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國博館立“子孔”雕像引發爭議一來，關于孔子功過的討論，到現在也還相當熱烈。本網友回顧了一下孔子與袁崇煥的主要經歷，忽然發現：這兩位確實有不少地方是很相同的。當然，只能簡單說一說，掛一漏萬，那是免不了的。
1）這兩位身處的時代，都可以算是“禮崩樂壞”的時代。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周朝的奴隸制統治已經名存實亡，當然是“禮崩樂壞”了，孔子自己就作過這個評價，應該沒啥疑問了。
袁崇煥生于萬歷年間，考上進士也是萬歷末年，一展身手于崇禎年間。不過，無論是萬歷朝還是崇禎朝，“禮崩樂壞”都已經是事實了。萬歷同志堅持待在家里辦公，只管大事（如“萬歷三大征”）不管小事，這就導致朝廷大臣對很多民間小事無法及時作主和制止，從而客觀上大大地推進了沿海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加上“心學”的傳播，極大地沖擊了傳統封建文化和傳統儒家學說，以至于出現了一些人經常上街“裸奔”并且其余群眾熟視無睹的現象。后來，魏忠賢橫空出世，那就更亂了。
2）這兩位都是一朝掌了大權，馬上就把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干掉了。
袁崇煥剛剛當上督師才三個月，就把左都督、一品武官、大軍區司令員毛文龍干掉了。當然，罪名是有的，走私、私征國稅之類，一共十二條。如果按照這十二條罪名的標準來執行，當時的滿朝文武大概不會有幾個能存活下來。
此外，毛文龍司令員的轄區——皮島，本來就是毛司令員自己帶人從后金侵略者那里“光復”，下轄的軍隊也都是毛司令員自己招的。由于軍隊人數高達三萬，國防部的軍餉鐵定是不夠的，當地又沒有中央政府機構，毛司令員搞走私和私征國稅，用來填補軍需，就算有罪也罪不至死。就算罪該萬死，死刑復核權屬于皇帝，要合法地處決一個普通百姓都必須皇帝親自確認，袁崇煥沒有皇帝的命令，擅自殺死一品大臣，絕對是不行的。無論按照大明律還是如今的法律，袁崇煥都必死無疑。
孔子就更猛了，“為魯攝相”才一個禮拜，就把“魯之聞人”少正卯干掉了。
本壇曾有網友發帖，洋洋灑灑地論證“誅少正卯”里的“誅”不是“殺”而是“降級降職”的處分。
然而，關于此事的原始文獻《荀子·宥坐》有這樣一段對話：
“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很顯然，孔子在回答弟子的疑問時，引用的這七個例子里的“誅”，全都是“殺”的意思。而且，《孔子家語》還描述了現場場面：“戮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因此，“誅不是殺”的辯解顯然是不成立的。
當然，孔子殺少正卯，也是有罪名的：“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于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3）這兩位大權在握之后，都沒干好本職工作。
袁崇煥的事跡就不說了，上任的時候說“五年平遼”，才一年，皇太極就兵臨北京城下了。
孔子呢？據《史記-孔子世家》說：“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涂；涂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看起來似乎干得不錯，但是提到的這些業績，其實都是屬于司法范圍的事。如果孔子只是負責貫徹法律條令執行的大司寇，那么確實是干好了本職工作。
然而，孔子當時的職務卻是“由大司寇行攝相事”，相當于司法部長兼任了副總理。這時候，他的本職工作就不僅僅是原先司法部長的那些職責了，更重要的職責是對于君主的錯誤言行提出批評和意見。而他面對魯國國君“怠于政事”的情況并沒有提出批評意見，后來又因為“春祭天地的大典之后違背常禮沒給大夫們分送祭肉”而帶著弟子離開魯國。可以說，作為明哲保身的“職業經理”，他是合格的；作為司法部長兼副總理，他是不稱職的。
4）這兩位死后，當時都沒有獲得很高的評價，而是很久之后才獲得很高的評價的，而且根本原因都是相同的。
大家都知道，孔子后來獲得很高的評價，那是因為封建統治者需要利用他的學說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袁崇煥為什么后來獲得了清朝政府很高的評價呢？
因為他是被明朝末代皇帝崇禎處死的，所以只要說他能夠力挽狂瀾、扭轉局勢，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證明：崇禎是愚蠢的，明朝是活該滅亡的。
所以清朝政府給予袁崇煥很高的評價，把他說成是能夠力挽狂瀾、扭轉局勢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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