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系列文章，對中國文化又肯定，又否定；還有我對中國文化特征的揭露，前后文也矛盾，比如我曾經論述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但是上文我又論述儒家文化的宗教性；一方面對中國文化批評的很苛刻，另一方面又高調的稱贊中國文化，因此有讀者問我究竟是什么立場？
首先聲明，我沒有先入為見的立場，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我是一種思想的興趣，任何事物的認識都是一種思想邏輯，任何事物也不是非此即彼，思想不是簡單的排他性的擁有死氣沉沉的物質。
其次，任何深入的思想，必然在矛盾中匍匐前進。沒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家，精神是不矛盾的。世界幾大文明，都是源于矛盾的思考，在矛盾的碰撞中孕育思想，最后通向絕對的矛盾消失的精神世界，比如涅槃、真善美，以及中庸之道和虛無。
再其次，認識停留在物質經驗層面的時候，就表現出徹底的排他性，就需要否定矛盾，消滅矛盾。比如戰爭中的乘勝追擊，痛打落水狗，階級斗爭為綱，比如經濟競爭中的劫富濟貧，或者贏家通吃。
物質性文化和否定矛盾的認識論是唇齒相依。
刻舟求劍，削足適履，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愛屋及烏，天下烏鴉一般黑，拔苗助長，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但它們還都停留在物質經驗層面的認識上，它們認識了事物簡單的聯系，但是還沒有去認識事物復雜的聯系，即矛盾的聯系。如若緊緊停留在這一層次，認識事物就會非此即彼，就會排斥事物的自相矛盾。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盲人摸象，井底之蛙，螺螄殼里做道場，葉公好龍，掛羊頭賣狗肉，這些中華成語，思維進入了更高一層的矛盾階段。事物的矛盾是客觀的，辯證的，相反相成的。
如若經驗層面排斥矛盾是對事物邏輯聯系的平面認識，那么發現事物的矛盾聯系，就是對事物的一種立體認識。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之道”，“天不變，道亦不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是中華文明最高端的思維，具有最抽象的哲學意義，是對萬物認識的普遍性和本源性。
任何追求事物普遍和本源意義的認識，必然賦予人類精神認識的絕對性，精神的絕對性也就是精神的圓滿性，而精神的圓滿，就尋找到了人類靈魂的歸宿。
于是，一種文明才能沒有后顧之憂的一往無前的向前發展。
人的價值，在于認識古往今來事物的價值，挖掘出來的價值越多、越大，人的生命價值就自我展現的越偉大。
人類文明產生即日，人就企圖認識自己，但是相反相成，人要認識自己，反而要從認識客觀事物出發，因為人的價值是體現在與周圍事物的聯系當中，所謂有比較才有鑒別，因此客觀事物是一面鏡子，人的面目是通過這面鏡子認識到的，因此客觀世界反而成為自由的、主動的，成為目的，而人的主觀世界反而成為不自由的、被動的，渺小的。
這就是意識落后于存在，于是有了“此一時彼一時”的認識特征，有了“盲人摸象”的認識局限性，能夠理解認識的相對性，就能理解筆者論述問題時的針對性，也即有限性和相對性。
如若把針對性、相對性絕對化，把“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絕對化，將物質關系推到你死我活的死胡同，而排斥事物整體的矛盾性，就把思想的大門絕對的關閉起來，思想活動就降低到如同小孩無聊的口水仗。
我反對“獨斷論”，中國文化最容易犯的錯誤是“獨斷論”，中國文化歷次重大危機都源于“獨斷論”。
中國文化的靈魂為什么是中庸之道？因為中國文化最大的敵人是“獨斷論”。
如果說“中庸之道”是中國文化的“道”，那么對應的“魔”就是“獨斷論”。中國文化的健康取決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中國文化“無可無不可”，“此一時，彼一時”，“既來之，則安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西方文化“現實的是合理的，合理的將是現實的”，是我生命求生和存在的邏輯，而精神的絕對理念，是生命的航燈和本質。
存在主義說：存在先于本質，而我認為存在和本質怎么能夠分開？肉體和靈魂怎么能夠不相干？本質怎么能夠離開存在（哪怕一分鐘）而孤獨？
存在相當于物質，本質相當于精神。存在主義的哲學背景，是社會物質發展的日新月異，使精神靈魂疲于奔命，魂不附體。存在主義，要么就是對物質主義的繳械投降，要么就是精神意志對物質的強權，但是一旦精神自由變成放縱精神征服物質的意志，精神也就變成了物質，征服物質的同時，精神也被物質俘虜。
關于認識方法問題，可以談很多。在其它文章中，我也涉及自己的思維方式。
其實文如其人，了解一個人的思維特點，最有效的方法，是閱讀他的文章，文章最能代表一個人的認識事物的方法。文章是作者思想方法的具體實踐。
認識一個人的思維方法，不能僅憑他的自我標榜，這種標榜很可能是紙上談兵，說一套做一套，所說和所做可能是南轅北轍。
比如每個人都贊成實事求是的方法，矛盾辯證的方法，但是人們對同一問題的思想觀點大相庭徑，甚至勢不兩立，那么誰更加實事求是呢？這將由思想的實踐意義來決定，那么思想的實踐意義又是指什么呢？歸根到底，是精神駕馭事物的得心應手，通俗的說，就是認識事物的合情合理。
離開實踐（合情合理）的認識方法，是形式主義，是紙上談兵，是畫蛇添足；而立足實踐的認識方法，是人類精神的靈魂，是精神的拐杖。
愛因斯坦說：是休謨的懷疑論打破了他的獨斷論，是宗教一樣的信仰，使他堅信自然的井然有序，愛因斯坦把自己的科學成就最后是歸功于哲學的認識論。
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關于哲學方法的《實踐論》、《矛盾論》。
凡是喜歡思考的，最后條條大道通羅馬，都通向了思想的圣殿——哲學方法論。
所謂獨立思考，是一種思維方式，即認識方法的狀態。比如繪畫，畫一個東西，可以用各種經驗的方法去感知它，反映它，但是任何方法的起點和終點，都要有一個獨立的精神理念作為主旋律去駕馭經驗，代表生命跳躍的意志，這樣這幅畫就被賦予了生命。
因為生命就是對精神的認識，反過來說失去了精神的認識，就成了酒囊飯袋，成了行尸走肉。
思考是精神的自由活動。這種自由活動，離不開大量的各科物質和經世知識，但是精神的質量和知識的擁有絕不是等號，精神需要知識的物質養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是過多的物質知識養料，精神會患上肥胖癥，會行動不便，會喪失自由，會失去生命的活力。
如若嫌在地平線上看不清楚太陽，而要爬到喜馬拉雅山上更加清楚的去看太陽，豈不是徒勞嗎？
但是中國人恰恰流行這樣愚蠢的讀書，這樣殺雞用牛刀。結果不僅知識結構畸輕畸重，而且知識面非常貧乏。
這種愚蠢的中國式的勤奮讀書，成就了可憐的精神侏儒，病根不就是思考方法的問題嗎？
年輕時，毛澤東號召中國人學哲學，記住了馬克思一本晦澀的書名，叫《哲學的貧困》。
為什么對這個書名耿耿于懷，因為借用“哲學的貧困”一語，來反省中國文化倒是一針見血。
哲學的“道”能夠解釋文化的一切。
現在天大的中國教育制度問題，根源不正是中國人的哲學貧困嗎？
這種哲學貧困有文化淵源，比如舊文化書蟲一樣的考據學，歷史上大行其道，極大的妨礙了中國人精神的自由和創造。這種流弊的幽靈，現在仍然風行：
把讀書和學習當作知識的堆積和競賽，這就如同買櫝還珠，將人的精神拋棄了，造成精神的無家可歸，精神在外部的物質世界或者故紙堆中沒有目的的到處流浪。
最后強調，方法論問題，根本是精神自由的問題，精神的本質就是自由，有了自由才有看問題的全面性、進取性，才能克服顧此失彼，才能瞻前顧后，而中國任何重大的災難不都是因為顧此失彼、目光短淺造成的嗎？不都是認識方法的片面性嗎？
但是為什么一再重復如此簡單的錯誤呢？這就需要引入更深層次的思考，即價值觀問題。
偏重物質的價值觀必然趨向表面、膚淺、短視。
人的精神戴上了物質的鐐銬，鳥的翅膀負重了黃金，人的精神就自我囚禁，人的精神就不能飛翔。
中國有個問題：是社會沒有自由精神的空氣呢，還是中國人追求精神自由不努力呢？這是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精神自由完全是一種個人的神圣意志，不要尋找外在的物質力量去解釋精神自由的自我放棄。
中國文化之謎是：中國人具有形而上精神的廣大基礎嗎？
沒有精神的信仰，就沒有精神的深度，對此，中國文化規模空前的時空發展不是在默默的耐心的證明！
是不是文化物質主義，導致中國歷史政治專制？那么專制退出歷史舞臺，中國的物質文化在政治上又將如何表現？
——獨立思考 閱讀經典—— 蘇州雨果書店與您交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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