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孔子講仁義。當我們說某人仁義，就是說某人厚道、忠貞、慈愛、仗義，等等。孔子對“仁”的一個解釋就是“愛人”，就是“不念舊惡”、“犯而不校”、“己所不欲，忽施于人”，真是“溫良恭儉讓”，一副寬厚到無能的樣子。難怪孔子的學生評論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釋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也就是盡力為別人效勞，能理解和包容別人的可惡。
當然，若結合歷史深說“仁”，內容會復雜得多，涉及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還涉及“王道”與“霸道”等等，但我們姑且留步在它的抽象的層面。我們細讀孔子，發覺，即使如此，“仁”亦并不僅有這樣溫良的一面。可以肯定地認為，孔子之“仁”是有剛有勇的。
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就是說，仁者之作為仁者，有其兩面，除了能對人好，也能對人惡。
對于這一層含義，孔子講過不止一回，但許多研究者卻視而不見，總想一味地把孔子理解成一個無原則的老好人，把孔學解釋成迂腐的哲學，這是很欠缺的，歷史上極端的例子，就是魯迅指出的“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另一句是“明曾以黨獄替滿精箝口”）。道學就是宋代的儒學、孔教，竟能將事情弄到這種程度，造成那樣可怕的后果，也可以說是孔學不堪回首的歷史了。聞一多具有與魯迅同樣的見解，他說，自宋儒以來，“神州俗尚，為之一變，尚知足而絕希望，重保身而戒冒險，主退讓而斥進取，謬種傳流，天下事乃盡壤于冥冥之中。千年以來，了無進步，而退化之征，不一而足。……鄉里謚為善人，廟堂進為耆德者，曾無雄奇進取之氣，惟余靡靡頹惰之音。宋明之喪，皆吾輩之毒炎致之耳。”
我們再舉出孔子的幾句名言，來說明孔子本是有剛有勇的。孔子說，“惡不仁者，其為仁矣”，還說過“仁者必有勇”，更說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樣的名言。透過這些字里行間，一個大義凜然、勇不可擋的孔子就站在了我們面前。仁剛義勇精神，在中華民族的脊梁骨里，應當有它的崇高地位，而這，顯然地，與孔子的這些教誨，有很大關系，因為不管孔子之“仁勇”的具體歷史內容是什么，至少從宋的程子起，我們有了一種“抽象繼承”的方法，只要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思與時俱進地理解，孔子的話就會顯得不錯，所以孔子是永久的。
我們不能想象，一個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獨尊”地位的學說，怎么可能僅僅是一味寬厚到迂腐以至無能的哲學？至于怎樣把先哲的有益的思想精神傳承下來，比如，“抽象繼承法”可成一說，“一分為二法”也能管用。反正，“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要承繼這份珍貴的遺產。”比如，孔子“仁者必有勇”這句話，就給出了一種必然性的邏輯和語言的框架，只要我們賦予這個“仁”字以正確的時代內容，即可獲得時代所需的剛勇精神。
有趣的是，“迂腐”一詞，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來形容截然相反的現象：如果某人只知道寬厚忍讓，一點點相反的姿態都不敢或不能，大家就說他是“迂腐子”，這“迂腐”與“無能”就連在了一起，簡直就是一個窩囊廢；如果一個人正義感極強，對于不良以至黑暗的事情勇于干涉，也會被人譏笑為“迂腐子”，認為那樣是不智的、危險的，乃至于是對其人敬而遠之，生怕連累到自己。這樣的兩種“迂腐子”，都根于孔子的“仁”。我們在讀書人里，不費事就能找到這樣的兩種“傻子”（雖然現在不多了），而在一定情況下，這兩面也會呈現在一個人身上，一個平常迂腐無能到可欺程度的人，有時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相對于“傻子”的，是聰明人（現在好像多了起來），魯迅寫過《聰明人與傻子》一文，讓我們看到，“傻子”有時正是我們需要的英雄，而聰明人卻是某種精神沒落的象征，這真是一個大悲劇，要找“理論”上的根源，似乎都通向孔子的儒教。
這樣，我們必須承認孔子講過“仁者必有勇”這些話。但對于如何去勇，孔子并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系統。《孔子家語》中記載擔任了魯國司寇的孔子為了維護“禮”，而下令斬了齊國俳優侏儒至于“手足異處”，下令誅魯國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這該是他“仁者必有勇”的具體表現，就是挺身而出，敢于擔當。我們要學這個，只有在我們的實踐中去理解、去做，前提是要把孔子的“仁”，換成我們的內容，所以我們對于孔子，如果要有所繼承，就不能不是“抽象繼承”，因為孔子的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聯系一起的“禮、仁”，離我們是太遙遠了。
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先生著《武士道》一書，認為其武士道的敢死精神來源于孔孟之道，這說法不免令我們吃了一驚，于是回頭來找，果然發現了孔子說過“仁者必有勇”這些話，孟子也有“威武不能屈”這些話，都是確實的，日本人“抽象繼承”了去，而我們似乎有意把這些丟在了一旁。我們理解的孔孟之道里好像是沒有這些內容的，而似乎是一味的順從、懦弱，也似乎是特地“忘記”了這些內容。
那么，我們是何時特地“忘記”了的呢？依照魯迅和聞一多的分析，時間上是宋元以來，這樣誤導我們的人是宋元以來的儒士。我們可以舉出的一個例子是程子，朱熹的《孟子序說》中引用的程子的話說：
“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圣人，只毫發間。孟子大賢，亞圣之次也。或曰，英氣見于甚處？曰，但以孔子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可見，這程子，便是抹殺孔子的“勇”，而大力推崇“溫蓄”的一位，讓我們從此懦弱了下來。程子被尊為宋代大儒，配享孔子，于是，從此孔子就這樣被包裝和利用了，如果說他原也就不無這一面，那么這一面是被特地強調了出來當成了全部。倘若我們要“崇孔”，我們究竟是從哪一面去崇他呢？我們是轉過來從日本人那里取法呢，還是回到我們自己的程子、朱熹？
在汶川大地震中，既產生了許多“仁勇”的英雄，從成人到孩子都有，也出現了“求生以害仁”的一位為人師表的教書先生，他在丟下學生不管、只顧自己逃命之后，還振振有詞說出一大篇不仁不義的混賬話來，也真是滑稽之極，這時既可以說他忘記了孔圣先師“忠恕”的教誨，也就是不能“盡己”，又不能“推己”，而只顧自己，但他或別人反過來似也可以叫我們對他“恕”，“不念舊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推己”地理解他、原諒他，要不然就不“溫潤含蓄”，也就不“普世”了，這時，孔子的“忠恕”之道，暗暗地又與時俱進了，也是永遠地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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