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之爭

儒墨之爭：墨子與孟子

孟子對于墨子、楊子深惡痛絕，說：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而當(dāng)時的情況很糟：　　

“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他認(rèn)為：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他立下決心與大志：　　

“吾為此懼，閑（衛(wèi)）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詞，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復(fù)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詞，以承三圣者（大禹，周公，孔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　　

朱子說，“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fù)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程子說，“楊氏為我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　　

孟子對于楊墨的痛恨，一是楊墨的學(xué)說與孔儒沖突，二是楊墨當(dāng)時充塞天下，以至于孔子之道不著。他認(rèn)為“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情況，要由楊墨學(xué)說負(fù)責(zé)。所謂“率獸食人”，是公明儀說的話，《孟子》里引用了兩回。公明儀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如孟子所言，這指的是“行政”的情況，這樣的“行政”是不配“為民父母”的。　　

楊墨學(xué)說如何與孔儒沖突？楊子的很明顯，“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這當(dāng)然不合孔子之道，因?yàn)椤岸Y”首尊者君，“仁”首愛者君，就連韓非子也知道“義”是講“君臣上下之事”的，為臣的豈可以講“為我”？而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既不愛君，又不愛民，真乃自私到極點(diǎn)，豈不與禽獸無異？罵得有理。　　

不過，我們能為楊子說一句的是，那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的現(xiàn)象，不是楊子做出來的，是當(dāng)時某些諸侯君王的奢侈無道。所以，孟子在梁惠王面前曾經(jīng)提過這句話，目的是為了教育梁惠王這樣的君王。如果說楊子在這情況上也有責(zé)任，是他不該鼓吹“為我”，諸侯君王一旦信了這個，一味的“為我”起來，就會無異于“率獸而食人”，并且會導(dǎo)致國治荒亂而“人將相食”的情況發(fā)生。　　

另外，我們還能為楊子說一句的是，楊子不過是一個講學(xué)者，日常所過的也許還是很貧苦的日子，這種貧苦，我們從顏回、莊子就可以想見，顏回是居陋巷一瓢飲，莊子是要向人借糧食，顏回是一介平民，莊子還有個“漆園吏”的微職。所以，若從孟子的時代去看，那些“放恣”的諸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他們治下的國家里是“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而孔孟這些人，還這樣起勁宣揚(yáng)“仁，義，禮”之類的，叫人俯首貼耳，“非禮勿言、勿視，勿聽，勿動”，而且孟子還宣揚(yáng)說，“庶人……不敢見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雖然孟子總是提醒君王“為民父母”，但君王若是“放恣”而想不到“為民”，民也就沒辦法，簡直就像悶在一個鐵屋子見不著一點(diǎn)點(diǎn)光明了，像楊子這樣會思考一點(diǎn)的人，如果是因?yàn)檫@情況，而憤慨發(fā)出要“為我”的聲音，又有何奇怪呢？　　

有意思的是，墨子正好與楊子相對，一個講“為我”，一個講“兼愛”，正好相反。然而，墨子的“兼愛”，恰恰沒說要把“君”放在頭一位來“愛”，這犯了儒家大忌，但孟子沒有這樣說，而是說墨子“兼愛”則“無父”。既然如此，當(dāng)然就更是“無君”了。正如程子所說，“楊氏為我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是極不合“仁、義”之教的，于是楊與墨就被孟子一鍋煮，叫做“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雖然承認(rèn)墨子能做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但仍然沒有饒他，就因?yàn)樗@個“兼愛”至少在理論上是把君上、把君子們放在了與臣下與野人一樣的地位上了，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孟子辭鋒峻利，其剛烈的捍衛(wèi)“仁義”之情，其威猛的衛(wèi)道形象，真有其“浩然之氣”啊。　　

那么，墨子是如何講“兼愛”的呢？我們看一下墨子的兩段原話：　　

1，當(dāng)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兇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　　

2，當(dāng)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　　

孟子勸誡齊宣王“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勸誡梁惠王“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這些話里的所見所思，與墨子基本是一致的。如果說墨子的“兼愛”，含有勸誡這些“當(dāng)今之主”們能“兼愛”到人民，則與孟子的“與民同樂”思想，也可算是一致的。　　

墨子說：　　

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　　

這番“兼愛兼利”的話，當(dāng)然含有“與民同樂”之意，然而似更含有“平等”之意，這是孟子絕不能同意的。　　

墨子說：　　

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夫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這些話，孟子或還能聽下去，因?yàn)樵凇熬印眱?nèi)部，也是有高低貴賤、賢與不肖的，不應(yīng)當(dāng)一味的只憑“骨肉之親”這樣的標(biāo)準(zhǔn)來舉賢治國，而且孟子是知道這種現(xiàn)實(shí)的，他在與齊宣王的對話中，就提到過“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但墨子之所以說這些話的真正主張，孟子就未同意了，孔子也不會同意的：　　

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nóng)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不辯貧富、貴賤、遠(yuǎn)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在農(nóng)與工肆之人”，正是孔孟所稱的“小人”、“野人”，墨子竟然說他們也能列在“尚賢”的候選里，這怎么可以？太違背后“禮，仁，義”這些大原則了。　　

孔子是認(rèn)為“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孟子是認(rèn)為“庶人……不敢見諸侯，禮也”的，如果“往見”了，則是“不義也”，但“召之役，往役”是可以的，是“義也”。墨子竟然要破這樣嚴(yán)格的等級規(guī)矩，正是藐視“禮”，是要從下面來讓“禮崩”，豈能允許？墨子的這種平等觀，這種“兼愛”觀，在孟子的感受中，極其可怕而且可惡，所以孟子才那樣深惡痛絕。但孟子沒有從正面落筆，而是說墨子“兼愛”是“無父”，其實(shí)，真正的落筆處，是說墨子“無君”，也就是取消了君子與小人的區(qū)別，大家一視同仁，誰賢誰就可以被“舉尚”而“富貴”之，這真是大逆不道、反了天了。孟子看清了墨子之言是“邪說”，決心與墨子斗爭到底，“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詞，以承三圣者（大禹，周公，孔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　　

其實(shí)，墨子也舉舜，禹，湯，武王這些人，是“天下之仁義顯人”，也說過，“國君者，國之仁人也”，“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jié)、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只是他認(rèn)為，實(shí)行他的“兼愛”之說，才能達(dá)到這些“仁，義、禮”。所以，儒墨分歧，不在于是不是贊成“仁，義，禮”這些東西，而在于對這種境界的理解，在表面的“學(xué)術(shù)之爭”底下，是“君子與小人”的尖銳對立，也就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天下，是君子治野人的天下，還是野人與君子平等的天下。　　

墨子用他的“兼愛”觀，全面改造“禮治”理論的系統(tǒng)：　　

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wù)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　　

這樣的“邪說”，怎能不引起孟子極度的憤慨和恐懼？如讓墨子得逞，就要“孔子之道不著”，他是不能不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了，劈頭就罵墨子一句“無父無君，人道滅絕，禽獸而已”，且發(fā)出“人將相食”的警報，多么不可調(diào)和。　　

既然墨子講“兼愛”，而且孟子也承認(rèn)墨子能“摩頂放踵利天下”，何以將墨子與講“為我”的楊子歸為一類呢？兩個極端能是一類嗎？孟子認(rèn)為，是一類，一類就一類在他們“無父無君”，是“人道滅絕，禽獸而已”。　　

楊與墨雖為兩個極端，孟子認(rèn)為，“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墨”，就是說，離開了墨子的“兼愛”，就必然是楊子的“為我”，離開了楊子的“為我”，就必然是墨子的“兼愛”。為什么呢？就因?yàn)椤盁o父無君”是他們的共同。他們不懂得治理天下要取“兼愛”與“為我”當(dāng)中的一條道，也就是君子小人要有嚴(yán)格區(qū)別，要有君子治小人，小人治于君子這樣的社會分工，“禮”已經(jīng)有嚴(yán)格的規(guī)定，須遵“禮”而行，“非禮勿動”。　　

所以，孟子是承認(rèn)和贊成社會分工的，在《滕文公章句上》里，他批評了“為神農(nóng)之言”的許行，以及盲目崇拜許行的陳相，他進(jìn)而立即上升到“天下之通義”上，說：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君子對小人“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圣人之憂民如此。……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孟子就這樣從社會有必要的分工，而得出了社會有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結(jié)論，并認(rèn)為這是天經(jīng)地義，所以他理直氣壯批判楊墨的“為我”與“兼愛”。我們不可一看到孟子說“為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易”就失口叫“好”，而不問他這話的原意是什么。但抽象引用來說明我們自己的某種觀點(diǎn)，當(dāng)亦無不可。　　

盡管墨子與孟子相同之處還是不少的，比如都承認(rèn)“仁，義，禮”，都反對戰(zhàn)爭（墨子“非攻”，孟子認(rèn)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但孟子認(rèn)為他與墨子仍是不可調(diào)和的。無差別的“兼愛”之說，平等觀的“尚賢”之說，跟“君子治小人”的“禮治”之間，無異于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　　

何況墨子還直接點(diǎn)名批判了孔子，怎不令孟子憤慨：　　

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jī)服勉容，不可使導(dǎo)眾。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wù)趨翔之節(jié)以觀眾；博學(xué)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bǔ)民；累壽不能盡其學(xué)，當(dāng)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shù)，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xué)不可以導(dǎo)眾。 　　

朱子說，“孟子雖不得志于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是贊揚(yáng)孟子立下了不朽萬世之功。情況仍是這樣尖銳對立。　　

比較韓非子、孔孟與墨子，則韓非子與孔孟是一棵樹上的兩個大枝干，這棵樹就是“禮”，就是致“帝王之政”的“帝王之術(shù)”，兩個大枝干是對立統(tǒng)一的，對立就對立在方法不同，統(tǒng)一就統(tǒng)一在總歸于一個“禮”。而墨子則是與他們不同的另一棵樹，雖然也借用著一些共同的詞匯，如“禮，仁，義”之類的，這些詞匯在孔子很久以前就有的，是大家都承而受之的先代文化積淀。　　

查韓非子之重要篇章《五蠹》，只批儒，未及墨，這反映著在韓非子當(dāng)時（秦統(tǒng)一天下前夕）的東方六國，儒的影響較大、對于“法術(shù)治國”的阻礙較大。而韓非子另一重要篇章《顯學(xué)》，雖言“世之顯學(xué)，儒墨也”，全篇重點(diǎn)仍在于批儒，而對于墨子的“兼愛”與“尚賢”，則未有言及。他稍稍提到的儒墨分歧只有“墨者葬儉，儒者破家而葬”的不同。韓非子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指出了大家都言必稱堯舜的現(xiàn)象，其實(shí)他自己也是這樣的。所以，從《顯學(xué)》篇看，韓非子仍沒有對墨子有何批判，可能墨者在當(dāng)時影響已經(jīng)不大，朱子說的“楊墨之害息”，是孟子之后不久就有的事實(shí)，只不過將此功歸于孟子，是一種溢美，其實(shí)一切出于當(dāng)時諸侯大臣這些“君子”們的選擇而已。　　

自西漢“獨(dú)尊儒術(shù)”，二千五百多年來，墨子之學(xué)低落到極點(diǎn)。如今看去，墨子可算是當(dāng)時的平民政治家和理論家，從《墨子》書看，他還是一位科學(xué)家和軍事家，是有極其豐富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和科研成就的人；幾千年來，墨子的博大和偉大，不為“君子”們所承認(rèn)，而排斥得遠(yuǎn)遠(yuǎn)的，他的獨(dú)特的“兼愛”、“尚賢”之說，以及“非樂，節(jié)用”之說（反對統(tǒng)治者的各種奢侈排場和享樂），注定不能為帝王和朝廷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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