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進西方經濟研究，順應和推動世界格局變動
鄭彪
一、世界社會科學的發展現狀的挑戰
近三四十年以來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趨勢。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經進入“去西方中心”的新階段。
這種“去西方中心”的傾向，實際上是世界體系格局的重心持續東移的歷史進程在西方思想學術領域的反映。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在通過暴力建立起世界霸權的同時，也創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文明發展在吸收了世界許多種文明的基礎上，到18世紀形成，而發展到19世紀達到頂峰。19世紀帝國主義的殖民戰爭，特別是美國滅絕印地安人的大陸開發，讓歐洲文明人感到絕望。二十世紀前三十年里了爆發兩次世界大戰，更摧毀了許多歐洲人對西方文明的自信。斯賓格勒指出，一種文明一旦出現帝國主義，就是愷撒主義，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文明就要謝幕了。至于19世紀以來由歐洲國家人為地建立起來的“西方中心論”，斯賓格勒對其荒誕給以了無情的嘲笑和批判。從那以后，“西方的沒落”就成為20世紀的歷史趨勢和歷史話題，為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史無前例的世界經濟危機所證實。富有戲劇性的是，這個趨勢為20世紀下半葉的科技革命、冷戰和蘇聯解體所引起的全球地緣政治災難所掩蓋。斯賓格勒的思想被歷史淹沒了半個多世紀，20世紀60-70年代以后，在東西方幾乎同時“出土”。東亞國家的經濟成功彰顯出儒家文化的當代價值，突出地表現為形成了一種“東亞思潮”，它至少包括以下幾個要點。
首先，隨著東亞各國經濟迅速發展和東亞在世界三大經濟體中三者有其二，也隨著中國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該地區同西方國家特別是同美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正在得到根本改變。東亞國家在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中將擁有與自身經濟、政治力量相適應的話語權。
其次，東亞國家不僅普遍相信自己的經濟成功得益于自身的傳統文化，而且相信東亞文化具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東亞的主流文化心理不再自卑，不再迷信西方包括人權在內的一系列價值標準，反而更加自信。
再次，東亞國家認識到各自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存在差異，更認識到各自在歷史和文化上存在久遠和深刻的聯系。因此，必須加強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亞洲內部的貿易、投資合作，共同抵御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加強東亞包括東北亞金融合作，擴大東盟，繼續進入西方市場，等等。當前，這方面面臨復雜的形勢。
東亞思潮表現在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一系列著作，公開強調東亞文化獨特的價值，包括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西方，表現為60-70年代以來在社會科學領域出現了否定“西方中心論”的一系列有影響的著作，其中經濟學方面最為中國學者熟悉的就是德國學者安德烈·岡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梢哉f，這些著作既形成了一種反映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國際思潮，也代表了世界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方向。這一點，由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不那么容易看清楚。以上種種情況，無不對中國社會科學界，包括對研究西方經濟問題的學者提出了挑戰。其實嚴峻的挑戰更來自國內的實踐，隨著近年來國內發展和改革日益面臨一系列全局性的復雜嚴峻的局面，各界人士對一個時期以來經濟學研究包括對西方經濟問題的研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不少尖銳的意見。
二、如何開拓西方經濟問題研究的新境界
這個問題很大，這里筆者僅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做一點探討。
原本政治經濟學就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只是過去沒有這個提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都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代表不同的利益，所以不同的國際政治主體不應當使用同一個版本，所以李斯特特別強調自己寫的經濟學是德國版。可是這個簡單而重要的道理被歷史遺忘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引進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件好事，但是逐漸滋生（其實也是引進）了一種實際上是西方的觀點，認為西方的理論是普世性的，特別是“在全球化思潮影響下，學科交叉又如此頻繁和復雜”，“盡管我們一直在呼吁建設獨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學科”，但是“實現國際關系學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為不可能?！雹?更有甚者，國內一本權威雜志的卷首語竟然以《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為標題，更以一種權威的口氣斷言：“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 ② 受這種普世性思潮“啟發”，筆者開始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并于2008年出版了專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意思是中國版本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所以書名的英文譯為“Internai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hinese Edition”。作為進一步的研究成果，2010年又出版了《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這兩本書中對中西經濟、文化的歷史和現實進行了大量比較研究，目的之一是試圖聯系實際回答一些重大問題，并推進對西方經濟問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西文化）的研究。如果說筆者在這方面有一些體會，主要基于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所謂理論創新，最根本的在于突破“西方中心論”，小打小鬧難以走出中國學術道路。突破西方中心論是世界格局演變的客觀實踐提出來的理論需求，這方面，在一定意義上西方學者，甚至日本、韓國等東亞學者已經走在前面，中國學者在這方面也取得了成果，但是總體上可以說現在的形勢是世界推著中國學者走，國內實踐的發展也逼著中國學者走，中國學者主動、自覺地走，還遠遠不夠。突破“西方中心論”，也包括擺脫近30年流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思潮的束縛，這兩點是當前思想界學術界解放思想的關鍵所在。如果不能跳出這個圈子，侈談思想解放、理論創新，都是小打小鬧。跳出西方中心論的圈子，改變一味跟著美國跑的路子，思想就解放了，精神和行動就自由了，學術道路就豁然開朗了。
第二，擺脫新自由主義的束縛，清除其政治經濟和學術影響，對于恢復和重建學者的思維能力和學術研究能力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方面雖然也屬于破除“西方中心論”的范疇，但是有必要單獨提出來，加以強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美英發動的一場地緣政治戰爭，也是一場空前大規模的國際洗腦運動，成果相當不俗。美國人宣稱，“我們的貨幣主義芯片已成功植入中國經濟學家們的大腦”，③ 其實不止是貨幣主義，還有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芯片”，還有其它包括西方文化優越論的“芯片”，植入了不少中國人（豈止經濟學家）的大腦，使之不同程度地喪失了正常的思維能力。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就學者來說，文化和思維能力乃是生命所系。
第三，需要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近30年發展和改革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也不能一帆風順，歸結起來就是，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在不同程度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包括在方法論上陷入形而上學。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架構很簡單，但在在都涉及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問題。堅持馬克思主義并不容易，特別是旗幟鮮明地堅持，更不容易。馬克思說，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④ 無數事實證明，在理論是非上抹稀泥，效果適得其反。而且，不利于搞清問題。
第四，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既是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需要，也是應對西方“文明沖突”的需要。前者是將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加以溝通，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聯系加以闡揚和彰顯，這種理論創新具有重大意義。20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使之中國化。由于歷史原因，過去一直刻意淡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也不免造成一種誤解，以為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理論，外在于中國文化。這是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后已經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孔子曰：“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绷硪环矫妫瑥?0年代以來的世界發展趨勢來看，國際政治中的意識形態色彩淡化，文化的地位上升，尋找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成為地緣政治的新趨勢。當前，東亞一體化的呼聲強勁，正是這一趨勢的反應。
第五，學術研究成果要講中國話，盡量使用活的語言（不排除古為今用，用得好不僅可以增輝，還能提高影響力）。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于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边@句話千真萬確。在戰爭年代，毛澤東的講話和著作之所以風靡國共兩黨，其它不論，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雄厚功底和使用中國語言的巨大能力，為其魅力增輝許多。胡適以提倡白話文成名，早年爆得大名使其內心其實相當自負，但是他多次說，毛澤東是中國白話文第一人，道理就在這里。⑤文章寫得艱深不難，難在深入淺出，最難的境界是可深可淺?，F在有的著作文章很像用漢字寫的洋文，艱深晦澀，詰屈聱牙。這主要是受西方文風影響，是當今洋八股的一種表現。
總之，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西方經濟問題研究的新境界，是時代的呼喚，也是21世紀中國學者的光榮使命。形成自己的學科理論，推出自己的優秀理論家，形成中國學派，推動中國自己的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是21世紀中國學術發展的大趨勢。中國的學術理論需要與時俱進，需要創新，但是沒有必要一味追求什么國際思潮、國際獎項，更沒有必要以贏得國際喝彩為學術目標。中國是擁有悠久歷史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和優勢。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大國，中國思潮也是國際思潮。學者沒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論，實際上難以進行高質量的國際交流，也難以贏得國外同行發自內心的尊重和獲得真正的國際學術地位。現在是中國歷史上做學問條件最好的時期，后生可畏，這方面最有前途的是有方向、有志氣、肯吃苦、能創新的年輕學者。
注釋：
①（美）弗雷德里克·皮爾遜、西蒙·巴亞思里安著、楊毅、鐘飛騰、苗苗譯：《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體系中的沖突與合作》中譯本出版者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②閻學通：《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2期卷首語。
③ 劉軍洛：《被綁架的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頁。
④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⑤ 參見（美）唐德剛：《胡適雜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本文發表于《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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