族傳統服裝，才恰恰證明了儒家在中國社會實踐的徹底失敗，中國大地上持續兩千多年的視圖建立一個儒家社會的努力的徹底失敗，儒家的理論和原則性的被徹底踐踏和拋棄！因為，儒家最注重孝道，孔子說什么勸說父母幾次父母不答應，就只能乖乖回去干活，仍然恭敬的不觸犯他們，被指責也不能有抱怨，（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語出《論語·里仁篇》），把父母當成是家里的君主一樣驚人的尊敬，子女能做的反抗無非是挨小棍子時要忍著，要挨能打壞了自己身體的大棍子時，則可以逃跑躲藏保住身體而已（“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出自《后漢書.崔寔傳》引《孝經.開宗明義篇》），而同時又堅定不移的認定了身體的毛發皮膚也都是父母恩賜的，剃了割了就是大不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出自《孝經·開宗明義章》。可是滿清已經用武力強迫你全部剃發了，你全體中國人全都“毀傷”發膚了，全都沒了“孝之始”了，全都大不孝了，全都是逆子了，全都“無顏于地下與列祖列宗相見”，全都是孟老夫子說的“禽獸”了。你還談個屁儒家文化，還談個屁“圣人之言”，你的儒家文化的最大根本----孝道都全沒了都全被破壞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整個儒家文化也就徹底消失不復存在了！

所以太平天國采取了激烈的反儒家政策，天王洪秀全寫詩大聲宣告“敢將孔孟徑稱妖，經史文章日夜燒”，號召砸毀一切孔廟燒光一切儒書，在太平天國起義的頭幾年里，包括1853年打下江蘇南京將其改名為天京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太平軍都把孔子和孟子直接稱為是妖魔鬼怪，孔丘不是人而是妖，是要被打倒的妖怪，這個觀點開始深入人心！太平天國于1853年內出版了一本論文集《詔書蓋璽頒行論》，其中一篇由高級官員黃再興寫的論文說：“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而楊秀清則對這種批判孔子和儒家持一種相對反對和對儒家有保留的態度，1853年5月，洪秀全禁絕儒學焚燒古書剛剛拉開大幕，楊秀清就借“天父附體”傳達指示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賊情匯纂》卷十二）但洪秀全無視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絕儒學和焚燒古書的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開來。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楊秀清“天父附體”傳達旨意的語氣變得強硬起來，明確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傳全仗笥中書”；“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真心忠正的臣僚傳述總要留下”。楊秀清顯然已經相當憤怒，幾個小時后，“天父”再度下凡，指示說：“前曾貶一切古書為妖書。但四書十三經，其中闡發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亦復不少。故爾東王奏旨，請留其余他書。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綺靡怪誕者去之。至若歷代史鑒，褒善貶惡，發潛闡幽，啟孝子忠臣之志，誅亂臣賊子之心，勸懲分明，大有關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頂起綱常，不純是妖。所以名載簡編，不與草木同腐，豈可將書毀棄，使之湮沒不彰？今又差爾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綱常，誅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頂天者，亦是欲圖名垂千古，留為后人效法。爾眾小當細詳爾天父意也。”（《天父天兄圣旨》，第102—103頁）楊秀清借天父耶和華之口，勒令天王洪秀全必須停止他激烈的反儒家運動。楊的威脅終于起到了預想中的效果，此后，再未見洪秀全有大規模焚燒儒家書的記載，而是代之以洪秀全自己選擇性的刪改儒家四書五經，然后選擇性的允許這種洪秀全親自自己刪改版的四書五經，在天國境內小規模的出版發行的妥協政策。太平天國官方再頒布圣旨，聲稱天父上帝耶和華有諭旨，說在天堂里已經審判審理過孔丘，最終的結果是：孔丘僅僅是傳錯了天書教錯了學生，是犯了大錯而非犯罪，孔丘是個是辦了壞事的糊涂人而非妖魔，雖然他教的東西不可信都也不能證明他罪大惡極，天父上帝耶和華已經命令天使打了孔丘的屁股二十板子，命孔丘受罰到天堂中菜園子里種菜，不再追究其過往錯誤了！

誰又能說洪秀全就錯了呢？！誰又能說洪秀全當時的做法就不對呢？諷刺性極強的是，從太平天國受到了楊秀清假借“天父附體”的命令的鉗制，開始不再像剛剛起義的時候那樣激烈的批判儒家砸毀孔廟和燒毀儒書以后，太平天國的高層官員們開始丟棄剛剛起義時的廉潔耐勞和勇敢，迅速的走向腐敗和奢侈，尤其是那位大喊不能燒書，因為“但四書十三經，其中闡發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亦復不少”的東王楊秀清，迅速的過起了“府院漫百里”的奢華生活，身邊美女數目直逼天王府。最終在十年之后的1864年，在滿清由勝保和向榮指揮的綠營與八旗的滿漢官軍、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湘軍”“淮軍”等地方團練、“韃僧小兒”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和戈爾率領的美英法的“洋槍隊”“常勝軍”們組成的聯合攻勢之下失敗，結束了十幾年轟轟烈烈曾經卓有成效的民族解放斗爭和農民起義斗爭！

當然了，說道如果中國現在還能是必須并且建立起一個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話，那么對儒家應該怎么樣的處理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首先必須要做的是把儒家非思想化、非學術化、非哲學化，不當作一種可以大作研究的社會科學來處理，把儒家宗教化，把儒家不當作是一種可以做邏輯思維思辨的哲學，而僅僅當做是民間流傳下來的神怪一樣處理。為此必須要把那被尊稱為是孔子的孔丘的所謂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價值”剝奪出去，學術界不能夠再花大力氣花著國家無數的經費與納稅人無數的錢財去寫論文探究什么“孔孟思想的現代內涵”了，絕對不能夠再出現什么什么論壇什么什么講壇之類的學術活動中，再出現一幫子講經的再繼續講經糊弄人了，也不應該再出現由縣市省各級人民政府甚至最高都能扯到中央政府來出面的官方祭孔活動了。其次是必須要拆毀這幾年來由中央政府和很多高級的地方政府撿起來的富麗堂皇“蔚為壯觀”的新孔廟----政府投資的官方孔廟，我們必須要堅決不允許官方投資官方出錢的官方孔廟再繼續出現，要讓官方孔廟徹底消失！政府再也不能夠自己建一座新孔廟，以前政府自己建的舊的孔廟也應該不予保留全部拆毀！政府之外，那些大型的民間企業和私人企業家，那些民營富豪們（實際上真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本就不可能產生什么民營企業家，更不會出現什么富豪）自己建的大型孔廟也不能夠保留，孔廟的規模就不能大嘍，孔廟的規模就應該嚴格限制必須小嘍，要是大嘍就得國家強制拆除，孔廟必須小型化簡易化簡陋化。孔丘應該成為民間流傳下來的民間信仰，允許他們在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下在很小的規模里在比較犄角旮旯的地方建些小廟，允許個別信徒（當然前提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是真的社會主義，已經建立起了其堅實可靠的主體意識形態，各種宗教的信徒都成為了極少數的情況下）去磕個頭燒個香也就可以了，把孔丘當做是個宗教神靈在受到嚴格的限制之下建些廟當做宗教場所也就可以了，再把孔子再“學術化”和“思想化”是萬萬不可行的！在一開始的最起初階段的儒家思想或許有其光彩照人和有價值的營養成分，雖然并不見得會有很多，但是畢竟一定會有一些，我們可以把這部分著作單獨列為小薄冊子在適當的有限的范圍之內發行，還要經過嚴格的審查，斷然不能泛濫太廣傳播太過，造成惡劣影響！因為要從大量的糟粕和及其罪惡的誤導之中導出所謂的正面因素是非常難的，斷然不是某些“新儒家”們所說的僅僅是去除少量糟粕就可以讓儒學“重見天光”的！至于所謂的“復興儒學”“復興儒家”“新儒家”“去除理學糟粕的新儒家”，乃至于“讀經運動”“重拜孔子”以“促進社會文明和人際關系的和諧”云云，那絕對全是胡說八道滿嘴謬論，絕不可相信，更絕對不可以付諸實踐，誰這樣付諸實踐，誰就是自殺自虐自殘自屠！

說到把孔丘宗教化和民間信仰化，就不能不提到社會主義國家對待宗教和民間信仰的態度，很多人都再指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是摧毀文物，是“摧毀中華文化”，其實這一運動的目標更重要是要“消滅一切宗教”“把所有宗教都摧毀到“不留一絲痕跡”。在中國搞“破四舊”的時候，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也在阿爾巴尼亞摧毀消滅了一切宗教，包括了阿爾巴尼亞人信仰了幾百年的所有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摧毀文物和“摧毀阿爾巴尼亞文化”的罪名，恩維爾.霍查也能“躲不了的”，在往前三十多年，1937年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斯大林）的蘇聯也曾經搞過“消滅一切帝國主義宗教”的“無神論五年計劃”，無論是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傳統上長期信仰的東方正統教會（東正教），還是蘇聯各個少數民族的主要宗教----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和波蘭人信仰的羅馬教會（天主教）、愛沙尼亞和芬蘭人信仰的基督教新教信義宗（路德派）、韃靼人、車臣人、阿塞拜疆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等等信仰的伊斯蘭教遜尼派、猶太人信仰的猶太教、阿留申人、楚克奇人等等原住民信仰的”萬物有靈“的拜物教或薩滿教等等在內的一切宗教，斯大林當時都予以毫不留情的徹徹底底的堅決消滅！直到1941年納粹德軍全面入侵蘇聯以后，斯大林為了抵抗納粹德軍的需要，才停止了對俄羅斯人這一蘇聯主體民族傳統上信仰的東正教的消滅，與東正教修正了關系以聯合共同對抗納粹德軍（但與其他民族的其他宗教一點也沒有修正關系），結束了“無神論五年計劃”，斯大林的所謂摧毀文物和“摧毀俄羅斯文化”的罪名，看來也是“躲不了的”。

昔日斯大林的蘇聯在1938年發起“消滅宗教的無神論五年計劃”，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境內的一切宗教，無論是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傳統上長期信仰的東方正統教會（東正教），還是蘇聯各個少數民族的主要宗教----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和波蘭人信仰的羅馬教會（天主教）、愛沙尼亞和芬蘭人信仰的基督教新教信義宗（路德派）、韃靼人、車臣人、阿塞拜疆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等等信仰的伊斯蘭教遜尼派、猶太人信仰的猶太教、阿留申人、楚克奇人等等原住民信仰的”萬物有靈“的拜物教或薩滿教等等在內的一切宗教，斯大林當時都予以毫不留情的徹徹底底的堅決消滅，當然當時對蘇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傳統上信仰上千年的東正教會也一樣予以了徹底鏟除！當時的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的號召下，響應“消滅宗教的無神論五年計劃”，在砸毀破壞蘇聯各少數民族的宗教建筑宗教場所----伊斯蘭教清真寺、猶太教會堂、天主教堂、新教教堂等等的同時，也砸毀了無數俄羅斯傳統宗教信仰的東正教堂、修道院、教士墓碑和所謂的上帝、天使、圣人顯靈的“神跡神物”。只是因為納粹德國1941年突然大規模襲擊整個蘇聯，才導致這個“無神論五年計劃”中途夭折停止！斯大林也改變態度而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合作抗擊納粹德軍，把被關押在古拉格勞改營里的東正教神父們放出來，允許他們帶著愿意祈禱的市民跟著祈禱求平安，并且允許在被納粹德軍正包圍和正被攻擊的城市里豎起任何大小的東正教十字架，并且重新開放和修繕當時正處在戰爭發生區域內城市里的東正教堂（但東正教十字架不能在蘇聯紅軍軍營里豎起，蘇聯境內并非納粹德軍和蘇聯紅軍正發生交戰的區域內的城市的東正教堂則一概都沒有修復），東正教神父們并可以站在遠處遙望著手拿十字架劃十字對蘇聯紅軍士兵賜福（但不能進入蘇軍軍營里面劃十字賜福），蘇聯紅軍的軍官士兵可以自己在戰斗期間自己單獨祈禱上帝保護自己平安（但不能軍營里全體軍人大規模聚集一起祈禱上帝）。這種對東正教的寬容和放松管制當然不可能是因為斯大林改變了從他16歲那年（1895年）就已經形成的希望徹底的不留余地的消滅一切宗教的強烈的反宗教觀點，而是因為當時蘇聯正處在極度恐怖可怕殘酷無情的戰爭狀態中，而且這一戰爭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戰爭進行的過程和方式，恰恰又是蘇聯共產黨之前所沒有預料到的，所以不得不被逼無奈的對宗教寬容，借由宗教的安慰性和麻醉性來安撫平靜廣大蘇聯人民受到驚嚇和恐懼后，惴惴不安驚恐莫名急需安慰平靜的心靈！是一種權宜之計和暫時政策！所以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斯大林很快就立刻重新對東正教會收緊了繩索加大了壓制。當然了，蘇聯當時這種對宗教的寬大優厚待遇僅僅是對作為蘇聯主體民族的俄羅斯人傳統上信仰的東正教如此，對蘇聯各個少數民族傳統上信仰的那些天主教、新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和一切拜物教“萬物有靈”的信徒，都并沒有任何這種相類似于東正教徒的寬大措施，反而在整個蘇聯衛國戰爭的過程中加大了對這些蘇聯少數民族信仰的宗教的理論批判力度，并且更加嚴厲的禁止和繼續摧毀這些宗教剩余的痕跡和影響，對這些宗教信徒們進行宗教活動的禁止和打擊程度也明顯的增強了！由此可見，共產黨政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其統治下的國家中的人口多數的主體民族所謂的傳統文化（就是這個共產黨政權建立，該國家的主體民族以前上千年里長期維持了較長時間的思想主導性的宗教、哲學和思想觀念），跟對待共產黨國家內所有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一樣，總會在一定的時間段內進行猛烈的批判、反對和破壞，這是一種共同的現象！怎么能把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舊”說成是共產黨政權里“獨一無二的瘋狂摧殘本國傳統文化的罪行”呢，怎么能被某些人說成是什么“中共比別的共產黨不同，獨有的特性就是對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深深仇恨”呢？斯大林停止“無神論五年計劃”改善與東正教會的關系是因為納粹德軍的大規模入侵，絕對不能證明斯大林又開始重新信仰起了他小時候學習的東正教（他少年時是沙皇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的格魯吉亞省哥里市的東正教學校的一名學生），將其比之于中國，如果上世紀60年代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蘇聯或者林登.約翰遜的美國真的像毛澤東主席所擔心和憂慮的那樣大規模軍事入侵和進攻我國的話，毛澤東的中共也很可能會徹底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已經進行了的“破四舊”運動，結束對佛教和道教的必欲消滅之的仇敵關系，會改善與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民族傳統上長期信仰的佛教道教的關系，把和尚道士們從勞改營里釋放出來，允許他們帶著愿意跟著他們燒香磕頭的老百姓們一起燒香求平安（但絕對不會把中國國內諸如回族、維吾爾族、藏族等等少數民族所信仰的其他宗教的神職人員釋放出來，諸如阿訇、神父、牧師、喇嘛之類不可能獲釋），毛澤東也會允許他們在戰爭中中國正被敵人攻擊和圍困的城市里舉起一些畫著佛教萬字符號或者道教陰陽太極八卦之類的旗幡布卷（但解放軍軍營里肯定不準有），也會允許他們在遠處站著念經焚香轉佛珠遙遙的給解放軍士兵賜福（肯定也不允許他們進軍營里賜福），也可能容許解放軍士兵自己個人單獨的上香磕頭拜拜神佛求求平安（肯定也不會允許軍人們大規模聚眾一塊磕頭）。毛澤東到時肯定會那么做，雖然他也會像斯大林那樣繼續保留很多對宗教儀式和活動的限制，但是毫無疑問的，毛澤東到時是肯定會改善與漢民族傳統信仰的宗教的關系并且放松管制的，而他這么做，也跟斯大林一樣，僅僅是為了安慰和安撫百姓的害怕情緒使之平靜而已。毛澤東當年沒有這樣做，是因為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雖然高聲大喊著嚇唬人一般的說要給中國懲罰要把中國“打回石器時代”，但其實一直到毛澤東1976年去世以前的十幾年，盡管中國與美國和蘇聯兩個陣營都是敵人，但兩個陣營也最終都沒有膽敢大規模全面入侵我國，既然當年蘇美兩國根本不敢那么做，那么毛澤東自然就沒必要這么做，如果真的發生了大規模了入侵之后他這么做了，雖然看上去是對他剛剛搞過的“破四舊”的激烈反傳統的一種180度的大轉彎，然而事實上并也沒有什么非常奇怪和值得詫異的！這就是歷史規律、時代環境和他本來的超然剛猛的性格特征所帶來的必然邏輯！

其實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他們的做法都是可以理解也完全可以諒解的，雖然他們的做法是不大合適的地方，有過于激烈的地方，但這種不太合適和過于激烈，絕對不是在指責他們要達到的“徹底消滅一切宗教”和讓宗教“不留一絲痕跡”的最終目標不對，絲毫不是說他們的最終目的不對，而是說他們采取的手段有些太過急于求成的，太過狂飆急進了，太過一往無前了，太過快速突擊了，沒有能夠慢慢靜下來一點一點的漸進的不急的視為是“百年大業”一樣的緩緩完成！所謂“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快速的無神論突擊最終在他們去世后（前者甚至在生前）就開始出現了停止和反彈，在他們去世幾十年后，各種宗教和其他有神論思想更是出現了強烈的反彈，將無神論打壓下來，他們的無神論突擊的成果開始幾乎徹底喪失，整個當年所做的無神論突擊的工作似乎都完全白干了！

在這一點上毫無疑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做的是最為成功的，朝鮮至今還有2%左右的佛教徒、2%左右的天理教徒（就是我們所知道的1894年曾經起義反對朝鮮李朝，引來日本和滿清共同出兵鎮壓的“東學黨”，主張將儒道佛三家合而為一形成新宗教）和不到1%的基督教各派教徒，但是這個數字從三十年前就這樣了，宗教信徒的數量就一直維持在如此低的程度上，始終沒有出現任何宗教或其他有神論觀點的反擊和反彈，主體思想一直都是占到朝鮮社會絕對的主流，這些宗教作為小尾流在朝鮮繼續存在的結果，并沒有對主體思想這一主干主流造成任何挑戰，反而增加了主體思想的主體地位的繼續穩定性。

事實上，朝鮮對宗教和民間信仰的做法很簡單，就是不徹底的“趕盡殺絕”“消滅干凈”，允許各類宗教有“一線生機”，但是這“生機”必須有限，宗教場所必須設在犄角旮旯之處，宗教場所必須被安置在不顯眼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而且各類宗教場所在朝鮮都不能建大嘍！宗教場所建大嘍就是違法，就得逮捕。朝鮮的宗教場所也不能建多嘍，一種宗教在一個道（行政級別上相當于中國的省，當然領土面積要小的多的多）的宗教場所就幾個就行，一個郡（中國的市）就一個就可以了，誰私自多建也是違法，而且建設地必須在犄角旮旯的角落。朝鮮勞動黨黨員的身份，就像當年蘇聯斯大林時代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聯共布）黨員和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身份一樣，在社會中有著崇高的威望，有著公認的權威性，有著誰都不否認的高度贊譽的名聲，所以，一旦你信仰了宗教，你就根本無法進入朝鮮勞動黨，你的美好前程也就隨之徹底喪失，這從根本上就確保了各類宗教教徒的必然稀少性。最后還有一條，無論你在朝鮮信仰何種宗教，在你進行宗教活動，在你進行宗教祈禱，在你進行宗教理論學習和在你進行宗教師承關系確立時，都必須首先要學習和誦讀金日成主體思想中的內容。比如在朝鮮，一個和尚每天清晨起來上早課，與其他國家的和尚直接就背誦佛經不同，朝鮮的和尚必須首先背誦主體思想，而且背誦主體思想的時候必須長于背誦佛經的時候，從早上五點上早課到午飯之間七個小時，要用四個小時背誦主體思想，其余三個小時才能背誦佛經。朝鮮勞動黨還必須定期的召集所有各類宗教信徒們學習主體思想，要對所有宗教的神職人員進行主體思想的考試考核，考試考核是既有定期的月考也有不定期的抽查，而且都非常嚴格，一旦考不過就立刻被解除神職人員的傳教權力，整個寺廟就要大整頓。朝鮮的各類宗教場所的所有宗教活動，也必須都得有朝鮮勞動黨黨員全程在旁邊觀看監視，并且這些監視人員可以隨時干涉宗教活動提出自己的意見讓他們當場改動！這些政策非常管用非常有效，使得各類宗教都完全徹底的被禁錮住了，所有的宗教都喪失了繼續增加信徒，將信徒數量再往上增加的可能性，也自然全都喪失了向主體思想挑戰的能力，而只能成為幫助主體思想確立穩固性的工具！

如果當年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也滿足于此，也許會讓兩國的社會主義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產生一種新的更融洽的氛圍！當然了，金日成年紀輕，比斯大林小33歲，比毛澤東小19歲，作為后輩能夠看到更多后來發生的事情，積累的經驗更多，所以自然在這方面要更純熟的多。斯大林和毛澤東作為沒有前者經驗可以借鑒的“前車”，自然也無可厚非不能被苛責。

當然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宗教和民間信仰的態度也是有過變化的，他們在這方面的政策也是有過明顯變化的，比如他們對朝鮮民族民間信仰中所說的“檀君”的態度就是典型的例證。現在有很多的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們整日里譴責什么毛澤東在建國后不承認軒轅黃帝和神農炎帝的真實性，所以對黃帝陵棄之不問，文革初期“破四舊”時，紅衛兵還砸毀了黃帝陵里面過去祭祀黃帝的碑文，所以是“不認祖宗”“不把自己當中國人”之類之類，所以就應該被大罵，而且如果毛澤東繼續執政下去的話，就會讓中國大陸永遠不承認軒轅黃帝的存在，就會一直不認祖宗云云。其實，朝鮮金日成原來也是不承認民間傳說中朝鮮民族的始祖檀君的，跟毛澤東曾經不承認軒轅黃帝是一樣的，而且光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承認了好幾十年的，直到后來迫于情勢才不得不承認了檀君的存在！

朝鮮民間傳說中天神“帝釋桓因”的兒子桓雄，下到人間的太伯山（其實是現在朝鮮境內的妙香山，但是很多19世紀末以后的近現代朝鮮人，直到現在的半島南北的朝鮮韓國人中都有很多，誤以為太伯山是指現在中國和朝鮮邊界線上的太白山脈）遇到一只老虎一只母熊，老虎和母熊都想變成人，檀君便讓他們忍餓十天忍住便能成人，最終老虎沒忍住母熊忍住變成美女叫棲梧，棲梧與檀君結合生下了檀君。按照朝鮮的民間傳說和高麗時代僧侶和尚一然所編撰，以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為記述對象的民間編纂史書（非官方修訂正史）《三國遺事》的記載，檀君在中國漢文史書《魏書》里有記載，名字叫王儉（其實查遍《魏書》也根本沒有一個字的關于所謂檀君王儉的記載），按照和尚一然的《三國遺事》里所說，檀君王儉定都平壤，所以平壤城有了幾百年的所謂“王儉城”的說法！按照朝鮮民間傳說和一然的《三國遺事》中的記述：檀君從中國堯帝那會子就開始統治執政朝鮮，持續執政達三千余年，其壽命是匪夷所思的長，后來中原王朝漢朝漢武帝劉徹的軍隊進攻朝鮮，人家思想道德覺悟高境界高，不跟中國人一般見識，跑了，他又重新回到太伯山成為山神。這完全就是神話傳說之類了，根本就不是歷史，按照朝鮮李朝時史官安鼎福在朝鮮李朝朝廷官方修訂的正史《東史綱目》中的說法，“檀君之說，誕妄不足辨”（胡說八道荒誕到了極點，不值得辯論反駁）。可是時光荏苒光陰變換，檀君居然慢慢的開始從一個神仙變成了人了，由完全胡扯蛋的神仙變成了半扯淡的人類君主了！這是因為兩部小說的原因，是因為兩部胡編亂造的小說居然到了現代韓國被當成是了正規的可信的歷史書籍來看待的緣故，簡直荒誕絕倫！按照成書于1675年到1925年之間不知道是哪一年的由無名氏托名北崖子寫的《揆園史話》和由朝鮮半島近代主張“朝鮮（韓）民族最偉大”的“太白教”的教徒桂延壽和李沂于“日韓合并”（1896年在戰勝滿清后奪取朝鮮半島的第二年，日本殖民者先廢除了李朝的“朝鮮王朝”的國號，廢除了持續了幾百年的朝鮮半島對中國明朝和后來的滿清“稱臣”的“朝貢體系”，建立起了李朝君主自稱“皇帝”而與滿清皇帝和日本天皇在理論上平起平坐的“大韓帝國”，作為忠順于日本殖民統治的傀儡奴才政權后，1910年開始認為這個“大韓帝國”繼續存在礙手礙腳沒有價值，所以廢除了“大韓帝國”這個傀儡國家的存在和“大韓帝國皇帝”的設置，直接將整個朝鮮半島列為了日本帝國的直屬領土，所謂“日韓合并”）第二年的1911年編寫的《桓檀古記》----這兩本胡編亂造故意托古顯老以此證明“朝鮮古時候多么強大不服從中國”的“偽歷史書”的記載：公元前2333年檀君王儉開始執政，為檀君元年，這是在中國帝堯即位后的第25年，王儉不是個神仙了，不是死不了活了幾千年然后重新回山上做山神，而是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大活人了，他從公元前2333年 開始統治，一口氣統治了97年，到了公元前2240年就死了（雖說這樣一算他至少也得活了120歲了，但好歹不是神是人了不是）駕崩了，然后埋在了平壤城附近。而且他還有子女后代，有兒子可以接位，然后后代一代代的傳了三千多年（雖說一算每代國王都至少執政過六十年，都至少八十來歲死，全都是老不死的怪物，但好歹是人了不是），成了正式的真正的活在人類社會中的正規王朝的統治延續，而不再是神話了！兩本小說一寫出來，就被當時的“朝鮮（韓）民族主義”的意淫YY的“歷史學家”（學術騙子）們當成了可以相信的歷史事實，造出了一個比中國夏朝建立的還早的（人家不是堯帝后25年，那會中國還是舜帝呢，舜帝完了大禹，大禹完了啟才有了夏朝呢，靠，還真是檀君朝鮮早了，只可惜檀君朝鮮是胡扯蛋編出來的），而且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到中國西漢時才結束，期間沒有任何一次改朝換代的內戰（對比中國同時期內王朝更迭的頻繁和春秋戰國的內戰）的強大輝煌的“偉大的古代王朝”，以這種胡編亂造的方式來證明所謂的“朝鮮民族過往歷史的曾經強大”。

雖然按照原本的民間傳說和高麗和尚一然的民間編纂史書（非官方修定正史）《三國遺事》，檀君應該是活了幾千年根本沒有死的，但是既然從20世紀開始近現代朝鮮民族主義者都開始把小說當歷史看，認為他統治了97年然后死了，有考慮到說他檀君在平壤統治，所以自然近現代朝鮮民族主義者們就都認為檀君的陵墓在平壤城邊上！平壤東北一個土山上據說就是檀君的陵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朝鮮半島北部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南部成立了“大韓民國”。從1948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成立，金日成就對檀君傳說發出了嗤之以鼻的笑聲，在朝鮮建國后不久便出版的第一種全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就明確寫道：“所謂的檀君事跡和檀君傳說，不過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奴役我國之后，我國的一些腐朽沒落的舊貴族和反動知識分子既自欺又欺人的謊言和鬧劇。說自欺，是因為：這些沒落了的腐朽舊貴族在日本殖民者的統治下沒有了昔日的榮光，所以他們也不得不產生對日本殖民者的厭惡和反感，可是他們沒有任何一種可以拿出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辦法，他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膽量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所以不得不胡編亂造出一整套光怪陸離不值一駁的偽造的假歷史，以神話傳說作為歷史，以文學小說來作為歷史，來逃避現實，來躲避現實的殘酷和無奈，來沖淡和掩蓋自己在日本殖民者面前卑躬屈膝的奴才嘴臉，這是自欺；所謂欺人，是因為：這些腐朽沒落的舊貴族和反動知識分子，雖然對日本殖民者有些不滿意，但是從內心深處是根本不想反抗也絲毫不敢反抗的，相反，對于那些真正想要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愛國志士，他們其實是怕的要死的，他們害怕真正的朝鮮愛國志士獲得勝利之后會懲罰他們，他們更希望朝鮮半島上的日本殖民統治能夠繼續存在下去。所以他們不僅僅自己要把神話傳說當成歷史，把小說當成歷史，而且還要全體朝鮮勞動人民都要把神話傳說和小說當成歷史，以消磨人民的斗志，以孤立真正的愛國志士，以反對真正的朝鮮獨立運動，以維護日本殖民者的反動黑暗統治，這就是欺人之處！所以，檀君事跡和檀君傳說是一種極為反動的腐朽的意識形態”。韓國當時的軍人獨裁政府，從李承晚到樸正熙再到全斗煥，反倒都是非常熱衷于祭祀祭拜檀君，經常舉辦傳說中檀君王儉生日時的”開天節”祭典給檀君磕頭。從1948年韓國建國后，他們便開始一直指責朝鮮勞動黨政府對檀君的“大不敬”“侮辱”和“污蔑”，指責朝鮮不承認檀君的真實性是一種“數典忘祖的罪行”，進行1960年代下半夜開始，由于朝鮮勞動黨政府對那個據說是檀君的陵墓的平壤市邊上東北方向的小土山根本不屑一顧，絲毫不加管理，也不加以任何形式的修繕，所以那個據說是檀君陵的小土山開始出現塌方現象，還出現了泥石流！韓國樸正熙軍人獨裁政府在1970年12月曾經通過韓國的《朝鮮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文中說：“數典忘祖的背叛祖先的北方共產分子，對祖宗陵寢的塌陷竟然不加理會，平日里不加以精心修繕貼心愛護也就算了，竟然出現了巨大問題也不加以處理，更不要說認罪伏法，這充分說明了北方共產分子反民族的罪惡本質”。而1971年1月份朝鮮勞動黨的中央新聞機構喉舌《勞動新聞》則針鋒相對的評論道：“南方反動叛徒傀儡逆賊集團把小說和神話傳說當成歷史進行宣揚，把荒誕絕倫根本不值一駁的檀君傳說當成了榮耀，拿所謂的共和國對檀君這一實際上完全不曾存在過的虛幻人物的所謂不敬做理由，對人民共和國進行無恥罪惡的惡毒攻擊，真可謂是無恥之尤。目的是為了欺騙和糊弄南方的廣大勞動人民，修飾和遮掩自己充當美帝國主義者的奴才走狗的丑惡面目，給自己上妝抹粉，轉移南方廣大人民的注意力，以期延續自己罪惡昭彰的反動統治！......對于南方反動傀儡所說的那個據說是檀君陵的小山，山上還有一些李氏封建王朝（朝鮮李朝）時期以及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反動文人們''懷古''所寫的碑文石刻，對于那些東西，我們不會像我們的一些兄弟黨那樣興師動眾的砸毀它們（指紅衛兵砸毀黃帝陵的石碑），而是對它們置之不理，就像我們對整個這座據說里面裝有檀君棺槨的小土山的態度一樣，任其塌陷，任期沖刷，讓它自生自滅......”

然而到了1988年以后，隨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大韓民國的建交，朝鮮不得不作出報復，與跟韓國建交的蘇聯徹底斷絕外交關系。朝鮮再與蘇聯斷交之后，又面臨著蘇聯和歐洲東部一系列共產黨國家的崩潰和瓦解，一時間似乎社會主義成為了“失敗”和“徹底失敗”的同義詞，1992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跟韓國正式建交，朝鮮和中國的關系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惡化。在這樣的情況下，朝鮮既需要在國內整合和重新凝聚全體人民的斗志和激情，又需要盡可能在韓國得到更多的韓國國內的內部支持，盡可能的減少朝鮮所面臨的南方來的新壓力。所以朝鮮開始轉變對檀君、檀君傳說和檀君信仰的態度，由以前的完全不予相信轉為相信、接受和大為弘揚贊美檀君。朝鮮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用民族文化意識和民族主義的語言語調來整合朝鮮國內人民和爭取韓國境內能有更多的同情者，1986年朝鮮提出“朝鮮民族第一主義”。1989年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后進一步強調“高度發揚民族第一精神”。1992年8月，金日成（當時尚在世，80歲，兩年后的1994年7月去世）命令朝鮮中央社會科學院派出新的大規模考古隊重新到那座20年前被《勞動新聞》宣稱要“讓它自生自滅，對它們置之不理”的據說埋著檀君的尸體的小土山，進行了兩個月的“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卓有成效的科學發掘”，朝鮮勞動黨中央新聞機構喉舌《勞動新聞》1992年10月4日的新聞稿中說：“這次考古發掘取得了重大進展，發現了我們朝鮮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檀君的陵墓，讓全世界都感到無比的震動，也讓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的民族同胞們，都熱淚盈眶激動不已！......檀君陵占地面積1.8平方公里，由重建部分，石像和陵墓三部分組成。陵墓是金字塔型的石陵，高22米，寬50米。墓頂為四方形，入口在陵墓后面，墓室為正方形，各長5.7米，高4.8米，能容10余人。陵中發現了檀君王儉和王后兩人的遺骨的兩個棺材。陵臺四角有朝鮮虎石雕和象征檀君古朝鮮琵琶形短劍的劍塔。.......檀君陵在平壤發現，說明平壤和平壤所屬的北方地區才是朝鮮民族的發祥地，是朝鮮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中心，而現在由反動傀儡逆賊集團占據的漢城，并不是他們口中的所謂的''國家中心''。.......我們20年前說那里不是檀君陵墓，是因為當時的科學技術還達不到現在的水平，無法確認陵墓中的情況，當時還沒有足夠的證據，所以我們否認了檀君墓在那里。現在我們的科學探索成果已經達到了確認陵墓存在的水平，我們自然也就立即充滿激動心情的向所有民族同胞報告這一偉大的消息......”1994年10月，檀君陵在把外面小山上舊文人懷古所寫的多已腐銹了的碑文石刻修繕一新后，開始對外接待游客（主要是韓國游客），但是由于朝鮮政府嚴格禁止任何外國考古隊對檀君陵進行任何形式的考古研究，所以其真實性一致存在爭論。其實，朝鮮之所以由20年前的徹底否定檀君轉變成肯定檀君，完全是被逼無奈的結果，并不是說自己內心中就有多情愿，在韓國聯合通訊社公布的朝鮮勞動黨內部文件中，據說朝鮮文化部門的官員公開承認：“在現在國際上的大開放時代，外國文物思潮洶涌而至，我民族文化及其正統性受到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要把民族正統性和基礎定位于檀君……檀君到底有沒有這個人真實存在倒在其次，首要的是樹立主體。”

所以說，毛澤東到了1990年代也一定會承認軒轅黃帝的，但是金日成在1990年以前幾十年里也從來沒有承認過檀君，毛澤東曾經不承認過軒轅黃帝又有什么奇怪的和不可容忍不能接受的？后來者不能隨意的批判前面沒有經驗的先驅者，先驅者沒有經驗，應該允許他們有在文化政策制定上犯錯的權力和自由，應當采取容忍態度，這才是一個后來者，在處理前者留下的社會主義和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關系的合理態度！

附注：毛澤東的“批儒揚法”----推崇法家批判儒家，弘揚法家文化批判儒家文化：

什么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思想？這原本就是一個帶有巨大疑問的問題！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就是中華傳統文化了嗎？翟玉忠等先生現在正在主張“新法家”，宣揚“道法中國”，認為由慎到、商鞅、申不害、韓非所創立的，由商鞅 、李斯、 秦始皇進行了真正大規模的深刻的社會實踐的法家思想，才是黃老道學的真正繼承者，  是上承自黃帝老子的道家思想，  是所謂的“中國原生文明”！儒家從西漢開始獨斷掌控了國家機器的文化教育產業（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還僅僅是文化教育上獨用儒生，軍事政治財政等職務，仍然多用諸如張湯、楊可、桑弘羊、上官桀之類學申商之術幾十年的法家子弟，那位著名的大儒時任大農令的顏異，因為反對用告發手段反擊商人偷漏稅，被告發偷漏稅的商人財產全部沒收并且一年戍邊，而告發人可以拿到被告發人一半財產的算緡和告緡法令而被處斬；反對再繼續長時間的與匈奴交戰而主張與匈奴議和并且再次和親通好的儒生狄山，本身毫不懂得軍事，卻被漢武帝硬送到前線哨所在前線被匈奴人打死；董仲舒僅僅被漢武帝視為是顧問一類，結果還因為董宣揚“天人感應”說因而被罷斥不用。這就是所謂“內儒外法”者矣）之后，尤其是從西漢末期漢元帝劉奭還在給漢宣帝劉詢當太子時，就開始不斷干預政治運作（劉奭勸諫漢宣帝劉洵：“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漢宣帝氣的痛罵：“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語出《漢書·元帝紀》。翻譯也很簡單，我們漢朝本來就有制度，本來就是法家的霸道與儒家所說的王道，禮儀和法制并重，你怎么能光用儒家道德教化那一套，竟然想要恢復周禮了呢？劉洵接著長嘆：“亂我漢家者，必太子也”。果不其然，漢元帝死后未有三十載，王莽便篡位上臺，搞的天下大亂匈奴復叛西域起兵中原內戰了！），簡單的說，儒家的上位，才是使得華夏民族走上了破壞中華原生文化的歪路邪路，使得華夏民族在公元后第二個千年（1000----1999）中多次飽受外族侵略帶來的奴役統治并發生無數次屠殺慘禍的潛在原因（女真金國、蒙元、滿清、八國聯軍、日本；常州屠城、襄陽屠城、揚州三日、嘉定三屠、廣州之屠、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                                  
某些人說毛澤東極力反對儒家，所以是反對中華文化。可是毛澤東是極為贊頌法家的的，對法家的贊美他一生中都沒有過改變，早在他年輕時在湖南省長沙第一師范畢業后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代理圖書管理員的時候，他就曾經在讀書筆記中極力歌頌商鞅“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商鞅之法，良法也......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哉。”而到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尤其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毛澤東對商鞅韓非秦始皇以至整個法家思想的推崇贊美更是到了無以附加的地步。毛澤東1963年在會見郭沫若、巴金、周揚、老舍等等過去國民黨統治區域寫出二十幾年內的老作家時說道：“我知道你們中有的人罵我是秦始皇，我很清楚你們腦子里想的是什么。我要說你們罵我是秦始皇，其實是沒罵成我反而夸獎了我。我說你們說的還不對，還不夠，我不光是秦始皇，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還要偉大很多倍！”1973年8月5日，毛澤東會見江青，讓江青記下一首著名的七律并在各大黨報上公開刊登供全中國人學習，此詩大力贊美秦始皇的偉大功績“勸君莫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原返文王。”，此詩宣稱孔子儒學講空話不敢實話虛偽至極，而秦始皇則是干實事大功績振興民族，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里要實行人本主義也就是人民本位主義，卻認同孔夫子是人民本位主義，辱罵秦始皇，則是寫出了一篇垃圾爛文。郭沫若趕緊認罪認錯，重新改正自己的觀點，寫出大量的歷史論文贊美秦始皇。當時從1973年開始，中國的“批林批孔”中出現了“批儒評法”“批儒揚法”的高潮，贊美法家批判儒家，各大中院校歷史系都在鼓足干勁的創作一系列贊美法家批判儒家的學術論文，全國各大報紙都加以刊登全民學習。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難道法家思想不是中華文化中偉大的組成部分嗎？難道推崇和極力贊美法家思想還讓全民學習的毛澤東，不也是在為維護中華文化做出貢獻嗎？難道擁護和推崇法家思想反倒成了破壞和摧毀中華文化了嗎？                                                                                  
我們都很清楚，儒家文人對法家的憤怒辱罵是數千年來都不曾絲毫稍加放松的！儒學和法家在思想深處的爭端就是一直存在著，在政治層面雖然法家越發大勢頹廢，但仍然常有力圖翻身的悲壯抗爭。不要說戰國到秦朝，也不要說西漢，東漢末年三分天下的曹操曹孟德，其三篇《求賢令》中多次聲言要尋覓人才不應該強求忠誠孝順，雖不忠不孝，對天下社稷萬民有大用的，也一定要著力提拔。在其第三篇《求賢令》《舉賢勿拘品行令》中他更是明確說到“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直接把母親死了都不回家看看的吳起類型的人都認為是大才必須被起用，這嚴重的違背著孔孟儒家孝道的教導，卻很有幾分法家的色彩。雖然曹操迫于生活的環境，不敢說自己不是孔孟之徒，甚至還以維護儒家主張的對父母的孝道為名借孔融閑談中隨便說了幾句話，誅殺了政敵孔融（曹操殺孔融找的理由就是因為孔融說過：父親對子女無恩德，只是父親當時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欲而已，母親對子女也無關系，只是懷孕時當做是一個承載物品，也就是胎兒的盒子而已，如果父母親不好，那么遇上大饑荒大兵亂時，只有一口吃的夠一人活命，就不應該給父母而留給自己吃了活命。毛澤東一生極為崇拜和贊頌，并將其立為“社會主義的新圣人”，所謂“封建社會有圣人孔子，社會主義社會有圣人魯迅”的魯迅先生，在他1927年7月23日在國民黨廣州黨部下屬教育局的夏季學術演講會上所作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極力贊美曹操，說“曹操在歷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編歷史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但是在談到曹操殺孔融的時候也不禁反問質疑“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你求人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孔融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但是他這幾篇求賢令都毫無疑問的是印證的申商之術法家之言的，也難怪在南朝宋齊梁陳時就開始出現惡名罵名（但好歹當時還是毀譽參半，尚有榮譽），到了北宋之時，那二程程顥程頤，創立了宣稱是上乘自韓愈李翱“承繼自孟子后中斷千余年之道統”的理學之后，曹操就徹底的變成了不是人的禽獸畜牲惡魔鬼魅了，因為這曹操本身就尊孔孟不純凈，本身就內心神往于商君韓非子，能不漸漸被儒生大哲們罵成畜牲嗎？甚至到北宋時，王安石仍還有法家余輝，雖然迫于大勢，王安石不敢公開說自己不是孔孟圣人之徒，也不敢公開說自己不是儒者，但是王安石仍然十分崇拜和敬仰被千百年來儒生們罵成妖魔鬼怪的商鞅，王安石后來的變法也仍然帶有明顯的商鞅韓非法家的色彩（雖然遠遠不徹底不純粹，只是帶有色彩而已），法家思想在王安石身上形成了最后一點奮起的波濤，最后一點徒勞的努力，最后一縷落日的夕陽。最終，伴隨著那些可以被稱之為儒家原教旨主義的宋儒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名士”一擁而上的反對下，王安石的變法中途夭折中道崩阻，法家思想對中國政治決策層面的最后一點影響，也隨之徹底消失。（附：王安石贊美他之前一千五百年的商鞅，為被儒家唾罵的商鞅恢復名譽“翻案”的詩句  《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在整個漢朝，在儒家剛剛在思想、文化和教育上得到了獨尊獨享的盛譽和壟斷權力的時候，害怕這種獨斷權力的丟失以及對類似“暴秦”這樣的法家政權卷土重來的擔憂，所以儒生儒者們對法家思想的攻擊和殘余的法家勢力的回擊也就隨之相當猛烈！整個西漢的儒法斗爭是非常緊張白熱化的。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大罵商鞅是“其天資刻薄人也......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卒受惡名于秦  有以也夫”。也就是說，法家思想家和實踐者商鞅，是天性刻薄暴虐，缺少對人的恩情感情，后來被人辱罵，是純粹活該！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對秦始皇更是大加攻擊，直接把秦始皇辱罵成了不是人的禽獸畜牲惡魔和暴君，“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司馬遷如此，其他的儒家信徒們對包括當年給與他們教育文化專控大權的漢武帝劉徹一樣是嗤之以鼻，多加侮辱，常以“秦皇漢武”并列加以羞辱丑化，無非是因為漢武帝雖然給了他們教育文化政策的制定權，卻根本沒有給他們政治干預能力，所以一樣是懷恨之心而已！公元前81年（漢昭帝始元六年）舊歷二月，霍光為首的西漢朝廷從全國各地召集各地儒生“賢良文學”60多人到京城長安，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官員共同討論鹽鐵朝廷官營、酒類朝廷專賣（鹽鐵與酒都一律徹底的國有化，絕對不允許私人經營！）、均輸、平準（都是類似于計劃經濟的政治強而有力的直接干預干涉經濟，力圖平均物價和減小各地區之間的貧富差異的手法！均輸就是在各地設置均輸官，負責征收、買賣和運輸貨物，地方應交納的貢物，折合成錢交給均輸官，均輸官再在貧富不同的各地區之間賤買貴賣，調節物價，減小地區間經濟差距，同時也為國家增加了收入。平準則是官府負責京師和大城市的平抑物價工作，賤時國家收買，貴時國家拋售，抑制奸商的投機倒把行為，穩定物價。）、統一鑄幣等財經政策，以至屯田戍邊、對匈奴的和平與戰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會上儒生們無恥混蛋，竟然敢質疑漢武帝劉徹的對匈奴自衛反擊戰爭的正確性，滿口什么“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語出《論語.季氏》）”的意淫YY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胡扯什么“好事之臣（明說臣，實說君，暗指漢武帝劉徹），求其（匈奴）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公然宣稱對匈奴的自衛反擊戰爭是沒有必要的不應該的，沒有什么功績反而導致“中國干戈至今未息”，也就是說讓中國老百姓生活水平因為發動自衛戰爭而大為下降，還因為發動自衛戰爭而使得和平安寧的大好局面徹底喪失，所以漢武帝劉徹反擊匈奴不僅沒有什么功績，反而有了巨大的罪過和罪行。我觀文至此，不禁大怒出聲，怒不可遏，試想，若無漢武帝劉徹率領一干能臣悍將數出塞而北擊匈奴，爾這幫儒生文人之頭顱早就被匈奴騎兵砍下百次了，那還會有性命安坐在大殿之上，居然更厚顏無恥的攻擊當年給與了你們文化教育獨尊特權的先皇帝，真是膽大包天無恥之尤，就應該被碎尸萬段焚尸揚灰！！這樣的一群儒生，這樣的一群賢良文學，這樣的一群混蛋就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代表了嗎？反對和摧毀他們就成了摧毀和消滅中華文化的滔天罪行了？呸，我只有一聲呸字！這些儒生們居然還厚顏無恥的公開宣揚漢武帝討伐匈奴之前，漢朝文景二帝屈辱至極不得不妥協讓步的對匈奴的和親政策是多么的美好幸福，埋怨漢武帝手下王恢在馬邑伏擊匈奴是破壞了和親的大好局面，挑起了不該有的戰爭，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破壞了人民本來的美好生活，這真讓人惡心的想吐！“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后，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鹽鐵論.和親第四十八》）這些言論不是公開的宣揚民族投降有理嗎？這不是公開的聲稱賣國倒有功嗎？這些儒生賢良不是投降派誰是投降派？這些儒生賢良們連漢朝本朝的政治都能肆意歪曲胡扯八道忘恩負義，更不要說對西漢前的所謂暴秦劇秦了，對商鞅他們更是大罵出聲，只把商君說成是禽獸惡魔“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鹽鐵論.非鞅第七》）對秦始皇更是譴責得無以復加。儒生們還扯淡說什么秦朝的滅亡不是因為趙高，卻是因為商鞅和后來秦始皇時的開邊名將蒙恬才導致秦朝迅速滅亡（就像現代整個世界大部分主流歷史學家都在說不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兩次經濟政治改革讓蘇聯滅亡，反倒是斯大林本人所作所為、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模式讓蘇聯滅亡一樣），簡直荒謬到了極點！“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鹽鐵論.非鞅第七》）“今商鞅反圣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后政耗亂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于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鹽鐵論.申韓第五十六》）桑弘羊則堅定不移的對儒生們進行堅定地還擊，為商鞅和秦朝進行強而有力的辯護，并且強調商鞅及以后的秦始皇和蒙恬等秦始皇部下都是功高蓋世偉大無比，不應該由他們承擔秦朝滅亡的責任，而應該由趙高來承擔秦朝滅亡的罪責“昔商（鞅）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余。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昔商君明于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幷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飭素修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畜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后卒幷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商朝）而非伊尹（亂殷）也。”（《鹽鐵論.非鞅第七》）桑弘羊還明確的公開指出蒙恬被趙高和秦二世胡亥假傳圣旨而處死，才導致了秦朝的滅亡。強大的秦朝滅亡之后，被蒙恬打的北逃數百里成喪家之犬十幾年不敢南下搗亂的匈奴，才重新對于本來已經沒有任何邊患的中原王朝再次成為了巨大的禍患！“蒙（恬）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群雀。匈奴勢懾，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鹽鐵論.伐功第四十五》）桑弘羊還為漢武帝劉徹偉大的對匈奴的自衛反擊戰爭進行光榮的辯護，痛斥儒生們反對進攻匈奴是無恥投降！“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長患。先帝（漢武帝劉徹）興義兵以誅強暴，東滅朝鮮，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強胡，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鹽鐵論.結和第四十三》）“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漢武帝劉徹）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余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眾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侵。于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鹽鐵論.誅秦第四十四》）看到儒生賢良文學們如此無恥的公開宣揚賣國有理，桑弘羊開始對孔子和他的那七十二門徒這些“原始儒家”“初期儒家”“本初儒家”都產生了巨大的質疑、懷疑和厭煩，開始認為儒家一開始出現的初期就對于強大國家強大民族毫無用處卻有阻礙和禍害作用，甚至對孔子、孟子等等所謂大圣人大賢者的本人經歷都開始大加嘲諷諷刺挖苦“昔（春秋時）徐偃王行義而滅，魯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鹽鐵論.和親第四十八》）“文學（儒生）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困此不行。”（《鹽鐵論.論儒第十一》）至于那些漢儒，那些西漢時期的當世之儒，當世之圣人門徒，桑弘羊更是無情的揭開其臉上畫皮，公開指出他們就是一群廢物垃圾和民族敗類的客觀事實！“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況無東方朔之口，其余無可觀者也”（《鹽鐵論.褒賢第十九》）“諸（儒）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循。”（《鹽鐵論.世務第四十七》）                                                                                                              
說了這么多，桑弘羊最后怎么樣了呢？鹽鐵論的爭端最后又怎么樣了呢？在當時的首輔大臣霍光的支持和庇護下，朝廷宣布這次儒法之間關于鹽鐵的辯論是儒生賢良文學們獲得了勝利，徹底廢止了酒類的朝廷徹底的國有經營專營，罷去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改成民間經營朝廷征稅而已。霍光后來雖然還不至于愚蠢到按照這些儒生賢良文學們的觀點，即所謂純粹的修造內政以成德政，而對匈奴單純的感化教化而不使用軍事，霍光沒有傻到那程度，他還是維持著邊防防御工事和巨大的軍隊規模的。但是霍光卻不在大規模的主動地積極的先發制人的進攻匈奴，不在像衛青霍去病那樣“窮亡逐北”“封狼居胥”，重新回到了漢武帝之前的靜態被動防御。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0年，霍光指責桑弘羊與上官桀父子和燕王旦圖謀不軌意圖叛亂，結果被處決殺死！本身這次政變是因為燕王旦為了謀取自己年幼的弟弟漢昭帝劉弗陵的帝位而外結合于想要把自己的孫女嫁給漢昭帝劉弗陵被霍光拒絕，走鄂邑公主門路才最終成功，所以反霍光的上官桀父子，并且與為了給自己的婚外情人丁外人求封列侯而被霍光拒絕的漢昭帝劉弗陵的姐姐鄂邑公主建立了聯盟，意圖除滅霍光。《漢書》等正史也都言之卻卻說桑弘羊因為給自己的兒子求官被霍光拒絕，因而也參與了這個誅滅霍光的陰謀。但是長久以來都有人起來質疑，對桑弘羊是否參與了燕王旦、上官桀父子和鄂邑公主與其情人丁外人的謀反陰謀問題，可以說迄今尚無定論。從霍光的西漢朝廷官方所公布的材料看，其指控并沒有直接證據。而桑弘羊是否參與謀反，關鍵在于他對上官父子的密謀是否知情。桑弘羊有可能知情，但種種跡象卻顯然是得出相反的結論。故所謂“謀反”，實際僅僅“涉嫌”而已，桑弘羊純粹是被霍光進行了殘酷無恥的政治迫害（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e17300100cmpd.html  桑弘羊“謀反”案考實）。而霍光本人也遠談不上什么“一心忠漢”“有人格魅力”，事實上霍光本人曾將六七歲的女兒嫁給漢武帝的四大托孤重臣（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磾）之一的金日磾的幼子金賞，以建立政治聯盟共同反對桑弘羊和上官桀。他自己如此，卻竟然胡扯什么上官桀的孫女上官氏才六歲年齡太小不能嫁給漢昭帝劉弗陵，這是純粹的雙重標準有選擇性失明！霍光治家和馭下都嚴重不嚴，縱容家人和惡奴為非作歹，他的家奴在長安橫行霸道，甚至曾打上御史大夫府第。東漢樂府詩中也有“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之句。此外，漢朝封給有大功的權臣的兒子以官職一直都是慣例，霍光的幾個兒子也無一例外的得封為中高級官員，因此他反對桑弘羊為兒子求官的行為，純粹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心考量，根本不是出于班固班昭所寫的《漢書》里所說的高尚的動機。一句話，桑弘羊之死，是千古奇冤，是悲慘至極，是法家名士被儒家路線無端迫害致死的典型例證！霍光扶植漢昭帝劉詢登基，劉詢后來又在霍光死后認定霍家后代造反，誅滅霍家全族。漢昭帝劉詢的兒子，就是那位被劉詢說成是“亂我漢家者，必太子也”的漢元帝劉奭，漢元帝劉奭即位當年，即采取朝廷官方出面，比以前更高尊貴的多的程度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吊祭，賜給東園秘器錢帛，贈予列侯禮安葬，謚號“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師傅蕭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后，“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萬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而這位漢元帝劉奭的妻子--正宮皇后王政君，正是后來篡漢自立建立新朝的王莽的姑姑！王家專權攬政，從王莽的叔叔伯伯，也就是王政君的兄弟們，諸如王鳳等就開始了，一直到王莽。王莽竄漢本不必指責，但他這位滿口恢復周禮滿嘴尊崇孔孟先圣滿身都寫著尊奉圣人之言的“謙謙君子”，登基沒有幾年，使得匈奴人有膽量重新反叛作亂，西域各國響應匈奴一并造反，使得西漢剛在現在的新疆和中亞東部設立的“西域都護府”編制和行政單位徹底喪失應用功能，實際使得中原王朝徹底喪失西域這篇駐軍看管遙控干預的廣大國土數十年，一直到東漢明帝時才重新由班超恢復遙控，這就是對民族對國家的巨大罪行了！                                                                                                                                                                                                                  
我們又得重新談到毛澤東對法家的態度問題，毛澤東對法家思想和法家的各位思想家和實踐者其一生都是一直極力贊美的，前面已經說過，有那篇著名的讓江青記錄的“勸君莫罵秦始皇”詩句為證， 文化大革命后期，從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國之后，  1972到1976年的報紙期刊上，  到處都是中國大陸各大院校歷史系學生和教師們所寫的“批儒揚法”“批儒評法”的長篇雄文，贊美申不害、商鞅、韓非、李斯、秦始皇嬴政、漢武帝劉徹、桑弘羊、上官桀、曹魏武帝曹操、郭嘉、 恒溫、南朝宋武帝劉裕、隋煬帝楊廣、女皇武則天、太平公主、周興、來俊臣、王安石、北宋神宗趙頊、沈括、呂惠卿、李贄、李漁、天王洪秀全、馮玉山、洪仁玕等人，認為他們都是要么主張要么研究要么力行要么實踐法家思想的杰出人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里到處都是這些歷史論文，遲靜主管的“梁曉編寫組”里匯聚了如馮友蘭、郭沫若、巴金等等教授，每個月的工作也就是寫這些文章。我還曾經在過去的大學母校圖書館里廢棄圖書室中，多次看到了諸如197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代儒法斗爭文章選集》之類的書籍，滿滿當當的這類儒法斗爭書籍當時擺滿了幾個書架！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他說，“郭老（指郭沫若）在《十批判書》里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儒學），而且是反法（法家）。尊孔反法，國民黨蔣介石也是一樣的啊！林彪也是尊孔反法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毛澤東說，歷代政治家真正有作為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為了倡導法家反對儒家，毛澤東還批發了廣東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在后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更是提出要將毛澤東評述中國歷史上儒法斗爭的談話內容，寫入中國共產黨的十大政治報告，但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的反對而作罷。同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黨政軍最高領袖恩維爾.霍查派遣的外賓----國防部長貝基爾·巴盧庫時又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還要偉大。林彪罵我是秦始皇（林彪之子林立果在《571工程紀要》中辱罵毛澤東是“借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以為是罵我，其實等于是在夸我。中國歷來分成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孔子壞，一派講秦始皇壞孔子好。孔子是說空話的，只會講漂亮的空頭承諾，不干實事，孔子周游列國一事無成，四處亂竄，幾無立錐之地，按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惶惶如喪家之犬”，而秦始皇是干實事的，結束西周滅亡后五六百年的大分裂，掃滅六國統一華夏，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建立起偉大的國防工程---長城，派蒙恬主動施行積極的反擊性防御政策，“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十年不敢南下而牧馬”，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看看當時的一篇“批儒揚法”運動最高潮的時候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歷史論文吧，一切也就明了清晰了。《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1974，09，08， 《人民日報》）（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912/120768.html）文章中明確寫道“兩千一百多年前，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初步統一的封建國家，這就是秦始皇領導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然而，這樣一個頗有新興階級革命朝氣的王朝，在統一中國之后不久就滅亡了。這樣一個歷史現象是怎樣發生的？歷代的孔孟之徒，在這個問題上制造了大量的謊言。他們把秦王朝滅亡的原因，統統歸罪于秦始皇，歸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線。這全然是對歷史的歪曲！”這篇文章中的幾個大標題也都把整個主題的立意表明，寫得清清楚楚，“沙丘反革命政變和秦始皇法家路線的中斷”“ 駁法家亡秦論”“秦末農民大起義與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等等等等，真是清清楚楚把自己想要表明的立場說的一清二白。“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東方，當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廣宗一帶），突然死亡。趙高看見篡奪大權、改變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時機已到，立即跳出來發動了一場反革命政變。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車馬衛隊和用來傳達朝廷命令、征調軍隊''符璽''大權，扣壓了秦始皇臨終給公子扶蘇的信件，煽動和誘騙胡亥，威脅和拉攏李斯，偽造秦始皇的遺詔，逼死太子扶蘇，禁閉并害死堅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為秦二世。趙高用反動的孔孟之道作為發動政變的思想武器。他引證儒家經典，說什么，歷史上有的奪權政變，''孔子著之''，''不為不忠''，''不為不孝''；今天發動政變正合乎孔 丘之''智''。他對胡亥說，始皇臨死前沒有分封諸子，不搞政變你就''無尺寸之地''。他對李斯說，秦的丞相功臣沒''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殺身死，而發動政變擁''慈仁篤厚''''盡禮敬士''的胡亥，就''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在秦始''焚書坑儒''的幾年之后，趙高如此明目張膽地吹捧孔丘，鼓吹所''仁'' 和''禮''，宣揚分封諸侯，這充分暴露了他復古倒退的反動儒家立場。在這個關鍵時刻，身居要職的丞相，老法家路線功臣李斯，本來有可能搞掉趙高，粉碎復辟勢力的政變陰謀，但卻受剝削階級自私自利的本質所制約，為了維護個人的名利地位，妥協動搖，鑄成大錯。李斯在幫助秦始皇統一中國和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方面是有過重要貢獻 的，但也犯過嚴重錯誤。他在趙高發動反革命政變這個緊要關頭，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勢力退讓、屈服，就是重大污點之一。”“秦王朝迅速滅亡到底是不是因為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推行了法家路線的結果？這是歷史上儒法論爭十分激烈的一個問題。歷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這個題目攻擊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線。叛徒、賣國賊林彪也學著他們的腔調，寫了《論秦》三條，對秦始皇的法家路線極盡誹謗誣蔑之能事。孔孟之徒叫嚷說：秦朝的迅速滅亡，是由于秦始皇''窮兵黷武''，''內平六國''，''北卻強胡''。林彪也攻擊秦始皇''輕啟戰端''（有若當今袁騰飛之流譴責1950年與美國佬打朝鮮戰爭，1960年代初與蘇聯徹底決裂，同時”援越抗美“，同時堅定地反對兩個超級大國---蘇聯和美國的做法是“窮兵贖武””愚蠢至極”“罪惡滔天”一樣）。事實上，秦始皇所進行的戰爭，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內，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關東六國的諸侯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一種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將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匈奴。這兩種戰爭，前者結束了封建諸侯割據的局面，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后者反擊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隸主貴族的侵擾，保衛了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衛了中原廣大地區先進的封建制的經濟、文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兩種戰爭都是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消滅諸侯割據 局面所用的''兵''，抗擊匈奴奴隸主侵襲所用的''武''，都是完全正確和完全必要的。''內平六國''，''北卻強胡''，不但不是秦朝滅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興盛的兩個重要條件。只有那些在社會制度上主張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張投降的儒家無恥之徒，才會對此進行喪心病狂的攻擊。”“同時必須指出的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比起春秋、戰國幾百年的任何時候，戰爭都大大減少了。春秋時期的二百四十年間，僅在《魯史》上有記載的，列國間的戰爭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更加擴大，次數頻繁。其中很多是非正義的割據混戰，給人民造成極大的痛苦。”（事實上毛澤東建政之后，國內內戰也毫無疑問的少了很多，比起北洋軍閥統治時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盧永祥、孫傳芳之間十幾年不停歇的來回拉鋸沒完沒了的內戰，比起1927到1931年間蔣介石與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石友三等人沒完沒了的新軍閥內戰，比起1931到1937年之間日本帝國侵略東北三省、熱河察哈爾、華北北部，同時蔣介石卻還在江西湖南一路“繳共”，比起1937到1945年間的八年全面抗日戰爭，比起1946到1949年之間的三年國共內戰，毛澤東1949年建立政權之后的戰爭當然毫無疑問的是減少了，而且1949年之前除了八年抗日戰爭，多是沒有半點意義的純粹搶地盤的軍閥內戰，1949年后與美國、蘇聯、印度、南越的幾次戰爭都是帶有民族自衛性質的純粹的保衛民族的反擊戰爭）“比起封建諸侯割據時期的這些情況來，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人 民負擔，相對地說是減輕了的，又哪里有幾十倍苛重的問題呢？在秦始皇執政時期，為了鼓勵發展農業，規定貧苦農民（即“閭左”）每年只服勞役一個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邊一年。何況，秦朝統一后人民的勞役負擔中，有些純粹是為了抵御匈奴奴隸主的侵擾而不得不做出的犧牲。面對匈奴奴隸主的侵擾，是抵抗還是不抵抗？這是一個關乎民族大義的原則問題。抵抗，人民當然要有較多一些的生活負擔。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勢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難和慘劇。為抵抗匈奴奴隸主的侵襲而動員人力物力，這怎么能和諸侯割據混戰時期的情況相提并論呢？”“儒家殺人的血腥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復辟勢力上臺，革新者就會人頭落地， 廣大勞動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對于復辟勢力，只有實行專政，實行獨裁（毛澤東從來都不屑于否認自己是獨裁，但一直都認為他的這種有利于民族大義的偉大的光榮的獨裁，遠好于無能的腐朽的賣國的小集團小階層的“民主”），才能鞏固新興的社會制度，鞏固國家的統一。秦朝之所以滅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革命暴力運用得還不夠，對反革命的儒殺得太少，有一些漏網了，有一些養起來了，鎮壓反革命不夠徹底。這些反革命的儒、奴隸主復辟勢力的存在，正是趙高篡權、妄圖 復辟的社會基礎；也是后來乘農民起義之機大搞復辟活動的反動力量。”“在秦末農民戰爭之后，又經歷了以項羽和劉邦為代表的儒法兩條路線的大搏斗。這場大搏斗又以法家路線的勝利而結束。劉邦繼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在女政治家呂雉（呂后）和法家蕭何、張良等協助下，為創建和鞏固中央集權的西漢封建王朝進行了多次重大的斗 爭。劉邦、呂雉（呂雉以后曾經中斷)、武（劉徹）、昭（劉弗陵）、宣（劉洵）幾個皇帝也都是堅持法家路線的。（法家路線直到后來的漢元帝、漢成帝和王莽等時才被嚴重破壞）他們經過一百多年的反復斗爭，基本上打垮了奴隸主殘余勢力的復辟活動，打敗了不斷侵擾的匈奴奴隸主軍事政權，捍衛了新興的封建制度和國家的統一。秦始皇開創的封建大一統局面，到漢武帝的時候基本上得到鞏固。正是在秦皇、漢武這個時代，我國初步形成了強大的統一的國家，這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大進步。”                                                                                                                                                                               
還有一篇文章，也算是當時的代表文章，《儒法斗爭與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來自《紅旗》雜志1974年第8期  （

附錄2：孔夫子后代“衍圣公”們上千年的家族世襲的代代如此的賣國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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