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轉型的基本方向
鄭彪
在西方文明衰落和東方文明復興的歷史條件下，無論世界政治按照地緣文化亦即按文明重組還是按照意識形態（價值觀重建）重組，中國都有明顯的優勢。這是因為自古以來中華文明發展的道德方向正確，而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發展的政治方向正確。當代西方主流文化崩潰和文化本土化復興的國際背景，以及中國當前復雜的形勢，要求我們不斷將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注入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既為中華復興引路，也為世界文明轉型領航。這個過程既是理論創新，也是文化創新。當代世界政治和文化發展的新趨勢要求中國既要打出自己的鮮明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旗幟，也要打出獨特的鮮明的文化旗幟。這個旗幟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是它的文化含義還有待在實踐中進一步提煉。
世界政治向左轉，世界文明向東看，這是當代世界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基本態勢。這個歷史趨勢正遭遇某種代表腐朽文明的勢力的拼死抵抗，當代人類社會就處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沃勒斯坦說：“西方正在面臨一場巨大的危機——不僅是經濟危機，而且是根本性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我堅持認為后果是極大的混亂，而且西方處在自我懷疑之中，這種形勢總是需要引出魔鬼。”引出什么魔鬼呢？戰爭的魔鬼，還是革命的魔鬼？這兩種暗流都在美國和世界涌動。過去的提法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現實中的表象可能是復雜的，但是本質是一個。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接下來的都是一個大的歷史變局，歷史一再證明西方弱肉強食的政治文化已經走進死胡同，人類文明已經出現黑洞。美國加劇世界動亂，放火自救，試圖亂中取勝，沒有勝算。西方文明只能進行“結構調整”，就是文明轉型，舍此沒有出路。美英新自由主義代表一種惡政，帶動人類加速沉淪。彌補文明黑洞，挽救人類沉淪，西方文明沒有辦法，需要請出東方女媧用五色石補天。這個女媧不是傳說中的女神，而是東方圣人孔子，五色石就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價值，來重建人類價值觀。最近第63屆聯大主席米格爾·德斯科托·布羅克曼指出：“中國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隨著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強，中國必將在構建國際新秩序的過程中扮演更加舉足輕重的角色，世界需要中國的價值觀和規則，這些將給我們以希望，并確保我們可以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希望你們沿著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布羅克曼作為聯大主席，既是美國生人，又有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背景，還是天主教神甫。他具有多重身份，他的話表達了當代世界許多國家和許多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對中國寄予的厚望。最近美國有學者說中國是西方的摩西，可以引領世界走出危機。其實拿摩西比孔子不倫不類，但是這些話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
自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提出不稱霸，近年來中央提出和平發展、和諧世界，不少論者言中國自古如此云云。其實不盡符合事實，遠人也不服。其實中國爭霸的歷史比西方早得多，霸業涉及的地理范圍也廣得多。齊桓公（？-前643年）的霸業比亞歷山大（前356-前323年）要早300年，而且亞歷山大“人亡政息”，死后霸業立即化為烏有。羅馬帝國也不能與秦統一相比。中國古代的霸業，以周朝論，其實平王東遷以后，周室分裂，王命不行，列國內亂，諸侯兼并，加以當時華夷雜處，戎狄橫行，稱霸勢在必行。孔子對齊桓公霸業評價很高：“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所以稱霸有歷史功績。春秋五霸，創始于齊，襄助于宋，完成于晉。以后又有戰國七雄，最后爭霸爭出一個秦始皇，霸業完成，中國從此統一。可見，中國遠古時代非不爭霸，
而是很早就從長期殺伐爭逐爭霸的歷史過程中悟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也就是悟出一個文治高于武功即王道的道理，也是政治學規律。到孔子創立儒學，乃是以“忠”字鼓勵、獎進人類的合作，以“恕”字消洱人類的沖突。所以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就是孔子的仁道，也是人道主義的最高原理。這是中國人最早發現的人與人相處的重要原理，也是民族之間，國際關系的重要原理，甚至是維持人類文明之永久不墜的道理。孔子做過魯司寇，經歷過大富貴，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生，不可能不了解霸業和財富的重要：霸業一成，多得貢賦，但是為了對廣土眾民實現文治，乃有意識地抬高道德仁義的地位，而貶低財富權力；也不是不重視武功，相反孔子所教的“六藝”中，武占有一席之地，而是不能讓其在政治上占有過高地位。文治由孟子發展為王道思想，引起王霸之爭，理論上王道高于霸道，實踐上是王霸并用，在歷史上影響深遠。儒學很早就規定了道德引導政治的方向，就是后來概括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個人道德與政治的關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幾千年來被中國知識分子奉為立身處世原則的古老公式，實際上揭示了一個政治學規律，西方許多人至今不懂。中國人關于“天下”的政治觀念，就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大同”理想。
正因為中國儒家學說以仁為本，也就是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實行王道政治，所以極具軟實力，表現為四面八方的部落民族仰慕中國文化，或自愿同化，于是中華民族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終于都對炎黃認祖歸宗。根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著名世界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ison）的統計：從公元50年到960年，也就是從東漢初年到北宋初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的1/6；從1280年到1700年，也就是元朝初年到清康熙年間，上升到1/4；1820年更上升到1/3；1995年占世界人口1/5。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基本上保持了國家統一；相對于西方，中國總體上堪稱是一個和諧社會的大家庭。中間每不和諧，人民就揭竿而起，改朝換代以后相對和諧，還維持大家庭。凡是搞民族分裂者，就留下千古罵名。億萬人口在幾千年中要保持政治統一，離開追求政治上高遠的大同理想和有高度道德要求的文化，是無法設想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反求諸己”、教人學好的文化，“人往高處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總之做一個好人，辜鴻銘稱儒家文化是好公民的宗教。這樣的文化自然崇尚和諧，也能夠實現和諧，也就具有矯正人類社會時弊的功能。
由于文化原因，中國自古以來只求安定，不圖擴張；只求和平，不愿戰爭（甚至走向反面，寧愿花錢買平安，例如宋與遼、金的關系，當然這就過頭了，引狼入室）；對內修文治，保土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對外則“昭文德以來之”。與此相聯系，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學問，以儒學為例，是倫理道德之學，重內不重外，重人不重物，重修己，重人事關系的協調，不重物力的利用，于富強二字，不甚重視。所以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像15世紀前后興起的，上至王室下至百姓持續幾百年追求財富和權力的狂熱。西歐由于在持續的對外擴張中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促進了近代科學發展，引發工業革命，于是竟抄了近道，后來居上。這是中西文化不同使然。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畢竟歷史短，文明形成得晚，包括爭霸方面，也起步晚；而且由于基督教的原因，思想走偏鋒，崇尚武力，至今不變。15世紀以后民族國家興起并開始海外殖民擴張，一路征戰殺伐到今天，先是歐洲人自相殘殺，然后是對外擴張，也就是對外發動戰爭。20世紀上半葉更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扔了兩顆原子彈，也沒有悟出文治高于武功的道理，現在又往太空戰上用力。
20世紀歐洲人自相殘殺、亞洲人自相殘殺，加上歐亞相互殘殺，總共死亡7000萬人。西方在幾百年殖民戰爭中在非洲、美洲、亞洲、澳洲等地殺戮的人口，遠遠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基督教文化的歷史是一部戰爭史，但是殺伐征戰1000多年也師老無功，歐洲人自古至今無人能以武力實現統一，基督教也不能實現統一，反倒一再分裂、紛爭不已。近現代出了拿破侖和希特勒，也不能實現統一，至今歐洲仍然是小國林立。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的核心地帶，歐洲更分裂出許多國家。西方文化的核心政治思想是“實力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power），這主要是指靠戰爭取得財富和權力的硬實力。“實力最大化”到20世紀90年代登峰造極，這就是美國霸權。然而霸權的規律是一旦霸權建立，接著就是衰落。誰也不能登上珠穆朗瑪峰不下來，下來就是“衰落”。這就是20世紀下半葉的美蘇兩霸的共同命運，蘇聯的霸權剛垮掉，美國的霸權轉眼就在傾覆。歐洲人終于明白霸權文化的局限，于是有了歐盟。這其實是2000多年前中國秦始皇的路子。歷史表明西方文化是一個能殺伐，能發展但不能穩定，不能共享，也不能和諧的文化。因為歸根結蒂maximization of power的政治文化，是一種人類文明“初級階段”的淺化的政治文化，是一種野蠻文化或如西方自己說的叫“叢林文化”，屬于孟子說“人之異于禽獸者幾稀”的文化。讀者會說，西方這樣發達，如何是“淺化”的文化？這是因為科學技術可以日新月異，人類的政治文化卻演進很慢，需要漫長歷史的積累。中國古代政治的王霸之爭表明，中國政治思想很早就在努力擺脫maximization of power的政治文化。
西方文化崇尚power，不擇手段，教人學壞。按照中國儒學觀念，西方文化是一種“小人文化”。“小人文化”盛行，是近代以來世界迅速發展卻戰亂、震蕩、紛爭不已的一個文化根源。“小人文化”盛行，必然導致惡人當道（俄羅斯學者認為當代一些西方國家如美國的政治黑社會化），所以當代問題越搞越亂，國家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激化。
200多年來西方有識之士不斷指出中國文化有助于糾正基督教文化的弊端，萊布尼茲由歐洲30年戰爭產生對基督教文化的絕望，說中國文化不尚武是由于重道德而不是由于恐懼；羅素說中國人驕傲到不愿意打仗；沃勒斯坦則說中國文化壓根就不想發展資本主義。他們的思想中有欣賞甚至崇敬中國文化的共同傾向，特別是萊布尼茲，還提出邀請中國向歐洲派遣儒學傳教士。托爾斯泰晚年更是對西方文明的前途絕望，寄厚望于中華文明以拯救人類。要知道這些西方大學者多是虔誠的基督徒。可惜這些人的卓見被歷史湮沒，沒有成為西方文化主流。但過去不是主流，不等于永遠不是。托爾斯泰不是寫了《復活》嗎？進入21世紀，隨著西方文化轉型，將會有更多的萊布尼茲、托爾斯泰們在西方復活，并產生更大的政治影響。63屆聯大主席布羅克曼說“世界需要中國的價值觀和規則”，表明這種認識已經成為當代某些國際政治家的思想。
人類文明發展史證明，每到歷史的關鍵時期，人類總需要回過頭去，從歷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或者說，每到人類思想貧乏到不足以應對現實危機時，歷史文化總會“蘇醒”，得以復興。當代人類諸種危機，歸結起來不外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平衡、人類之間的平衡和人的身心平衡遭到破壞。解決精神與物質的失衡，儒家文化雖不能包治百病，卻可以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為大道晦盲的當代人類指引方向。
人類文明需要轉型，需要創新，需要西方再來一次文藝復興。這次不是回到古希臘，而是回到中國春秋時代，向中國歷史尋找更早的啟蒙思想家。五百年資本主義全球化，一百年意識形態對抗，近代以來各種制度和文明的優劣盡顯。危機深重，世變在即，何去何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這是中國人民的齊天宏福，也是世界的福音。中國勇于在世界上獨樹一幟，除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執政能力以外，主要得益于中國傳統文化。雖然看起來現在的亂世仍將持續，但是種種情況表明，人類終將在21世紀的做出最終抉擇，未來世界秩序和社會無疑是以“天下一家”、大同世界為基礎的，這是真正的全球化思想。
當代發展越來越凸顯出，在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背后，文明對未來人類發展方向和世界體系格局的決定作用。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歸根結蒂，已經不是經濟、科技決定政治，而是文明決定政治。這就是軟實力在信息社會的巨大政治意義。美國金融海嘯的一個最重要的國際政治影響，就是促成了多極世界的形成。現在多極世界已經不僅是一種發展趨勢，而是一個既成的國際政治現實。21世紀的世界體系將由人類新型文明引領（或者文明轉型失敗而歸于人類文明毀滅），這取決于現存幾種主要文明的地緣政治整合，也是最后的“文明沖突”。中國能否承擔起參與引領世界文明轉型的歷史大任，或者中華文明和民族的存續，正在經受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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