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行天道vs.西方行人道
文/翟玉忠
中國古典政治學經濟學與西方當代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分野在于：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行天道，而西方當代政治經濟學行人道。《老子·第七十七章》釋天道與人道云：“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這里，損有余補不足的目的是實現社會與自然，社會內部各階層之間的動態平衡，《黃帝四經·道法》所謂：“應化之道，平衡而止。”
進一步講，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人與人之間天生是不平等的，總會存在“有余”和“不足”，需要社會或國家整體力量依據自然法則進行調節，以實現各階層之間的動態平衡；而西方政治經濟學假定人與人之間生而平等，自由選舉和自由市場會自動實現各階層之間的動態平衡，要求社會或國家盡量少地干預。
據說是商圣范蠡老師的計然指出，治國的關鍵在于“視民所不足，及其有余”，然后制定相關政治經濟政策。他說：“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余，為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強而不衰矣。”（《越絕書·越絕計倪內經第五》，大意是： 國君按照流通貨物的道理去獲取利益，不一定要親自去做它。應該注意百姓有什么不足，以及有什么多余，然后頒布命令去為他們謀利；至于把諸侯吸引過來，遵循法度辦事，任用賢能之人，獎勵有功，都只是這些政策的延續效果罷了。只有這樣，才可能國富兵強，永久不衰。）
具體反映到經濟方面，政府要主動調節市場的平衡。越王勾踐曾問計然，為何在豐收之年，仍會有貧困乞討的人的人呢？計然回答說，這是因為人的天性就不一樣，正如同母異父之人，一舉一動都不同一樣，所以由于各種原因有些人會陷入貧困，關鍵在于維系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整體平衡。于是計然提出了他有名的平糴理論，就是開官市，使買入糧食的價格最高不能超過石米八十，最低不能低于石米三十。這樣，社會上兩個主要階層農夫與商人的利益就均衡了。《越絕書·越絕計倪內經第五》上說：“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即計然——筆者注）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于人，不能救其前后。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嘗與孤議于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 越王曰：‘善。’”
具體反映到政治方面，因為人的政治能力的不同，所以國家要“守法度，任賢使能”，就是公正地選擇官員。《越絕書·越絕計倪內經第五》記載說，越王勾踐問計然，為何他年紀不大，卻精于政事。計然回答說，人天生就是不同的。聰慧人的后代當是品德高尚的，而不聰慧人的后代當是狂妄放蕩的，這就好像桂樹的果實長成桂樹、桐樹的果實長成桐樹一樣。先出生的人未必什么都知道，后出生的人也未必什么都不了解。所以，圣明的國君不依據年齡的大小來挑選官吏，有道的人進用，無道的人黜退。這樣，朝廷里愚昧的人就會一天天減少，聰明的人一天天增多；國君是無私的，他所獎賞的只應該是有功的人。上面說：“越王曰：‘善。子何年少，于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圣，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吳越春秋·卷九·勾踐陰謀外傳》作：“越王曰：‘何子之年少，于物之長也？’計研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這里的計研即計然。）
在經濟上人的天賦能力不同，所以中國古典經濟學中不可能有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概念），在政治上人的天賦能力不同，所以中國古典政治學中不可能有自由公民的假設（概念）；關于人生而平等的理論假設符合西方的宗教傳統，卻不符合社會現實。當西方邏輯學將這些假設推向思維的峰頂時，理論與現實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西方學術的這種本質弱點有時會導致災難性結果，特別是在社會人文領域！
可悲的是，即使在西方社會結構已經嚴重失衡，甚至已經威脅到人與自然的平衡的今天，西方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觀點仍為中國太多的學者所遵奉。難道僅僅是因為這些理論上邏輯上自洽的，我們就可以對某些基本假定的荒唐熟視無睹？難道僅僅因為西方學術是現代大學的基本范式，我們就可以忽視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
在天道與人道之間——我們必須選擇天之道！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人類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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