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強勢生存--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

一、世界曾經擁有這樣的中國

民族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晶體，是大浪淘沙的結果。

任何一個能夠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經經歷了種種嚴酷的生存考驗。無論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島嶼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夠穩定的占據一定的生存空 間，并持續發展一定的歷史階段，她就獲得了自立的根基，并可能以國家形式生存下來。但是，縱然有了這個根基，也并非每個民族都能夠確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 斷，不驟然消亡。稍微留意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我們就會看到許多令人不勝惋惜的民族消亡的案例。

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規范社會生活方式的巴比倫人，可謂人類第一朵燦爛的國家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臘人，在愛琴海 諸島創造了輝煌文明，其哲學、法學、神話文學，至今還都是熠熠生輝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臘人”如今在哪里呢？兩千多年前的亞平寧山地人，以絕對的尚武精 神吞并希臘橫掃歐洲而建立了羅馬帝國，可是，那些羅馬人如今在哪里呢（對歷史無知而又罵口常開的新新人類們，可別將今日希臘、今日意大利當成了古希臘與古 羅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蹤跡，以至于被某些頗具想象力的“家”們說成是“外星人”的那個發達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創造了金字塔與諸多偉大文明的古埃 及法老們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間幾百年的歷史卻是一個中斷了的黑洞，今日的印度人 族群并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蒙古人曾經橫掃歐亞、統一中國，建立了其廣袤無與倫比的草原帝國。可是，以國家實體為依托的古蒙古人，數百年間卻國亡族破，至 今仍然支離破碎。中世紀的鐵血帝國拜占庭、奧斯曼、神圣羅馬，同樣也是灰飛煙滅，其主體民族早已星散消亡于人類海洋了。還有那些絕對尚武的強悍王國，馬其 頓、波斯、波希米亞、大月氏、西夏、遼、金、樓蘭等等等等，一個個都成了供人憑吊的遺址﹔當時的主體民族也都星散融匯，那些獨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類 天宇的流星。

歷史發展的實踐，對民族的興亡生滅提出了三個嚴峻結論﹕

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險。創造文明的民族同樣有可能滅亡。

其二，蠻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惟武民族興也勃焉，亡也忽焉。

其三，人口、幅員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錢。地廣人眾之民族照樣可以一朝覆亡，忽啦啦如大廈傾。

一個頑強不滅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這種生存能力的本質，就是其內在的生命力。從漫長的歷史可以看出，這種超常的生命力既不僅僅是擁有某 種獨特的文明，也不僅僅是武力至上的絕對尚武精神，更不僅僅是人眾地廣之勢的所謂國家潛力。那么，頑強的生命力對于民族這樣的個人共同體究竟應該是什么？

說到底，還是得讓歷史的畫卷來說明問題。

“民族”是一個近代話語，然而就其基本含義（共同地域、共同語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這個話語已經足以揭示我們所涉及的問題了，所以，在這里不必爭論那些雞零狗碎的語詞歧義。

從一萬年的歷史長河看，具有最頑強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的主體民族 — 漢族。如果將世界民族以國家形式競爭的起跑線定在六千年前，那么，迄今為止，惟有以漢族為軸心的中國民族 — 一個黃皮膚、黑眼睛、面部線條柔和、寫方塊字、講單音節的族類 — 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國家形式，頑強地堅持在原有的土地上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完整地保留并不斷發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長馬拉松中，沒有一個民族堅持到今天。

雖然，后來中途“插隊”的某些民族今天超過了我們。但是，人類競爭的漫漫路程還遠遠沒有結束，我們也還沒有被那些無情超越的腳步踩踏窒息，我們民族的強勢元氣也還沒有被根本性地肢解傷害。憑甚說，我們沒有希望重新崛起，重新超越？

面對這一不爭的歷史事實，我們應當尊重這種最偉大的光榮，應當認真分析中國民族這種無與倫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與全部歷史經驗，以期做出最為合理的揚棄式繼承，為重新崛起與重新超越奠定基礎。而不是因一時的貧弱落后，妄自菲薄、罵口常開。如果說，我這種看法就是民族主義，我非常樂于接受。一 個民族沒有自己的主義，等于這個民族沒有追求，沒有理想，沒有智慧，沒有力量，沒有自信，什么也不是。假如，六千年前開始的民族馬拉松，是一種以千年為單 位的單純的體育競技，中國民族一口氣至少拿了四個“分站”冠軍﹔雖然最近的這一分站暫時落后，也會有無數的體育科學家來研究中國民族的戰略戰術與一切技術 細節。

然則，我們為什么不研究？

外國人的熱嘲冷諷甚或漫罵，不乏淺薄的嫉妒與無知，大可泰然處之。但是，中國人自己也數典忘祖，恨不能將中國原生文明焚尸揚灰，卻委實令人難解。冷 靜的看看“二百年短跑”冠軍的美國，一方面佯裝對別人的輝煌歷史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卻將自己二百來年的歷史反復叨咕，好萊塢電影將所有重大不重大的事件拍 了一遍又一遍，文學藝術與研究著作則深入到歷史的各種旮旯拐角去品咂，并像驕傲的火雞一樣向全世界公布研究成果。看看美國大使館向中國人散發的成套成套的 美國歷史與現狀的各種精美書籍，你能說美國人不重視原生文明的歷史？歐洲國家更是沉醉于自己的民族歷史，那怕是支離破碎，也要拼湊得熠熠生輝。東洋日本更 是恨不能抹去自己文明源頭的中國色彩，雖然有許多曖昧與不純，但日本人絕不謾罵自己民族的歷史。相反，所有的學者都在費力地探究日本的本土文明史，力求將 大和民族的起源發現得久遠又久遠，將日本的尚武傳統鍛鑄得純粹又純粹。

為什么這樣？

一個優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歷史，正視自己的歷史。因為那是經過漫長嚴酷考驗的、能夠證明自己其所以優秀的事實。那種無法撼動的事實中，存在著 一個民族原生文明的強大力量，存在著百試百靈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與飽滿激揚的生命狀態。緊要關頭對歷史的反思，往往能激發一個民族的智慧與 勇氣，從久經考驗的生存大技巧中創造出適合于本時代的生存戰略。

所以，審視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虛幻的發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為創造新的歷史的出發點。

要解密中國民族在無數次生死存亡關頭的求生奇跡，以開拓我們的戰略視角，就要從我們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的基本方面。

原生文明，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根基。一個民族在她從涓涓細流發展為澎湃江河的過程中，必然有一段積淀凝聚進而升華的時期﹔這個時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文化方式、思維方式、價值理念、生存謀略等等一系列穩定的社會生存方式，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基因那樣不可改變，將長久的甚至永遠的影響著一個民族的生命軌跡 與發展潛力。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天”烙在這個民族身上的“胎記”，永遠不能磨滅。

一個基本的交代是﹕中國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戰國時期，此前的文明，我們可以稱之為這種成熟的原生文明的早期基礎﹔這個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驚 濤駭浪，便是統一的大秦帝國的建立，從而使中國文明萬源歸一，形成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國民族拓展生存空間的歷史波瀾，便壯闊地展開向前了。

后面，我將具體展開，歸納中國原生文明與后續文明在長期的生存發展中所積累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歷史經驗。這種歷史經驗，如果要用一個關鍵詞來表達，那就是強勢生存四個字。

二、強力反彈  有限擴張

民族生存的最根本生命線，在于抵御外來族群的欺凌與侵略。

也就是說，戰爭能力的文野強弱，決定著這個民族的命運。戰爭能力低下，或遲或早都要滅亡。這是民族發展史所展現的不以任何人的好惡所決定的一條鐵則。

中國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長的耐久力，根本之點，就在于對外來危險無與倫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數千年滄桑中，這種能力已經臻于化境，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總結中國歷史，這種抵抗藝術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八個字 — 強力反彈，有限擴張。

面對強敵，堅決反擊，此所謂強力反彈。

反擊勝利，適可而止，此所謂有限擴張。

從總體上看，中國民族在每次戰勝大危機之后，都沒有西方帝國或東方成吉思汗式的那種驟然地爆發擴張，而總是將勝利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對于這個 “度”的把握，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族深邃的戰略洞察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奮起反擊不難，大勝之后適時剎車，卻是極難。歷史上舉凡曾經強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國 民族，如古羅馬、拜占庭、成吉思汗帝國、西夏、遼、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國等，莫不是不知進退而衰竭枯涸。否則，這種把握如何稱得上無以言傳而我心自知的 藝術境界？

中國是世界上產生兵書最多的國家。春秋戰國的學問家流派中，兵家堪稱威名赫赫的一大方陣。在中國歷史上，知兵而成“家”成“學”者，絕非浪得虛名。 中國歷史上的兵家，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全部是文職非軍人出身（請注意，名將才是職業軍人）﹔其二，同時都是身居要職的政治家。這兩個形式特點，反向的 說明了一個事實﹕中國的軍事思想，必然不會是單純的軍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帶有深邃的社會人文價值。

假如不是歷史塵埃的淹沒，中國的經典兵書絕非只有宋代匯編的《武經七書》。這里，姑且只說《武經七書》的作者﹕《六韜》的呂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顯然是個老學者，又是一個大政治家。《孫子兵法》的著作權人孫武，本是齊國名士。《吳子兵法》的著作權人吳起，更是曾經被儒家學者曾子開除了的魯國名士，一個滿腹學問思想的大改革家大政治家，出將入相，皆有驚世功績。《司馬法》的著作權人司馬穰苴，是晉國的司馬（文職國防部長）。《尉繚子》的著作權人是魏 國國尉，名字叫做繚，同樣是文職國防部長（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大司馬、國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國防長官﹔只有大將軍、上將軍等各種將軍，才是三軍實際統 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的李世民，不消說是個雄略皇帝，文武兼備﹔李靖則更是文士出身，從來不是戰將。《武經七書》之外，失傳而重見天日的《孫臏兵 法》的著作權人孫臏，是師從鬼谷子大師的文人學子。《孟德兵法》的著作權人曹操，四言詩寫得驚世駭俗，更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大政治家之一。

一言以蔽之，舉凡中國留有軍事著作的兵家，沒有一個赳赳武夫。

這樣的兵家們所鍛鑄的用兵原則，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孫子兵法》開篇就是〈始計〉— 即廟算，即戰略運籌。第一句話就是“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個論斷，代表了中國民族對戰爭的最高境界的審視 — 戰爭對軍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對國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戰爭才是國之大事！《司馬法》則開篇就提出“以戰止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一個事實﹕中國民族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是冷靜而清醒的，是堅決排斥盲目性的。

還是讓我們具體看看中國民族“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歷史吧。

中國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機，發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東遷洛陽后百余年間，王權的衰落與諸侯群內部的爭斗，對外夷的防范早已經形同虛設。當此之時，野蠻部族如汪洋大海般從四面進逼中原。那時候，嶺南、江南、東海、隴西、高原、草原，無處不敵。南苗、東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約數以百計的野蠻部 族，從各個方向向當時的中國腹地蠶食，華夏民族危在旦夕！

這時候，卻恰恰正是中原世界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夜，各種形式的新舊較量都正在激烈進行。然而，就在內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時候（請注意，“革命”是中國 上古話語 — 湯武革命），華夏民族的新一代貴族精英卻深明大義，表現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偉大情懷。當時，絕對有爭霸天下之實力的齊桓公姜小白與丞相管仲，毅然放棄中原 爭霸的革命，利用齊國巨大的號召力舉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導天下諸侯重新以東周王權為中心，堅決反擊夷禍。這個主張的實際展現是﹕齊國犧牲了自 己的霸主地位，擁戴王室，從而“九合諸侯”，凝聚華夏民族抗擊外患。這九次聯合反擊，各種野蠻部族基本上全數被驅逐出中原地區。

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諸侯在勝利后并沒有無限度出擊，將那些小部族趕盡殺絕，而是北到陰山、南到吳越、東止海濱、西止陳倉（今日陜西寶雞），所有的諸 侯都適可而止地停止了反擊追殺。這場大反擊，保證了華夏民族近二百年的平安，直到戰國中后期北方匈奴卷土重來。誠實的孔子曾經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 都成夷胡了（吾將為左衽矣）！

這一次，強力反彈之后的有限擴張，主要是邊緣諸侯國奪取了野蠻部族向中原進犯的部分根據地，如楚國向嶺南的有限伸展，秦國向隴西戎狄區域的有限伸展，晉國燕國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齊國、魯國等老牌諸侯國，其土地人口沒有什么大的擴展。

第二次危機，是北方林胡、東胡、匈奴等族群興起后對華夏民族構成的巨大威脅。這次危機雖然不是深入腹地的全面大危機，但卻是一場長達百年的長期危機。

戰國中期開始，中國南部“苗蠻”的威脅已經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與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卻形成了很大的勢力。他們舉族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馬背民 族特有的剽悍靈動，不斷從廣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進，占據了水草豐茂的陰山與敕勒川地區為根據地，向中原燕趙秦三國的北部頻繁地攻擊、掠奪與騷擾。西部匈奴 戎狄及羌人族群，則沿著河西走廊東進，占據今日甘南草原與臨洮河谷地帶，不斷對秦國邊陲襲擾。從這時開始，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中國民族進入了長達百余年的 反匈奴戰爭。

這場長期戰爭，大體是三個階段﹕戰國反擊 — 秦帝國大反擊 — 西漢王朝長距離反擊。戰國時代對匈奴作戰的，主要是趙國、秦國、燕國。趙國第一線，是主要力量，名將李牧的十幾萬大軍長駐云中河套地區。秦國其次，主要是 九原、上郡、河南地（今日陜北高原與內蒙古黃河以南）地區。燕國主要是漁陽（河北北部）、遼西與遼東地區。這一階段，因中原大戰如火如荼，所以僅僅維持了 抵御諸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誘敵深入反擊戰，也堪稱對付游擊騎兵的第一次成功經驗。同時值得提出的是，秦國在戰國末期的統一戰爭中，非但堅 持不調回九原兵力到中原參戰，而且增加了九原大營的兵力﹔其根本原因，便是在展開統一戰爭的同時，為華夏世界全面承擔抗擊匈奴的歷史任務。這種天下襟懷，是我們民族文明在危難關頭所爆發的燦爛光華。

第二階段大反擊，在秦始皇統一之時。

其時秦帝國軍威正盛，舉國對匈奴諸胡深惡痛絕。始皇帝雄才大略，決心與匈奴大打一場。寬闊的秦直道從咸陽直修到九原，糧食軍輜源源不斷的北運。上將 軍蒙恬的30萬鐵騎與匈奴騎兵硬碰硬開打 — 爾等不是倚仗騎兵剽悍么，偏教爾等嘗嘗從馬背起家的帝國鐵騎的滋味兒！一仗打下來，匈奴諸胡尸橫草原，遠遁大漠戈壁的深處，數十年不敢露頭。同時，西部反 擊照樣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壯碩的臨洮將軍翁仲，被始皇帝鑄為金人立于咸陽廣場，后來朝貢的匈奴人見了翁仲像無不跪拜。這種強力反擊的聲威，要遠比后來漢武 帝時期的對匈奴作戰有底氣得多。西漢《鹽鐵論》評價秦軍大反擊的說法是﹕蒙公為秦擊匈奴，如鷙走雀耳！— 就像老鷹撲擊麻雀一樣，可見攻勢之凌厲強大。但是，大勝之后，秦帝國沒有窮追不舍，而只是占據了陰山、敕勒川與隴西草原河谷，徹底奪取了匈奴立足中國邊緣 的根據地﹔與此同時，修了萬里長城，以其作為縱深防御。

這就是強力反彈，有限擴張。

順便說幾句。西方人說長城是秦帝國邊界，也是中國古代邊界，真教人蔑視他們的知識水平。但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任誰也不會將城墻修在國界 上。當時長城之外的陰山敕勒川、河套平原、遼西遼東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經是秦帝國領土﹔而國土也不是任何地方都適合于駐軍的。長城，只 是長駐軍隊縱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國界？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但凡有軍事構筑與城墻者便都是國界，當代歐洲國家豈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國的夢魘。歷經楚漢相爭，西漢初期的經濟非常窮困，北方匈奴藉機再次大規模南下，當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漢高祖劉邦親率大軍抵抗，差點做了俘虜，可見匈奴勢力之大。漢武帝時期，匈奴成勢，西漢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場大規模長距離的大反擊正式展開。衛青、霍去病的大軍多次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主動尋求對匈奴騎兵的作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驃騎大將軍（騎兵總司令）霍去病的壯士情懷，就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反擊決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脈賁張。歷經十余年大戰，漢軍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烏蘭巴托）、貝加爾湖（漢人叫做北海，蘇武牧羊守節的地方），西邊進擊到蔥嶺、塔里木 河、阿拉木圖一帶，堪稱萬里征戰之壯舉。至此，匈奴之患終于基本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這次的反擊，是有限擴張最大的一次，非但徹底鞏固了陰山草原等匈奴游擊區，向北推進到沙漠邊緣，而且占領了全部河西走廊與青海新疆部分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中國人的生存空間第一次大規模伸展，幾乎奪取了匈奴諸胡的全部邊緣根據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機。

這次間隔較長，發生在西晉末期到魏晉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間，史稱“五胡亂華”。由于西漢的強盛，東漢又有馬援、班超等著名將領消滅邊患，加之三國時代曹操北征烏桓、諸葛亮平定西南、孫權開發嶺南等，三四百年間中國基本上沒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機。到了西晉，形勢為之突變。

西晉政權是司馬氏家族三代政變所建立的王朝，歷來開國大政權所具有的勤奮勤政、休養生息、廉潔節儉等優秀方面，一點也沒有。其倚仗曹魏奠定的軍事實 力，拿下了吳、蜀兩個奄奄一息不堪一擊的王國，便驕嬌大長，開始了驚人的腐敗裂變。50年間，宮廷腐朽，政變迭起，貴族斗富，皇帝白癡（晉惠帝是真正的癡 呆少年），國中糜爛一團。

這是中國民族被上層糜爛腐敗拖向災難深淵的最危險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機！

短短50年的大腐敗，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來。遠遁無蹤的匈奴、東胡突然變成了鮮卑、丁令等等胡族，從西伯利亞的叢林草原紛紛冒出。這次，他們竟大 張旗鼓地假托自己是華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規模南下，來奪中華河山。西晉貴族階層本來已經腐爛透頂，加之內亂紛爭不休，便一潰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 占當時中國三分之二領土的整個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領，而且先后建立了諸多政權。這是四千多年來華夏民族被外敵入侵最深、歷時最長的一次。不要因為這些胡人 后來也化入華夏民族而諱言痛苦的歷史，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大敗之后的東晉貴族階層，畢竟過濾出了些許精英人物，依靠他們激勵民眾，支撐危局，但始終也沒有 北伐成功。

危機的解除，還是隋朝的事了。躋身于胡人政權的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整軍經武，驅趕胡人，統一了中國。隋的大反擊，不但恢復了西漢版圖，而且 將胡人、鮮卑的生存根據地又奪取了很大一部分，這包括奪取青海地區，將河西走廊的細細咽喉擴展為數千里寬闊的縱深國土，但也丟失了西漢西域都護府的西部地 區與北部、東部的一些地區。

真正消除這場百年危機、對外來勢力進行又一次大反擊的，還是煌煌大唐。唐與隋接踵，是一個歷經南征北戰而奪取天下的強悍政權。唐初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紇、北面的突厥三股強敵。歷經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三代不斷反擊，中國領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達咸海，直接與今日伊朗接壤，稱 隴右道﹔北邊到達貝加爾湖與今日俄羅斯的赤塔地區，稱關內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稱嶺南道﹔東北遠達今日俄羅斯的朱格朱爾山脈（包括庫頁島），稱河北道。 隨著國力消長，唐代的領土也有盈縮變化。這里所說的，是唐王朝全盛時期的生存空間。

第四次危機，是宋明時期。

這次是中國民族先處于守勢而后大反擊的一個時期，也是在富裕狀態下屈辱亡國，而后東山再起的時期。按照宋朝的經濟實力，完全應當振作。但是宋朝卻偏 偏背離了中國優秀的軍事傳統，實行“將兵分離制”，過分崇尚文職，嚴重壓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對遼、金、西夏三個強大的軍事小帝國和一個袖珍大理國，宋代一 直處于防守狀態，一直奉行一種古典綏靖政策。割地賠款，漢奸輩出，先丟了北方，又逃遁江南，最后終于被元軍消滅。廣袤的中華國土，終于第一次被外敵完整占 領80余年。由此，宋朝政權也以屈膝賣國、綏靖妥協、漢奸叢生、殘害主戰派將領等等不齒作為，而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長久積蓄之后的大反擊，始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義 —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府無能，人民自救！中國民族以這種遍地開花的紅巾大起義，吹響了強力反彈的號角。

但是，最終完成大反擊的，依然是有組織的國家政權與軍隊。這就是明朝初期的強力反彈。明初是中國歷史上“將星如云，謀臣似雨”的時期之一。高漲的民 氣、英明的君主、善戰的軍隊、高超的謀略、出色的統帥，這時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終于恢復了中國民族的固有領土。這次反擊，雖然最終擴張不大，但卻能在全 面淪陷80多年后奪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領土（沒有奪回新疆，沒有奪回蒙古草原），也可謂一次成功的大勝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現是個特殊問題。

滿族源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的東北地區，有一半（南部）在戰國時期已經成為中國領土，至少到隋唐時期已經全部成為中國本土；明代也是確定不移的中國 領土（稱為努爾干都司），相當于一個軍事特區。滿族雖不是中國主體民族，但確定無疑的是中國民族之一。滿族強大而奪取全國政權，本質上是中國人的統一形式 問題。只是，由于中國的主體民族 — 漢族第一次成了B角甚至C角，再加上滿族初期入關的報復心理，將自己的外形特征（剃頭留辮子）強加于漢族等高壓政策，漢族才有了亡國的感覺。但是，隨著滿 族對中華文明的認同，與漢族進入中央政權人數的不斷增多，以及滿族皇室的爭氣（請注意，滿族皇室的勤奮明智與八旗部族的腐敗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個皇帝，幾乎個個都有危機憂患意識），以漢族文明為主體的中國文明，終于認同了這個成功脫離了落后母體的少數民族的中央統治政權。所以，滿族主政與中國歷史上的 外敵入侵，有著本質的不同。

滿族主政，在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空間方面，同樣出色的體現了“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大智慧。四面邊患在清朝中期幾乎完全肅清，西藏、臺灣、蒙古、新疆，全數回歸中國！清朝全盛時期的中國，比現在的中國大了大約一倍，還有余……

綜上所述，“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這是中國民族在長期生存競爭中的第一個大智慧 — 對付外敵的超級智慧。

有人說，中國文明其所以能夠以國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國西南部環山、東部臨海、北部草原荒漠，遠離西方沖擊力的原因。這是不了解中國歷史，又 以地理環境決定論解釋中國歷史的錯誤。誠實的說，在冷兵器時代，高山大河的阻攔，并沒有阻擋住包括白種匈奴在內的外部沖擊﹔當時中國經歷的巨大外患沖擊，比任何一個民族都多，都慘烈！而實踐證明，任何軍事力量（當然包括當時的西方族群）都不足以摧毀華夏民族﹔尚且不說，匈奴人的許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種人。如 果以近代以來的歷史說話，西方力量與東洋力量，難道沒有企圖滅亡中國的事實？當這些火器民族無情“沖擊”我們的時候，恰恰是中國尚未脫胎換骨而最為貧弱落 后的時候。

中國沒有滅亡，難道是他們可憐我們？

中國雖然暫時落后，但是，中國正在積聚強力反彈的力量。從歷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彈指一揮間。不要說當代技術日新月異，再有50~100年，我 們重新伸展的余地可謂無窮之大。然則，即或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應當牢牢記住民族生存歷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擴張，而不是向全世界瘋狂報復。中國 民族的歷史光榮感，足以洗刷曾經的恥辱感﹔只要我們民族的心態是正常而陽光的，我們就不會生存在仇恨的基礎上。

一個經常處于神經質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三、整合統一  霸氣巍巍

內亂分裂，是任何民族生存的另一個根本性威脅。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民族之林的殘酷競爭中，內亂分裂必然導致強敵入侵與外來勢力的各種不正當進入，從而最終滅亡這個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滅 亡，雖然不是全部個體生命的毀滅﹔然則，卻是個體賴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徹底瓦解星散，使滅亡后殘存的個體生命喪失精神創造力，喪失傳統生活方式，淪為精神乞 丐，淪為行尸走肉。亡國之恨，此之謂也。惟其如此，民族的內亂分裂，絕不僅僅是國家民族的災難，從根本上說，更是每一個體生命的災難。

一個民族，如果發展到以國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著這個民族的文明已經成熟。從此，國家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形式，成為這個民族的外殼與靈魂，國 家的興衰榮辱，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軌跡。從本質上說，民族的分裂內亂所侵害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國家形式，通過對國家形式的破壞而消解浸蝕民族生存能力，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毀滅性災難。

我們已經無法確切的知道，遠古歷史上那些曾經輝煌過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體原因了。但是，進入我們視野的歷史舞臺上，依然在不斷上演著相同或相近結果 的民族悲劇。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體無二。前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超級強國，數年之間轟然崩塌，雖然每個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經使他們共同輝煌過的統一 的國家形式，卻無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獨行的俄羅斯，舉步惟艱，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其他獲得獨立的小民族國家，更是全部淪為第三世界（雖然，他們原來的生 活狀況也接近于第三世界﹔但那時，他們的民族地位卻是第一流的，他們在災難與戰爭來臨的時候，其依靠強大統一國家而生存的能力，也是第一流的）。盡管，這 不是民族滅亡的悲劇，但是，當全面內亂摧毀了歷史選擇的最適合于他們的國家形式（聯邦制統一國家）時，每個民族的結果都是災難性的。南斯拉夫的解體，是另 一個案。倏忽之間，一個二戰期間的英雄的多民族國家，竟然弄得遍體鱗傷，幾乎只剩下塞爾維亞一個光桿主體，淪為誰都可以對他指手畫腳的三流國家了。

分裂內亂，對任何一個民族的傷害，都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詫異的是，中國民族的先天稟賦中似乎就蘊涵了強烈的群體精神，其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悠久與堅定，在整個人類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民族能夠以大民族大國家的形式，數千年巋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從實際原因講，中國人在遠古時代從部族團結聯盟抵御嚴酷大自然，以及抵御“非我族類”的侵害中，就痛切體會到了各族群統一協調行動的至關重要。至少，大禹聯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歷史，是不能忘記的。那時候，只有棍棒木耒與極少數天然金屬工具的幾乎是赤手空拳的人們，一旦聯合行動，竟然在數十年中疏通了 橫貫數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歸于大川而東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開道”的偉大功業，沒有任何一個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經擁有！尼羅河？多瑙河？密西 西比河？恒河？伏爾加河？如此獨步寰宇的偉業，沒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團結統一行動，大約連做夢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大河流域民 族的治水斗爭，是統一專制的東方帝國的起源（可參見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

大禹領導的聯合治水，挽救了整個華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國民族歷史上的第一代國家形式 — 統一邦聯制的夏王國。從大禹立國開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就成為中國民族生存歷史上的頭等大事。大禹在會稽山的開國大典上，無情地殺了遲到的東方部族首 領共工，樹立起國家最高政權令行禁止的絕對權威，可謂是維護國家統一的第一次歷史作為。

從夏王國開始，至今大約4100多年。讓我們先來宏觀的看看，在這漫長的四個千年中中國的統一與分裂的線條﹕

夏，16王，大約500年，邦聯制的統一國體。

商，17代31王，大約600年左右，邦聯制統一國體（中國古典邦聯制國體的基本特征，是王室直封的諸侯國較少，大部分諸侯國都是王室對自發的族群政權予以承認，故此諸侯的獨立權很大，諸侯群與王室政權的關系要松散許多﹔夏商兩代，大體相同）。

西周，13王，共257年，聯邦制統一國體（古典聯邦制國體以周為最典型，基本點是絕大部分諸侯都是強大的王室直封，極少部分諸侯是自發政權而后承認﹔故此，王權對諸侯的治權較大，關系相對緊密）。

以上三代，是中國第一種統一的國家形式。雖然，這種邦聯制與聯邦制，諸侯國都有相當大的軍政自治權，但也不是西方過分松散的聯邦制要緊密化。遠古國家性質是一個專門問題，就不在這里拉扯過多了。

東周，即春秋時代，周室25王，100余諸侯國，大約300余年。

戰國，七大戰國，30余中小諸侯國，大約250年左右。

以上兩段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大黃金時代，是中國創立新型統一國家的過渡時期，而不是通常意義的分裂時期。

秦帝國，兩任皇帝，共15年，統一帝國。

楚漢相爭，五年內亂（分裂）。

西漢，15帝，共215年，統一時期。

新莽，一帝，共15年，統一時期（后期三年內亂）。

東漢，14帝，共196年，統一時期（初期八年內外戰爭，后期24年內亂）。

三國，共60年，分裂時期。

西晉，四帝，共52年，統一時期（后期15年內亂）。

東晉南北朝，東晉12帝，共264年，大分裂時期。

隋，二帝，共39年，統一時期（后期三年內亂）。

唐，25帝，共276年，統一時期（中間及后期內亂大約30年）。

五代十國，共52年，大分裂時期。

北宋，九帝，共163年，統一時期。

南宋，十帝，共157年，大分裂時期。

元，13君，共88年，大分裂內亂時期。

明，19帝，共294年，統一時期。

清，十帝，共296年，統一時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國50年基本統一，其余110年全部記為內亂、外侮、分裂時期。

根據以上粗線條，中國前兩個千年基本統一﹔后兩個千年（秦帝國之后）中，統一時期為1215年，分裂內亂時期為785年（加上統一時期的中后期內亂，大約800多年）。以4100年的國家文明歷史整體看，統一時期有3200余年，分裂期有900年左右。

從總的方面說，中國民族的統一占據了主流，每逢分裂內亂，最后終歸統一。一個基本規律是，強盛時期的中國，全部是統一時期﹔積貧積弱時期的中國，則全部是分裂內亂時期。

世界上沒有一個大民族，能像中國這樣歷經如此多的分裂內亂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終回歸統一潮流。分裂勢力在中國歷史上沒有成功過一次（這種成功，指的是最終將分裂政權所占據的國土獨立出去而建立一個國家），中國的國土，沒有因為分裂內亂而永遠丟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說，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跡。

中國民族智慧中最為眩目的明珠，就是統一意識。

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將統一意識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整合統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每次面對分裂，實現統一立即成為中國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絕不動搖。民族的最高榮譽，總是給予能夠領導統一大業的英雄領袖﹔民眾追隨的目標，也立即洶涌澎湃的倒向統一力量。中國人總是將分裂內亂視為“國破”，又總是將“國破家亡”連成一條最簡單的因果直線，將“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視做天經地 義的邏輯。這就是中國民族面對分裂勢力的思維定式，一種永遠不能改變的民族價值觀。請每個中國人牢牢記住，這就是中國人歷經數千年鍛鑄出來的精神利劍，光 芒閃爍、充滿霸氣 — 對分裂者沒有道理好講，就是必須統一！

其二，痛下殺手，毫不手軟。

中國民族對分裂勢力的殺伐決斷，遠遠兇狠于對外來勢力的運籌抵御。對外用兵，中國人在歷史上一般都極為謹慎。但對內消除分裂完成統一，中國民族卻從 來沒有優柔寡斷。在是否統一的問題上，中國人從來沒有決策過程﹔要決定的只是一個，如何打？而且，統一戰爭從不顧及力量對比，打敗了也要前赴后繼的再打。 每每是統一戰爭，中國史書都觸目驚心的記載著“血流漂杵”“浮尸百萬”。那些最大規模的戰爭，往往不是發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發生在統一戰爭中。戰國的長 平大戰，秦趙兩國共出動雄師百萬，一戰消滅趙國50萬大軍，從而創造了古典戰爭的最高典型。對外戰爭雖然也同樣有著名戰例，但就戰爭規模而言，遠遠不如中 國內部的統一戰爭。

誠實的說，幾千年歷史上，能在中國人馬前真正走幾個回合的外敵，還確實沒有幾個。但是，內部分裂勢力卻是同樣優秀的人種，就不能不碰撞出最為絢爛的 戰爭火花。這種為了統一不惜付出最大代價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體現了中國民族剛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勢力先自氣短三分。

其三，沒有談出來的統一，只有打出來的統一。

這是殘酷的事實，痛苦的經驗。從本質上講，統一意味著分裂一方的陰暗命運 — 丟失政權并遺臭萬年，盲目追隨分裂的民眾也將付出慘重的代價﹔設若抵抗并戰而勝之，安知分裂者不能爭得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種幻想，每每支撐著形形色色 的分裂勢力與動亂勢力，使他們幾乎永遠不可能回到“和平統一”的軌道上來，而總是選擇刀兵相見 — 戰場上說話。國有國情，族有族情。不要說世界上已經有和平統一的先例，更不要說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請牢牢記住，世界在變，但人性沒有變，各民族的獨特精神 也沒有變，殘酷競爭的主流更不會變，而且永遠不可能改變﹔中國民族幾千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統一經驗，絕不會因為世界出現了計算機、原子彈、衛星、航母等一 大批新勞什子而突然過時。

從本質上看，統一沒有玄妙的技巧，更沒有我們祖先沒有想到的什么奧妙。中國人縱橫捭闔施展謀略，那可是駕輕就熟如同兒戲。幾千年幾百代無數能踢能咬能不夠者看穿了的東西，絕不會走眼的。

想要中國統一強盛，還得有祖先強勢生存的錚錚傲骨與巍巍霸氣。神、氣、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蟲小技何足道哉！

四、文明沖突中的強大消解能力

世界有多少個民族，便有多少種生存文明。

在漫長的生存競爭歷史中，不計其數的文明形式伴隨著民族的消亡，而成為飄散的文明粒子。同樣，不計其數的民族也因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導致民族主體 在競爭中的滅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質，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載體。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與民族形式的命運，具有完全的歷史同一性。迄今 為止，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文明，更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民族。

從本質上說，一個民族所創造的文明，就是這個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從民族競爭的意義上說，民族文明是該民族特立獨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該民 族抗擊其他文明蠶食的本體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飽滿，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么強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少死穴。

漫長的歷史興亡，一再證明了這個殘酷的真理。

與中國春秋戰國大體同步的古希臘文明，是一種溫和脆弱的海島民族的文明。盡管這個文明中所蘊涵的深刻的哲學、理性的法學、浪漫的神話與一些著名的科 學原理，已經成為人類不朽的文明遺產。但是，古希臘文明缺乏一種內在的強悍與巨大的生命張力。她們關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義，所以誕生了深刻的哲學。她們 關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誕生了法學。她們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編織了燦爛的神話。然則，一個擁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卻竟然沒有誕生兵學著作 — 一種偉大抗爭精神的結晶！這只能說明，對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識，根本沒有成為這個民族的文明組成部分。最終的結果，古希臘民族沒有逃脫滅亡的厄運，被 文明落后的羅馬民族的騎兵無情的消滅了。

文勝于質，是古希臘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臘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則是戰馬劍盾鑄成的剛性社會。他缺乏豐厚淵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絕汲取古希臘文明而改造自身。雖然強悍，卻沒有柔韌的文明根基。 羅馬帝國留給人類的，除了龐大的斗獸場、血腥的奴隸角斗場、無數的征服戰例、奢靡的沐浴方式與酗酒惡習，以及一部《羅馬法典》與哲學詭辯派之外，還有什么 呢？對于一個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國，其主體文明竟然如此貧瘠，確實令人不勝惋惜。惟其如此，在歷史歲月的侵蝕中，羅馬民族最終無聲無息的解體了。倒是 曾經被她征服的許多民族，依舊沒有滅亡。

質勝于文，這是古羅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羅馬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戰爭與暴力。其中極其重要的一點，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沖突競爭。生活方式是 否具有包容性？語言文字是否簡潔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傳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點？并對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處性？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倫理道 德、國家形式、社會結構、消閑方式、審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際關系準則、婚姻與兩性關系的傳統、家庭與家族形式的親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堅實的根基？是 否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歸納起來，就是由所有這些方面綜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對本民族個體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強烈的凝聚力？對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與親和力？

文明沖突是民族競爭的“軟”形式。它更為長久的決定著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彈性（包容性與親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嚴極端 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的文明。這種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連續不斷的外部沖突與內部族群文明的沖突，誰也容納不下誰，最終導致整個民族的衰落。

歷史不乏文明沖突導致戰爭與對抗的例子。

十字軍東征，大約是中世紀東西方文明沖突最典型的戰爭。所謂宗教圣戰，無一不是文明沖突引發的戰爭。就現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沖突中受傷害最深的 恐怕莫過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經》中的一個故事（即或這個故事是信史，即或猶太民族所受的傷害不全然決定于一部《圣經》），一個猶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 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墮入了萬劫不復的地獄。一切對猶太民族的殘害殺戮政策，莫不起源于這個“神圣”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猶太民族的災難至今仍然沒有 結束，因為某種文明的狹隘與偏見仍然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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