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玉忠
2010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楚漁的《中國人的思維批判：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的思維模式》一書。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在封面折頁上寫道——“這可能是中國人最需要的一本書”。
該書一出版，即引起相當大的關注。2010年6月，人民出版社舉辦的《中國人的思維批判》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出席人除了人民出版社的主要領導，還有來自新聞出版總署、中共中央黨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哲學系、清華大學歷史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專家學者，好不熱鬧。
從二十世紀初的國民性大批判到二十一世紀初的思維模式批判，在中國人的自我檢討方面也算歷史的“一大進步了”。那么，這究竟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呢？
顧名思義，這是一本探討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的書。作者經過論證后認為，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概念模糊，混亂而僵化的傳統思維模式。
令人忍俊不禁的論證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作者的論證正是建立在封建、專制這類模糊的概念、混亂而僵化的西方中心論思想基礎之上的。然后作者糊里糊涂地就得出了中國繼承的主要文化是流氓文化的結論（當然這個結論也是相對于西方的“紳士風度”說的），其邏輯簡直讓人摸不著頭腦，上面說：“大藝術家趙本山的小品為什么能受到很多中國人的喜愛，就是因為小品中反映出來的東西是我國社會上存在的經典流氓文化的心態，能引起眾多的中國人的共鳴。這就是我們中國人能繼承下來的主要的文化。”（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09頁。）
可憐的趙本山大叔！
我們還是從這本書的開頭講起。首先，作者歸納了有關中國落后根源的三種主要說法：
1、2000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和專制統治；
2、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文化；
3、社會制度和體制問題。
在論證第一種說法不成立時，作者寫道：“中外學者公認：人類發展進程依次需要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西方以荷蘭、英國、法國為先，西方幾乎所有國家都只經過1000年左右的封建社會，就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2000多年長期停留在封建社會階段，近千年來還在倒退；直到西方的艦炮轟開國門，才開始有些變化。”（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6頁。）
五階段論是馬克思對西方歷史經驗的總結，并不能完全適用于中國，這一點已經成為越來越多學者的共識，特別是“中國2000多年長期停留在封建社會階段”一說，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天瑜先生在《“封建”考論》一書中曾詳加批駁（參閱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這里不再詳述。
說到專制，更是西方中心論想象中的中國傳統政治體制，與現實完全不符。法國漢學家，法國科學院院士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在《中國人的智慧》一書中明確指出：“在孟德斯鳩看來，中國是專制的政府，‘那里無法無天，個人獨斷獨行’。但這個定義不如用于我們古代的君主制，而不宜用于康熙的帝國。事實上，眾所周知，中國帝王的權力受到官吏即‘曼達林’維護傳統禮法的制約。”（謝和耐：《中國人的智慧》，何高濟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3頁。）
然而所以這些西方中心論者按西是中非的僵化邏輯形成的模糊概念在楚漁先生那里都成了“公認”的東西，真不知道他是從哪里得出“中外學者公認”這類荒唐結論的。
楚漁先生有時顯得過于無知
楚漁先生有時顯得過于無知，比如他認為《易經》中“形而上者謂之道”中“‘道’的概念太模糊且含義甚多”（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49頁。），大道要修證，哪有概念什么是，非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時，何談大道！
由于楚漁先生對大道智慧（佛家的“般若”）一無所知，他便開始對中國傳統的陰陽辯證思維大放厥詞。理由很簡單，它沒有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這一形而上學方法作基礎。楚漁先生寫道：“顯然我們古代的辯證思想后來走上了歪路和沒有形而上學的支撐是有關聯的，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就是這樣的：矛盾的雙方達到平衡時，這就是和諧，這就是中庸。但矛盾的運動是絕對的，平衡總是暫時的，要調和矛盾的雙方平衡也要進行調整，也就是說平衡本身也是動態的，平衡矛盾就是為了化解沖突，但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把平衡視為靜止的、不動的，沒有張力的。這樣，平衡就無法適應矛盾的發展，結果是平衡自身被打破了，而我們中國人為了平衡往往掩蓋矛盾。結果蘊藏著更大的矛盾和沖突。這就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總是陷入混亂的原因。”（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52頁。）
如果中國人視平衡是靜止的，那么中醫這門科學就不會出現；中國社會有如一個人的身體，有時會失衡陷入混亂，得總比西方持久的戰爭狀態要好得多——西方二元對立思維容易導向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且已經導致巨大的社會危機和生態災難的今天，楚漁先生還是看不到西方思維方式是落后的！（參閱拙著《中國拯救世界：應對人類危機的中國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5月，第216~221頁。）
一位國學大師曾謙虛地說：“有人研究（指研究《易經》——筆者注）了一輩子，也沒有搞清楚的所在多有，包括我在內，研究了大半輩子，還跟一個初學的人差不多。” 楚漁先生抓住這段話，開始信口開河：“我的天，搞子大半輩子都搞不明白的學問算什么科學……我們不少的文人其實狗屁學問都沒有，即使有點知識，也沒有學識，無非是從故紙堆里搜羅一些東西，故作深奧地解釋一番，欺騙自己，嚇唬別人。”（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55~56頁。）
《易經》，特別是其中與內算相關的數理理論是極為復雜的，真要有大智慧，苦心孤詣地研究多年才行，筆者連深入都不敢。兩千多年前，班固在寫《漢書· 藝文志》時就感嘆懂得數術的人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 楚漁先生，我們至少要有兩千多年前先賢的見識和氣量。對于自己不理解的東西，不能隨便否定，千萬不可亂說話啊！
楚漁先生中西方中心論的毒太深，文化自虐傾向過于嚴重，甚至得出了“混亂而僵化的模糊思維阻礙了中國科技的進步”這樣的結論，說中國只有經驗技術，而無科學理論系統，所以中國：
有哲理——無哲學；
有測量——無幾何學；
有名家——無邏輯學；
有美術——無美學；
有音樂——無樂理學；
有技術——無物理學；
有星象觀測——無天文學；
有煉丹術——無化學
……
（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36頁。）
任何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是純粹的胡說八道。
比如古代中國在天文學和數學領域更注重精確，是定量的，反而古希臘天文學和數學才是定性的，雖然畢達哥拉斯已有了數學知識，但其缺乏處理十以上一般數字的知識和計算方法。直到明朝末年，在科技領域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都是領先的，當時我們對西方新知的汲取也幾乎與西方的創新同步。只有滿清入關后，那種自由的科學傳統才被限制在了宮廷之中，成為皇室的玩物！
再以名家為例。世界上有三大邏輯體系，楚漁先生大加贊嘆的西方形式邏輯更適用于相地簡單的事物，中國名學對于社會治理更重要，而印度因明則對修行十分重要。三大邏輯體系是互補的，怎能說中國有名家，而沒有西方邏輯學是因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有問題？事實上，如果楚漁先生真得懂得了名學，他就不會寫出這本書了，因為他的書中有太多必然引起思維混亂的“鄙名”（《劉子·鄙名第十七》）和“偽名”（《中論·考偽第十一》）——名學早已成為絕學，我們不能苛求于楚漁先生！
中國學術體系與西方學術體系不同。常常不是以概念為中心，而是以問題為中心，這集中體現為數學上的《九章算術》范式，和西方的《歐幾里得幾何》范式，二者是互補的，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但在概念問題上也不能說中國的傳統思維模式更模糊（用楚漁先生的話說：“概念模糊是我們中國人致命的思維弱點。”）。科技史專家，上海師范大學吾淳（吾敬東）教授寫道：“希臘的概念系統是沿種屬方向發展的，而中國則是沿劃分方向發展的。孔子雖未就仁的本質含義給出一個清晰的解釋，但卻對其內涵作了細密的探究（注：據統計，《論語》一書中記述孔子使用仁字有109次）。又公孫龍之‘白馬非馬’理論，其中對概念內涵的分析是非常精細的（注：公孫龍講：‘白馬者，馬與白也，黃黑馬不可致’。又講：‘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還講：‘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孫龍首先關注的就是概念的差異性。馬的內涵就是馬，它是命形的。而白馬的內涵則不僅僅是馬，它除了命形還有命色）。”（吾敬東：《中國傳統思維籠統說辨》，載《孔子研究》2001年02期。）
據說楚漁先生好探險，但學術上的探險一定要遵從我們先賢的幾句話，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文章千古事，可不能信口開合，那樣會誤導很多人。
還是用事實說話
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批判》有太多常識性錯誤，邏輯過于混亂，所以筆者竟然不知道從哪里下手作更深入的批駁，好在楚漁先生在該書“后記”中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我們特別不希望用模糊的抽象的語言來評論本書，因為這些話語有可能放在哪本書里都適用，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適，這對正確的批評于事無補，等于什么都沒說；因而，我們希望對本書的批評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88頁。）
干脆，我們就用具體事實反駁楚漁先生關于中國傳統思維模糊的錯誤結論吧！
吾淳教授曾在他的《古代中國科學范型》一書中專門辟“中國傳統思維籠統說辨”一章（本章與前面引用過的《孔子研究》2001年02期上的《中國傳統思維籠統說辨》一文有很多不同之處——筆者注。），他所說的“混沌”“籠統”就是楚漁先生所說的“模糊”，細讀兩位先生的文章，就能知道筆者并沒有偷換概念。開篇，吾淳就寫道：“多年來，學術界始終有一種很普遍的看法或說法：中國傳統思維是整體和綜合性的，因而也是混沌的或籠統的。這種看法或說法的傳染力之強如流感一般。人們往往不加考訂即隨處搬用。其實，這種看法或說法是可被證偽的。”（吾淳：《古代中國科學范型》， 中華書局，2002年2月，第301頁。）
然后，作者論述了這種錯誤觀點的起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特別是恩格斯的相關論述；二是與古代西方即希臘某些領域的思維相比較，主要是哲學與邏輯學領域。吾淳教授指出：“我們是否意識到，當我們津津樂道于以上方式作比較時實際上已經不自覺地陷入了以西方思維為中心或作為唯一標準范式的泥沼。顯然，這是在比較活動的規范性上出了問題。應當看到，思維不同于任何一門具體知識，它是極其寬泛的。思維滲入社會的各個方面，從日常生活到高深思想可以說無所不包。并且，各個民族對于思維的開掘深度或發展方向不盡相同，往往是各有所長，又各有所短。可以說，那種滿足于泛泛而談，不加深入考究的‘學術’本身倒是非常籠統的。”（吾淳：《古代中國科學范型》， 中華書局，2002年2月，第303頁。）
這段話似乎是專對楚漁先生說的！
接著，吾淳教授從生物學與農學、天文學與數學、地理學、制作技術等方面證偽。我們這里僅舉出天文學方面的部分內容：“測算與演算形式出現了，這使得古代中國思維步入了量化的階段。回歸年長度的測定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自春秋后期天文學家得到365.25日的回歸年長度值起，以后這一數值不斷得到修訂。到公元1199年，南宋楊忠輔在《統天歷》中定回歸年長度為365.2425日，這正是近四百年后（1582年）歐洲格里歷，也即現今世界通用公歷中的回歸年數值。相比之下，歐洲直到公元前46年才開始用回歸年長度為365.25的儒略歷，但已比中國晚了數百年。并且，這一數值沿用了一千五百多年不曾變化，這與中國不斷精益求精的努力形成鮮明對照。”（吾淳：《古代中國科學范型》， 中華書局，2002年2月，第306頁。）
除了自然科學方面，吾淳教授還用社會與人文的事例批駁了中國傳統思想模糊的論點，這里不再贅述。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他的《中國傳統思維籠統說辨》一文（載《孔子研究》 2001年02期。）
楚漁先生希望以教育手段改造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模式，認為這是“我們教育的頭等大事”（參閱《中國人的思維批判》第七章）。我想，在改造我們那些無辜的孩子之前，還是先改造一下楚漁先生自己吧……
楚漁先生曾斷言：“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這樣模模糊糊地走過來的，直到現在，我們中國人仍然不能用正確的方法思考問題。”（楚漁：《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35頁）我們也不希望楚漁先生這樣模模糊糊地走下去，希望他能擺脫過去一百多年來加在中國知識界頭上的、歐洲中心論的精神枷鎖，學會用正確的方法思考問題。
但愿如此！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