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秦漢：市場經濟的失敗、計劃經濟的成功！
楊連旭
西周晚期，鐵器開始使用，產生了春秋時代的生產力革命，引起了生產方式的變化和生產關系革命。由此，古中國形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從而瓦解了傳統的以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引發了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
從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到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7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字通，西漢朝第6位皇帝，政治家、戰略家、詩人、文學家)時期，這長達6百多年的歷史時期，除去秦始皇統一天下至秦朝滅亡的15年之外，是我國私有制市場經濟自由發展、高度發達的歷史時期。
正是在這個期間，我國生產力發展之快、社會文明進步之大，完全趕超了世界先進水平，居于人類領先地位。
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國反復實踐和總結了國有制計劃經濟和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效應，確立了成熟的社會體制。
（一）
《六韜·文韜·六守》記載了：“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太公說，大農、大工、大商是三件大事）。農一其鄉，則谷投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把農民組織起來，聚居一鄉，互助合作，糧食自然會充足；把工人組織起來，聚居一鄉，互相協作，用具自然會充足；把商人組織起來，聚居一鄉，互通有無，財貨自然會充足）。”
《逸周書·文酌解》在總結文王的文治武功時稱國有“五大：一、大知率謀，二、大武劍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賄，五、大農假貸。”
《國語·晉語四·文公修內政納襄王》：“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王公依靠貢物生活,大夫依靠封地生活,士依靠田地生活,庶人依靠勞力生活,工商依靠官府生活，衙門的差役依靠財政收入生活，家臣依靠獎金生活）。”
這表明，西周時期至春秋前期，實行的是國有制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
即便如此，商品經濟也在其中發展著。《國語·齊語·管仲教桓公足甲兵》記載了管子對曰：“小罪謫以金分（犯普通小罪過的，罰他金錢）”和“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好的金屬用來鑄造劍戟，然后用狗馬來試驗是否鋒利；差的金屬用來鑄造農具，然后用土壤來試驗是否合用）。”
這說明，春秋齊桓公 (?—前643年，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姜姓，呂氏，名小白)即位初期：金屬貨幣已經在民間普遍流通，鐵器普遍用于農具。
早在西周初年，“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史記·齊太公世家》），齊國就大張旗鼓地發展了社會分工，只不過“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后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臺，官位雖只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史記·貨殖列傳》）
從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歷史上稱為春秋時代。在這二百九十多年間，鐵器和牛耕的普及，導致社會產品日益豐富、分工日趨專業化和精細化，商品交換空前發達，引發了生產關系的革命，私有制獲得了充分地發展。
冶鐵技術帶來了冶鑄業劃時代的發展。存世的吳、越青銅劍，其冶鑄淬煉之精，合金技術之巧，外鍍之精良，花紋之鑄造，皆世所罕見。
鐵器用于手工業，促進了手工業技術的進步。青銅器造型輕巧靈便、雕鏤紋飾細致工整、出現了錯金銘文，煮鹽、漆器、紡織、釀酒業也隨之有了較大的發展。由此，部分工匠成為了私有制的生產和經營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論語·子張》記載了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各行各業的工匠住在作坊里來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過學習來撐握道)。”
鐵器用于農業，導致了農業生產力的飛躍，既出現了耕犁的，引發了農用動力革命，逐漸普及了牛耕技術，又開墾了大量良田，還興修了農田水利設施，促使耕作技術由粗放轉向精耕細作。由此，農業產量大增，并導致人口的劇增。
新田的增加迫使諸侯各國“相地而衰征”、“初稅畝”，以實物取代勞役，“作丘賦”、“用田賦”，直接向農奴征賦，農奴變成編戶齊民的農民，土地從國有的封建領主制轉變為國有的地主租佃制。由此，導致井田制崩潰、世卿世祿制瓦解，“廢封建、行縣制”的集權制取代了分封制，形成了官僚制、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制。
生產的專業化和私有制的普及，帶來社會產品的豐富，刺激了商品交換的日趨活躍，帶來大量的商業性貨幣稅收，充盈了公室。由此，中原諸侯各國紛紛積極推行重商政策，“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商人取得了與士、農、工同等的社會地位，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商品經濟成為主導，形成了私有制市場經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年）》就記載了“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獻牛智退秦師”的故事。
當是之時，《史記·貨殖列傳》云：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天下之人，熙熙壤壤；為利而來，為利而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即使有千乘兵車的王，有萬家封地的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在戶口冊子上的百姓呢）！”
由此，追利逐富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商業文化彌漫社會，自然是天下大壞、人心不古、世風日下。
（二）
市場經濟唯利是圖的競爭性必然導致了商業經營活動的特點，除了周游列國的流動性之外：
一是、自私自利的謀略性。《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了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就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又記載了，“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于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并自詡：“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 商鞅行法是也（我干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
二是、假冒偽劣的欺詐性。《韓非子·說林下》記載：“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宋國有個很富的商人叫監止子，和別人搶著買售價百金的玉石，假裝失手把它摔壞了，就賠償給賣主百金，而他修整好那跌壞的瑕疵，便賺到了千金）。”
三是、乘人之危的投機性。《管子·治國》：“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余者，而上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征矣”尤其是一遇水旱饑饉，趁民眾生活難乎為繼，“又稱貸而益之”，或者“倍貸以給上之征”。
四是、以權謀利的暴利性。《史記·貨殖列傳》云： “子贛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饒益（子貢曾在孔子那里學習，離開后到衛國做官，又利用賣貴買賤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常相魯衛，家累千金。”范蠡離開越國后曾為齊相，白圭也做過魏相，他們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積居奇的買賣。楚懷王的弟弟鄂君昭陽，是楚國的大司馬、柱國，青銅鑄的鄂君啟節上有銘文曰：“得其金節則勿征”，“不得金節則征”。
五是、官商勾結的壟斷性。《國語·晉語八·叔向均秦楚二公子之祿》記載：“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于民故也（絳城的富商，只能乘坐用皮革遮蔽木制的車子，來往于鬧市，只因為他們沒什么功勞，然而憑他們的財富足以用黃金寶玉來裝飾車子，穿上刺繡花紋的衣服，用豐厚的禮物與諸侯交往，但這些人并不能得到半點的俸祿，就是因為他們對人民沒什么大的功勞）。”
第六、市場的無限擴大性。商品經濟之所以演變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就在于沒有市場就沒有商品經濟。《墨子·貴義》云：“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商人到四方去做買賣，只要市利數倍，即使有通過關卡的困難，有碰到盜賊的危險，也一定會去做的）。”《管子·小匡》曰：“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他們負任擔荷，趕牛駕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資多寡，估計商品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賤買貴賣）。”所以，商品經濟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沖動，產生了市場無限擴大化的要求和沖動。
正因如此，私有制市場經濟的發展雖然繁榮了經濟、變革了社會、瓦解了等級制度，可也刺激起了私欲、淋漓盡致地激發了人性的惡：
第一、投機取巧、不擇手段。
《呂氏春秋·孟冬紀·節喪》聲稱：“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民眾對干利，寧肯冒著飛箭，踩著利刃，流血殘殺去追求它）。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不知禮義的野蠻之人寧可殘忍地對待父母、兄弟、朋友而去追求利）。”
《史記·貨殖列傳》云：“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精打細算、勤勞節儉，是謀生的正路，但致富的人必須出奇制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種田務農是笨重的行業，而秦楊卻靠它成為一州的首富；盜墓本來是犯法的勾當，而田叔卻靠它起家；賭博本來是惡劣的行徑，而桓發卻靠它致富）。”
第二、偽詐浮夸、不計后果。
《韓非子·難一》記載了“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之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勿能應也。”
第三、急功近利、為所欲為。
《史記·貨殖列傳》云：“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那些住在鄉里的青少年，殺人埋尸，攔路搶劫，盜掘墳墓，私鑄錢幣，偽托俠義，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圖報私仇，暗中追逐掠奪，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馬奔馳，其實都是為了錢財罷了）。”
第四、貪贓枉法、膽大妄為。
《史記·貨殖列傳》言：“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者，沒于賂遺也（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偽造文書，不避斫腳殺頭，這是由于陷沒在他人的賄賂之中）。”于是，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于鬧事）。”此非空言也（《史記·貨殖列傳》）。
第五、示民以利、為利而戰。
私有制市場經濟對利潤最大化的追逐，要求市場最大化，形成了繼大禹治水后統一天下的第二個動力，導致諸侯爭霸、列強兼并。
據統計，僅春秋時期二百九十多年間，魯史《春秋》記載的軍事行動就有四百八十余次，諸侯的朝聘和盟會四百五十余次。所以，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
至于戰國時期，那更是如《孟子·離婁上》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據學者統計，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戰爭二百三十次。
于是，原有的禮壞樂崩，社會秩序大亂，其中既有合理性和進步性，更有頹廢性和破壞性。由此，人們痛心疾首，仁人志士苦思冥想，以挽救社會。于是，形成了百家爭鳴和變法圖強。
（三）
私有制市場經濟發展到戰國時期（公元前476年，一說前403年或前453年—前221年），商業文化已經將中原諸侯各國浸透得身軟體酥，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和歌舞升平的奢侈之風大行其道，社會腐朽不堪，以至到了“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靠權勢求得，爵位可以用錢財買到，能夠滅亡”（《韓非子·亡征》）的地步。
第一、篡權奪位、時有發生、習以為常。
春秋中期開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達，各諸侯國卿大夫的經濟實力逐漸發展，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勢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爭斗，以擴充領地。
《史記·趙世家》記載：公元前458年，“知（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史記·晉世家》又載，公元前453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
《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的第一件事即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由此，名正言順實現了三家分晉， 戰國七雄局面正式形成。
隨后，《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齊康公被田和遷于“東海上”。 公元前387年，田和與魏武侯會于濁澤，“求為諸侯”。次年，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獲得周天子批準，“立為齊侯，列于周室，紀元年”。
第二、君民貪財好利、驕奢淫逸、玩物喪志、毫無斗志。
以經濟最為富裕強盛的齊國為例：
《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齊宣王（?—公元前301年）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和“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戰國策·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生動地描繪了齊宣王時的臨淄：“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非常富庶而且財物糧食充足，平常人都會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賽狗、賭博、踢球）；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臨淄的街道上車水馬龍、車軸相接、摩肩接踵，把衣襟連起來可成帷帳，把衣袖舉起來可成幔幕，擦一把汗可以形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家家厚道且富裕，意愿高且夸耀）。”
正因如此，在秦國發起地統一戰爭中，齊國近乎于坐以待斃、不戰而降，秦滅齊是兵不血刃、沒費吹灰之力。
第三、社會“以市道交”、將官經商、文官弄權、腐敗賣國。
以軍事最為強悍善戰的趙國為例：
長平之戰，“趙王信秦之間”、“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了趙括其母曰：“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現在趙括一下子做了將軍，就面向東接受朝見，軍吏沒有一個敢抬頭看他的，大王賞賜的金帛，都帶回家收藏起來，還天天訪查便宜合適的田地房產，可買的就買下來）。”
趙括也因此成了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如此將領為大軍統帥，長平一戰占有絕對優勢的40萬大軍全軍覆沒，不足為奇。
無獨有偶。近代，丁汝昌身為提督，不僅在劉公島大搞房地產開發，而且以軍艦跑運輸。由此，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也就順理成章了。
武將如此，文官更是有過之無不及，貪贓賣國不在話下。
“趙以數困于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又記載了： “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于是，“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了：“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
正因如此，趙國變得不堪一擊。“后三月，王翦因急擊趙，打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所有的社會不良現象，那時早就產生了！
與中原各諸侯國相反，從《呂氏春秋》記載的 “物勒工名”制度，到《云夢睡虎地秦簡》記載的公布《田令》、每年進行四次評比耕牛和老百姓可向官府借用鐵農具，且因破舊而使用損壞后，只報告損耗而不賠償等史料表明：唯獨從秦國到秦朝，以商鞅變法建立起了以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
正因如此，從秦國到秦朝，統一意志、消除腐敗、集中精力、上下一心、勵精圖治、因勢利導，秋風掃落葉般實現了“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的一統天下，而且“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史記·秦始皇本紀》），尤其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疏浚鴻溝、開靈渠、建馳道、修直道、筑長城，將我中華文明推上了人類發展的時代頂峰。
（四）
隨著秦始皇的突然病逝，在封建六國殘余勢力的反攻中，秦朝及其國有制計劃經濟為主導的體制覆滅，西漢建立起了半封建半集權的體制。
雖然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可為時不長，惠帝、呂后當政后即下詔“復弛商賈之律”（《史記·平準書》）。
于是，《史記·貨殖列傳》稱：“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私有制市場經濟又進入了自由發展、高度發達階段。結果，1百多年間，既形成了所謂“文景之治”盛世，也導致了：
1. 貧富嚴重兩極分化。《漢書·貨殖列傳》說：“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含菽飲水。”
2. 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封建諸侯財大氣粗，橫行鄉里、對抗中央，先后發生了代國陳稀叛亂和吳楚七國之亂。
3. 官商勾結、奸商干政。《鹽鐵論·復古》云:“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大抵盡收流放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奸偽之業，遂朋黨之權。”
4. 權貴惡霸大行其道，民眾苦不堪言。《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杰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5. 破壞生產力高級化。《史記·貨殖列傳》云：“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要從貧窮達到富有，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織綿不如倚門賣笑，這是說經應末業，是窮人致富憑借的手段）。”
6. 動搖社會穩定。《漢書·食貨志》記載：“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余。”
7. 敗壞社會道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春秋繁露·度制》：“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8.“和親誓盟”政策的韜光養晦，并未消除外敵，武帝即位前匈奴入侵漢境不下10次。
總之，今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有的一切，同那時別無二致。
正因如此，漢武帝執政后，改革開放：
一是、滅族郭解打黑除惡，族誅灌夫剪除豪強，棄市竇嬰抑制親貴，強遷十萬富戶到洛陽；
二是、頒布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削弱封建諸侯；
三是、設立刺史，監察地方官吏及豪強；
四是、重農輕商，興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任用趙過總結推廣“用力少而得谷多”的代田法；頒布算緡令和告緡令，征收商人資產稅，打擊奸商；
五是、取桑弘羊建議，實行鹽鐵、酒類官營專賣，禁止郡國鑄錢，鑄造五銖錢統一貨幣； 實施均輸法、平準法，將工商業納入國家經濟，由官府經營運輸和貿易，通西域、開辟絲綢之路。
六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八擊匈奴、平定南越，進兵朝鮮，加兵西南，既消除了外患，又開拓了疆域。
如此等等，不僅恢復，而且完善了秦始皇開創的中央集權制和以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經濟體制，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重振了秦朝雄風，建立了西漢王朝最輝煌的功業，直到“昭宣中興”，漢宣帝劉詢[公元前91年－前49年，本名劉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詢，西漢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4年—前49年在位）]辭世，從而鞏固了中華民族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時代。
由此，中央集權制和以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經濟體制，形成了我國古代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保證了我中華文明，不僅沒有中斷，而且長期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直到近代。
（五）
回顧春秋秦漢時期，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種社會制度的興衰，不難發現：
第一、作為人類社會的兩種基本的經濟形態，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然而人們卻完全可以依據自己的需要自覺選擇其一。
第二、市場經濟能在短期內繁榮經濟、聚斂貨幣、實現一時的強國富民，可卻同時對社會產生強大的破壞性。其實，就是吸毒經濟。長此以往，必然國將不國。比如齊國、楚國等，都曾分別稱霸一時。然而由于其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應和管理工作相對的簡單便宜，對管理者的素質要求相對較低，易于為治國者推行和社會普遍接受。
第三、計劃經濟需要相對長的時期才能實現強國富民，然而卻能增加發展后勁，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持續發展，是強筋壯骨經濟。比如，商鞅變法之后的秦國。可是，由于計劃經濟社會效益的長期性和管理工作相對的高難性，不僅對治國者的素質要求相對較高，而且也不易為社會普遍接受。尤其是，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化和經濟活動的復雜化，非秦皇漢武之類的天才偉人不能為也！
第四、事實上，古今中外，從來就沒有純粹意義的市場經濟。齊桓公時期，“昔圣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國語·齊語》）當今號稱最市場經濟的美國，為數不多的政府機構中赫然就有兩個直接管理經濟的部門：農業部、能源部。
第五、歷史上，草創之初、百廢待興，往往選擇計劃經濟；一旦社會穩定、人心思動，市場經濟便居上風。而市場經濟破壞性一經顯露，變法的呼聲便不絕于耳。此時，諸如漢武帝的變法一經成功，社會即進入突飛猛進的發展階段，而如王安石、張居正的變法一旦失敗，社會就即將進入動亂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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