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南宋與金國之間的形勢對比

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南宋與金國之間的形勢對比

本文包括兩大部分，也即:（一）、紹興十年岳飛北伐前后南宋方面的整體形勢；（二）、金國的內憂外患與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直搗黃龍的可能。

本文結合大量史料，力求通過比對分析，來全面展現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宋金兩國的形勢，進而有助于人們全面透徹地了解岳飛抗金事跡以及南宋統治者錯失良機而致茍安江南的真實過程。

（一）、紹興十年岳飛北伐前后南宋方面的整體形勢　　

事實上，紹興十年（1140年）前后，南宋國力軍力日漸增強，當時其實正處于宋金開戰以來最有利的時期！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自建炎四年（1130）以來，南宋朝廷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在江南地區重新建立起了穩固的新政權。　　

自建炎四年（1130）金軍被迫從江南撤軍，直到岳飛遇害之前的紹興十一年（1141年），經過南宋朝野上下齊心協力的經營與努力，南宋轄區的社會經濟逐漸從動蕩不安狀態中解脫出來，進入穩定恢復階段。　　

這期間，好幾支新的宋軍（包括威名遠揚的岳家軍）在戰場逐漸發展壯大，而且通過平定內亂、抗擊外敵，確保了江南地區的安寧，為江南地區經濟社會的恢復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　　

而在紹興初年，南宋前期的中興名臣李綱、呂頤浩、趙鼎等人執政期間，南宋朝廷接連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穩定形勢、休養生息、恢復發展生產，改革稅制、廣開利源。這其中以南宋名相呂頤浩進行的財政經濟改革，成效最大、影響最為深遠。　　

通過李綱、呂頤浩、趙鼎等人的勵精圖治，江南地區政治經濟形勢趨于穩定，南宋的國力不斷增強，國家財政收入逐年增加，為宋金對峙以及南宋政權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二，南宋初年，為了穩定內部、鞏固后方，解除宋軍的后顧之憂，宋將韓世忠、岳飛、張俊等人先后率軍剿滅了范汝為、李成、曹成等各路軍匪游寇和以楊幺為代表的地方武裝割據勢力。數年之間，南宋有了穩定的后方。故在與金國軍隊作戰時，南宋軍隊沒有后顧之憂。　　

紹興元年（1131年）至紹興三年（1133年），韓世忠、岳飛、張俊先后率軍剿滅了范汝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軍匪游寇勢力。　　

紹興五年（1135年），岳飛用幾個月的時間平定了盤踞在洞庭湖地區的楊幺割據政權，此后五年多的時間內，湘湖地區逐漸安定，經濟恢復發展，成了支持岳飛北伐的大后方！　　

在岳家軍平定楊么叛軍后，荊湖路一帶再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武裝叛亂。經過一段時期的恢復，生產又有所發展，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矛盾有所緩和，岳家軍在此后的抗金戰爭中，終于有了一個安定的后方。　　

而自從紹興五年（1135年）岳飛平定楊幺割據政權之后，直到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議之前，南宋轄區內再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亂，南宋政局穩定，后方穩固，宋軍無后顧之憂！　　

第三，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爭中，宋朝軍民同仇敵愾，南宋的幾支主力部隊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逐漸發展壯大，同時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軍事將領，南宋有了抗擊金軍、光復國土的軍事保障！　　

北宋滅亡之后，面對金國女真軍的侵掠、屠殺和奴役，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民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其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持續之久，在中國古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南宋前期，因為南宋朝廷在江南重建不久，無力限制武將自身的發展，同時也因抗金戰爭的局勢發展以及南宋朝廷重建政權的需要，在抗金斗爭中，涌現了一批杰出將帥（其中最杰出的有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锜）。　　

而一些原無資歷、默默無聞的下層年青將領也得以發揮才能，逐漸成為燦爛耀眼的將星。吳玠、岳飛就是這批年青將領中最優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軍功最為卓著的兩位將帥。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爭中，宋朝軍民同仇敵愾，南宋的幾支主力部隊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逐漸發展壯大，其中以岳飛率領的岳家軍實力最強、威名最著！　　

南宋初年，愛國將領岳飛一手帶出的岳家軍經受了歷次戰爭的嚴峻考驗，在頻繁的戰事中逐步成長壯大起來。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飛獨立成軍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萬人。此后又經過一系列的征戰和收編，到紹興四年（ 1134 年）岳飛收復襄漢六郡之時，岳家軍兵力已增至三萬五千多人。　　

紹興五年（1135年），岳飛率部平定楊么之亂之后，在收編湖湘農民起義軍的同時，又合并了一些地方軍隊，使岳家軍的兵力大增。　　

紹興六年（1136年年）七月至八月，岳飛第二次北伐，岳家軍出奇制勝，兵進伊洛，長驅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陽附近，取得了輝煌勝利，接連繳獲了大量的戰利品，還先后繳獲了一萬五千多匹戰馬。而繳獲的這一萬五千多匹戰馬，加上岳家軍在以往歷次戰役所繳獲的戰馬以及南宋朝廷撥調的一些戰馬，則為岳家軍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奠定了基礎。　　

到紹興九年(1139年)，岳家軍總兵力已經增至十萬多人，有統制官 22 人、將官252人，其中正將、副將和準備將各84人，尤其重要的是，岳家軍當時有兩萬多人的兵力是騎兵。此時的岳家軍已經成為步兵、騎兵、水兵各兵種齊全的強大軍事集團，規模居南宋諸軍之首，且實力最強。　　

岳家軍將士經受了歷次戰爭的嚴峻考驗和鍛煉，加之平時的嚴格要求、訓練有素，故戰斗力強，個個英勇善戰，堪稱無不“以一當十”。　　

從紹興五年（1135年）至紹興十一年（1141年）間，行營護軍是南宋王朝的基本軍事力量，而吳玠和岳飛的部隊又是行營護軍中的實力最強的軍隊，兵力逐漸增長，且戰斗力最強。　　

南宋初年的行營護軍五大部的淵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營軍，二是源于宗澤的東京留守司軍，三是源于陜西軍。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屬御營軍系統，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飛屬東京留守司軍系統，吳玠屬陜西軍系統，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飛和吳玠純系靠軍功起家的將領。　　

｛附注: 紹興五年(1135年)歲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駐大兵的軍號，命名為“行營護軍”。張俊軍稱行營中護軍，韓世忠軍稱行營前護軍，岳飛軍稱行營后護軍，劉光世軍稱行營左護軍，吳玠軍稱行營右護軍。各路宋軍加起來有四十多萬的兵力。｝　　

很顯然，從總體上看，在紹興十年（1140年）宋金再次開戰之前，宋軍的整體實力已經空前壯大！（雖然各路宋軍發展不平衡、參差不起，但是總體實力仍然顯著提高）　　

第四，南宋初年，為了備戰，宋軍各路將帥都注重建設穩固的后方戰略基地，其中以岳飛、韓世忠、吳玠等人取得的成就最大。
　　
韓世忠奉命率精兵駐扎在戰略要地楚州（今江蘇淮安），負責把淮東一帶打造成穩固的軍事基地。
　　
吳玠兄弟長期駐守四川，加固邊防關隘，招兵買馬，將四川一帶打造成了重要的抗金堡壘。
　　
紹興四年（1134年），岳飛在收復襄漢六郡之后，便以襄漢六郡為戰略基地，以鄂州（今湖北武昌）為軍事大本營，開始了戰略基地的建設。
　　
襄陽六郡，西鄰川陜，東接兩淮，南屏長江中游，北連開封、洛陽。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岳飛認識到：“襄陽六郡，地為險要，回復中原，此為基本”。
　　
岳飛在襄漢六郡設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陽六郡之后，岳飛即“權行差官，葺治州事”，選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員扶綏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駐各州要害。同時，命令這些州郡官員在收復地區整治城壁樓櫓，修葺城防設施，加強守備力量。
　　
岳飛還施行仁政，招民歸業，恢復發展生產。岳飛下令在在襄漢六郡實行優惠政策，借貸耕牛、種子等生產資料給復業農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賦稅，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債務，要求州縣官員“用心召集流亡，勸課農桑，懷柔百姓，寬恤刑禁”。
　　
岳飛接連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幾年時間，經過苦心經營，終于把襄漢六郡建設成反攻中原的戰略基地。　　

第五，南宋初年，各路宋軍還大興營田，儲備糧餉，宋軍積蓄了充足的糧草，宋軍后勤供應得到顯著改善。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用兵作戰，后勤補給的充足與否，是一個關乎戰爭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南宋初年，為了減輕百姓負擔，并確保宋軍的糧草后勤安全，各路宋軍在各自的駐扎地開展屯田，在休戰期間，派專人負責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不斷增加了軍隊收入，也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同時為后續戰爭準備了充足的糧草。　　

紹興四年（1134年），在岳家軍收復襄漢六郡之后，岳飛就上奏說：“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茍行營田之法，其利為厚。然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年入春，即可措畫。”　　

在中國古代，用百姓耕墾官府荒田，謂之營田；用軍人耕墾官府荒田，謂之屯田。但在事實上，屯田和營田很難嚴格區分。岳飛設法召募百姓，借貸耕牛、種子、農具之類，耕種營田。 宋時營田收成之后，按照慣例，除留足來年種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實行對分租。有時為鼓勵墾荒，初期每畝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紹興六年（1136年）二月，南宋朝廷為恢復生產，正式宣布全面措辦營田，任命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和吳玠等五大將兼任營田大使或營田使。岳飛當時兼任的是營田大使。　　

由于營田農民的辛勤耕作以及當地官員的妥善經營，岳家軍的稻谷收入最后可達十八萬余石，約可供應兩個半月左右的軍糧。這還不包括作為貨幣地租的“營田雜收錢”在內。　　

岳家軍部將武赳等人因經營營田有功，岳飛還特別予以保奏升遷。此外，岳飛“又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間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　　

為了增加軍隊的收入以減輕國家經濟負擔，岳家軍也開辟其他“利源”。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4統計，當時各種經營收入每年高達170余萬貫。按岳家軍每月開支56萬貫計算，這些收入接近于三個月的支出，既彌補了軍費的不足，又大大減輕了南宋朝廷的財政負擔。　　

岳飛大興營田，效果顯著，“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辟，委積充溢，每歲饋運之數，頓省其半”。　　

經過上述努力，據說可使岳家軍的“每歲饋運之數，頓省其半”。經過多方面的籌措，岳家軍北伐的準備更充分了，條件更成熟了。岳家軍全軍上下“聞金鼓而樂奮”，“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萬眾一心地等待著統帥的進軍令。　　

第六，更為重要的是，自建炎四年（1130年）以來，宋軍接連擊敗金軍，取得一系列關鍵性的勝利，逐漸開始掌握主動權，扭轉了戰爭形勢。　　

從總體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來，直到岳飛遇害之前的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在逐步朝著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轉變。宋軍由弱變強，金軍由盛轉衰。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國天會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金軍再次大舉南下攻宋，金軍突破宋軍的長江防線并渡江作戰，金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江南地區，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這是金軍軍事勝利的巔峰，卻也物極必反。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南宋各路新興宋軍和一些杰出軍事將領不斷涌現，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宋軍在重組重建中得到了鍛煉，實力明顯增強，宋軍開始扭轉敗局。此后，金軍由盛轉衰，宋軍由弱變強。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將韓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軍在黃天蕩地區攔擊號稱十萬的金軍大部隊，使完顏兀術（宗弼）率領的金軍主力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四月到五月，岳家軍乘勝收復了江南地區的戰略要地建康(今江蘇南京)，將金軍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沒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金國天會九年），張榮率領的抗金義軍在長江以北的縮頭湖一帶擊敗金軍，大獲全勝，迫使金軍退到淮河以北。　　

從公元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金國天會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三月，金軍傾注全力，企圖攻入四川，川陜戰場隨即成為宋金戰爭的主要戰場。　　

公元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金國天會九年）十月中旬，負責川陜戰事的宋將吳玠依托和尚原一帶有利的險峻地形，采用正確的戰術，抓住有利戰機，大敗金兵統帥完顏宗弼（兀術）率領的金軍主力，使金軍遭受慘敗。　　

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三月，宋將吳玠率軍在仙人關一帶再次大敗完顏宗弼（兀術）率領的號稱十萬之眾的金軍，使金軍再次遭受慘敗。　　

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將岳飛率軍主動發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軍將士英勇善戰，接連擊敗金國和偽齊的聯軍，收復包括戰略要地襄陽在內的襄漢六郡等廣大地區，這是南宋開國八年以來第一次收復大片失地。　　

而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冬，金軍主力部隊進犯淮南的失敗，則標志著金國軍威的進一步沒落。 　　

公元1136年（南宋紹興六年，金國天會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飛再次率軍北伐，出奇制勝，兵進伊洛。岳家軍長驅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陽附近，取得了輝煌勝利，接連繳獲了大量戰利品，還先后繳獲了一萬五千多匹戰馬。而繳獲的這一萬五千多匹戰馬，加上岳家軍在以往歷次戰役所繳獲的戰馬以及南宋朝廷撥調的一些戰馬，則為岳家軍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奠定了基礎。岳家軍長驅伊洛，是南宋立國之后初次發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規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將劉锜充分利用暑熱天氣，在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以逸待勞、以少擊眾，在平原地區依托城池固守，最終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取得順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勢。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況下以寡擊眾，在平原曠野地區的進行的野戰中獲勝，先后在郾城之戰和潁昌之戰中擊敗金軍主力，并集結兵力，乘勝進軍至距離東京開封府僅四十里的朱仙鎮。這標志著宋金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在紹興十年（1140年）金國敗盟之后，宋軍取得了空前的勝利，這標志著金強宋弱的形勢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一點連向來畏敵如虎的宋高宗趙構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紹興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時，宋高宗趙構就認為：『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乘間猖撅。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锜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江窺敵，則我兵皆乘其后。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9）。

　（二）、金國的內憂外患與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直搗黃龍的可能　

在金國立國初期，女真人實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參見《金史》志25《兵志》），對于金國女真人來說，一旦征戰，他們根本無法生產，只能靠俘獲搶掠為活。所以對他們來說，最可怕的事情是連年征戰而一無所得，那樣生產固然荒廢，金兵也難以存活。　　

到了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窮兵黷武的金國已經陷入了兵老勢衰、內外交困的窘境。　　

金國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進的漢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飛躍的進步。但是，這卻是以先進文明被嚴重摧殘，出現文明大破壞和大倒退為代價的。 　　

南宋政府腐敗不假，但是金國當時更加難以支持。因為金國滅北宋，是落后生產力對先進生產力的勝利，是游牧民族對耕作民族的勝利，是奴隸制度對封建制度的勝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間的戰爭！　　

在金國建立前期，作為國家統治者的女真人還處于奴隸制階段，很多女真貴族都擁有幾百名以至成千上萬名的奴隸。很多漢人被金兵抓去當奴隸，用鐵索鎖住，耳朵刺上“官”字，標價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專設買賣奴隸的市場。金國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隸，賞賜給女真貴族。由于奴隸數量很大，在社會成員中占有相當的比例，金國進行戶口排查時，規定必須“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樣，成為各戶財產登記的重要項目。金國女真奴隸主們把奴婢和金、銀、羊、馬同等看待，用作博戲時的賭注。女真貴人們死后，還有“生焚所寵奴婢”殉葬的殘酷陋習。金軍中擁有大量奴隸，缺乏軍糧時，奴婢居然也和騾馬一樣被殺戮作食，真是慘無人道到極點。　　

金國女真統治者在其占領區內強制推行奴隸制，堅持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的政策，大規模地掠奪漢人的田地，大量驅擄漢人當奴隸，使社會經濟嚴重倒退；強迫漢人剃頭辮發，加深了民族矛盾。　　

由于金國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壞，當時北中國生產力倒退的嚴重程度，是難以完全統計的。在金軍滅北宋30多年之后，金國包括秦嶺淮河以北的今華北和東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內的廣大轄區的總戶口數只有300多萬（參看王育民《金代戶口問題析疑》，載《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滅亡之前，僅黃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過一千萬！而據學者考證，在北宋末年，宋朝轄區內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了一億，而南宋人口最多時也有八千多萬！　　

自金國女真人進入中原之后，在野蠻殘暴的女真兵的蹂躪劫掠之下，北中國廣大地區生靈涂炭，經濟倒退，民生凋敝，到處都是蕭條景象。即使又經過了幾十年，也沒能恢復到金軍入侵之前的水平。當時，在金軍占領區內，“東至沂、密，西至曹、濮、兗、鄆，南至陳、蔡、汝、穎，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山東、京西等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于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五十千，全軀暴以為臘”(《雞肋編》卷中)。　　

宋朝的民間奴婢，大多“本傭雇良民”，“雇賣與人”，他們與主人之間雖有身份差別，但其實已具有與近代資本主義原始雇傭關系相似的性質。　　

然而，從金國建立到元朝初年這段時期，中國北方社會卻又倒退為奴隸制，而且奴隸制還不斷地擴張，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嚴重倒退。岳飛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國，看到一些女婢臉上刺著“逃走”兩字，范成大于是寫詩說：“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他從漢文明的高度，看不慣此種野蠻暴行，對此表示義憤。　　

遼國契丹族和西夏黨項族也存在著一些奴隸制經濟成分，但遼國契丹族和西夏黨項族的奴隸制經濟僅僅存在于邊疆一隅之地，并沒有推廣，故雖對社會經濟文明有所破壞，但影響不大。然而，金國女真貴族集團卻要強行把落后野蠻的奴隸制度推廣到整個北中國，造成了北中國廣大地區社會經濟文明的大破壞和大倒退。　　

中國古代的漢人，包括男子，遵照“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訓，長期保留蓄發的習俗。遼國和西夏雖然也存在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但卻沒有金國強烈。遼國允許其轄區內的漢人、渤海人等保留農耕民族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允許漢人保留本民族的發型、服飾、文字、語言等習俗。　　

但是，金國女真統治者卻按照女真族的習俗，強迫漢人男子“剃頭辯發”，“禁民漢服”，“削發不如法者死”，采取了類似清朝初年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政策。這對廣大漢人當然是極大的民族侮辱。金國女真統治者還強征中原漢人當兵，時稱“剃頭簽軍”。漢人簽軍在金軍中的地位最低賤，充當苦力，“沖冒矢石，枉遭殺戮”。　　

遼國契丹族統治者注意拉攏依靠漢族地主階級。燕云十六州的漢人名門望族，在遼國政權構成中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遼國還實行南北兩套官制，北面官負責處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務，南面官負責處理漢族、渤海族等農耕民族的事務。　　

但是金國卻始終是女真完顏氏皇族控制軍政大權，而且女真統治者向來疏遠漢人，歧視漢人。在金國，漢人被列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國滅亡之后，作為金國遺民的學者劉祁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金國女真統治者為政的一大弊端，劉祁總結道：『大抵金國之政，分別番、漢人，且不變家政，偏私族類，疏外漢人』，以致得不到廣大漢人的擁護，所以金國女真貴族的統治難以長期維持，『此所以不能長久』(《歸潛志》卷12《辯亡》）。　　

金國女真統治者還把其轄區內的民眾分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漢人被劃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國一直堅持奉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始終存在著強烈的民族歧視，所以金國的民族矛盾始終存在。直到金國末年，北方漢人反抗女真統治者的武裝斗爭仍時有爆發。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由于金國統治者在其轄區內強制推廣奴隸制，致使金國陷入“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的危機之中(《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2，紹興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貴族進入中原已經有十幾年，但是他們掠奪和役使奴隸的嗜欲卻沒有絲毫減退。在金軍占領區內，女真貴族們任意霸占漢人的房舍、土地、錢財、子女；任意征發大量漢族成年男子去當兵，任意霸占蹂躪漢人婦女， 有時候竟然挨家挨戶搜捕漢人壯丁，標價出賣，或者轉賣到西夏、蒙古，以換取戰馬；而當搜捕到的漢人壯丁數量過多，暫時派不上用場，又難于供應其食糧時，就大批大批地坑殺；而分散在北方諸路州縣的金國女真兵，還經常凌虐劫掠當地漢人百姓，并且只要某個村中有一人從事抗金斗爭，金兵就會殺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據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殺全城居民。　　

在金國女真貴族的野蠻屠殺、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抗斗爭，其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持續之久，在中國古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金國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夏，金國政府又出臺了一項新政策。金國政府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積欠公私債務而無力償還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兒女的人身抵償，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長處死，產業由官府和告發者均分，人口一半充當官府奴婢，一半充當告發者的私人奴婢，連違令者的四鄰也須繳納“賞錢”三百貫。　　

此前，金國女真貴族們大規模地掠奪漢人的田地，橫征暴斂，使北方的很多農民破產，如今又到處放高利貸，“回易貸緡，遍于諸路”。因而只要貫徹實施金國政府的這項新政策，女真貴族們就可得到成千上萬的債務奴隸。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便紛紛反抗，或者逃亡他鄉，或者殺死債主，“嘯聚山谷”。　　

為了貫徹實施這項新政策，金國政府經常出動大批金軍，到處搜捕“欠債者”。金軍的搜捕隊凡遇著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誣，或威逼其誣人，“生民無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則被捕被殺，“積尸狼藉，州縣囹圄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賦、饑荒等各種災難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國轄區的民眾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廬舍、上山寨，加入抗金義軍的行列(《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金虜節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0紹興八年夏，卷132紹興九年秋)。　　

金國女真統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北方各民族的強烈反抗。當時，金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　　

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金國天眷元年）開始，金國轄區內民眾的抗金斗爭再次出現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來，道不通行”(《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金虜節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0紹興八年夏，卷132紹興九年秋；《中興小紀》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紹興九年，金國天眷二年），山東地區的人民在張清領導下，駕船從海上攻入東北的遼東，北方抗金起義軍還打著宋軍的旗號，攻占了遼東的“蘇州”（今遼寧金州），“中原之被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在當時的金國轄區內，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此伏彼起，并且還有不斷擴大之勢。(《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紹興九年冬；《大金國志》卷9）　　

當時北方民眾的抗金斗爭風起云涌，在金國統治區內出現了好幾百支忠義民兵隊伍，他們堅持在敵后作戰，反抗金國女真統治者的壓迫，有的還打著“岳家軍”的旗號來嚇唬金兵。　　

在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為了實施“連結河朔”的策略，岳飛派遣李寶、孫彥等抗金義士潛入山東，組織山東人民抗金；岳飛還派遣梁興、趙云、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原義軍領袖帶領小股軍士北渡黃河，去聯絡太行山義軍，并領導河北、河東的各路抗金義軍；除了李寶、孫彥、梁興、趙云、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直接受岳飛節制的抗金義軍首領之外，一些還沒有與岳飛取得聯系的北方起義者，也經常打著“岳家軍” 的旗號，在金國轄區內不斷攻擊金兵。　　

岳家軍當年威震南北，名聲極響，金人驚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本人更是聲名顯赫，廣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品牌效應。在岳飛生前，很多抗金義軍以及小股宋軍都喜歡打著岳家軍的旗號來給自己助威壯膽，嚇唬金兵。岳飛也支持這種可以使金軍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時候，金兵擊敗了一些農民起義軍或者小股宋軍，就誤以為擊敗的是岳家軍。但是實際上，這些軍隊根本就不屬于岳家軍建制。　　

《金史》中有好幾處關于岳飛的錯誤記載，或出于金軍的錯覺，誤以為南宋北伐之師都是岳家軍；或因北方義軍假借岳家軍的聲威，起而抗金。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軍的影響之巨。而根據《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實記載，還可以推知在南宋諸將中，岳飛才是金軍最看重的敵人。例如《金史》卷84《完顏昂傳》誤以為“岳飛以兵十萬來攻東平”；《金史》卷66《宗秀傳》誤以為“岳飛駐軍于亳、宿之間”；《金史》卷68《阿魯補傳》誤以為“岳飛進軍歸德府”；《金史》卷77《宗弼傳》誤以為“岳飛復出兵到河東”。但是事實上，在宿州、亳州以及歸德府（即今商丘）一帶與金國將領宗秀、阿魯補作戰的宋軍其實是張俊、王德、楊沂中所部，而完顏昂在東平、邳州一帶所對付的其實是山東本地的農民起義軍，岳家軍從來都沒有到過那些地方，更談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國軍隊打仗﹛詳情參見[美國 亞歷桑那大學]學者陶晉生的論文《岳飛與完顏宗弼》，以及本人舊作<《宋史》和《金史》成書過程，兼談《金史》中關于岳飛的錯誤描述>﹜。　　

在岳飛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國皇帝在詔書中則直接承認了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金國泰和六年（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誘南宋大將吳曦叛變的詔書中寫到：『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相關記載可見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顏綱傳》，意思是說，況且你（指吳曦）自己評價一下自己的功勞能否比得上岳飛？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曉；結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誅殺且連累親族，難道這還不可怕么？！　　

當時的金國統治集團也很腐敗，金熙宗“不視朝”，“荒于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金史》卷4，《熙宗紀》)。而在成為暴發戶之后，金國的宗室政要將帥們也大多貪圖享樂，逐漸沉溺于驕奢淫逸的富貴生活而喪失進取心。《金史》記載：『宗翰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為之心，宗干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　　

在女真貴族入主中原之后，剛從原始部落聯盟首領轉變為大國統治者的女真貴族們雖然也進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漸開始學習漢人制度，但是唐宋兩朝政治沖突與妥協的調和機制卻并沒有與女真貴族舊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進融合。相反的，兩者制度中的專制和野蠻的成分卻緊密結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國統治集團內部政治斗爭的殘暴化。　　

當時，金國統治集團內部經常爆發爭權奪利的政治斗爭，并且政爭的過程也很殘酷。金國的大臣將帥們為了爭權奪利而相互傾軋，頻繁地爆發派系紛爭，不斷地自相殘殺。繼蒲廬虎（宗磐）、訛魯觀（宗雋）、撻懶、鶻懶、兀室等金國宗室政要接連被誅殺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蕭慶也相繼被殺。兀術殺兀室，株連者多達幾千人；兀術殺希尹，連坐者數百人。　　

當時的金軍“已如強弩之末”，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又“不達時變，貪而無親，將自取斃”(《攻愧集》卷95，《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節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爭和金國女真統治集團的內部紛爭，尤其是連年侵宋，耗費了金國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金國將士厭戰，士氣低落，軍力日弱。　　

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的心腹、悍將韓常在夜飲時，對人坦白說：“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三朝北盟會編》卷178；《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紹興九年冬)

《三朝北盟會編》卷178《金虜節要》記載：『自粘罕死，穹廬內亂，太行嘯聚蜂起。烏陵思謀每夜展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阻，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為官人。思謀，粘罕家人也。數小子者，謂今虜主亶之輩也）。改官職，授寧遠大將軍，還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太行義士破懷州萬善鎮，思謀率兵保城，集父老諭之曰：「爾等各撫諭子弟，無得扇搖，南朝軍來，吾開門納王師。」其奸詐如此』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記載：『紹興九年冬）太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葛思謀率軍民城守。思謀自金國內亂，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尼瑪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漢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師起兵，公元1115年建國號大金。在這之后，金國女真兵幾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開戰之時，總人數本來就不多的金國女真兵已經持續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戰死沙場的金兵金將累積起來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將也不少，死于內訌的金國良將同樣不在少數，而貪圖享樂且驕惰厭戰的金兵金將則更加多(注：這些“金兵金將”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們享有很多特權，也最善戰，他們是金國軍隊的主力和中堅)。

據《金史》志25《兵志》記載：『(金國女真兵)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鍥薄，將帥攜離，兵士驕惰。』

而經過幾十年的頻繁戰爭消耗，曾經驍勇善戰的女真兵所剩無幾，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來就比較少，于是金國女真統治者們不得不從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漢人中征調大量兵員補充。　　

但是，由異族人拼湊而成的軍隊不僅戰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對金國的忠誠度也沒有保證，金國將領甚至還要帶著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頭簽軍”上陣。更難以讓金國女真人放心的則是，一旦金國軍隊作戰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壓迫而被強征入伍的那些異族人拼湊而成的“剃頭簽軍”不僅有可能臨陣脫逃，而且還有可能會臨陣倒戈。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紹興七年，金國天會十五年）十一月，金國女真統治者因為劉豫的偽齊傀儡政權屢次發兵侵宋，都被宋軍打得狼狽逃竄，感到立劉豫 “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金史》卷77《撻懶傳》)，便把劉豫廢黜了。　　

而在偽齊傀儡政權建立的八年中，對中原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賦斂及于絮縷，割剝至于果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8)。中原百姓對偽齊傀儡政權 的統治，恨之入骨。　　

在廢黜劉豫的時候，金國統治者害怕中原人民會乘機而起，無法收抬，甚至還派金軍統帥兀術、撻懶等人親自帶兵南下，到東京汴梁彈壓，同時還宣布了一些緩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區仍然持續動蕩不安。在偽齊傀儡政權被廢黜之后，原偽齊政府的官員，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則率領軍隊投奔南宋。例如，原偽齊的“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眾”(《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8)，“偽齊知壽州宋超率兵民來歸，蔡州提轄白安時殺金將兀魯，執其守劉永壽來降”(《宋史》卷29《高宗本紀》)。這些反抗斗爭，使金國“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勢之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0)。　　

岳飛向來堅持正確的俘虜政策，禁止虐待俘虜，曾針對金國強征的漢人“剃頭簽軍”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顯著，『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于人心，雖虜人、簽軍，皆有親愛愿附之意』。隨著偽齊政權的垮臺，原偽齊的很多官兵也紛紛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對多的偽齊官兵爭先恐后地投奔岳家軍。　　

公元1137年（南宋紹興七年，金國天會十五年）三月，偽齊武將李清“率眾歸正”，率軍南下投奔岳飛(《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9)。　　

公元1137年（南宋紹興七年，金國天會十五年）十一月，金國統治者廢黜劉豫。不久，原偽齊臨汝軍(治新蔡，今河南新蔡縣)知軍崔虎率軍向岳飛投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7；《三朝北盟會編》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金國天眷元年）正月，經過岳飛宣撫司幕僚張節夫的“招諭”，原偽齊蔡州知州劉永壽、提轄白安時在全城軍民支持下，殺金將兀魯孛堇，帶領大批軍民南下投奔岳飛，岳飛隨即命令部將張憲率兵前去接應(《宋會要輯稿》兵15之6；《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8，121；《三朝北盟會編》卷183)。　　

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金國天眷元年）八、九月間，金國鎮汝軍知軍、馬軍統制胡清率領一千一百零八人起義歸宋，南下投奔岳家軍，岳飛予以熱情接待，并任命胡清為選鋒軍副統制(《宋會要輯稿》兵15之6，7；《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2)。　　

此外，金國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以及華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軍投歸岳飛。前偽齊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處死永安軍的知軍，然后率軍南下歸降岳飛(《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7)。

自金國、偽齊投奔南宋的“歸正人”絡繹不絕，既有投奔岳家軍的，也有投奔駐屯其他地區的宋軍的。此外，還有兩萬偽齊軍隊在歸德府 (原宋朝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帶起義，武裝反抗金國女真人的統治(《金史》卷128《張奕傳》)。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國，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間洪皓在金國歷經艱險，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國，堅貞不屈，時人稱贊他為“宋朝蘇武”。宋使洪皓長期被金國扣留，他很了解金國內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經常暗中派人給南宋朝廷通風報信，洪皓曾經在給宋高宗的密信中陳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傳》)。　　

事實上，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金國軍隊不僅在南方戰場上接連敗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戰場上，也陷入了困境。　　

公元1139年（南宋紹興九年，金國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喪，進攻金國的府州，并攻占府州。　　

緊挨著金國女真人老巢東北的高麗國（古代的朝鮮、韓國）過去曾經屈服于金國的兵威。如今金國內外交困，高麗也開始武裝反抗金國女真人的的壓迫，直接威脅著金國女真人的老巢東北。

當時的南宋，由于韓世忠、岳飛先后率軍剿滅了范汝為、李成、曹成等軍匪游寇和以楊幺為代表的武裝割據勢力，數年之間，有了穩定的后方。故在與金國軍隊作戰時，南宋軍隊沒有后顧之憂。　　

而在成吉思汗建國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遼國和金國在北方的主要邊患。在金國滅掉遼國之后，也接收了來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邊患。　　

金國與北方的蒙古各部長期處于敵對狀態，并且蒙古邊患的威脅日益加劇。金國事實上長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兩線作戰的窘迫困境。　　

金國曾經多次派大軍去討伐蒙古，但是常常無功而返。蒙古曾經多次擊敗金軍，還曾趁勝追擊金兵，一直打到金國上京的附近。金國天眷二年(1139年)，金國『遣萬戶湖沙虎伐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即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眾于海嶺』(《大金國志校證》卷10；《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　　

關于蒙古對金國的威脅，當時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國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給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國正被蒙古所困擾，『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會編》卷221《洪皓行狀》；《宋史》卷373《洪皓傳》；洪適《盤洲文集》卷74《先君述》)。　　

金國不止野蠻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問題。在立國前期，金國主要依靠女真完顏氏皇族帶兵打仗，而投降金國的遼宋將領中既沒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國女真統治者的重用。　　

在金軍剛滅亡北宋的時候(公元1127年前后)，當時的金國統帥完顏宗翰（粘罕）、完顏宗望（斡離不）等手下名將云集，像完顏活女、拔離速、銀可術、阇母、婁室、撻懶等，其中，完顏活女曾擊敗并陣斬北宋名將種師中，拔離速擊敗姚古，阇母、婁室等曾攻占陜西，他們無一不是能征善戰，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將。　　

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卻讓李成、孔彥舟、徐文之流當上了分路大將軍。須知，李成、孔彥舟等人本來都是宋朝的軍匪流寇，在亂世中到處燒殺搶劫、擄掠百姓、奸淫婦女，卻被各路宋軍接連擊敗，于是他們只好投靠偽齊和金國，成了金人南侵的漢奸走狗幫兇。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顏氏皇族帶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國居然以這些戰斗力差勁的漢奸流寇為寶，讓他們當上了分路大將軍，這實在讓人感到驚奇！很顯然，當時的金國不僅兵老氣衰，而且缺乏良將。　　

事實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金國主要依靠完顏宗弼（兀術）一人強撐大局。從兩淮到中原，從中原到川陜，到處都能見到宗弼元帥那勤勞忙碌的身影。　　

宗弼元帥屢敗屢戰，堅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難怪編著《金史》的金國遺老們感慨地總結說：『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為之心，宗干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兀術），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虛言也！』　　

堂堂的大金國，曾經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之威名盛譽的金兵金將，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顏宗弼（兀術）一人苦撐大局，可見“金之國勢亦曰殆哉”！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為了與宋朝王牌雄師岳家軍作戰，完顏宗弼（兀術）從金國各地抽調人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簽軍完顏宗賢(賽里)就被招至前線，金國在黃河以北負責鎮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之時，黃河以北的各地抗金義軍趁機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勢。在京東、京西路，岳家軍的忠義統制都接連取得重要勝利，并攻克占領了如永安軍、南城軍等地；在黃河以北的河東路，忠義軍攻占了十一州軍；在黃河以北的河北路，眾多州縣的民眾起義。　　

雖然《宋史》中僅記載了北方義軍攻占慶源府，但據《金史》記載可知，當時河北路的重鎮大名府也已經被忠義軍攻占。在東京開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連這樣的基地都丟了，充分說明金國已經開始喪失對其屬地的控制力，金國已經漸漸日暮途窮的事實，以及北方抗金義軍出色的作戰能力。　　

當時，金國自燕山以南，“號令不復行”。金國的后院不僅起火，而且火勢熊熊。

不久，北方義軍首領梁興的戰報呈送到岳飛的宣撫司，梁興在戰報中稱『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黃河以北的各地抗金義軍英勇奮戰，正在等待著配合岳飛大軍北進。

岳家軍和北方民眾抗金義軍相互配合，協同作戰，這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蔚為奇觀。而只有在金國女真貴族強迫廣大漢人剃頭辮發，強制推行奴隸制等特殊歷史條件下，才會出現如此波瀾壯闊的愛國壯舉。

在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金國內外交困：高層先后經歷了兩次血腥的內訌殘殺；由于貪狡無信，不僅接連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還先后與黃頭女真、蒙古部落等開戰，本來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　　

金國女真統治者早期試圖通過把契丹人納入猛安謀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但他們在原遼國轄區內的殘暴統治和壓迫掠奪，又導致契丹人叛亂逃亡不斷。　　

當時，金國這個窮兵黷武的國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蠻力，再也沒有任何憑恃。而這些蠻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術和賽里，已經被岳飛扁得滿地找牙都找不到。黃龍府感到的震恐，其來有自。　　

紹興十年岳飛北伐之時，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國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書》中寫道：『順昌之敗，岳帥之來，此間震恐』。如果“直搗黃龍”中的黃龍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這個地方已經提前感受到了震驚和恐慌。　　

事實上，當時的金國已經陷入山窮水盡、眾叛親離的困境。而了解金國內外交困的窘境的，絕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從金國逃歸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觀點，他們普遍認為：『敵主懦而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以昔之名王良將如粘罕、撻懶之徒，非被誅則病死，……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難乎！』　　

而自從金國廢黜劉豫的偽齊傀儡政權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內的整個北中國地區，“遼人與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金國女真人已經無法控制。當時的金國已經陷入“內訌外叛，互相猜貳，擁兵角立”的困境。金國兵力日弱，簽發而來的軍隊，“老弱盡行，人心乖離”。金人想要繼續用兵，也力不從心，于是只好“徐為后圖”。　　

而在紹興十年(1140年)七月下旬岳飛大軍班師之后，沒過多久，從金國逃歸南宋的宋使宋汝為就向南宋朝廷上書說：『女真乘襲取契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搗京闕，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兩河，以成盜據之功。既而關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轉斗，從歸圣朝，將士戮力，削平群盜，破逐英雄，百戰之余，勇氣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切齒，愿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丑類，以成恢復之功。』(參見《宋史》卷399《宋汝為傳》) 　　

宋汝為還指出：『兀術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群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術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云集，其眾數倍，合勢刻期，并進戮力，何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陜一路，專當撒離喝，權合諸帥為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為宣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合不為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搗東都，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后以舟師自淮繇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內。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參見《宋史》卷399《宋汝為傳》)　　

早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中，宋汝為全家都被金兵殺害。國恨家仇集于一身，使原本就是忠臣義士的宋汝為更加義無反顧，“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仇”。　　

南宋政權建立不久，宋汝為奉命帶著國書出使金國。在出使金國的路上，宋汝為遇到了金軍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兀術劫持了宋汝為并把他捆起來加以侮辱，想迫使他屈服，但是宋汝為毫無懼色、寧死不屈。看到文人宋汝為堅強不屈，兀術感慨地說：“這才是真正的山東忠義之士啊！”接著，兀術放了宋汝為，并且想讓他去投靠劉豫的偽齊傀儡政權，但是宋汝為堅決不同意。不久，宋汝為被金人強行送到劉豫那里，并被劉豫扣留。　　

在被偽齊和金國扣留期間，宋汝為秘密地結交其他一些被金人扣留在北方的宋人，然后暗地里派人把有關偽齊和金國的各種機密情報通過蠟書送給南宋朝廷。　　

后來，偽齊和金國接連發生動亂，政局不穩，宋汝為趁機逃回南宋。宋汝為在偽齊和金國呆了很多年，他十分熟知金國的情況，故他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很透徹。

宋汝為在給南宋朝廷的上書中指出“金人兵老氣衰”，又稱“王師遽旋”（即岳飛班師），于是沒能“成恢復之功”。　　

再后來，有人向金國統治者告發宋汝為通過蠟書秘密地給南宋朝廷送機密情報之事，于是金人到處搜查，想捉拿宋汝為，但是卻找不到。　　

公元1141年，在秦檜的主持下，宋金開始第二次議和，金人得知宋汝為已經逃回南宋，于是就要求南宋奸相秦檜把宋汝為遣送給金國處置。　　

在得到金國主子的指示之后，原本就是金人派到南宋的臥底的奸相秦檜立即下命令，派人去捉拿宋汝為，要把宋汝為遣送給金國。有人給宋汝為通風報信，宋汝為得知消息后趕緊改名換姓、喬裝打扮，然后一路奔波流離，逃到了四川。在四川，宋汝為被一個與他志同道合的愛國人士楊企道收留，在寺廟中住了下來。　　

十幾年后，禍國殃民的奸相秦檜病死的消息傳了出來，天下百姓無不歡欣鼓舞。在聽到這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之后，已經隱姓埋名多年的宋汝為高興地說：“現在這個大害蟲死掉了，估計恢復中原將指日可待。”忠臣義士宋汝為回憶起往事，感慨自己過去挺身而出，立志報國復仇，為收復故土而不畏艱險，但是遭到誤國權奸秦檜的迫害，如今國恨家仇未報，自己卻已經老了！不久，宋汝為郁郁而終。（《宋史》卷399《宋汝為傳》記載：『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發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仇，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 　　

雖然南宋有秦檜及其黨羽刪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來以避重就輕、諱敗揚勝而著稱。但是要印證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的戰果的輝煌程度，最有說服力的直接證據卻是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在得知岳飛撤軍之后的表現。　　

紹興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連發出的措辭嚴厲的班師詔書也先后送到岳飛手中，岳飛被迫奉召于　七月二十一日　自朱仙鎮班師。　　

紹興十年岳飛北伐期間，岳家軍將士浴血奮戰，接連擊敗金軍，中原百姓紛紛出糧出力地支持岳家軍，黃河以北的各路義軍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爭先恐后地牽牛挽車，“以饋義軍”。金國自燕山以南，“號令不復行”。　　

黃河以北的各路抗金義軍正在等待著配合岳飛大軍北進，——『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　　

在即將渡過黃河，繼續向北挺進的大好形勢下，南宋朝廷此前接連發出的措辭嚴厲的班師詔書也先后送到岳飛手中，岳飛被迫奉召班師，致使岳家軍“十年之功，廢于一旦”。這嚴重打擊了岳家軍將士的士氣。　　

岳飛的撤軍，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聞訊趕來，攔在岳飛馬前，哭訴說：『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類矣！』　　

岳飛說：『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 接著，岳飛含淚取出班師詔書給眾人看，于是哭聲震野。　　

岳飛不忍心將中原父老留給金軍蹂躪，于是岳飛決定“留軍五日”以保護和協助中原百姓撤退，『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　　

在一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區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攜老扶幼，隨著岳家軍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軍的行軍速度必然大為減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動快捷的金國騎兵追上，必將遭受很大的損失。　　

很顯然，被迫奉召班師之時，攜帶數萬百姓南撤的岳家軍不僅士氣低落，而且行軍緩慢。這無疑給了金軍以可乘之機。　　

那么，在岳飛撤軍之時，金軍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在做什么呢？　　

須知宋金雙方當時正處于交戰狀態，而以騎兵為主的金軍的行軍速度很快。早在紹興十年六月上旬，完顏宗弼（兀術）率金軍自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趕赴順昌（今安徽阜陽）增援，“自東京往復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輕騎求救的時間，從東京到順昌的距離約六百里，兀術的主力騎兵趕到的時間應在四天左右。　　

曾經聚集了岳家軍大部隊的穎昌(今河南許昌)距離金軍盤踞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鎮距離東京汴梁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軍的大本營鄂州(今湖北武昌)距離岳飛北伐的前線戰場則有兩千多里遠。岳飛在班師南歸之前曾“留軍五日”，再加上攜帶數萬百姓，故行軍速度必然大為減慢，只要兀術想追擊岳家軍大部隊，他的時間是足夠充裕的！　　

然而，兀術卻沒有派遣精銳騎兵前去追擊行軍緩慢且士氣低落的岳家軍大部隊！　　

那么，身經百戰且軍事才略出眾的金國都元帥完顏宗弼（兀術），在什么情況下才會不得不放棄這一巨大的勝機呢？　　

事實上，不管是無力再戰還是不敢再戰，都說明了兀術所統率的金軍主力嚴重受損的狀況。　　

另外一種可能則是，面對岳家軍的兵威，兀術向北逃得太遠，以致趕不上殺個回馬槍。而如果是兀術放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向北逃竄，以致跑得太快太遠，同樣說明面對岳家軍的兵威，金軍無力再戰或不敢再戰。　　

很明顯，在郾城大戰和穎昌大戰之后，岳家軍與兀術所統率的金軍主力之間，強弱已判。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況下以寡擊眾而取勝，先后在郾城之戰和潁昌之戰中擊敗金軍主力，這標志著宋金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根據《鄂國金佗稡編》卷八《鄂王行實編年》的記載，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潁昌大捷之后，岳家軍乘勝向北挺進至離東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鎮。面對岳家軍的兵威，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被迫放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而向北撤退。

金國統帥完顏兀術（漢名宗弼）被迫放棄東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說在《金史》卷77《宗弼傳》中得到了驗證：『宗弼由黎陽趨汴（即東京汴梁），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陜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

顯然，《金史》的這段記述刻意避重就輕、為尊者諱，避而不提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吃了敗仗，草草敷衍了事，輕描淡寫地用幾句話把那場發生在宋金之間的持續三個多月的全面戰爭一筆帶過。

而根據《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術等分四道來攻。乙酉，兀術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興仁府李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及河南諸州繼降』可知，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率領金軍“由黎陽趨汴”，既而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即開封府)之事發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實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紹興九年，金國天眷二年），當金國根據宋金和約而歸還河南、陜西時，宋高宗和秦檜為了表示恪守和議，竟然強令各路宋軍在原來的駐地駐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陜西諸州郡，致使當時的河南、陜西諸州郡既沒有進駐宋朝大軍，也沒有部署邊防。

而當金軍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之時，岳飛和他的岳家軍尚遠在其駐地鄂州（今湖北武昌），還沒有出兵北上，談不上“分據河南州郡要害”。而韓世忠的軍隊則遠在淮東地區（今江蘇北部），更不曾進軍河南。金軍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之事顯然發生在岳飛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上旬開始，金國單方面撕毀和約，再次出兵攻宋。金軍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又奪去了宋軍當時不設防的陜西、河南之地，繼而進兵威脅淮南。完顏宗弼此時的對手主要是劉锜所率領的將近兩萬人的“八字軍”（王彥舊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東京副留守劉锜，率領軍隊趕赴東京汴梁（開封府）駐防。劉锜所部剛由水路抵達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時，就傳來了金軍攻陷東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東京的金軍繼續向南進犯，河南重鎮陳州（即淮寧府，今河南淮陽）也被攻占。而離陳州僅三百多里的戰略要地順昌也就成了宋金對峙的前沿陣地。接著，金兵源源不斷地擁向順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將劉锜充分利用暑熱天氣，在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以逸待勞、以少擊眾，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取得順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勢。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飛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當時是岳家軍的大本營）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軍全軍出擊，并收復河南州郡要害，則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經過六月、閏六月和七月的大戰，岳家軍連戰皆捷、凱歌猛進，席卷京西、兵臨大河，相繼收復了從洛陽到陳州、蔡州之間的許多戰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掃清東京開封府外圍據點的作戰計劃，形成東西并進，夾擊盤踞東京汴梁之金國軍隊主力的態勢。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　七月二十一日　，在接連收到措詞嚴厲的班師詔書之后，岳飛被迫做出班師的決定，岳家軍的大部隊向南撤退。　　

在班師南撤之時，岳飛留下了少量小部隊，這些小部隊主要是為了掩護中原百姓南遷，并且接應黃河以北的梁興等抗金義軍撤退。　　

岳飛自朱仙鎮班師撤兵的消息得到證實之后，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喜出望外，金軍立即整軍卷土重來。　　

在前一階段的戰爭中，完顏兀術(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國的偽齊漢奸兵痞，根本就不讓他們帶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彥舟、徐文之流“只是單馬隨軍，并無兵權”。而在岳家軍班師南撤之時，由于金國女真人在前一階段的戰爭中損兵折將嚴重，僅僅依靠已經損耗不小的女真兵將們去占領廣大地區顯然力不從心，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迫不得已，這才利用孔彥舟、徐文等漢奸兵痞去幫忙攻擊留在后方的宋軍小部隊。　　

完顏兀術(宗弼)讓孔彥舟率軍作為前鋒開道，第二次進軍東京汴梁（今開封府）。接著，在沒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況下，金軍再次占領東京汴梁（今開封府）。　　

在兵力單薄、士氣受挫的不利情勢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軍小部隊難以抵擋金軍優勢兵力的反撲。　　

早在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軍準備將劉政夜襲中牟縣（在開封和鄭州之間）金軍萬夫長漫獨化的營寨，殺死很多金兵，奪得三百五十多匹戰馬，一百多頭騾、驢，還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獨化本人則生死不明。　　

到了紹興十年七月底，在岳家軍的大部隊班師南撤之后，漢奸孔彥舟率優勢兵力襲擊鄭州，留駐鄭州的劉政不幸被俘。而留駐西京河南府登封縣(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駐守汝州的郭清、郭遠等率領的宋軍小部隊，也接連敗退。　　

顯而易見，《金史》卷77《宗弼傳》中“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的記載其實是在得知岳飛撤軍南歸的消息之后，金軍再次回軍重新占領東京汴梁、鄭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率領金軍“由黎陽趨汴”，已經占領了東京汴梁(即開封府)。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飛班師南歸之后，完顏兀術(宗弼)又派漢奸孔彥舟率軍占領東京汴梁（即開封府），也就是把兩個多月之前已經占領過的東京汴梁（今開封府）再占領一遍，——這表明在“孔彥舟下汴”之前，完顏兀術（宗弼）所率領的金國軍隊曾經撤離東京汴梁（即開封府）。　　

而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之所以要撤離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京汴梁（開封府），顯然是因為金軍主力接連在野戰中被岳家軍擊敗，為岳家軍的兵威所震懾。　　

根據宋金雙方的形勢分析，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顯然具有全勝的可能。這也是岳飛在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師詔之后卻繼續率軍向北推進的原因。　　

但是來自岳飛身后的小朝廷出現了重大變數，岳飛接連收到“累降”的措辭嚴厲的“御筆”班師詔令。這些變數使得岳飛被迫撤軍。這無疑是場悲劇，不僅屬于岳飛個人，也屬于整個南宋。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發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戰勝而跪地稱臣、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完敗的紹興和議，完全是在極端條件下發生的極端事件。討論這件事不能忘記宋高宗趙構和秦檜這一對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檔。宋高宗趙構向來擔心武將功高震主，唯恐武將做大，為盡快解除諸大將兵權而急于向金國求和，置國家民族大義于不顧；而奸相秦檜則賣國求榮，“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兩人交相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將士的戰績作資本去與敵國議和。　　

對于宋高宗來說，當初金國女真統治者敗盟，派兵氣勢洶洶地南侵之時，他害怕南宋政權會遭到滅頂之災，擔心自己會落到無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現在，宋軍既然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權，與金國女真人重新議和也有了資本，要是繼續再打下去，不僅會惹怒金人，而且也會使本來就深得軍心民心的抗金名將岳飛等人功高權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諸大將會有震主之威，對武將們的猜忌也由來已久。　　

而內奸秦檜的心理狀態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樣。一方面，內奸秦檜一直在不斷地破壞南宋的抗金斗爭，尤其是在金國危難的關鍵時刻，更是要千方百計地來為其金國主子效勞。另一方面，秦檜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國女真主子作后臺，與金人勾結往來，決意主張和議，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寵信而久居相位，進而爭權奪利。如果這次宋軍抗金北伐取得了勝利，金國政權勢必被最終打垮，而秦檜自己也會隨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權力、財富在內的一切，甚至連身家性命都難保。這是秦檜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檜就不擇手段地破壞宋軍的這次北伐。　　

為要達到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檜當然知道，首先，必須牢牢地掌握相權。前任宰相趙鼎雖然被秦檜用奸計排擠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敗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書言時政”。秦檜馬上指使其黨羽王次翁誣告趙鼎：“逼近行朝，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于臨安，撰造事端，鼓惑眾聽，以搖人心”，且犯有“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等罪。因而，趙鼎再次遭到貶官降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閏六月丁酉）。　　

其次，秦檜嚴密控制南宋朝野輿論，不許百官上書條陳抗金大事。秦檜一而再地逼害趙鼎，就是要殺雞給猴看，“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但是，當時的右承事郎陳鼎卻不畏懼，陳鼎上書宋高宗說：“敵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為自治之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戊午）。秦檜知道后，大為惱怒，立即把陳鼎降官貶竄，以圖懲一警百。　　

尤其是，秦檜為要在軍事上破壞抗金戰爭，從順昌戰役開始起，他就想盡一切方法使南宋諸大將失利。　　

早在紹興十年五月底，宋將劉锜率軍在順昌府屢次挫敗金軍前鋒的進攻，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親率十多萬大軍自東京汴梁直撲而來。秦檜卻為宋高宗起草手詔，命令劉锜“班師”，從順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動快捷的金國女真騎兵在原野上追殲以步兵為主體的宋軍。劉锜身處險境，深知可戰而不可卻，故拒不撤退。劉锜激勵將士，誓與順昌城共存亡。接著，劉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熱天氣，以逸待勞，以少擊眾，終于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秦檜奏命锜擇利班師，锜不奉詔，戰益力，遂能以寡勝眾”。　　

當時，韓世忠派人把宋軍抓到的金國俘虜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秦檜害怕俘虜供出金國的虛實，即請求宋高宗下令讓諸將“今后獲敵不必解來”。這個鬼主意，連宋高宗都覺得不對頭，宋高宗聽后馬上對秦檜說：“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虛實”(《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7，紹興十年七月乙丑）。　　

對于在順昌戰役中積極支持劉锜而立有戰功的順昌府知府陳規，秦檜又故意把他調離前線，讓他改知廬州(今安徽合肥)，“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閏六月己亥）。 　　

在順昌大戰之后，劉锜的左右軍隨即奉命撤退到長江以南的鎮江府(今江蘇鎮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劉锜余部長期龜縮在順昌城內，沒有繼續向金軍發起進攻。　　

紹興十年六月中旬開始，宋將張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著又兵不血刃地開進毫州。　六月二十六日　，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張俊軍中“計議軍事”的樞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檜所謂的“兵不可以輕動，宜且班師”的“密旨”交給了張俊，張俊心領神會。于是，在紹興十年閏六月的最后一天，張俊、王德等人率軍從宿、毫地區班師，將軍隊撤到淮河以南。　　

秦檜這些調虎離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檜完全知道東線的韓世忠和西線的吳璘，對金軍只是起到遙相呼應和牽制兩翼的作用，當時直接與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親率的金軍主力對陣的，只是中線戰場的岳飛、劉锜和張俊三大將。現在先把劉锜、張俊的軍隊調走，勢必造成中線戰場的岳飛孤軍深入，這樣就可以借刀殺人，讓金軍得以集中兵力對付勢孤無援的岳家軍，進而借金軍之手，來消滅岳家軍。但是，秦檜的這一罪惡陰謀，并沒有得逞，岳飛雖孤軍作戰，仍把金軍打得落花流水，接連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幾次大戰役的輝煌勝利。　　

古代的通信技術十分落后，而戰爭形勢往往瞬息萬變，故皇帝對遠征的將帥實行遙控，一般是不適宜的。但是，軍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趙宋皇朝，卻將遙控視為防范武將、維護皇權的家規。有時，甚至連作戰的陣圖都要由皇帝親授，將帥往往需要遵照遠離戰場的皇帝發出的旨意，來決定前線的軍事行動。這不僅剝奪了前線將帥們隨機應變的主動權，而且往往貽誤良機，迫使前線的宋軍坐失戰機。　　

受戰爭、道路條件、氣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自南宋朝廷的行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傳遞皇帝的詔令，送到中原戰場，路途有好幾千里遠，一個來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鑒于如此長的往返時間，宋高宗趙構在手詔中也曾說“朕不可以遙度”“兵難遙度”等語。但是，為了貫徹他的意圖，有時又非“遙度”不可！　　

宋高宗趙構對戰爭的前途心存兩怕，一怕全勝，二怕大敗。如果北伐全勝，則武將兵多、功高而權重，會威脅皇權。倘若大敗，則宋高宗有可能淪為金人的階下囚，欲為臨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趙構始終對金軍的力量估計過高，對宋軍的力量估計過低，紹興元年以來宋軍取得的多次勝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趙構的“恐金癥”。 此外，宋高宗趙構和他亡國的父兄一樣，非常怯懦，在戰和問題上，具有投機傾向。一場大勝可以刺激他一時，但不會改變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軍節節推進，遠在后方的宋高宗趙構卻在深宮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詔中再三叮囑岳飛，要避免與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的大軍決戰，要“全軍為上”“占穩自固”“必保萬全”。　　

面對岳家軍持續推進、捷報頻傳的大好形勢，一心想要破壞抗金斗爭的奸相秦檜心急如焚。秦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秦檜唆使他的黨羽羅汝楫向宋高宗奏請說：現在“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愿陛下降詔，且令班師。”　　

班師，一不至于大敗，二不至于全勝，正中宋高宗趙構的下懷。于是，宋高宗趙構在紹興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戰進行之時，發出了第一道班師詔，降旨要岳飛“措置班師”。 　　

早在紹興十年七月五日，即　七月八日　郾城之戰的前夕，岳飛自前線發出了一份奏章，上報梁興、董榮、趙俊、喬握堅等部取得的勝利，其中寫道：『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眾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帶，近卻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后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并進，庶幾早見成功！』(《金佗稡編》卷12《乞乘機進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幾日，并無一兵一卒來援的消息。待到岳家軍將士浴血奮戰，接連擊敗金軍優勢兵力的反撲，熬過郾城大戰和潁昌大戰之后，盼到的卻是另外一份班師詔，時值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張憲率軍擊敗五千女真騎兵，取得臨潁大捷的當天。

岳飛不愿，不忍，也不肯舍棄即將到手的勝果，岳飛沒有下令終止向東京汴梁(開封府)進軍，而是于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寫了一份“言詞激切”的奏章，反對“措置班師”。岳飛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杰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金佗稡編》卷12《乞止班師詔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僅存其概要)。

又過了兩三天，大約在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軍已經進抵朱仙鎮，而岳飛卻在一天之內，接連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遞發的班師詔。這十二道詔旨全是措辭嚴峻、不容違背的急令：大軍班師回鄂州，岳飛本人趕赴“行在”臨安府朝見皇帝。宋高宗的這十二道班師詔大約是在　七月十一日　或稍后發出的。

紹興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飛于　七月二日　發出的克復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的捷報之后，向來畏敵如虎的宋高宗趙構急于見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師決定，想阻止岳飛大軍繼續挺進，以避免和金軍進行大決戰。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飛收到了宋高宗　七月十一日　自臨安(今浙江杭州)發出的十二道班師詔，此時岳家軍已經向北挺進到距離東京汴梁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鎮。

當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發出的十二道班師詔送到岳飛軍中之時，岳家軍已經接連在　七月八日　的郾城大戰、　七月十四日　的潁昌大戰以及　七月十八日　的臨穎之戰中大獲全勝，并且已趁勝進軍至朱仙鎮。而岳飛此前發出的關于郾城大捷、潁昌大捷以及臨穎大捷的捷報還在路上傳遞，還沒有到達遠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暫時還不知道岳家軍接連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的情況。

自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開始，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不顧南宋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地稱臣投降，以至“舉朝無人從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趙構，再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這個以巨大屈辱換來的和議在短時間內被金國統帥兀術撕毀。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顏面盡失，人心喪盡，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軍隊迎敵，宋高宗趙構手忙腳亂，接連發了好多詔書。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營里積極籌備北伐多年的岳飛終于得到機會出兵，于是岳飛揮師北上。

紹興十年六月下旬，岳家軍前鋒已經接連擊敗金軍，南宋朝廷派往岳飛軍中“計議軍事”的官員李若虛也在此時輾轉追上岳飛大軍。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虛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陸)向岳飛傳達了宋高宗趙構的真實意圖：『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會編》卷202)。

這就是宋高宗趙構的“忍棄中原”，他寧可白白跪拜稱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無所得。對于南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刻。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當金人背信棄義地單方面撕毀和約，再次發起侵略戰爭之時，南宋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主戰情緒達到了頂點；而敵國金人當時在北宋故土上還立足未穩。

從政治和軍事上來講，這是北宋亡國以來多年才出現的、不容錯失的絕佳機會；一旦放棄這樣的機會，南宋“忠憤之氣沮矣”，民心士氣必遭重大打擊；如果等待金軍在河南地從容經營，不要說之后再進攻必然會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還是個問題……

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飛拒絕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師意圖。北方那廣袤的國土、數以千萬計的百姓，不是某一個獨夫民賊的私產，不是這個獨夫民賊要放棄就可以放棄的。《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六月甲子)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旨班師，飛不聽』。所以，岳飛北伐伊始，就已經抗旨不遵。

那么，到了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內接連收到十二道措詞嚴厲的班師詔的情況下，岳飛如果繼續拒絕班師，豈不是很像藐視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決裂嗎？

岳飛必須考慮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此時岳飛大軍的后勤供給主要還是來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檜的挑撥教唆下，向來猜忌武將的宋高宗趙構很可能做出極端愚弱的選擇。趙宋王朝一貫猜忌武將，防范武將做大，而在這一點上宋高宗趙構長期被奸相秦檜所利用。違詔出師、違詔不班師，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實。當時兩軍對壘，金軍雖屢遭大敗，但南宋內部一旦起了變亂，得利的最終將是金國女真統治者。岳飛一向以國事為重，絕不可能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情來。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從臨安(今浙江杭州)發出的十二道班師詔的當天，岳飛經過很劇烈、很痛苦的思想斗爭，終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決定，——奉召班師！

岳飛遭受了自紹興七年以來的又一次政治打擊，而這次打擊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飛面向東南方，朝著“行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說：『臣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非臣不稱職，秦檜實誤陛下也！』

岳飛終于領悟到了一個道理，由宋高宗趙構和權奸秦檜把持的南宋朝廷是決不允許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決定，下令班師。

撤軍的詔令自然嚴重地影響了岳家軍的軍心和士氣。早在出師北上之時，岳家軍將士就紛紛與家屬相約，不光復舊疆不團圓。如今卻功敗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見人。

看到自己這支在強敵面前不屈不撓、毫無愧色的雄師，居然變得士氣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轍亂”，岳飛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最后，他仰天長嘆道：“豈非天乎！”

大概到了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線發出的　七月八日　郾城大捷的捷奏終于送到了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郾城大捷的輝煌戰果，向來畏敵如虎的宋高宗趙構的態度大為動搖，他連寫了兩份手詔，允許岳飛“擇利進退”、“不妨圖賊”；并且，他下令讓楊沂中“全軍起發”，到宿州、亳州一帶進行牽制。而在半個多月之前，張俊正是按宋高宗趙構先前的旨意從這兩地撤出，造成“岳飛軍孤”的。

再有，宋高宗趙構此前已經連發手詔，嚴令岳飛班師，此時卻懦弱地說“屢已喻卿，不從中制”，想推卸發出班師詔的責任。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線發出的　七月十四日　潁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潁昌大捷的輝煌戰果，宋高宗趙構的態度徹底轉變。一方面，他在發給岳飛的詔書中甜言蜜語地說：“卻敵興邦，唯卿是賴”，不再限制岳飛大軍的行動；另一方面，更為令人驚奇的則是，他竟然“已令張俊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并進”！加上尚未全部撤離的劉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楊沂中全軍，這就是說，宋高宗趙構下決心要把能動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軍，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國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紹興八年以來，宋高宗趙構這個“違天逆人”地堅決妥協投降政策的昏君，這個“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只要有機會投降，哪怕給金人磕一百個響頭哀求也無所謂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樣驚人的大勝才能使他鼓起勇氣下令宋軍全線進攻？！　　

但是“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當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飛繼續進軍的最新詔書送到岳飛軍中之時，岳家軍早已經按照宋高宗半個多月之前發出的那十二道班師詔的命令撤軍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發出的班師詔的要求，岳飛在撤軍之后需要趕赴臨安朝見皇帝。故此時岳飛本人正在趕赴臨安的路上！　　

宋高宗趙構和他亡　國之　君的父兄一樣，非常怯戰保守，在戰和問題上反復無常，具有投機傾向。一場大勝可以刺激他一時，但不會改變他那愚弱怯戰的本性。岳飛郾城捷奏和潁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輝煌的戰果使宋高宗趙構欣喜若狂，宋高宗趙構一時沖動地下決心命令宋軍全線出擊！而宋高宗趙構答復岳飛郾城捷奏和潁昌捷奏的那兩份手詔可以說明他當時并沒有在猜忌岳飛，暫時沒有仔細考慮宋軍繼續北伐的潛在影響。但是，秦檜將及時提醒他，——趙宋王朝的基本國策是不遺余力地防范武將做大。 　　

果然，幾天之后，在收到岳飛　七月十八日　從朱仙鎮前線發出的反對班師的奏章的之時，宋高宗趙構的態度再次變化：在發給岳飛的詔書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張俊、韓世忠出師，這道命令顯然已經食言了；反而強調要岳飛和楊沂中、劉锜同進退——這兩位當時還遠在中原戰場之外，劉锜呆在東京汴梁以南約六百里的順昌城中，楊沂中更是剛剛出發。　　

實際上，過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趙構此時已經又轉為限制岳飛行動。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諾，早就被他拋到了爪哇國，此時宋高宗趙構一門心思地惦念著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將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飛早十幾天之前被迫發出的班師奏章之后，宋高宗趙構更是了無絲毫遺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計著怎樣全軍撤退，怎樣讓岳飛去照應其他各路宋軍。　　

早在紹興七年，宋高宗趙構已經戲劇性地變卦過，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國大部分兵力交給岳飛節制，然后短短三天內又取消成命。這次他在短期內決定北伐并再次改變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會令人感到太意外。從反復無常的投機行為來看，宋高宗趙構完全就是一個政治上的羊癲瘋。　　

我們只能從宋高宗趙構態度動搖的過程中，略窺已遭篡毀、已經佚失了的穎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動搖一個最保守怯戰的懦夫皇帝，這一戰的戰果必然十分輝煌！　　

岳飛雖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貢獻在抗金事業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宋高宗、秦檜掌握著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權，而岳飛的一切行動都必須聽朝廷指揮，故岳飛堅持抗金的北伐大計不可能實現也就勢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檜葬送了紹興十年的岳飛北伐，這不僅使岳家軍將士通過浴血奮戰而攻克的穎昌、陳州、蔡州、鄭州等廣大中原要地，又相繼失陷，而且也使岳飛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擊。　　

岳飛明白，自己在抗金戰場上馳騁了半生，己為“秦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過去自己費盡心機，興師動眾，好不容易才收復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因而，岳飛也產生了消極悲觀的念頭。

宋高宗、秦檜對岳飛抗金事業的打擊阻撓，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這是敵人想做而無法做到的事。而岳飛的消極態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對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間早已存在的矛盾又進一步地惡化了。　　

敵國間維持不戰的狀態，絕不是通過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紙“臣構”的“子孫世代，謹守臣節”的所謂和議，恬墮猥懦，不足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鮮血雖大多空灑，卻仍是南宋這個國家得以繼續維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淪陷區內的百姓絕對不會輕易屈服于金國女真統治者的淫威。而宋朝要獲勝，關鍵就是要搶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復失地。可惜，喪權辱國的紹興和議，加上南宋統治者自毀長城，冤殺岳飛，終于讓本來不應長期出現的南北分裂對峙局面，成為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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