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領導權之爭看意識形態斗爭對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現實意義

從文化領導權之爭看意識形態斗爭對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現實意義

燎原

我們知道，意識形態斗爭往往是借文化領導權之爭體現的，都是一定的階級根本利益的表達和斗爭。那么，如何看待我國目前的“文化之爭”呢？以目前爭論較為突出的版圖中國論（歷史上的中國）與文化中國論之爭為例，實質為不使用武力，國家能否實現政治統一的問題。我國歷史上是多個文化圈并存。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總體上分為中原的儒家文化圈，西藏、青海及內外蒙古的藏傳佛教文化圈，西北（新疆）伊斯蘭教文化圈。如果再向前推300多年，那么中國還有東北的薩滿和西南土司原始宗教等文化圈。形成這樣的文化圈格局緣于它們在本質上具有共性——即為剝削階級服務，它們之間的斗爭存在兩面性。有些人認為（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國政治統一的推動力量，進而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政治統一的文化基礎（意識形態基礎），顯然這是中原中心史觀的一部分，是一種主觀唯心的觀點，事實上，這種情況并不存在。如果儒家思想能夠實現統一國家，那么就不會有上述的文化圈格局。

一、國家統一的推動力量不是文化，但文化斗爭是為階級政治服務的。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整合在同一政治框架內的大一統局面，只有元和清，其統一的內在需求是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推動力量是武力。通過毛澤東同志的經典著作《矛盾論》這把鑰匙，我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并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緊緊抓住了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正確認識及解決矛盾。我們知道，軍事斗爭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政治斗爭是為經濟目的服務的，而文化即意識形態斗爭正是圍繞軍事、政治斗爭展開的，所以說一切斗爭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本階級的經濟利益，也就是說，獲取經濟利益這個目的是相對不變的，因此，經濟目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政治軍事文化目的則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然而，只有實現了政治、軍事、文化斗爭目的之后才能確保經濟目的的最終實現，這也就是說，只有解決了矛盾的次要方面上的問題才能解決矛盾的主要方面上的問題。所謂抓住主要矛盾，就是要抓住那些相對不變的關系，而且，抓住這些關系的目的是為了最終能夠改變這些關系，也就是說，是為了能夠最終使主要矛盾轉變為次要矛盾，也就是轉變為可以適時調整的關系。正因為政治斗爭是為經濟目的服務的，政治目的是可以為經濟目的讓路的，所以，才有土地改革，才有一化三改造，進而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掃清了障礙。也正是因為文化斗爭是圍繞政治、軍事目的展開的，所以，解放后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意識形態的斗爭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歷史高峰。這場斗爭正是在無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后，為鞏固無產階級執政地位，實現本階級經濟利益而進行的一系列激烈的斗爭。

二、文化統一就是意識形態統一，就是把文化領導權、解釋權集中到統治階級手中，實現這種統一只能在同一政治框架內進行，必須依靠政治統一。在我國歷史上由于統治階級的局限性，其治下多采取因俗施治，但是對于急需打破地區經濟、政治壁壘實現政治大一統局面的王朝，就出現了很多問題，必然尋求通過文化統一來鞏固政治統一，如蒙古及元代曾創建一種不屬于任何民族的拼音文字——八思巴蒙古文，初步解決了官員向不同母語民族宣讀政令的需要，也非常適合傳遞軍事等機密情報（識字的聽不懂，聽得懂的不識字），但由于統治階級出于文化壟斷的需要，這種文字僅限于官方使用，如今幾近天書。清朝的手段相比元高明了許多，但只能是維持不同文化圈共存的局面，避免無休止的互相殘殺。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初步解決中國文化統一問題，文化統一的過程就是《共產黨宣言》中“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中的一個“徹底決裂”（這與歷史虛無主義是根本不同的）。如立即開展的各民族語言文字改革（文化載體）。這個問題不解決，政治統一就不穩固，而解決這個問題，離不開政治統一。

三、文化統一對鞏固和維護政治統一具有現實作用和歷史意義。還是以語言文字為例，漢語言語音的差異不比歐洲各國小，但沒有變成諸多小國，與文字統一關系巨大。我國歷史上許多新興民族在初步完成本民族統一時，紛紛創立自己的文字，如西夏、契丹、蒙古、女真（滿）等，為建立有別于中原地區的文化體系、進而實現民族文化初步統一創造了條件。而文字的發展、推廣又與民族的文化最終走向相對應，即哪種文化更有利于維護和鞏固本階級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就趨向哪一種文化。一般來講，屬同一文化圈的，意識形態接近，文字趨同，如西夏文、契丹文借鑒漢字，蒙古文源自回鶻文，后成形為察合臺蒙古文（蒙古文前身），老滿文（無圈點滿文）源自蒙古文，后成形為圈點滿文，而回鶻（維吾爾族前身）棄回鶻文改書波斯文（從佛教轉向伊斯蘭教）。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字對于文化統一的重要性。近現代歷史中，世界許多國家都是從文字改革入手解決本國文化統一問題。以前蘇聯為例，其聯盟內中亞各國所有民族文字均使用斯拉夫文字（蘇聯解體原因之一就是否定一元搞多元化），甚至連非加盟的外蒙古都改用斯拉夫文字，割斷了其與內蒙古的文化聯系（民族分裂已經形成，客觀造成了內外蒙古在非武力條件下難以再走到一起）。北朝鮮政權穩固后，即行文字改革，不再使用漢文，改行拼音文字（即現行朝鮮文，主要為百姓使用，為歷代統治階級不屑），多年后，韓國不得以采用北朝鮮文字改革方案，北朝鮮保住了文化自主權，占據了文化統一的領導地位。新中國成立后，漢語拼音改革時，我國也有拉丁文字與斯拉夫文字之爭，最后我國采用拉丁文字（發音與國際語相同），保住了我國文化自主權，是我國成為自主型社會主義國家的必要條件。同時，對其它民族也視情況實施了語言文字改革，如壯文、新維文等，從根本上動搖了原有文化基礎，為文化即意識形態的統一創造了條件。80年代初，國家政策調整，許多民族恢復了原有文字，打斷了文化統一進程，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多元化，為地方民族主義死灰復燃埋下了禍根。

四、堅持先進文化發展方向就是堅持先進的意識形態，是先進政黨的歷史使命。新中國之所以稱“新”，就在于她區別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她所宣揚的文化是徹底否定過去任何一個統治階級歷史地位的文化，因為堅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形態，她堅持的是無產階級（人民民主）文化，這種先進文化的核心是革命性的意識形態，并通過百花齊放的文藝作品等方式表現。文化具有階級屬性是毋庸置疑的，建設什么樣的文化，取決于統治權在哪個階級手中、依靠哪個階級的力量、為哪個階級服務，沒有包含意識形態的文藝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以文藝作品為例，我們一般從三個方面品評某個作品格調（思想主題）高雅或是低下，一是表現形式，粗制濫造與精雕細琢是很容易區分的；二是表述內容，脫衣舞固然刺激感官，但一般誰也不會視其為精神食糧；三是表達思想（意識形態），催人奮進（進步）還是消極腐朽（反動），造成的影響是最大的，有時也是難以發現的，如《海瑞罷官》。作為明史專家的編劇吳晗以歷史正劇的形式，表述嚴重歪曲歷史事實的內容——搞垮徐階的是高拱不是海瑞，偷換階級概念——海瑞打擊的是官僚大地主以“投獻”方式兼并中小地主，占人口多數的佃農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借機表達封建官僚、地主階級思想——影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文藝作品宣揚的意識形態脫離人民群眾的現實需求時，將失去其生命力，比較典型的是昆曲，后來者是傳統京劇等，當其成為統治階級的玩偶，拒絕為人民服務（現在保留曲目依然頑固地表現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表現的思想不改，形式也一樣改不了，即使在同樣宣傳剝削有理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眼里，也同樣沒有生命力）時，就只能走向沒落。

五、為什么樣要堅持用先進文化統一。僅以漢語語言文字為例，新中國成立前的幾千年的演化歷史充分暴露了統治階級反動的愚民政策。“五四運動”中，語言文字之爭幾近白熱化，其背后是各種思想之爭，是中國社會各個階級、各種政治勢力紛紛走向政治前臺，在意識形態領域激烈斗爭的反映，因而，五四成為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新中國成立后，語言文字（如簡化字）改革遵循“述而不作”等原則，使之得以順利推廣，并在海內外引起廣泛共鳴，為大規模掃除文盲、統一全國人民思想、推動國家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此時蝸居臺灣的反動統治階級畏之如虎，嚴禁效仿大陸語言文字改革方案，先進與落后之分立見。因為是否用先進文化統一決定著文化中心的確立及對外傳播輻射的能力，決定著政權的合法性。當年國民黨的恐懼不在語言文字改革，而是由語言文字改革體現的被歷史徹底否定的命運。今天，臺灣當局改稱繁體字為“正體字”，其意在與中央政府爭奪文化領導權，此舉將關乎政權合法性等重大問題。不要以為臺灣當局是不自量力，今天大陸文化價值取向逐步趨向臺灣，甚至大有超越之勢，比如硬把40年代宣揚賣國文化的張愛玲當作海派文化之母大力宣揚（電影《色·戒》），倒霉的海派文化既蒙了羞又短了幾十年的壽，搞的臺灣學者大為慨嘆，思想解放遠不如大陸。臺灣當局在文化領導權問題上躍躍欲試便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不成功也能為臺獨找到理由。而其欲將繁體字申遺，本身就說明了這樣的文化已窮途末路，居然有大陸學者為之鼓與呼。現在主要攻擊的是1978年頒布的第二代簡化字，而攻擊者故意模糊兩代簡化字并無繼承關系這一事實，用心是極其險惡的，甚至大談什么“廢簡復繁”、“書簡識繁”有利于兩岸統一，無論其用意何在，都是要共產黨效仿當年國民黨在大陸搞文化上的倒行逆施，進而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推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一個政黨不再堅持本階級文化統一，丟棄文化領導權時，就意味著它的政治生命力開始終結。

六、堅持先進文化是文化、政治自信和意識形態影響力的體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美國因為沒有歷史負擔，其宣揚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確實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先進代表”，如今以好萊塢文化為代表的美國資產階級文化從個人英雄主義到世界“領袖”地位，從古代文明打到未來世界甚至外星球，打遍古今世界無敵手，充分表現了其文化、政治自信和意識形態影響力——統治現實世界的是美國，主宰虛幻世界的是基督，虛實結合推行全球。而這些恰恰是建立在美國保持全球經濟、政治、軍事霸權地位基礎上的。不過，美國也并非一直這樣，50年代極右的麥肯錫主義搞的國內風聲鶴唳，60、70年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深陷國內群眾運動、國際反霸斗爭之中，統治階級焦頭爛額，此時的007系列、蘭博系列等電影通過表現個人英雄主義把這種焦慮的心理表露無遺，其肇因于共產主義文化運動的猛烈擴張，其霸權地位在軍事、經濟等方面連續遭到打擊所致，但資產階級也不是笨蛋，它們很善于學習，用我們曾經用過的手段搞我們，到80年代美國終于開始“重振雄風”。那么現在其他國家是不是就唯美國馬首是瞻呢？也不是，西班牙在世界各地創建塞萬提斯學院，德國搞歌德學院等等，因為這些人往往是本國現代文化的開創者，具有標志性作用，雖然德國兩次戰敗，但今天誰能否認其歐洲大國的地位呢？早在延安時期，中共設立魯迅學院，樹立先進文化標桿，成為進步、光明的象征，彰顯了政治自信和影響力。反觀國民黨當局又是尊孔又是復古，搞的烏煙瘴氣、混亂不堪，為政治失敗埋下了伏筆。以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做后盾，先進文化可以達到武力所達不到的效能，告訴別人我們做的是什么與告訴別人想進步就要學我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境界，影響力大小也就顯而易見了。

七、宣揚文化中國論是向中國共產黨公開挑戰。宣揚文化中國論者主要是宣揚儒家思想一元論，經典著作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宣揚由天及人的封建秩序，仇視人民群眾、歧視少數民族、蔑視其他文化是其本性決定的，現在比較極端的觀點是歷史虛妄主義，其與歷史虛無主義同為歷史唯心主義。借用毛澤東同志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中的一句話，“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從世界歷史看，儒家文化的影響力只限于東亞地區。歐洲國家羨儒（崇華）主要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在文藝復興時期進入高潮，隨即轉入惡儒（辱華）。這一發展與歐洲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有關。因中國封建社會與歐洲的形態區別很大，西方知識分子非常羨慕中國知識分子可以通過科舉成為統治階級官僚，但新興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時，經改良的基督教文化的“歐洲中心論”為其對內整合、對外擴張做好了文化鋪墊，儒家的思想完全成了絆腳石，因為儒家思想不利于資本主義沖破原有封建秩序獲得發展，再加上當時中國經濟、政治已經走向衰敗，儒家在歐洲的名聲完全臭了，指望“孔子”向世界傳播中國“先進”文化，恐怕適得其反。反觀現在，國內國學炒的火熱，可國學究竟是什么？鉆研古印度學的人都能被奉為“國學大師”，假使王國維再世肯定還要再跳一次湖，倒是被捧者生前對“國學者”之謂多有躲閃。比如同一時代的孔子與莊子，其觀點是入世與出世之別，兩家傳人打了千百年才在封建秩序下達成妥協，某位女學者硬是把這兩位撮合成了21世紀的志同道合者，讓根本不懂市場經濟為何物的兩位“大智慧”者帶領人們在市場經濟大道上狂奔——“打造核心競爭力”， 只要能賺錢就行，哪管真假對錯。這樣的學者又何止幾位，而以國學者自居、宣揚文化中國論的正是這類人。宣揚反動歷史的“儒家”能被抬上神位，那么宣傳類似東西的其它文化就沒有理由沉默，如今，各種宗教、封建文化難以遏制的泛濫，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認為在階級對立嚴重的社會，社會意識形態具有虛假性、欺騙性，而這些人宣揚的文化中所蘊含的正是這樣的意識形態。那么，指望這些人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完全是緣木求魚。

新中國解決文化統一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斗爭，就是在人民民主專政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先進的意識形態改造人們思想的過程，其造成的影響極其重大而且深遠，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講，從頭腦中剔除陳舊思想的過程是極其痛苦的，對所有人來講，這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現在，這項工作的腳步已經愈發沉重，表現為文藝作品已失去創新的能力，所謂推陳出新除了生編硬造就是翻箱倒柜。“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既然前進的腳步變慢了，那么，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就變的好似真理一樣，很有市場了。

【2011年6月18日烏有之鄉迎接建黨90周年“文化自覺”研討會征文】

“文化自覺”研討會專題：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whz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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