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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難道不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嗎？！　　

——為孔子說句公道話　　

　2011-01-20　　　

有道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又說是：既生瑜，何生亮？吳氏生飛（無事生非）。　　

本來嘛，經過江主席的“三個代表”和胡主席的和諧社會，這舉世矚目的北京天安門廣場，才在這幾年沒有動亂的、絕食的了，也沒有自焚的了。好不容易安生了這么幾年，偏偏就又有人耐不住寂寞，唯恐天下不亂，平白無故地就在那里塑了個孔子像，惹得怨聲鼎沸、反對如潮！　　

（見：http://tieba.baidu.com/f?kz=975491006　　

和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81532246/44.html）。　　

更何況，隨著人口和建筑的增多，天安門廣場本來就不如從前那樣寬敞了，如今又在這么心血來潮、一時興起，左一個、右一個的塑像，就該成了中學的操場一般了。　　

難怪圣人說：肉食者鄙。　　

又說：高貴者最愚蠢！　　

人群中出類拔萃的肉食者和高貴者，尚且如此。人說，14個國人中就有一個精神病患者。真耶？假耶？不言自明了。　　

在天安門廣場立孔子塑像，又把他老人家放到了火爐上了。反對者人多勢眾、氣勢洶洶、理直氣壯、鐵證如山，狡辯者人單勢孤、困獸猶斗、針鋒相對、言之鑿鑿。　　

毫無疑問，雙方對孔子有著截然相反的評價都是以相關歷史文獻和歷史知識為依據的。那么，依據同樣的歷史文獻和歷史知識為什么會對歷史和歷史人物出現截然相反的評價呢？　　

原因有二：　　

其一、誤讀和無知。由于古人的用字規律與今不同，又由于我國舉世唯一的悠久歷史、知識浩繁，再由于史書的誤記。于是，有人不是以今人的用字規律望文生義地誤讀歷史文獻，就是以自己一知半解的歷史知識評論歷史，無知無畏。　　

其二、成見和偏見。自孔子創造春秋筆法開始，不同的人便依據自己的好惡、不顧史實、以形而上學的方式篡改歷史，胡扯六拉地塑造不同形象的歷史人物，誤導社會。　　

其實，孔子如今的反對者和推崇者們，不論主觀動機如何，在客觀上基本是些無知無畏的形而上學者！總之是，一群根本就不了解孔子的人卻整日如蒼蠅一般嗡嗡叫著評論孔子呢。　　

不信，請看咱老人家為列位看官指點一二。　　

（一）　　

反對者之所以表現的理直氣壯、氣勢洶洶，就是因為他們是以對《論語》的普遍誤讀為依據，把孔子從言行到思想說的一無是處、歹毒無比，指責孔子禍國殃民幾千年，任孔子的孝子賢孫怎樣百般狡辯，可也是理屈詞窮。　　

不管怎樣，孔子也是咱們中華民族的先哲，洗清后人的涂抹，恢復他老人家的本來面目，咱老人家也是義不容辭。　　

其一、《論語·陽貨》有，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據此，反對者認為這是孔子在鼓吹血統論。　　

這簡直就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這些人是否識字，就硬是鼻子里插大蔥。查：　　

“與”字，動詞“幫助，援助，親近”；《管子·大匡》：“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　　

“愚”字，形容詞“樸實，敦厚”；《論語·陽貨》：“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古代的民眾樸實卻正直，現在的民眾樸實卻狡猾罷了呀）。”　　

由此可知，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說的是只有高等級智者幫助地位低的敦厚人不變。　　

瞧瞧，人家孔子本來在鼓吹為人民服務呢！可卻被一幫不肖子孫污蔑成是在鼓吹血統論、推行愚民政策。　　

這幫不肖子孫，說他們不識字，似乎委屈了他們；說他們是精神病，他們又大喊冤枉。那么，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呢？　　

其二、《論語·泰伯》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據此，反對者指責說，孔子教唆統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中國近現代的落后挨打、國人骨子里的奴性十足，孔子無疑是罪魁禍首。　　

果真如此嗎？大錯而特錯！根本就是對《論語·泰伯》的無知誤讀。　　

此處關鍵：　　

一是、“可”字的含義是動詞“適宜，合適，適合”；《莊子·逍遙游》：“無所可用，安所困若哉（沒有什么合適的用處，那就會有所困苦啊）！”不僅如此，常言道：可丁可卯——正合適也！　　

二是、“知”字的含義是動詞“主持，管理”；《國語·越語上》：“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因此，古有官職“知府”等，現今日本還有“知縣”之職呢。　　

可見，《論語·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本意是：“民眾適合用于遵從，不適合用于管理。”　　

也就是說，普通人只適合讓他們做具體工作，不適合讓他們擔任管理工作。　　

那么，什么樣的人適合擔任管理工作呢？當然是專業人才啦。　　

可見，本來孔子他老人家是在倡導以“革命化、專業化、知識化、年輕化”為標準選拔干部呢，卻被無知者們污蔑成是在教唆統治者推行愚民政策。　　

荒唐之極！　　

正是因為自古以來這幫子無知無畏者的謬種流傳，不僅極大地侮辱了孔圣人，而且誤人子弟、毒害社會，中國近現代的落后挨打、國人骨子里的奴性十足，他們無疑是罪魁禍首。　　

孔子時代，社會文化知識普及率低，絕大多數人不識字、沒文化，孔子抓住了這個商機，興辦私塾，開門辦學，推動了大眾教育的產業化。那時節，科學技術尚在初始階段，沒有什么研究院、科研所，最緊缺的就是社會管理人才，孔子的私塾也沒開設工程技術專業，主要是以培養軍政和會計人才為主。　　

為了保證營業額和利潤不斷增長，自然必須擴大產品的銷售額，私塾產業的先生們自然必須考慮學生畢業后的工作分配和就業問題，必然要給學生們日后高就大造輿論，以廣辟生源。因此，自然就有《論語》所記載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其實，孔子提倡干部知識化，也并非僅是為了自家私塾的利潤，也是為了保證社會健康發展和愛護干部。《論語·先進》記載：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其三、《論語·顏淵》記載，齊景公文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　　

據此，反對者孔子倡導的是君君親親、三綱五常，把人分個三六九等，，拼命地強化君權、父權、師權和夫權，對君主、父母、師長要絕對服從，即使他們錯了也不能違背他們的意愿，只能無條件地盲從，導致幾千年來國人只知專制、不知民主，只認師長、不認真理。　　

此說，更是牽強附會。因為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的是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應當以禮使臣，臣應當以忠事君)。”（《論語·八佾篇》）。也就是說，君臣、父子凡事當依國家所定的規矩而行，各自盡其應盡的職責；君臣相遇，父子相親，各盡其道。　　

這自然是理當如此，古今中外皆如此呀！否則，君不守君道，臣不守臣道；父不守父道，子不守子道，那么無法想象人類社會該是怎樣的呢。　　

對此，孟子更是明確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君主把臣下看成為自己的手腳，那臣下就會把君主看成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成為狗馬，那臣下就會把君主看成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成為泥土草芥，那臣下就會把君主看成為仇敵）。”（《孟子•離婁篇下》）　　

由此可見，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本就跟所謂的強化君權、父權、師權和夫權風馬牛不相及。反倒是為“君若不君，臣即可不臣；父若不父，子即可不子”提供了的合理性。　　

其實，孔子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也是這樣做的。《論語·子罕》記載了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　　

由此可見，孔子才不管什么“三綱五常”呢！他老人家信奉是“待價而沽”、“合則來，不合則去”。　　

至于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讓臣死臣必死，父叫子亡子得亡”，那都是別人和后人鼓吹的，與孔子何干呢！　　

列位看官，您給評評理，您說孔子他老人家是不是比竇娥還冤，那幫子不肖子孫是不是缺德都冒煙了！？　　

別急，孔子他老人家的冤屈、那幫子不肖子孫干得缺德事，還有的是呢！　　

（二）　　

其四、《論語·子路》記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由此，反對者指責孔子輕視勞動人民。　　

這完全是捕風捉影！　　

且不說孔子自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事實是，即便成名后，孔子自己還喜愛趕車，更愿意趕車致富呢！　　

“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論語·子罕》）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　　

孔子精通的是“六藝”，開辦的是干部學校，可樊遲卻要求孔子教授農學院的專業知識，這既是為難孔子，也是不務正業。孔子自然不僅是心有不滿，而且必須闡述學好干部學校專業課的意義。所以，他指責樊遲是個見識淺狹的人，闡明只要做個好干部、治理好一方，勞動人民紛紛遷來，努力生產，這樣所取得的社會效益，遠遠高于自己種田。　　

這樣的指責和闡明本在情理之中，今天的老師也是如此。有那個學生向地理老師求教物理專業的知識，不會遭到白眼;又有那個數學老師不是強調數學，而是闡述繪畫課的重要性呢！可不肖子孫們卻說，孔子是在輕視勞動人民。　　

其五、《論語·八佾》記載：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由此，反對者認定孔子“克己復禮”，是個復古倒退的保守派。　　

且不說，從邏輯上講，既然孔子“克己復禮”，是個復古倒退的保守派，那么如今倡導孔子“克己復禮”，就寓意著否定改革開放、恢復毛澤東時代，單就說“吾從周”和“克己復禮”根本說的就是兩碼事！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后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就是說，孔子在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禮儀制度，考察了殷代繼承夏代對禮儀制度所作的增減之后提出了“吾從周”的主張，是指以周朝的禮儀制度為依據改革禮儀，而不是說遵從周朝的社會制度。　　

《論語·顏淵》記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這說的是，孔子“克己復禮”是主張為人處世要講禮貌守規矩，不能亂看亂問、亂說亂動。　　

現如今，毛主席也指示全黨要“保守機密，慎之又慎”。家長教導孩子，單位保密紀律，依然是“不該看的不能看，不該說的不能說，不該問的不能問，不該聽得不能聽，不改動的不能動”。　　

其實，說孔子反對改革也不是沒有一點依據。《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季孫想按田畝收稅，派冉有向孔子咨詢）。仲尼曰：“丘不識也（我可不知道）。”　　

三發，卒（問了三次，最后）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您是國家的顧問，就等您的意見實行呢，您為什么不說呢）？”　　

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君子按照禮法行事，厚施薄斂，如果季孫愿意這樣，我是愿意為其改賦的）。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如果季孫只是為了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那么，田賦仍然不能使他滿足的）。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既然季孫想表明自己所做有所依據，那就去找周公的故典好了）。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如果想自己行事，又何必來問我？我不參與）。”　　

可見，孔子不是反對改革，而是反對以改革的名義剝奪國家和人民，絕不參與為個人謀利益的改革。　　

其六、《論語·陽貨》有，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據此，反對者說這是孔子污蔑勞動人民、歧視婦女。　　

其實，這完全是信口雌黃、胡說八道！顯然，眾人普遍是對其中的“為”字視而不見，滿嘴跑火車呢。把握了“為”字表示承接關系，即可知：　　

“唯” 字取義，一是、動詞“表示聽任，任隨”；《左傳·僖公十五年》：“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二是、動詞“因為”，《左傳·僖公二年》：“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與”字取義是動詞“交往，交好”；《莊子·大宗師》：“孰能相與無相與。”　　

所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是說，因為（放任）你的孩子同小人交往，就“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難以撫育。　　

“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顯然，孔子所謂的“小人”絕非特指勞動者。　　

總之，孔子這是在指導人們如何管教孩子呢！孔子是大眾教育的祖師爺，自然懂得“要從娃娃抓起”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必定是要告誡人們必須管教孩子“親賢臣，遠小人”。這跟污蔑勞動人民、歧視婦女連丁點邊都不沾。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普遍對典籍的誤解、對歷史的無知，由此可略見一斑。　　

對這般善男信女來說，若是知錯卻不改，那可真是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于予與何誅？”（《論語·公冶長》）果然也就是“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啦！　　

至此，咱老人家把孔子反對者的無知無畏批了個體無完膚，想來孔子的孝子賢孫們一定趾高氣揚、忘乎所以了，連替祖師爺感激咱老人家的話也不說一句。自然，這必定惹得咱老人家大怒：　　

“小子！且慢得意洋洋，爾等白眼狼的無知比那些無知無畏者更是有過之無不及，是無知無恥之徒！”　　

（三）　　

孔子推崇者的主要理由就是：孔子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天安門廣場塑個孔子像，是弘揚和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氣勢磅礴，與莊嚴的國家博物館建筑交相輝映，展示出中華文化的悠久燦爛與正大氣象。　　

且不說我中華傳統文化淵源流傳、博大精深，豈是區區一個孔子儒家學說所能代表的，也不說公認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為儒釋道三家，更不論被譽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的本是炎帝黃帝，單是就諸子先哲在中古今中外的歷史地位和影響來說，孔子也不能與老子相比：　　

孔子自西漢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漢平帝劉衎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后，最高封號是開元二十七年，即739年，唐玄宗李隆基升孔子為王爵，謚號“文宣”，稱“文宣王”。　　

只是偏邦西夏，仁宗三年（公元1146年）三月頒布詔令：“尊孔子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　　

孔子的最后封號是：中華民國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國民政府的“大成至圣先師”。　　

孔夫子是個圣人，可也自古就是個有爭議之人，特別是自“五四運動”提出“打到孔家店”以后，爭議更大。　　

可老子卻不然，其在古今中外的歷史地位和影響，遠在孔子之上！且即便是在“五四”以后，爭議也小得多。　　

其一、老子是有文字記載第一個被喻為、也是唯一被圣人喻為龍的人。　　

我國傳統文化中，一般將帝王稱為真龍天子。然而，在我國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第一個被喻為龍的人，卻不是帝王，而是老子，而且是出自孔子之口。　　

《莊子•天運》記載：“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也記載孔子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為此，范仲淹特作《老子猶龍賦》一篇。　　

其二、老子是中國哲學的鼻祖，不僅點化出了一個千古圣人，而且還成為了唯一國產宗教的教主。　　

太史公曰：“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其中強調指出：“老子是中國哲學的鼻祖，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學家。”　　

孔子年輕時就視老子為導師，關鍵時刻就去求教。也正是在老子的指教下，孔子才最終修成了正果。對此，《莊子》、《史記》有著記錄。　　

142年，張陵聲稱受老子之命封為天師，創立天師道，把老子供奉為道教的教主，以治病消災為手段，傳教布道，深得民心。　　

165年，東漢延熹八年，漢桓帝劉志〔132年—167年，東漢第十位皇帝，在位21年〕夢老子降生于庭側，便在老子的誕生地為老子建廟，名量子廟。　　

其三、老子是唯一有帝王作傳、被兩朝尊為皇帝，并被皇帝稱為千古圣人的學者！　　

自666年即乾豐元年，高宗李治追號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后，老子的最高封號，是755年即天寶十三年，玄宗上玄元皇帝尊號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老子的最后封號是1013年，宋真宗趙恒[968年—1022年，在位25年]，追封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于1014年。　　

1013年，宋真宗趙恒（968年—1022年，北宋太宗第三子，997年—1022年在位二十五年，原名趙德昌）非常崇信道教，追封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不僅如此，從南北朝直至清朝，竟然還有八朝八帝御注《老子》、一個帝王為其立傳。　　

據《隋書》第34卷和《舊唐書》47卷記載，梁簡文帝曾親撰《老子私記》十卷。　　

據《魏書·官氏志》所載，魏孝文帝元宏著有《老子注》2卷。　　

據《梁書》本紀以及《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47卷記載，梁武帝蕭衍曾親自著述了《老子講疏》六卷。　　

據《梁書·簡文帝紀》記載，梁簡文帝蕭綱有《老子義》、《莊子義》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錄，書名卷數稍異。　　

據《蕭綱蕭繹年譜》記錄，梁元帝蕭繹著有《老子義疏》十卷。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在位44年] 于725年，即開元十三年和755年，即天寶十四年十月，兩度對《道德真經》進行注疏，著《道德真經注》四卷和《道德疏》六卷，頒示《御注老子》并《義疏》于天下，令學者習之。　　

《宋史·徽宗本紀》稱：重和元年(1118年)秋八月，徽宗趙佶[1082—1136年，1100年即位，在位26年] “詔班御注《道德經》”。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中，有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上下卷，并在序中強調：“朕觀老子之為圣人也，亙古今而無雙！　　

順治13年，即1656年，清世祖完成了《御注道德經》，又親筆為其作《御制道德經序》說：“老子之書，原非虛無寂滅之說，權謀術數之談，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國之道，或亦不相徑庭也。”　　

如此之多的帝王給老子作傳為《老子》御注，這可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僅此即可見老子和《老子》之魅力和意義。　　

其四、《老子》超越了民族、宗教和時空，具有永久的普世意義。　　

《老子》自問世以來的二千五百多年間，其影響是非常廣泛和深遠的。不僅中原漢族，而且邊疆少數民族，不僅道教，而且異教，不僅東方，而且西方，不僅思想家，而且科學家，也同樣尊崇《老子》。　　

公元1285年，元世祖忽必烈詔告天下焚禁《道藏》時特別指出：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版本及畫圖，一概焚毀，隱者罪之。　　

清代順治更是推崇《老子》，其《御制道德經序》指出：“老子道貫天人，德超品匯，著書五千余言，明清靜無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倫物，世固鮮能知之也。”　　

近代，面對外敵入侵和內亂不斷，堅決主張“睜眼看世界”的魏源著《老子本義》，強調：“圣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老子》，救世之書也。”他認為，即使到了“弊極”的末世，只要正確解釋、運用《老子》的思想，也能改變衰敗、壞亂的世道。　　

嚴復則以“老子者，民主之制之所用也”著《老子道德經評點》，強調：“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為而無不為’。”　　

當代“五四運動”，著名思想家都有關于《老子》的論著。尤其胡適，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同時，干脆稱老子為“革命家”，充分肯定老子是“革命家之老子”，強調：“老子對于那種時勢，發生激烈的反響，創為一種革命的政治哲學”。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發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第一是《圣經》，第二就是《老子》。但是《圣經》有宗教和政治的背景，有教會和團體大批贈送，可《老子》卻是全憑自身的價值，為全球自覺自愿接受的。　　

　2005年11月11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河南省政協共同主辦的“弘揚老子文化國際研討會”《宣言》稱：“雅斯貝爾斯、羅素、海德格爾、托爾斯泰、愛因斯坦、李約瑟等享譽世界的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等，都從老子文化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并對其予以高度評價。”　　

全球公認，中國的老子、古印度的釋迦牟尼〔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佛教創始人〕、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家〕是古代世界三大圣人。　　

據　2002年7月5日　《中國文物報》報道：老子被美國《紐約時報》列為全世界古代10大作家之首。　　

所以，老子既是孔子求教解惑“所嚴事”的老師，也是佛教傳播發展的依托，還被道教奉為教主。作為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的儒釋道這三家，哪家也離不開他。說到老子就必然要談到他對孔子、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道教和佛教的影響。　　

1978年，美國學者麥克·哈特在《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將老子李耳列為第75位，評語強調：“在西方，《老子》比孔子或任何儒家的作品流行。”　　

由此可見，無論作為思想家，還是作為科學家，老子生前身后所受到的贊譽和尊崇都堪稱古今中外“老子天下第一”！若是非要從諸子先哲中選出一人作為我國傳統文化主流代表，與其是孔子，不如是老子。那些以為孔子是中華文化的象征，孔子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之徒，那些以為天安門廣場為孔子立雕像，有利于社會和諧包容，彰顯中華民族文明源遠流長，有利于提高國民文化自信，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之輩，那是何等的孤陋寡聞、無知無恥！　　

（四）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余人。”　　

其時，廣川大儒董仲舒參加廷試，并上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強調指出：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治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從矣。”　　

對此，武帝表示同意。　　

隨后，丞相衛綰又上奏道：　　

“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對此，武帝予以批準。（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　　

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此，出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孔子的學說就在中國長期居于思想統治地位，統領了兩千年中國社會這么一個說法。　　

于是，孔子也就于近代經常被放到火爐上。推崇者以為，是孔子的思想保持了我國社會的長期穩定。反對者則說，孔子是中國統治階級用來統治奴役中國人民的文化工具，而不是文化的象征。　　

果真如此嗎？實際上，這是一個偽命題。他們太高抬孔子啦！他老人家獨自可是擔當不起這樣的歷史責任喲。　　

其實，一般讀者并沒有注意到，董仲舒所言之策是有前提的：“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為什么呢？因為此時，西漢經過“七國之亂”時治國安邦的能臣名將，年大體衰、日漸減少，而“推恩令”后中央集權卻不斷擴大，各級官吏面臨著更新換代、補充發展。　　

顯然，僅是由以往貴族學校和私塾教育的方式，不能集中全社會的優秀人材，培養優秀的官吏，滿足中央集權的需要。因此，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和“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這個建議百利而無一害，漢武帝當然贊同。　　

可是，開立各級國立學校的教材從何而來呢？只有“六藝之科、孔子之術”，這是唯一的選擇。　　

《史記·孔子世家》強調：孔子以《詩》、《書》、《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能精通禮、樂、射、御、數、術這六種技藝的有七十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像顏濁鄒那樣的人，受到孔子教誨的人就更多了）。　　

只有孔子整理編輯和應用的《詩》、《書》、《易》、《禮》、《樂》和《春秋》這“六經”教材，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及社會各種基礎知識。　　

也就是說，“六經”不僅非常適合作學生的教科書，而射、御、數、術，也是培養文理兼備、文武全才所必須的科目，而且孔子之術又是“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的主張。其余主張“大一統”的學說，缺乏系統教材。所以，從漢武帝開始，歷代王朝都設立了各級國立學校，以為“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為主要教材和教學內容。　　

這也就是說，漢武帝只是肯定了“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作為學校的教材和教學科目，卻并不是在思想上和學術上只允許儒家一花獨放，所罷的也不過是些“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對此，班固在《漢書》中夸張篡改為“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即便此后，也是從來都是稱“獨尊儒術”，而不是稱“獨尊儒家”。　　

正因如此，操縱著朝政的竇老太后，盡管不悅儒術，癡迷《老子》，并要求皇子皇孫和竇家子弟必須 “讀《老子》、尊其術”，但是對于“表章六經”卻也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否則，有她老人家健在，如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那是斷然行不通的。就是那個董仲舒也必定沒有好下場，根本當不成什么江都相、還“事易王”。　　

其實，我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多以實事求是、諸家雜用為原則。一般是“內用黃老，外示儒釋”的策略，以道法兩家之說治國，以儒釋兩家之學教化，保證了社會的長期穩定。對此，漢宣帝劉詢一語道破天機：“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書·宣帝本紀》）　　

所以，那些企圖和反對把孔子豎起來，讓孔子擔負起保持社會穩定的責任者，均屬歪理邪說、無稽之談。　　

（五）　　

長期以來，對如此污蔑孔子的言論，孔子的孝子賢孫們之所以不能給予有效地批駁，就是因為他們也同樣是在望文生義地曲解誤讀著祖師爺的《論語》，面對反對者的指責，在白紙黑字面前他們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無能為力。　　

這幫不學無術的無恥之徒，盡管名利盡得，到頭來卻還要靠咱老人家為他們的祖師爺正名。也幸虧咱老人家主席的話兒記心上，不計私利、仗義執言。對此，想來九天之上的孔圣人也必定會不禁掩面長吁：嗚呼哀哉，可憐，可悲，可嘆啊！　　

以自己的誤讀和無知曲解歷史、評價人物，謬種流傳、害人害己害社會。所以，咱老人家必須為孔子他老人家說句公道話：　　

孔子，既不像他的推崇者所塑造的那般英明偉大、完美無缺，也不像他的反對者所描述的那樣惡劣無比、一無是處！　　

作為一個人，孔子從貧賤中崛起，修得文武全才、百折不撓、有錯必糾、終成正果、名揚青史，值得每一個后來者的學習和推崇。正如司馬遷所指出：“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史記·孔子世家》）　　

作為一個學者和政治家，孔子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有著不同的思想和言行，其中有錯有對、有功有罪。　　

孔子，他誅殺了著名學者和教育家少正卯，是個開創借助國家機器鎮壓學術對手和以殺戮鎮壓學術研究和教育之先河、罪莫大焉的政治家和學者；他發明了春秋筆法，是個改變了史學家實事求是、不計生死、秉筆直書傳統、罪莫大焉的歷史學家；他完成了被稱為“六經”的《詩》、《書》、《樂》、《易》、《春秋》的整理編修，是個傳承中華文化、功莫大焉的文獻家；他開創了“有教無類”推動了大眾化教育產業的蓬勃發展，更是個功莫大焉的偉大教育家。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成就了孔子。正因如此，　　

史學家和政治家對孔子的歷史定位，僅限于“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歷代“尊孔”主要強調的是他老人家“先師”的歷史地位！　　

孔子是個偉大的私塾先生、民辦教師，所以尊師重教、熱衷教育產業化的人和書生文人們推崇他，理所當然。除此之外，孔子的其他歷史地位并不高于其他諸子百家。　　

同老子一樣，孔子自己也并未追求創建個什么家什么教，所謂儒家儒教也同道家道教一樣，都是后人強加給他們的。正因如此，“五四運動”提出的是“打倒孔家店”卻不是“打倒孔子”，毛主席主張的是“批孔”而不是“打孔”。　　

至此，爾等還有什么可狡辯的呢。跟著咱老人家，爾等就長學問吧！　　

或曰：聲稱反對者和推崇者的多數是無知無畏之徒、無知無恥之輩，只有你是正確的，沒見過如你這么狂妄不謙虛的人！那么就請你老人家說說，天安門廣場上的孔子塑像究竟如何是好，難道果真如反對者所主張拆掉不成？　　

小題大做，這有何難。咱老人家以為：不能拆！因為那個大家伙，孤零零的立在那里，雖然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可僅是耗銅即達17噸，一旦拆掉浪費驚人，對好多食不果腹的民眾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既然如此，只好如此啦。留著它：　　

一來、讓那些孔子的孝子賢孫們就按照他們的想法去理解其中的含義好了。　　

二來、引導那些反對者理解成是“克己復禮”、恢復毛澤東時代、反對禍國殃民的改革！　　

究竟是那種寓意，就讓他們去爭論吧！索性再在那塑造起炎黃二帝和老子像：　　

一則、免得孔圣人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伶仃孤苦，顯得我中華傳統文化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惹人嘲笑、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