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剛：毛澤東思想體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人文精髓

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重建中華民族歷史尊嚴的人民領袖。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實踐家，還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體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人文精髓；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理論源泉；他的思想是原則性與靈活性并存的鮮活的思想理念；是承載古今中外先進文化的人文方舟；是與時俱進永遠指導我們生活與實踐的哲學系統。他的思想是由三綱領五原則所構成的完整而龐大的思想體系，同時還有精深奧秘的經世法。
　　
　　三綱領：愛國主義，群眾為重，反封建專制。
　　五原則：博愛思想
　　       公平公正原則
　　       民主與法治理念
　　       實事求事的科學精神
　　       誠實守信的人生態度
　　　　

做為中國人應該自覺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并武裝我們的頭腦。他的思想是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信仰；是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繼往開來的精神支柱；毛澤東思想是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紐帶；毛澤東思想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毛澤東思想是個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力量源泉。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一筆偉大的精神財富。　　

如果說三綱領是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敘求，那么五原則就是社會主義公民的道德必修，而經世法就是其深奧的立體哲學觀。　　

第一部分：三大綱領　　

　　第一章：愛國主義　　

《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明德？那就是愛國主義，在西方有“國家至上”論，在孝治天下的中國傳統社會里，有忠孝兩難全的說法。縱觀古今中外莫不以明此明德，做為信仰之之基，這是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觀。一個叛國者無論走到哪里，都不會得到尊重，因為這是與人類社會的人文信仰相悖的。想不通那些被外人說成是“比美國人更愛美國”的炎黃子孫們都懷著怎樣的心態？據說這些人的觀念里沒有國家、要人權不要主權的，可是要人權之前難到不需要先做人嗎？　　

有些搞理論工作的人很教條的認為，“無產階級是無國界的”，這與有些人漫罵“毛俄奴”在理論上倒是相通的，這是每位理論工作者都應該注意的問題。毛澤東說自己最大的夢想，是“把中國變成一個偉大、強盛、繁榮、高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毛澤東是中國的毛澤東，就象他認為民主是一種手段一樣，無產階級革命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手段，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崛起。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中國的外交就是獨立自主的，無論是對蘇的一邊倒，還是與美建交，體現的都是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國策則體現的是國家自尊和民族志氣。愛國主義是貫穿毛主席一生的主旋律。　　

當前，賣國論、漢奸無罪論甚囂塵上，有的學者放肆地宣稱，“中國變成殖民地才好呢，日本人不走，中國只不過多了一個民族，而我們早就現代化了。”這些人連一點點的民族尊嚴都沒有，喪盡廉恥。　　

有的專者華夷不辨，否定岳飛是民族英雄，認為現在回頭看，岳飛抗擊的不過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罷了，這倒與前面的殖民地說一脈相承了。說倒底是基于一種與愛國主義相悖的淺薄而混賬的史學觀。中國古代的朝代史承接有序，并不排除少數民族的朝代，但也不能放棄歷史主體觀，中華民族絕不是可以被侵略與欺凌的。異族入侵時的民族血淚史真的那么容易淡忘嗎？　　

在有的作家的筆下，汪精衛的“曲線救國”論變得那樣具有人情味，那樣的合情合理，似乎他的主張才合乎國人的利益，體現中國人的智慧，這真讓人無話可說，汪精衛固有其人生的傳奇經歷，但失大節者余處不足論呀，何況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漢奸，他是漢奸頭子，是漢奸們的領袖，他的偽政府下的軍警特憲對抗日軍民的殘害還少嗎？他的雙手粘滿同胞的鮮血，從人性的角度看都是敗類，他已被而且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誰也不能、也無法能為其翻案，這種努力本身只能落個一路貨色的罵名。汪精衛和秦檜本身都是學者，他們的下場在提醒那些學糊涂的人，一個人沒有愛國主義作為信念，懂得越多越無恥：平時罵愛國者以賺噱頭；戰時鼓吹和平主義以避責任；面對鬼子則大談國際主義以求功賞；面對不肯屈服的血性的中華兒女則痛下屠刀，露出民族敗類的本色；等到民族光復后也必然落個逮到一個清算一個的下場。歷史真的需要反反復復的重演，才能讓人清醒嗎？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失掉了愛國主義就失掉了血性和骨氣；失掉了精神與靈魂。　　

有位最牛的歷史老師，嘲笑被燃燒彈炸死的志愿軍戰士是“壁爐烤鴨”。你可以在溫暖的小窩，面對既已發生的史實，去紙上談兵，評論軍事家們的指揮；你可以基于國家的利益，評判戰爭的得失；你甚至可以質疑決策者的決策，但你獨獨不能褻瀆與侮辱為國捐軀的軍人，這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也是不成立的，他們流出的每一滴血對于國家和民族來說都是金子。對自然災難中遇難者的不敬是喪失人性，而嘲諷響應祖國的號召，慷慨赴沙場的英雄烈士們，尤其是這種嘲諷成為一種時髦的論調時，就不是文化多元的問題，也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道德淪喪、信仰迷失的大問題。　　

作為學者專家，對現實政治持有異見可以算是一種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但挑戰愛國主義，挑戰國家利益，無論基于任何理論都是一種犯規，這直接涉及人格與起碼的道德素養。有的人竟在西藏問題上大做文章，真是越學越糊涂，越學越混蛋。　　

有位小作家認為：孔子見南子，只曰不日，太不過癮。卑劣如斯，是可忍，孰不可忍？很難用任何道德去評價一位欺師滅祖者的素養，因為那在人類的道德之下。　　

中華民族的性格是師法天地，厚德載物、剛健有為，絕不是匕首與投槍。文明需要冷靜的批評者，但當這種尖酸刻毒的文化自虐者本身成為文化方向時，就會形成全民族的毫無營養的輕薄文化，其后果的災難性在今日的中國日加清晰。　　

當今的中國政府的精力和開銷很大一部分用在維穩上；之所以不穩在于信仰迷失、道德淪喪；之所以信仰迷失、道德淪喪在于學術內戰不斷，無法形成主流共識；而上上下下的歷史虛無主義是造成這一境況的文化總禍根。文化主將從堯舜是個大燭臺、大蟲子開始罵起，惡毒詛咒孔子，一直罵到民國。文化小將們則整理出一段歷史就打上更黑暗的標簽，走一路罵一路，一直罵到“黑暗得無可忍受的現實”。中國成了被風撕扯著的面具龍，沒尾巴，沒身子，沒脖子，連一個有血氣的腦袋都沒了。　　

那些污蔑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人一點歷史意識都沒有，不知在拿什么來和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來比較，拿現在比嗎？拿歐洲史比嗎？你是否了解同期的歐洲史有多么的血腥和殘酷？　　

有些民族和宗教因文字史太過短暫等原因不得不用虛擬的神話和歷史來滿足人們對根的探求，而我們的歷史，尤其是國修史都是言之鑿鑿的，經得起推敲的，那些史書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圣經，一代代的中國人就是讀著這些書籍承繼祖先留給我們的高貴品質。民族要復興就要敬畏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史書上寫著我們的昨天和今天，預示著我們的明天，它告訴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使我們心有所依，情有所歸。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也是唯一幸存下來的傳統文明，其實我們在歷史上也同樣受到過異族的入侵，甚至于遭遇過滅頂之災，是什么力量讓我們凝結在一起？在我們抗爭時，那是孔子在教誨我們如何去抗爭；在我們忍耐時，是孔子在教誨我們如何咬緊牙關，沒有他老人家，哪里有中華民族的今天？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孔子向上整理了二千五百年的文化，向下開啟了二千五百年的文明，他的學說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之魂。司馬遷有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圣矣！”儒家思想是和其它學說一道構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的，如果把儒家學說抽掉，那么中華文明就會面目全非。很難想象，一個反對孔子的人是會真正的愛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會真正而深沉地去愛我們的祖國；很容易想象一個反孔子的人的眼中，中華民族輝煌的歷史一定只是個黑嚓嚓的吃人史的。　　

如果沒有人類的文化積累，社會的進步又從何而來？中華民族是慎終追遠的民族。培養自己的愛國情懷，不需要基于什么樣的理論來說服自己，先賢們的教誨和那些先烈們的身體力行感染著我們，讓我們自然而然地明愛國主義之德；讓我們自然而然地懂得“茍利國家生死矣，豈因福禍趨避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如果說漢奸理論是敗類主義，那么文化自虐就是一種敗家主義，敗家和敗類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如古人云：“亡其國必先滅其史”。　　

當歷史虛無成為時尚，文化自虐成為時髦，那么原有一點點自醒意義也就沒有了，只是一堆飄蕩在歷史垃圾箱內的浮物。　　

讓我們揚起正正之旗，布好堂堂之陣，展開一場浩蕩的文化自衛反擊戰爭，誓將所有當面之敵化為齏粉。　　

愛國主義者承繼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必然是一個平和而厚重的人；愛國主義者胸懷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祖國利益，必然是一個大氣而正直的人；愛國主義者心念十四億父老鄉親，必然是一個真誠而善良的人。　　

不明此明德，人將非人，國將不國。　　

第二章     群眾為重　　

《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親民？就是人民至上，就是群眾為重，就是黨和毛主席的根本工作路線——群眾路線。群眾路線的主要內容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與其它國家的共產黨不同，不是為了革命而革命，不是為了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出發點和歸宿都在于全體國民的根本利益上，群眾是黨的力量的源泉。　　

與西方的國家至上主義不同，群眾為重、人民至上的東方思想更具理性。　　

以前看過有個電視劇，里面有位書生意氣的領導，大聲疾呼：到底是群眾的利益重要，還是黨的利益重要？他大概是想說，在群眾的利益面前，黨的利益次要的，但后面的話他沒有說出口。有位交警隊長倒是有話直說，對著記者的鏡頭大聲喊到：走，走，一會兒領導要來了，我是為你們老百姓負責的，還是為領導負責的？聽說后來他因此受到處分，這就不對了，他之所以理直氣壯，因為他在說一件他的心里話，如果人人都說假話，那豈不更糟？我們應該加強教育，講明道理，明確概念。對于教條主義者，一方面告訴他們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一方面告訴他們民眾的利益高于一切，再告訴他們黨的利益高于一切，這必然會出思想上的混亂，我們在這里冷靜地為三者排一下序，很簡單，只要我們背誦一下人所共知的孟子名言就明白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就是說，國民利益是第一位的，國家利益是第二位的，共產黨利益是第三位的。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是對當權者的警告，聽信這一警告的李唐王朝自開國（公元618年）至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梁王朱溫篡位滅亡，共延續了289年，歷經22位皇帝（包括武則天在內），是公認的中國最強盛的時代之一。不聽信這一警告的秦王朝則傳至第三代領導人就完蛋了。其實，這也不是單純意義上的警告，而是在揭示一個事實，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反復上演的事實：如果大多數國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人民就有權收回委托給執政者的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些來自古老智慧的經書，就是中國最傳統的憲法，并為國人世世代代共同依循。毛主席用“造反有理”、“階級斗爭”、“哪里有壓迫，哪里有反抗”來譯解古人之意，告誡后來者：任何政府與人民爭利，盤剝百姓，欺壓群眾，最后得到的一定是來自底層的非理性反彈，結果是災難性的，可怕的，不可測的。　　

歷史證明，親民思想是不能單單靠教育去養成的，而是應該通過有效的制度來保證各級政府的核心領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只有核心領導是從群眾中來的，明確其還將回到群眾中去，且在執政期間接受群眾的監督與彈劾，才能保障其親民思想不敢松懈。如果說，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是文明政治的動因，那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則為這種理念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行性。在民主制度完善的國家，高官們的親民情緒普遍都很真誠，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權力是誰賦予的；他們明白自己的工作是為誰服務的；他們懂得惹怒了誰，他們的日子就不好過。當然，這條路對當代的中國還很漫長，但目標應該是明確而不可動搖的。維護黨的領導地位，自上而下穩步變革，才能在制度層面上實現群眾為重的理想。　　

毛主席在群眾中的威望，就是源于他以群眾為重的個人魅力。他與老百姓們心貼心，聽不得百姓受苦，聽到了就會流淚。在三年低標準期間，他曾很長時間不再吃紅燒肉。　　

社會主義道路體現的是群眾為重的思想，是人民至高主義，是人民至上主義，是我們應該永遠堅持不變的道路。社會主義的制度在于實施社會保障制度和建立福利國家，通過改革稅制，擴大公民經濟權利和社會福利，進行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以實現經濟利益上的公平和社會公正。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對全體國民的關照；就是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真本義；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社會主義制度是實現群眾為重這一思想在經濟與倫理上的制度保障。　　

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的社會不叫社會主義；唯利是圖的社會不叫社會主義；生不起孩子，念不起書，得不起病，甚至死都死不起的社會肯定不是社會主義；教育不公，就業不公，分配不公，商機不公，總之，任何不公成為機制時就不是社會主義，公平乃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江澤民指出：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斷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把加強和改進黨的群眾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多次強調：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同一領域下相對的兩個概念，主要是關于資本分配與民生方面的經濟制度。民主憲政與封建專制是同一領域下相對的兩個概念，主要是關于私權利與公權力間關系的政治制度。　　

原始的社會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和全世界范圍都失敗了，事實上這種制度傷害最嚴重的就是最底層群眾的利益，同時也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是一種被實踐證明失敗了的、不值留戀的制度。建國六十年，前三十年制度本質上說是剛性的封建專制主義加上國家資本主義，而后三十年制度本質上說是柔性的封建專制主義加上自由資本主義，有一定的進步，但本質上說依然是丑惡加丑惡。　　

社會主義體現的是群眾為重的人文關懷，民主憲政體現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文明。兩下結合，才能實現機會平等與社會公平。　　

中國人民需要的是民主憲政下的社會主義，絕不是封建專制下的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國人民在政治與經濟制度上的總目標，這是必須堅定不移而絕不容動搖的。　　

第三章   反封建專制　　

《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至善？就是反封建專專制，就是民主。　　

1945年7月，68歲的著名的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對毛澤東直言相問：“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若，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52歲的毛澤東聽后肅然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所謂封建專制有很多種形式，其根本特征在于，上級任命下級，下級再任命下下級，以此類推，形成金字塔結構。它的最大的特點上下一致，來自核心長官的重視，可以帶動整個機制的高效運作，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它的弊端就在于無法平衡發展，不能容受外部監督，具有絕對權力的特征，帶來的問題諸如：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官苛民戾及普遍的社會不公等等，以前常說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專治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實際上，另兩座大山都是由它誘發的，是長在封建專治主義身上的必然的惡瘤。可以說封建專治主義是腐朽沒落的代名詞，是一切丑惡現象的總禍根。　　

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體現了對人類自由選擇和深思熟慮的充分自信，它根源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自然法傳統、基督教傳統以及契約論傳統，汲取了西方法治理論、自然權利說、社會契約論等理論的精華，形成了“權利”與“權力”兩個重要的維度。　　

英國的約翰·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美國的麥迪遜、漢密爾頓等人為代表憲政主義者提出的三權分立、人權保護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構成了憲政主義的基本理論體系，開創了民主憲政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　　

人性一理，殊途同歸，其實民主憲政意識在中國也早有其基理。儒家尊堯舜而獨不尊禹，為什么？因為禹傳子，家天下！把天下都私有化了，那能行嗎？孔子尚周禮，主張統一而不主張一統，那是為了避免中央集權，因一人之失，而置天下于水火，這其實就是憲政理念的稚型。只不過中國人的心里自孔子之后，坐了一個孔子，自始皇之后，坐了一個始皇。漢晉唐只要一搞分封，就會有人不計骨肉之情，社稷安危，跳起來造反，為的就是要當天下的主人，聚所有的美女而奸之，役所有的男子為己用。　　

孟子沒有繼承孔子的這一理念，主張天下一之，但他另開一門，主張國家大事，如重大人事任免應該由全體老百姓認可，這其實就是民主！有人說這不過是民本，民本與民主也不過就差在制度層面上，西方的啟蒙思想家到底從孔孟那里學了多少東西，到現在也還是個謎。談這個不是要與西方人爭民主憲政的發明權，只是想說明傳統的東方文明與現代的西方民主憲政制理念是不相悖的。　　

東西文明碰撞之際，康梁二位大師主張體制內變革，結果卻失敗了；慈禧太后的可控下漸變也失敗了，當年的滿洲皇族差點沒被滅種；袁世凱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了，推翻了皇帝，之后袁世凱又當上皇帝，成為國賊，遺臭萬年，而孫中山則成為革命的先行者。袁世凱對結束中國的帝制身體力行，取到了決定性影響，從他之后，再沒人敢稱帝了。之后，毛主席又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的意思就是國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國家和政府應當為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不應當為私人利益而奮斗，共和政治下的國家各級政權機關的領導人不是繼承的，不是世襲的，也不是命定的，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選舉產生的。因而，公正而自由的選舉，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真正實行共和政治的一個基本準則。　　

有人嘲笑民主憲政政治混亂不堪，你方唱罷我登場，相互攻詰、不可理喻。沒辦法，這就是群眾運動的特點，不習慣的話可以在家獨養其身，而阻撓人民當家作主者則必為國賊。孟子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平時社會沒有排解渠道，實現自糾錯，等到最后就是全民的大災難，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了。別的國家用選票決定兩黨的去留，用示威游行來表達政治主張，而在中國當年國共兩黨易政時，則是用戰爭，則是用無數生命做代價的。如果說歷史已然成為歷史，當年是不得以而為之，那么今天的我們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還怎可以糊涂涂選擇岐途硬要把中國的未來之路憋到死胡同里呢？　　

現代的民主憲政制度是人類文明共有的王冠，雖然不是中國人完善的，但它與中國的傳統理念毫無悖離之處。它不是一步到位盡善盡美的，但它是個開放的平臺，可以自我完善，是最不壞的政治道路，這也就是它被稱為“至善”的原因。　　

我們學習了那么多的西方的生活方式，使用了那么多的西方的發明，引進了那么多的西方思想，為什么獨獨要在這個問題上長民族志氣呢？而且還沒人追究版權。魯迅都懂“拿來主義”,可直到今天，還有人孜孜不倦地在研究中國特色的或稱人民的民主，如果你不比毛主席更偉大，我勸你休矣，即使你自認為比毛主席更偉大，我也要警告你：中國和中國人民不是誰家的實驗田和田里的秧苗。前一階段有人出了一本關于民主有很多很多的胡同的書，不用看也想得出，那對中國來說一定都是死胡同。現代的民主憲政制度是有成熟經驗的，只有在三權分立、民主選舉、輿論自由的框架下，才能依照各自的國情來做本土化的調適。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審慎行事，本質意義上講，這是一場革命。本來革命也有很多胡同，可是歷史只給我們留下了一條不流血的革命之路，誰用智慧與能力為這種革命添磚加瓦誰就是光榮的，如果成功，這場革命也是光榮的。反過來，有些極端分子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有的糾結在一起做理論上的積累；有的則建組織，立盟約，蓄謀推翻現政，這是極不智之舉。你所面對的是龐大的專制機器：警察、特工、監獄，還有幾千萬黨員干部和深厚的群眾基礎，另外，還有一支戰無不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掂量掂量自己，死胡同一條。　　

硬的來不了，那么軟的呢？你想君子動口不動手？自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來，中國境內的所有的輿論工具都是黨的喉舌，到今天也沒聽說一家報紙是私有的。你再有錢，你再想替百姓鼓與呼，誰能給你那樣的機會呀？　　

那么中國沒有希望了嗎？
　　其實，這龐大的統治機器里的每一個零件都曾受到過毛澤東思想的教育，這就是我們的全部希望所在。我們要相信群眾，也要相信黨，我們應在維護黨的執政地位下穩步變革，休克療法不適用中國的國情。　　

其實，誰都懂民主好，讓老百姓來當家作主，還有差嗎？誰都知道憲政好，沒有法律的保護，老百姓的日子還有的過嗎？這種事，老百姓知道，黨員干部也懂，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明白這個道理嗎？他連這個道理都不明白，他能當上那么大的官嗎？現在的問題是搞民主憲政，就得亡黨；不搞民主憲政，就要亡國。他們面對的是兩難問題，他們既不想亡黨又不想亡國，所以就以“和諧”的名義，緊著推這輛破和樂車。將心比心，面對上怨下怒，他們也難受，可是作為舵手，他能忍心把幾千萬跟隨他的兄弟姐妹們扔坑里去而成就自己的歷史豐功嗎？看看顏色革命后的俄國或東歐，共產黨員及其家屬象過街老鼠一樣受人歧視，對此負責的那些前領導人于心何忍？那種做法是與中國的傳統道德觀相違的。
　　現在的中國痼疾難返，病入膏肓，連美國總統都跑到中國來替中國著急。可是越是這個時候越是急不得，逢臨大事須有靜氣。當今的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上下不通，心勁不一造成的，其實民主和憲政不妨分開解決：先憲政，則治從上來；先民主，則亂自下作，所以必須先憲政，憲政成，則民主自生。
　　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建立和諧、溫馨、有序的社會；　　

我們必須堅持民主憲政道路，明確目標，堅定不移，永不動搖；　　

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自上而下，穩步變革；　　

我們必須堅持三綱領五原則組成的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　　

我們目標明確，認識統一，實現全社會和解，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穩步變革，漸進發展，我們一定能實現祖國的富強與繁榮，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實現政治上的長治久安，我們的生活一定會富饒、文明、安定、和諧、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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