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之死與中國右翼的關(guān)系
――吳晗與黨爭（中）
北宋后，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命題義利之辯表現(xiàn)為民生與強國之辨，一種沒有結(jié)論的爭辯導致了明理學的庸俗化，思想史學者常常為理學貼上宋明理學的標簽，以之做為時代的符號，但是宋理學與明理學事實上無法同目而語。大明天下，一種空泛的意識彌漫在人間，一種失望的情緒也沉淀在人間，于是導出了明末清初的實學。
滿清之后，義利之辯進一步表現(xiàn)為西學與中學之辨。在西方殖民時代――事實上現(xiàn)代人類社會仍然處于一種變形的西方殖民規(guī)則之中，西學的倡導很難回避民族獨立的問題。從滿清道光年間的官僚徐繼畬開始，西學浪潮涌涌而來，卻廢然而去，其原因在于，一類與我們的民族文化難以融合的文化，即不能解決強國問題，更不能解決民生問題。一些鼓噪普世價值的人們，與其說他們從洋人身上學到了什么，不如說是他們被強盜的富裕和強大驚呆了。
而中學的堅持事實也是失敗的，因為中華民族無法沉緬于過去，落后只有挨打。
西學的異教馬克思主義似乎給我們帶來了希望，但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坎坷促使人們在堅定信念之中發(fā)生種種方法論上的猶豫和彷徨。
人們陷入新的、多重性的庸俗化中。即使是當代，一個13億人關(guān)注的春晚也透露出文化決策者的無奈，而之前種種運動的盲目性更是一類沒有目的性的空忙。文革，是如同旋渦的激烈的空忙，很大程度上延續(xù)的是晚明黨爭的慣性。沉重的無奈，這就是毛澤東晚年滿懷失望的原因，這就是鄧小平立意不爭論的原因。
筆者寫吳晗，文革中的吳晗就是漂浮在大旋渦中的一個沉船，即使現(xiàn)在來看，也很難說他做對了什么，或者是他做錯了什么，也許他什么也沒有做。
吳晗，對于這樣一個點燃文化大革命的人物，無論是他的百年生辰或者是四十年忌辰，對他的紀念也太冷清了，與其巨大的社會影響相比較也太不相稱了。這種壯烈之后的寂寞因應于一個矛盾的事實，左翼的人們當然不至于懷念一個受到社會主義史批判的人物，而右翼派別卻總能夠記憶起他與舊世界割裂的斗士形象。對于思想者則另有寓意，吳晗是一絲彩色的的布條，系掛在文化史長鏈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上，他是一個時代的標識。這是一個值得深刻化的課題，一些表層性的觀感并不值得認真看待，更需要的是深入的剖析，在混沌與矛盾中去尋覓中國文化演變的脈絡(luò)。
有些人生活在過去的觀念之中，例如章伯鈞、羅隆基，梁潄溟，李敖等等，當中國民眾進入大解放的時代，他們的仍然鐘情于小精英團體的輝煌，于是好夢難全；
有些人則在感受著終極信念的召喚，例如毛澤東，他渴望如同秦始皇一樣為中國奠定一個全新的社會模式。于是我們看到的毛澤東，他總是在超越，而最重要的超越，則在于他希望為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社會，他一定以為，只有這樣，才對得起那些歌唱《東方紅》的人們。
以階段性而言，毛澤東沒有成功，我們現(xiàn)在仍然生活在剝削與壓迫的大形態(tài)之中；以終極信念言，毛澤東帶領(lǐng)中國人民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我們已經(jīng)不可能認同加于我們身上的剝削與壓迫的合理性，這是文化上的成功。
在毛澤東與右翼章伯鈞、羅隆基之間有一個廣闊的區(qū)間，是大變革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認知的區(qū)間。筆者贊同黑格爾的概述，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人們的思想總是處于“分裂境地”，表現(xiàn)為對現(xiàn)實的服從與對未來的祈盼。論吳晗，是在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嬗變的苦難歷程，畢竟他們是舊文化的載體；論吳晗，是在鑄造真誠的信念，畢竟這是一代樂于迎新的人們。
吳晗做到了“對現(xiàn)實的服從”，表現(xiàn)在他對章羅同盟的斗爭，以及對毛澤東的追隨。但是，在對“未來的祈盼”上，吳晗與毛澤東存在本質(zhì)性的差異，毛澤東奮力向共產(chǎn)主義進發(fā)，而吳晗則在祈盼清官――一種農(nóng)民式的愿望，一個舊文化的想念。我們讀吳晗的《海瑞罷官》，很容易產(chǎn)生這樣的一種感覺：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chǎn)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fā)現(xiàn)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
“清官”，不就是農(nóng)民手中的乞食袋嗎？于是我們不能不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不僅僅是吳晗，也同時是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者，就信念而言，都處于黑格爾所描述的“分裂境地”。這一個“分裂境地”作為一個基點，其延伸僅僅區(qū)別于思維的庸俗化還是本體化，或者說是耽于生活的經(jīng)驗之中，或者是在追求信念的純粹。這種精神的分裂有時候表現(xiàn)為命運的殘酷――如同吳晗，但是人們不能不“通過自力以返回它原來的統(tǒng)一”，個人在歷史中消失了，只有思維依然存在，作為根本動力努力“返回這種統(tǒng)一”。知識分子，是否能夠擺脫“貴族們”的思維？揮舞在手中的“民主”，是否“無產(chǎn)階級的乞食袋”？其實，這是“返回這種統(tǒng)一”必須回答的問題，吳晗的命運卻也是一個有益的借鑒。
當筆者作出這樣的討論的時候，是把吳晗的命運看作一類難以逾越的宿命，這種宿命決定于兩點：
其一、中國文化進入質(zhì)變的前夜，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作出自己的選擇；
其二、選擇中的人們常常是黑夜中摸索前行的人們，他們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傷害了別人，有時甚至傷害了自己。
我們至少可以從當代中國左、右翼對吳晗的批判中，看到準備脫胎換骨而成為新社會中人的文化人的困境，正如中國右翼對吳晗的認定：一個誤入歧途的書生。
中國的右翼對吳晗的指責表現(xiàn)于三個方面：
其一、對北京文物的破壞：
應當承認吳晗受知于毛澤東，他以一部《朱元璋傳》換回毛澤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這是一個明確的肯定，從此后，吳晗仕途平坦。如果說吳晗不寫《海瑞罷官》，文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吳晗不寫《海瑞罷官》，他個人的命運至少能夠支撐于郭沫若和馮友蘭所在的層面，雖然委屈，總能夠平平淡淡地度過那一場大風波。
但是閱讀一些資料，筆者發(fā)現(xiàn)吳晗受到右翼的指責甚至強于右翼對郭沫若和馮友蘭的指責，例如，一些右翼文人寫到：
“發(fā)掘定陵是吳晗一生最大的敗筆。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這是極端的詛咒了，具有讖緯學的特性，于是吳晗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以及他后來遭遇的批斗、羞辱，最后死于非命，以至于他的妻子被迫害至死，收養(yǎng)的女兒精神錯亂、跳樓自殺等等，都成為一類符讖式的驗證。
即使承受如此許多的非人待遇，仍然不解右翼對吳晗的仇恨，人們譏諷：
“士可殺，不可辱。老舍因此憤而投入太平湖，吳晗卻忍辱負重。因為吳晗心中始終覺得，自己一直緊跟共產(chǎn)黨，怎么會是反革命和反共老手呢？他還幻想著自己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真有點銼骨揚灰的意思。
吳晗是受知于毛澤東的，1949年1月，吳晗以軍管會副代表身份入駐清華，4月任職全國青聯(lián)秘書長，9月選為政協(xié)委員，11月成為北京市副市長，此后吳晗主管北京文教17年。
吳晗任內(nèi)，是北京大建設(shè)的時代，但是在舊知識分子的眼睛中，卻也是一個大破壞的時代，而大破壞的責任自然而然落在吳晗的身上，其中包括西單牌樓的撤除，十三陵的挖掘等等。
中國的右翼對中國建設(shè)的抵制的熱忱有時候令人匪夷所思，包括后來如三峽之類的大水利工程。我們有時候覺得思想的交集僅僅只是筆墨官司，但是，實質(zhì)上相關(guān)的大眾立場還是精英立場，在整個經(jīng)濟建設(shè)中也產(chǎn)生迥然不同的觀點。這種唯以派別區(qū)分而一無信念式的黨爭模式實在令人厭倦，難怪鄧平小直言 “不爭論”。
其二、出賣了章、羅同盟：
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最本質(zhì)的區(qū)別就在于實行大眾民主或精英民主。在當代中國，我們能夠十分清楚的明白，精英民主只能導致社會的貧富割裂和固化。中國的精英們，例如章伯鈞、羅隆基，梁潄溟，李敖等等并不否認這一個事實，但是卻拙劣套用掩耳盜鈴的方式，以普世價值論愚弄社會大眾，曲解現(xiàn)象的本質(zhì)。
社會主義道路就在這些民主精英不斷的騷擾下取得進步，社會主義的進步伴隨著相當長時間的與這些偽民主精英的斗爭，從建國時期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直至現(xiàn)在的重慶新政。
為什么1957年的中國社會，從黨的整風走向反右形成一個大運動？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國右派提出三大理論：
章伯鈞的“政治設(shè)計院”、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
三大右派理論的核心即要求共產(chǎn)黨讓出政權(quán)，也就是變大眾民主為精英民主。明末黨爭文化是庸俗的，這種文化流弊至近、現(xiàn)代，中國的右派文化也是非常幼稚可笑的，這一場運動迅速地轉(zhuǎn)變?yōu)轱w蛾投火式的場景。
剛剛?cè)朦h的高級干部的吳晗全身心投入這一場運動，反右與文革，就其性質(zhì)而言是一致的，都是對資產(chǎn)階級進攻的反攻，吳晗在兩次運動中命運的不同僅僅只是因為反右的涉及面在黨外，而文革的涉及面在黨內(nèi)。
1957年的吳晗充滿激情，他在在批判章羅同盟的大會上，取出1948年羅隆基讓他轉(zhuǎn)交在港民盟領(lǐng)導人的密信，這封信要求香港民盟堅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領(lǐng)導。 現(xiàn)代散文家黃裳為《吳晗全集》所寫的序言，認為：
“這一揭發(fā)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
吳晗揭發(fā)章伯鈞，“在1951年五一節(jié)，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我說，只要我們兩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
吳晗在1957年3月加入共產(chǎn)黨的， 7月7日 ，他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fā)言，聲色俱厲地討伐所謂章羅聯(lián)盟。吳晗控訴道：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并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
他最后說：
“他們一伙是人民兇惡的敵人！”
吳晗的激切引發(fā)了中國右翼的仇恨，上述的“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的詛咒，其實不在文物話題上，而是在這一場大批判上。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劇變的這一些年里，知識分子對于服務主體的選擇是無可回避的。例如社會學教授費孝通被批判后立即“反戈一擊”，轉(zhuǎn)身和吳晗一起，自我批判也批判他人；在之前整肅胡風的時候，受胡風栽培的舒蕪也把胡風多年前寫給他的私人信函拿出來，予胡風致命一擊；同樣受過胡適恩情的周汝昌不止一次批判過胡適。
這種現(xiàn)象是普遍的，反右開始，羅隆基的秘書趙文璧曾要羅隆基主動交代，擔任了八年秘書的邵云慈寫信檢舉，另外一個秘書孫平毅在民盟整風會上聲色俱厲駁斥羅隆基，更激昂的是與羅隆基同居１０年的女友浦熙修拿著《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的發(fā)言稿登臺揭發(fā)批判。
我們有時候覺得，這是高壓之下人性表現(xiàn)出的脆弱，但是并不盡然，反右沒有出現(xiàn)東漢的黨錮案、明末的東林黨人案中仕子們視死如歸的壯烈場面，高壓環(huán)境固不可否認，知識分子的自我選擇卻是決定性的因素。無論是批判者，被批判者，或者是兩者兼之，人們都處于信念的動搖之中。正是這種模糊，也就在證明反右的不徹底性，為后來的文革留下伏筆。
其三、缺乏獨立人格：
海瑞并沒有因為海瑞罷官而死于非命，吳晗卻因為《海瑞罷官》而家破人亡，為什么？中國歷史的這一頁畫上一個令人困惑的問號。
中國右翼把這一罪責歸咎于毛澤東，這一指責并沒有多大的可信度，至多表達了中國右翼對社會主義的仇恨。毛澤東對于罪惡昭彰的章羅同盟尚留余地，對于大庭廣眾之上對立鼎峙的梁潄溟尚可容忍，何以絕情于他的老朋友吳晗？
毛澤東是否知道吳晗死于非命，毛澤東如何看待吳晗的死，不見文章記載，但是與吳晗一起被毛澤東指責為國民黨的翦伯贊的自殺，卻引發(fā)毛澤東的勃然大怒，他把謝富治叫去狠狠訓斥一番，謝富治又臭罵負責軍管北京的某軍副軍長：“你們這些廢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評了，你們把事情搞砸了！”
排除其它臆測的因素，筆者注意到，海瑞激怒嘉靖，詔命下獄論死，但是海瑞不死，重要的原因是監(jiān)禁他的牢獄是皇帝的牢獄，海瑞仍然生活在秩序中，是秩序保護了海瑞。而吳晗卻生存于群眾專政中，處于一個無序的狀態(tài)，在這樣的無序狀態(tài)，左派可以置他于死地，右派也可以置他于死地。吳晗是死于仇恨，也只能是死于仇恨。而對吳晗持有如此仇恨的人又是誰？從吳晗一生所做三件大事分析：
其一、《海瑞罷官》不過一戲劇，即使是為彭德懷鳴冤，也不見得引出人們對吳晗的刻骨仇恨；
其二、對北京文物的損壞，雖然引發(fā)環(huán)保主義者的激動，但是如“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的詛咒，如果不是別有寄托，卻大可不必；
其三、是吳晗對章羅同盟的背叛，中國極右翼對吳晗的仇恨在這里達到了刻骨銘心的地步
其實就人性而言，左派與右派的稱謂都只是一種政治性的虛設(shè)，人類的行為本身只能分為善與惡。無論是康生們的誣陷，還是極右翼的詛咒，都是我們民族性中最為丑陋的一面，也許我們在平時常常為虛假的語言所蒙蔽，但是在激烈的社會動蕩中，所有的一切則暴露無遺，我們實在不必為左或右的虛設(shè)所誤導。
把吳晗置于死地的是左翼還是右翼？準確地說是中國的惡勢力，這股惡勢力與引發(fā) 1960年10月的信陽事件、07年10月的華南虎事件、09年8月的通化鋼鐵廠事件以及近年揭發(fā)的重慶案中的地委書記路憲文、學霸傅德志、資本 家陳國 君和文強勢力，就本質(zhì)言是一致的，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表現(xiàn)出對社會大眾的仇視。
正如信陽事件之后毛澤東的評論：
“信陽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壞人和死官僚掌權(quán)，要向他們奪權(quán)！”
毛澤東因信陽事件發(fā)動后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但是，無論是社教還是文革，中國惡勢力的囂張仍然不是毛澤東所能夠控制的。毛澤東去后，中國惡勢力把一桶臟水一股腦兒潑向毛澤東，即使為毛澤東所預料，卻也無法避免，只是引起后人對這一場善惡之爭的更深入的思考。
中國右翼不死，近期右翼頭目賀衛(wèi)方在與文強案相關(guān)的李莊案上發(fā)起對重慶力量的攻擊，賀衛(wèi)方一定自覺得色厲內(nèi)荏，因為他的振振有詞所依據(jù)的無非是章羅同盟的西方價值觀的老調(diào)重彈，是中國社會不齒的西方殖民主義文化論。
因瘋狂而無聊，因無聊而瘋狂，這是中國惡勢力的表現(xiàn)形式。
吳晗的不幸就在于他陷入了無正義的黨爭，在中國極左翼的視野中，《海瑞罷官》是對他們政治權(quán)力的挑釁――在這里沒有正義；在中國極右翼的視野中，《海瑞罷官》是奉旨寫作，于是吳晗成為非獨立人格者受到詛咒――在這里同樣沒有正義。中國的知識分子走在社會主義大路的時候受到太多的磨難，盡管我們常常能夠看到他們對自己的追求的堅定，例如翦伯贊臨終時，在他的衣袋里放了一張字條，上面親筆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例如吳晗去后，他的悲痛欲絕的夫人袁震，仍然頭腦清晰，意志堅強地說：“吳晗是位認真負責的歷史學者而已，他怎么敢反對毛主席，感謝毛主席還感謝不及呢！”
在中國大變革的時代，有許多庸俗和丑惡必須摒除，有許多曲折和苦難值得思考，也有許多崇高與正義應該記取。放棄黨爭，正確對待吳晗其實就是正確對待我們自己。
壺公評論2011－04寫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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