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維方式》（22）孔子思維方式的再細化之情義兼備（上）

再來看看“為己”的另外一個方面。　　

作為人之屬性的“情義”——“其官于天也，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從“變而從時，協于分藝”可以看出，作為自然人特別是社會人的“為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內容——包括維系生存和延續的人之自然屬性；角色和責任擔當的人之社會屬性；以及本天動地的人之本質屬性；……這些人之識、人之事、人之藝、人之養、人之行的認知和實踐，應分別遵循戰勝自己、腳踏實地、面向對象、研究探索、唯變是從、實事求是、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　　

上述內容在前面也大致介紹了一些，而有關“父子、兄弟、夫婦、長幼”這類有關血親關系、宗法關系以及再外圍一些的一般社會關系，“貨力”之經濟關系，“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婚姻、祭拜、軍事和外交關系……這些都屬于“禮”之范疇的詳細闡述，可參考相關儒家經典。　　

這里需要特別強調一下“朝聘”和“君臣”這對關系到社會政治生活中用人機制和角色擔當的兩大問題，在實際操作中，這兩者是不能截然分開的。　　

這里的“朝聘”是指周代天子需要經常或定期地舉行“巡守、朝覲、聘問、會同、盟誓”等活動為表現形式的朝聘盟會制度。其本質與現代所謂的對官吏遴選、聘任、宣誓就職、巡察、問責等任用流程幾無二致。即便進入現代，像西方國家目前尚保留覆或憲法、或舊約、或新約而宣誓的儀程，多多少少還保留著神權或政教合一下的某些盟誓痕跡。撇開特定時代的特點及其表現形式，關于朝聘和君臣其最內核的東西，在于一方治理究竟是為了誰、選誰來治理、如何選、退出機制又是如何等等方面制度的形成和設計上，而具體到不同邦國其表現形式那肯定是千差萬別。　　

但不管采用什么形式，都需要基于人性需求的客觀現實，遵循一些最基本的原則：　　

首先，人的三大屬性本身是一個多層次、多范圍、多角度的集合與一體化。因而，對于處在任何層面、任何角色的當事人，這些層次、范圍和角度的要求均需要得到滿足，而不能有所偏廢，也即任何當事人之“情義”的任何方面都需得到均衡發展。然而，人與人之間的層次性差異卻是客觀存在的，每個個體能力所及的范圍也是大小不一的，即便層次性和能力所及相差無幾，但其實際的實施力度同樣也會有所不同。在上述共性需求和個性差異很難完美匹配的情況下，具體到一方治理之為政之人，究竟應該具備什么樣的條件呢：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德”，從道路，從直視，從正心，有“正直、公開、去行、去想”四層意義，本義為恪守正行。用在這里則表示恰當的功能和作用發揮——從政之人角色的切實履行的意思。其功能發揮具有“眾星共之”的效果，也即滿足了“眾星”的需求，才能獲得眾望所歸。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句話實際上也是在表達只要一個人承擔其角色發揮并體現了他應有或應起的作用和功能，即是有“德”，即是“為政”，也即“為政以德”，并非一定要求具有“為政”的形式。推而廣之，在一方治理中，無論小至一個家庭，還是大到一個國家民族，只要一個人或一個團隊處于特定的位置而發揮和體現了相應的作用和功能，則“眾星共之”。而上述的特定位置和作用發揮，則是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社會角色定位和擔當的最直接注腳，如若某角色及其擔當沒能達到其作用，則其“德”就是不合格的。也說明，不管具不具備“為政”的形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社會角色履行本身就是“為政”的一部分。畢竟，一方治理的最高理想追求，也就是要達到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能恰當地處理自己已有的、將要被賦予的、將要獲得的社會關系，而且每個個體的社會關系幾乎都是多重角色擔當的復合類型，也幾乎沒有例外，區別僅僅在于層面和影響范圍的不同——“是亦為政”。　　

因此，上述無論是“君、臣”，還是“父、子”這些典型的社會關系，某個個體或團隊一旦擔當了該角色，那么該角色就立即成為其社會屬性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同自然屬性和本質屬性一起更新、刷新并共同構成了該個體或團隊新的完整屬性。這時，無論是“為己”、“止己”還是“止于義”的要求也都成為其認知和實踐“人之道”的必然要求。自然而然，如若其角色及其擔當應該具備的功能和作用不能體現、發揮和切實履行，那肯定不是“為己”、不是“止己”，更非“止于義”，是違背“人之道”的。　　

顯然，自然屬性的滿足隨著生理和心理不斷成熟而逐步豐滿和齊備，而社會屬性的滿足則隨著該個體或團隊社會關系的層次提高、范圍擴大和力度不一不斷賦予而漸次更新和提升，諸如為人夫、為人父、為人臣、為人君……因此，學習“人之道”，必須“為己”。而如何衡量該人是否是“為己”了，其標準即是“以德”，也即根據其角色擔當和履行的實際效果去衡量，同現如今的某崗位是否盡職盡責了所表達的意思是一致的。當然，角色的稱謂相比崗位名稱而言，其在社會關系中所體現的內涵和外延要深入和廣泛得多。　　

然而，在社會實踐中特別是在“君臣”的角色期望上卻普遍有一種心理：　　

一部分欲為政者的社會角色意識越來越覺醒，一般民眾對其期許又非常之高，兩廂碰撞，使得為政之“君臣”這類屬于社會屬性角色擔當的要求和比重越來越高和吃重。也即，一般民眾對該角色之人或團隊始終處于全然“道德表率或制高點”的要求也越來越苛刻，而慢慢忽略了該角色之人或團隊同時也天然具有三個屬性均需均衡發展的內在現實。這種局面的逐步演變，就會使“為己”這個本身系統性涵蓋性大的要求慢慢滑向“為人”——單純的或絕大多數時間某社會角色特別是國邦政治角色的擔當。　　

更現實的情況是，三種屬性及其內部需求的多樣性本身，就使得要達到能綜合滿足這種多層次、多種類、多力度屬性要求的人本來就屬少數。也即，并非所有為政中的“君臣”都天然具有全天候“為人”的高素養。而一旦這種高素養要求成為社會普遍性的要求、規范或標桿，就會使得社會實踐中相當多數的為政之“君臣”因要弱化、隱忍甚至犧牲某些個人或團隊正當的“為己”內容滿足而傾力去“為人”，這樣就會形成各種細化屬性之間關系的失衡、各執一詞甚至定向弱化的局面，使本來都合理的人性需求在滿足上出現缺失或失衡，進一步的發展則會使部分“君臣”甚至其他社會角色產生逆反心理而走向極端。往往這種極端在當事人所擔當的有些角色那里顯得還非常合理與正義，而這種極端的壓抑或失衡一旦獲得宣泄的機會或者渠道，其破壞性更不可小覷。極端如“漢奸”這種特殊社會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大致即源于此。　　

誠然，在各細化屬性實現的難易和緊要程度上，類似“君臣”這類角色擔當的屬性在以個體為中心的滿足上是處于相對外圍的。舉例而言：自然屬性的滿足相比較高的某些社會屬性的滿足要來得容易，而后者是比較難的，但從群體層面而言后者又是非常重要的。而一旦從“為己”到“為人”的轉變成為社會性的普遍認知而得到默認，那么，就會使原本有心為之者為之，慢慢走向憔悴，又因其具有廣泛或前瞻意義上的正義性而愈加左傾；使原本不完全具備為之者為之，慢慢走向反感，且因其具有局部或現實意義上的合理性而愈加右傾。對這種必然分化，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甚至如二程所言“古之仕者為己，今之仕者為人”。而要實現從“為人”到“為己”的轉變：　　

一方面，要認識到“為己”對“為人”本來就有的涵蓋性而非對立，強化角色意識及其擔當下的后果是“為己”而非“為人”的本質；　　

另一方面，需要異常清晰不同個體之間差異的客觀性，以此兼顧和提升不同層次之角色在“學”之內容上的自覺性和系統性，以此選拔具有較高社會擔當的人才，才能完成從“為人”到“為己”的回歸。　　

因此，一方治理在究竟是為了誰這個問題上，必須堅持“為己”，這也是所有循行原則當中第一個在理念認知上需要實現的轉變。否則，就會墜入“無私、自私”、“公、私”、“大我、小我”、“大義凌然、肫肫其仁”……等該當抉擇的孰是孰非和無休止的聚訟和兩難中。　　

其次，關于選誰來治理的這個問題。如果候選人在“人之道”的理論和實踐上均有很高的造詣，又有意愿去擔當，那自然不在話下。而從上述“為己”和“為人”的分析和區別當中可以看出，該候選人在三種屬性，特別是能夠統籌掌控、處理和滿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層次性、廣泛性和實施力度的，當屬最佳人選。

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這種要求可行么？如不可行，怎么辦？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2500年前，夫子有此評語真可謂石破天驚，盡管夫子的語氣和緩而又肯定，要是在腐儒眼里那是絕對不能接受甚至是“犯上”的。下面看看孔子這個學生——冉雍字仲弓，究竟有什么特點：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沒口才！這是有些人對仲弓的評價。而孔子卻說為啥非得要有口才？看看現在歐美國家的總統、總理、議員等的競選，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要是口才不好，連第一輪的參選拉票估計都會很困難。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同學倒是有點“當仁不讓于師”的味道和勇氣，并且提示自己的老師，不能為了簡單而簡單。要是放到如今庸俗化了的社會關系中，對師長上級如此的“沖撞”很有可能被認為不會來事兒，有點愣頭青，挑戰招惹“權威”。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仲弓同學心理上還有點小小的不自信甚或自卑感，夫子對此也還在那里規勸和鼓勵。在對自信非常看重的現代社會而言，要是選拔一個大家看來不大有自信的領導，恐怕心理上很難接受。要是用在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種種選舉上，如若沒自信的候選人能上位，那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不但具備應有的功能和作用（或者說有相應的素質和能力），并且還能付諸于實踐，是謂“德行”。仲弓最為孔子所稱道的一點即是其“德行”，可能也正因此，孔子才說仲弓有帝王之才。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同學不但有點不自信，而且在有所敬畏上、非強制性上、勞而無怨上做得還是不夠的。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果反向理解孔子對仲弓的建議，倒是仲弓為政時需要關注建章立制，完善制度，清晰職責，規范流程……這些內容，當然也需規避對下屬尚有些苛刻和對賢才的要求還有點過高的傾向。

……　　

就是這么一個學生，居然有“帝王之才”。因此，對所謂高層領導甚或領袖的要求不必面面俱到，只要他或他帶領的團隊能夠像個領導或領導團隊的樣子，能夠盡到或者履行他們的責任、發揮他們的作用即可。也即，有“德行”，再具體一點，就是真正能夠做到“學以為己”。至于如柏拉圖推崇的“要么哲人成為國王，要么國王成為哲人”觀點，如此當然更好，然而其后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似乎也沒出現過一個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