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父祖怎么個自警法？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極重視門閥的時代,劉裕出身寒微,以軍功得以執掌大權,并篡位建立了劉宋政權,他為了讓后代了解創業的艱難,特地把自己為人傭工時使用過的燈籠麻繩之類工具,擺在一起,建了個紀念館。他的孫子劉駿去看了,卻羞愧難當,指著他的遺像說:“他一個莊稼漢,混到這地步,豈不是太過分？”劉裕白手起家,留給后代的家當是一個國家,子孫居然嫌他出身貧賤。如果劉駿正在編一本族譜,也許就會把那個“莊稼漢”逐出家族,另攀一個更高貴的門第。
譜牒學是一門悠久的學問,它的產生是因為要辨別家族的血統和世系。司馬遷早就在《史記·殷本紀》中為殷商王族修了第一份譜牒。后來秦并天下,六國的王族都失去了本系;漢高祖以布衣得天下,不講門閥。直到魏晉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之后,社會漸起崇尚門第之風,譜牒學于是得到大發展。這時候選拔官吏,不要考試,不論能力,看的就是他的家世。如果譜牒證明某人出生于名門望族,便可為高級官僚,卑微寒門,則永遠只能充當低級官吏。這時候的譜牒基本上是官修,私人修著的也要上報官府,以備綜核。到了唐代,仍然由政府組織編撰《氏族志》、《姓氏錄》,不過,這時門閥世族開始沒落,寒門子弟有了一條通過科舉參政的道路。正如鄭樵說的:“取士不論家世,婚姻不問閥閱。”譜牒失去重要性。隨著唐末黃巢掀起的大混亂,前代的譜牒學著作幾乎蕩然無存,世族制度永遠退出了中國政治舞臺。
宋代于是開始了民間譜牒學的時代,一些著名文人士大夫都參與了家族修譜,今天存世的家譜大都是宋以后的。當時最有名的兩個譜牒學專家是蘇洵和歐陽修,他們創立的譜例對后世影響極大。不少人認為我國的家譜起源于宋代。
明朝和清朝,每到一個比較久的承平時期,家族修譜就會又掀起熱潮。后世修譜已經沒有六朝時期那么強烈的實際功用了,其主要目的是敬宗收族,純潔血緣,辨明傳承。理學家們也十分贊同修族譜,程頤說能教人知“遵祖重本”,張載說:“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朱熹和真德秀都很愛給人家的族譜寫序。民間譜牒的修撰沒有任何約束,這個有利條件和另一個理學家們沒有提及的目的———提高家族的社會地位———相結合,于是民間譜牒學顯得十分草率,生動,富有想像力。
我第一次看見自己家族的族譜是一九九八年清明。泰寧縣蕭姓有兩支,我們這一支的宗祠在石輞村,按理,凡是沒有另立祠堂的都應該在這天到石輞掃墓、認宗、祭拜祖先牌位,并吃上一餐,泰寧稱之為“吃清明”。我是第一次去吃清明的,同行的是我叔叔以及老家長興村其他族人。難得的一個艷陽天,高高低低的山頭不時響起一串鞭炮聲,冒起一縷燒紙錢的青煙。蕭家宗祠很破舊,同一大群不相識的族人一起吃完午飯后,我便提出要看看族譜,據說,族譜平時是不讓人隨便看的,惟有清明這一天,大家可以一起看。
一個六十來歲,被人們喚為“族長公”的人起身去拿。不久,他就提了一個裝化肥的蛇皮口袋回來,然后小心翼翼,一本一本往外掏,放在祠堂里剛剛吃過飯的八仙桌上,一邊感嘆說:“唉,作孽喲！埋在地下十多年,都快爛了。” “埋在地下？”我驚訝地問。 “還不是嗡嗡嗡,還好我把它埋在一口缸里,不然早就給燒了。都快爛了。又要修譜了。”
《蕭氏族譜》一共厚厚五大本,八開,線裝毛邊紙。破損得很嚴重,好幾本前后都有一些頁碼失去或破碎。深黃的紙葉在手中翻動,散發出一股濃郁的霉味。紙上是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名字,絕大多數都已逝去,但都和我有深刻的關聯,這是一種由血緣締結的關系。這想法使我產生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感覺,像是身在幻境,感到既疏遠又親密。族譜上的字跡很清楚,大概是木活字印刷的。從前常有人挑著木活字的擔子來往鄉村,專門給人印族譜。族譜字數不多,印數又少,往往只有五六十套或百來套,這些貨郎擔印刷特別實惠。我信手翻了一下,然后找到第一冊,從頭開始讀。上面寫道,這本族譜為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修,總纂蕭秉清。我順口問道:“這個蕭秉清是誰？” 叔叔奇怪地望著我。 “什么意思？”我問。 “你不知道嗎？” “我認識他嗎？” “你這人忘了祖宗。”叔叔說,“他是你爺爺呀！”
我不好意思地分辯說:“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我出生的時候,他死了十二年。我連奶奶也沒見過。他們沒留一件遺產給我。他們和我的生活幾乎沒有關系。”
我在遠離祖宗的情況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對我來說,家族就是活著的族人,給我記憶和影響的族人。我的宗族感情算是相當平淡的。可是,對于所有同姓的人,也不免產生一種特殊的親切感。讀歷史,南朝的齊朝和梁朝都是蕭姓皇帝,便有些自豪。猜想過去,姓李的人讀唐代史時,不知會有多得意。我小時候看楊家將的故事,因為另一方是蕭太后,蕭天佐和蕭天佑,連愛國心都打了折扣,竟暗暗希望楊家將吃敗仗。泰寧有個上青鄉,兩大姓正好是蕭和楊,據說那個鄉從來不演楊家將的戲,不然準會真實地打斗起來。姓蕭的幸好沒出現什么響當當的大壞人,我體會不到姓秦姓魏和姓蔡的那種壓力,不過我想這種壓力是存在的。我們為祖先驕傲或羞愧。
粗略翻了一下《蕭氏族譜》,正如我希望的那樣好:漢相蕭何、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都是我赫赫有名的祖先;有了那么多天子,大遼的蕭太后就無所謂了,她的蕭和我的蕭沒關系。
過了一段時間,我躲在家里看了兩天陳支平先生的《福建族譜》,這是本嚴謹的學術著作,又是本有趣的書,令人大開眼界。我們先談談族譜的形式。一本標準的族譜,通常要包含這樣一些內容:一、譜序;二、凡例和譜論;三、先世考與遺像、像贊（先世考就是考述本姓來源、本族的歷史淵源以及始祖、世派的分支遷徙情況;四、恩榮錄（皇帝和政府給家族成員的表揚;五、族規;六、祠堂、墳塋;七、世系（表示家族血緣傳承的情況。有兩種形式:世系傳錄或世系表,前者以生平簡介表達,后者以圖表表達）;八、傳記（僅限于極少數優秀或捐款多的家族成員）;九、仕宦錄（家族成員登科和做官者的名單）;十、族產及其契據文書;十一、家禮（家族內的祭祖禮儀）;十二、藝文與名跡錄;十三、字輩譜與領譜字號。
其中最有傳奇色彩的是第三項先世考,第四項恩榮錄、第八項傳記和第九項仕宦錄。一涉及祖先與家族的榮耀,族譜的內容往往只剩下想像力。由于修譜者文化水準通常不高,所以想像力也無可稱道,非常拙劣。例如閩西、粵東的《賴氏族譜》收了許多名人對先祖的表揚,陶淵明給賴忠郎的贊文是“謫貶巡按,國學文衡,三朝侍講,天子門生”,好事者也許會當成陶淵明文的新發現;又有署為“翰林院大學士王獻之”題寫的贊詞。二者都是一望而知的作偽,編造者對古代官制十分無知,巡按是明清時期的官制,而翰林院也遲到唐以后出現。膽子更大的是閩粵一帶的《劉氏族譜》,居然把眾所周知的（江蘇）沛縣人漢高祖也拉入本家族的入閩世系之中。民國《劉氏重修族譜》說,劉邦的父親劉榮遷到“贛州府寧化縣大華山銅鼓村,登葬生龍口人形肚臍穴,坐西向東,蔭出二十四帝”,劉邦得了寧化縣風水,再回北方爭天下。閩臺一帶的呂氏家族,唐末入閩,二話不說,把宋代所有呂姓名臣碩儒統統當成自己入閩始祖的兒孫,如呂蒙正、呂夷簡、呂公著、呂希哲、呂好問、呂本中、呂祖謙等等,搜羅備至,一網打盡。問題是這些名人都有正史可查,全是河南人。《清漳霞山楊氏族譜》在明末清初修譜時,世系混亂,還說:“世祖不知何時處人也。”到了清末修譜時,已經變成宋儒將樂楊時千真萬確的子孫,自然,將樂的楊氏族譜并不支持這種說法。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閩粵贛三省李氏祖先大合流現象。汀州府上杭《李氏史記》載其入閩始祖為李火德,李火德是唐高祖李淵第二十七代裔孫,大唐的歷代天子都是他的祖先。南宋時,李火德的父親李珠遷來福建寧化縣石壁村,共生五子,以金、木、水、火、土為號。汀州李姓率先把大唐歷代皇帝這一寶貴資源搶到手,其血緣的高貴無與倫比。這一來,其他地區的李姓無不自嘆弗如。清代以后,福建其他李姓趁重修族譜之際,紛紛皈依汀州李火德公。
漳州李氏,舊譜稱始祖為唐初將軍李伯瑤,隨陳元光入閩,李伯瑤的先祖已經攀到唐高祖李淵的弟弟,有些族譜則攀到唐初大將李靖。和汀州李氏比,未免遜色太多,于是漳州一帶的李氏紛紛把世系接到李火德身上,詔安《李氏族譜》說李火德是李伯瑤的第四代孫,按這種說法,李火德最遲也是唐中期人,和汀州李氏族譜的記載差了四百余年,也不管他。平和侯山《李氏族譜》覺得這說法太不通,索性扔了真正的始祖李伯瑤,把自家的譜系完全接到汀州李火德派下。這樣又鬧出其他笑話,從入閩始祖李火德（一二七○年卒）到第十代李仁甫（一三二四年生）,短短五十余年,竟衍出十代！
泉州府李氏,舊譜記載大多是唐末隨王審知入閩的,始祖為李君懷,有些李氏族譜早已把先祖追溯到唐高祖李淵的兒子李元祥,可是和汀州的大唐歷代皇帝比,還是差了許多,于是這一帶的李氏家族,也紛紛放棄自己的世系,合流于李火德。如此一來造成了世系大亂,唐末的李君懷變成了幾百年后南宋李火德的十代孫,同安地山《李氏族譜》正好記載了李子祥的墓碑文,李子祥的卒年比他的前十四代祖宗李火德的卒年還要早六十余年,不通之至！
福州府的一些李氏家族也趕這時髦。《福州李氏支譜》舊譜記載的世系原本可信,可是把世系接到李火德下十三世上,就變得荒誕不經,因為李火德竟然比他的十三世孫李逸軒出生更遲。廣東長樂（五華）縣的《李氏族譜》把自己的始祖李敏讓給李火德做七世孫,李敏的兒子李潘是南宋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進士,這樣一算,李火德又比自己的八世孫遲出生一百多年。
若說這種譜牒合流的荒唐事,都是沒文化人干的,也不盡然。清初,安溪縣湖頭李氏家族的李光地,號稱理學名臣。他在做山東巡撫時,汀州李氏的族人李友琦到山東和他認宗,李光地“詢其家世,則與吾同出隴西,實宋丞相綱公之后”。從此兩族人互認宗親。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汀州李氏修族譜,李友琦赴京請李光地作序,李光地寫道:“天下之李,舉無非一人之分形矣,敢以吾居泉、友琦居汀,遂有異視哉。”李光地直接促成了安溪李氏和汀州李氏的祖先合流。汀州李氏以李光地為榮,祠堂中掛上“丞相將軍府,忠臣孝子門”;安溪湖頭李氏則得了祖宗李火德,也就是說得了大唐歷代天子。這樣編的族譜是經不起推敲的,從汀州李火德到湖頭李家的樸庵公,二百四十二年間有十六世,平均每世間隔十五年。而根據族譜記載,李火德六十三歲始獲長子,樸庵公的祖父七十三歲得子,扣除這兩代耽擱的八十多年,每世間隔平均僅十一年。李家其余的十幾位列祖列宗都要保證在十一歲前生出兒子,這任務未免太艱巨了。
陳支平先生又列出搜集到的十種《李氏族譜》,包括江西三種、廣東兩種、臺灣一種和福建四種,可以見出,各種李氏族譜上面的世系并不相同,可是全都匯集到了李火德身上。就是說,李火德有十支不同的祖脈,當然他本身也源出了遠遠不止十支的裔脈,廣泛分布于閩粵贛臺等地。
在這樣一個無所顧忌塑造祖先的浪潮中,不要說像蔡京那樣的“奸相”為人子所棄,即使許多并沒犯錯誤的父祖也被后代遺棄。后人也很勢利的,黃伯善說,為人父祖者當自警,說得很對,平庸也是過錯,只要你沒有做過皇帝,后人就隨時可能叛你而去,尋找更榮耀的祖先。
譜牒混亂有它的歷史淵源。顧炎武《日知錄》說:“同姓通族,見于史者,自晉以前未有。”唐代有過幾例。例如李義甫雖然姓李,卻是很卑微的一支,顯貴之后,自稱本出趙郡李氏,開始與諸李敘昭穆、論輩分,一時“無賴之徒茍合,借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又如宰相李揆身為山東甲族,因為李輔國權勢熏天,“見輔國執弟子禮,謂之五父”。正史正兒八經記下來,是為了嘲笑他們勢利。
為什么同姓不通譜呢？這是因為同姓未必有血緣關系。中國的姓氏,姓和氏不同,在秦以前,姓是氏族（也就是部落）的標記,氏是家族的標記。姓指某人是哪個部落出生的,所以那時的姓不多,只有姬、姜、姚等。考慮到同部落不通婚,姓對女子就特別重要,非要稱某姜、某姬不可,表明是哪個部落的女人。秦以后的姓和先秦的姓完全不同,部落消失了,秦朝以后的姓其實就是先秦的氏,指家族。這種姓（先秦的氏）來源復雜,列國公族多以“孫”系氏,例如魯國的孟孫、叔孫、季孫氏;有些以所擔任的官職為氏,例如司馬氏、司空氏;有些以所封地名為氏,例如韓氏、趙氏;最多的卻是以祖父的字為氏,例如秦將百里術,字西乞,他的孫子就以西乞為氏,齊文公的兒子字子高,他的孫子就以高為氏。這些氏就是后來的姓。
如果嚴格的話,姓本來的確可以表明家族和血緣,可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常有意外,造成姓的混亂。其一是誤分,例如伏姓和宓姓,原本是一姓,因字形不同變成二姓。其二是誤合,這是常見的情形,姓那么多,皇帝賜姓、改姓,不小心就和其他姓重復,還有冒姓、子從母姓、奴從主姓、異姓為后、復姓簡成一字……等等,這都導致了無血緣關系的人同姓。同姓未必一家。所以姓之外,又以郡望區別。例如李姓,惟有隴西李和趙郡李算得上高門世族,其他地區的李姓便不值錢,像李義甫那樣,即使高居宰輔之位,也只能算暴發戶,社會地位并不高。從武則天到唐玄宗幾度為相的張說,也被人斥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可見唐代的世族勢力仍很強大。
唐代社會公認的望族,按唐人柳芳《姓系論》的說法,其實不多:“過江則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這些世代官宦的望族豪門,嚴守郡望,絕不和同姓輕易通譜。
流水落花春去也,換了人間。宋以后開始了平民的時代,平民追溯高貴的祖先,至少和貴族一樣熱中,膽子肯定更大。于是乎,天下孔姓,皆出于孔子,我們知道的春秋其他孔姓如孔達、孔寧、孔張、孔叔、孔虺都絕子絕孫;天下李姓,皆為隴西李,其余諸李也變得無后。顧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那時候同姓通譜的現象就已經很多了,他深惡痛絕,說:“今日同姓通譜最為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為蠹國害民之事,宜嚴為之禁。”他覺得官方應該設置專門機構管理姓氏。亭林先生固然一代偉人,他強調學問經世致用,可這建議卻很不切實際,我讀的這本《日知錄》便有“錢氏曰:此亦迂闊之論”和“楊氏曰:此說近迂”的批注。
我也覺得,這些小事,政府就不必管了,它多花點精力反腐敗吧。 譜牒之混亂,早就開始,有時還真的出于不得已。
三國時代,曹操的姓氏來歷就已經不清楚了,有幾種說法:根據《曹騰碑文》:“曹氏族出自邾。”可是曹操《家傳》說“曹叔振鐸之后”,那么又是姬姓之后,以國為氏。到了曹明帝,又自稱舜后。這還是皇族,尚要三易其祖,豈不可笑？可見沒有一種觀點有足夠的權威性。唐朝白居易自序《家狀》,說白氏出于白公勝,然后生出白乙丙、白起等后裔,可是祖先白公勝之死比白乙丙遲一百四十八年,也是一個笑話。北宋歐陽修,可謂譜牒學的一代宗師,號稱精密,然而他修自家的族譜就有問題,南宋周密的《齊東野語》指出:歐陽修先祖歐陽洵到五代孫歐陽琮,三百年僅得五世,平均六十余歲一世;歐陽琮到歐陽修,一百四十五年,卻有十六世,平均不到十歲一世。豈不太為難祖宗？
因為涉及了許多利害心理,譜牒學不以求真為主要目的,以訛傳訛,積重難返。任何一本族譜,流傳到今天,都不免有夸大和虛假的成分。家族史是漫長的,各種材料早已湮沒,難以辨明。修撰過《新五代史》的歐陽修豈不知道自家族譜的荒謬？他沒辦法。他只能接受現有的資料,缺失的世代,他不能隨意添加,多出的世代,他不能明白錯誤出在哪個環節,只好照單全收。一代一代的族譜這樣編定,哪怕再優秀的個人也不能回天。如果剔出所有不可靠的東西,一本族譜就所剩無幾了。
史學家對譜牒資料的可靠性評價是極低的。黃宗羲說:“氏族之譜……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為之,掇拾訛傳,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詒嗤笑。”譚其驤說:“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厥為譜牒。”
什么事都有變質的危險。修撰族譜的目的,原在于敬宗收族、純潔血緣、明確傳承,可是這個目的被另一個目的———提高家族社會地位———所戲弄。許多族譜,正如清同治年間徐伯舫說的:“是謂自誣其祖,合族轉為亂族”。
有些學者比較中國和西方家族的不同特點,說西方是“殺父的文化”,子女對祖先沒有義務,一成人便背叛父母,自己開創事業;中國則是“殺子的文化”,父母犧牲子女的個性和創造力,盡量把他們塑造得和自己一樣。中國人對祖先無比崇拜,后代的最大責任和義務是充當孝子賢孫,榮宗耀祖。我們通過清以后大規模的重修族譜看到,中國文化中實在也具有“殺父”的成分。這是因為中國文化還是注重實用的,實際的需要高于許多抽象原則。這固然大大降低了譜牒的史料價值,卻提高了譜牒作為一種反映社會文化心理材料的價值。
混亂的譜牒下面,是人類深邃的本性和深沉的欲望。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建族譜》,陳支平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１７．２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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