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以來的歷史已有二千五百年，這里我們試舉《吳越春秋》中的幾段，來對“仁義”的歷史影響做個考察。此書作于東漢，寫的卻是春秋年代吳越歷史，其中的歷史人物，如伍子胥、越王勾踐、吳王夫差久已為人熟知。閱讀此書不到百頁，語涉“仁義”的話已有好幾處，于是隨手標出，以便看看在東漢人心目中，“仁”學起何作用、如何看待，想來這方法近于“抽樣調查”，當較簡便而可靠，如果要看二千五百年的全程，怕是沒那個學力和時間。
吳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于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古公三子……太伯三以天下讓……于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周文王），遵公劉、古公之術，業于養老，天下歸之……太子發（周武王）……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大（太）王，追封太伯于吳。
這一段是敘周的初史，交代吳國之祖吳太伯（季歷的大哥）之由來。行文中的慈仁、德義、仁義，有如膏藥，直接往古史和古代先人身上貼去，顯出經過西漢“獨尊儒術”，東漢寫書人這方面已經運用嫻熟。而其實，后稷、公劉、季歷這些古人，到底如何的慈仁、德義、仁義，東漢寫書人也未必清楚，反正大家都這樣貼，他也貼得不錯。因這些成功的先王，自有他的過人之處，起碼是能協調并凝聚相當的力量，才能創下江山基業，這協調和凝聚里面，就有“仁義”這意思在發揮作用，也就是在自己所團結的范圍里，按等級存在著與施行著某種“愛”。
可見，“仁義”這東西，哪怕其詞語還沒有產生，它的意思卻必然是由來已久的，在組織起先民來開辟華夏大地方面，功不可沒。也正因有這樣的基礎，它才有被孔子發掘和利用的可能，只不過時移世易，孔子想拿它來“克己復禮”，知其不可而為之，所以很少有人聽他的，弟子們也難以理解和做到。
然而，盡管如此，“仁義”在其原本的意義上，很難和不應否定它。任何一種社會集團內部，任何一個社會全體，總是需要這個東西來充當粘合劑而團結之，但要把它說成“泛”的“普”的東西，好像靠著它一切就行，就不會有人相信了，因為事實上不可能是那樣的。
孔子自己就明確說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如果“仁義”有時也“泛愛”及于“小人”，那跟給予“君子”的，絕不會也不能一樣。況且，“小人”不僅“未有仁”，而且也“難養”。那怎么辦呢？辦法只有一個，就是興禮樂，用刑罰，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讓“民”們知道手該怎么放，腳該怎么站。這些，都是孔子說的。這就說明，“仁義”是不必也不可能那樣“泛”和“普”的，一切要按“禮”行事，就是按嚴格等級制去辦，“非禮”是不行的。
至此，我們就讀到了周的初年，古公亶甫的三個兒子讓位而不是爭位的動人故事，結果是最小的兒子季歷及位，兩個哥哥避他而跑到南方荊蠻之地去了，成為吳國的先祖。
吳太伯與弟弟仲雍共同創立吳國，太伯去世，仲雍及位，傳了十七世而到壽夢，這十七世都是仲雍的后代，天下太平。
吳壽夢又面臨傳位，他有子四人，想傳位給第四子季札，結果季札推讓，長子諸樊也表示推讓，后來是諸樊當政，表示以后“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要效仿周初故事，讓國給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諸樊歿后，弟弟余祭及位，余祭歿后，弟弟余昧及位，這些，表面上看，都是重復著吳太伯傳位于弟弟的故事，內情我們就不知道了。
接下來，余昧將去世，該輪到傳季札，結果“季札讓，逃去”，說自己要“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于我，如秋風之過耳。”于是余昧之子立，是為吳王僚。
到了吳王僚，就發生了公子光謀殺取位的事情。公子光就是諸樊的兒子闔廬，在伍子胥協助下，求得刺客要離，于吳王僚十三年謀殺成功，闔廬踏著鮮血登上寶座。這就似乎將先前的一切寫在紙上好看的東西全污染了。
到了闔廬要立太子時，不準備立夫差，說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于吳國”。伍子胥卻說，“夫差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在伍子胥勸說下，夫差得以被立為太子。
有趣的是，吳王闔廬選立太子時，是以“仁”為標準的，認為夫差“愚而不仁”。這似乎有雙重標準之嫌，因為他自己是謀殺奪位的，無論按“仁”之狹義、廣義、本義、引伸義、表面義、內里義、任何解釋的意義上去理解，他都夠不上，除非他認為自己謀殺奪位也是一種“仁”。
可是伍子胥卻把很高程度的“仁”賦予夫差，“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簡直是一個渾身發出“仁”的光輝的人。那么，“仁義”到底有無標準，這時就成了糊涂賬。
然而夫差其人到底“仁義”與否呢？他后來殺了忠臣伍子胥，把吳國弄完了，滅亡于越王勾踐，自己也可恥地在勾踐面前飲劍自盡。這樣看來，他的父王闔廬以前對他的評語就是對的：“愚而不仁”，而伍子胥對他的評論就是不對的：“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
從行為看，無論伍子胥，無論闔廬，都稱不上是儒家，但儒家的“仁義”，卻又似乎是他們選立太子的共同標準。到底僅僅是后來《吳越春秋》這樣的書這樣地寫著而已，還是闔廬伍子胥這樣的人，在當時確實總是這樣地拿“仁義”做著標準？
不管作為東漢人的《吳越春秋》的作者，是如何這樣地遵循通行的儒術來寫書，我們從他們寫出的這書上，卻對“仁義”二字是越讀越糊涂了，甚至讀出了一個“假”字。可以說，從“太伯三以讓天下”起，就是可疑的，如果事實如此，則其中必有隱情。而這假的歷史寫到闔廬，實在也就假不下去，寫到了血淋淋的宮廷謀殺。
到此，我們不由得佩服魯迅了，一九一八年，其《狂人日記》借“狂人”之角度寫道：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一道強烈的閃電，劃破黑暗的天空，響起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聲春雷，宣告“仁義道德”的“禮教”從此退出歷史舞臺，歷史已經不能以這樣的“儒術”來書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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