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志

孔子的“志”　　

《禮記》中“大道之行也”這段有著中國古代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話，不是孔子創作的，孔子是復述古代傳留。　　

宋末元初大儒陳澔所“集說”的《禮記》之《禮運》篇，有題注，講得很清楚：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　　

篇中之文說：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這句話就是孔子自己說，“大道之行”這思想、這境界，是遠古的，他沒趕得上看到，是很遺憾的，但他有志于此。陳澔說，這也是孔子夢見周公之意。　　

而后下面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擇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著名的長長的一段，實為孔子復述古代傳下來的《禮經》上的原文。　　

這段“大同”世的敘說，究竟反映著中國古代怎樣的發展階段？陳澔認為。石梁王氏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非儒者語。陳澔這樣一定要劃清儒者與老子的界限，是一種思想的僵化，難道他就沒有看到在《論語》中，孔子也有“老氏”式的話語嗎？比如：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之《衛靈公》篇）　　

孔子本來就曾問禮于老子，對于什么是“無為而治”的說法當不陌生，況且“無為而治”確實也能用來說明“治”天下、以及天下“治”好了的至高境界，無論作為詞語或作為思想，孔子也是可以用的，不能因為是老子的，就劃清界限、絕不使用。孔子倒沒有這樣，是陳澔在“修理”了孔子，要把孔子修理得很干凈，來符合宋元以來儒家的思想絕對性。　　

孔子說出遠古“大同”的舊典，是回答他的學生子游“君子何嘆”的，而后接著又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段“小康”話語，應當說是極其深刻，描述了“大同”世的公有制演化而解體、私有制形成后的天下是一切都私有化了，包括“大人世及以為禮”，也就是世襲制，于是君與臣、人與人，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系，自然地不“正”、不“篤”、不“睦”、不“和”起來，用一句話說，是“斗爭”起來，以至于需要城郭溝池，需要智謀、勇敢、軍隊，為了維持社會的存在，不得不用“禮義”來要求國家、社會，規范人們，從土地制度到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的關系，都在其內，即使是“在勢者”，也就是諸侯以至于天子，如有嚴重不遵禮義的，也要天下“去”之，這時候天下就要亂一陣（眾以為殃），由亂而治。這樣的情況，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以來，就是這樣的了。　　

看來，孔子作為思想家的杰出，作為政治家的堅定，就在于他弄清了社會發展史，就他而言，是看清了社會從遠古的公有制（大同），發展到了他眼前的私有制（小康），而這私有制的社會，充滿私欲與斗爭，從家庭之內到地區（諸侯）之間，以至于君臣朝廷之內，都需要“刑仁講讓，示民有常”了（即以仁愛禮讓之道為法則，給天下做出榜樣，以說明天下唯有這樣才能維持）。　　

然而，孔子以“禮義”二字概括并抓住了他眼前的世界，他給這世界開出了什么治世良方呢？他沒有新的更好的東西，他的思想政治理論武庫，也就是“禮義”，他認為只要堅決地貫徹了這“禮義”，就能繼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事業，以至于他醉心于此到了神思的或者說是惚恍的程度，說自己夢見了周公。所以，他說他對于“大道”，雖然未逮，“而有志焉”，也就成了一句空話，他的有志，不在于“大同”，不在于“大道”，而在于“小康”，在于用“禮義”把已經維持不下去的“小康”之世弄好它，對于孔子來說，也是面對現實的無奈之思、無奈之舉，他不可能站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世，而作向著“大同”的努力。　　

春秋末世的“禮崩樂壞”，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們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說，那是新興地主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了，以“井田制”為經濟基礎的殷周奴隸制存在不下去了，所以孔子張揚“禮義”，要恢復文王周公之世，是開歷史的倒車。如果不用歷史唯物主義做指南，而用中國歷史上自己話來說，該是如何呢？那就是“初稅畝”，也就是象征自古層層級級分配下來的“井田制”的瓦解，承認土地兼并的合理，承認從舊貴族中生長起來的那些不遵禮法的豪強的合法存在。在治國的方面，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爭端的方面，也就只有用韓非子的話了，他說“當今爭于氣力”。歷史的發展證明，“初稅畝”是勝利了，“井田制”再也沒有恢復，春秋無義戰，戰國又戰了好多年，終于是諸侯滅亡，到了以郡縣制一統天下的秦朝。所以，我們卻也無法說孔子的政治主張是方向對頭的。而孔子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魯迅語），權勢者們為何要捧他呢？因為他主張“禮義”，而“禮義”的核心是等級制，別的不管，只把它本身（意識形態）拿來用用，權勢者覺得不錯，很是適用（抽象繼承），于是這瓶陳酒就好喝得很，要永久地陶醉以至于麻醉下去才好。　　

然而，我們或許誤解了孔子，因為孔子在述“小康”時批判過“大人世及以為禮”，那么這個“禮”是不好的，是演變了的，而真正的“禮”，是“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的“禮”，也就是“大道”之“禮”、“大同”之“禮”。對的，從字面上看是這樣的，然而，只要拿到事實上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這上千年，首先一條，就是世襲制的確立，與之相應的是分封制的確立，用魯迅的話說，也不過同樣是“吃人”的歷史。　　

魯迅在《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中寫道：“那王道的祖師而且專家的周朝，當討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非拖開不可；紂的軍隊也加反抗，非使他們血流到漂杵不可。接著是殷民又造了反，雖然特別稱之曰‘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開除之，但總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種什么破綻似的。好個王道，只消一個頑民，便將它弄得毫無根據了。”這段話里的“王道”，當然也就是孔子所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謹”的“禮”，只有這個才配稱之為“王道”的。事實上“王道”一詞正是孔子孟子對于“禮治”的別稱。要想從孔子的“禮治”中剔除其嚴格的專制等級制的核心思想實質，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就等于要全部改寫《論語》等一系列儒家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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