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初：毛澤東與實學傳統
陳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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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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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處理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并由此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屬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鑄就了毛澤東最基本的理論品質。然而毛澤東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學思想并未因此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完全隔離。事實上,從毛澤東的青年時代開始,中國傳統文化就在不同層面對其發生著或隱或顯的影響,毛也十分注重借鑒和吸收傳統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充實自己的思想并用以服務于對現實社會的改造。實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當時及后世的思想和社會曾發生過種種影響,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承認和指出這種影響,對于我們全面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將大有助益。一 毛澤東與“實事求是” 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這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確立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線,也是其一貫倡導的優良學風。這一思想路線或優良學風的形成,得益于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的理論概括, 同時也與所受中國實學傳統中“實事求是”思想的影響分不開。在傳統的意義上,實事求是所代表的是一種注重事實、講求實用、不說空話的治學態度。雖然從詞源學上考察, “實事求是”一語到東漢時期才正式出現,但作為一種治學態度和治學思想,其很早以前就產生了。先秦時代的孔子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學問家和教育家,反映其思想的《論語》一 Ξ 書記載了他論述治學思想的許多名言,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蔽鳚h時期的司馬遷更是歷史上以求是精神治學的典范, 他為編撰《史記》,不僅博覽群書,認真“考信六藝”,而且親自調查研究,遍訪名山大川。這些,加上他所遵循的“不虛美,不隱惡” 的寫作原則,使得《史記》成為千古名篇?？鬃印⑺抉R遷所推崇的尊重事實的治學態度隨著東漢時期“實事求是”一語的出現獲得了概念性的表述形態,至北宋時期實學思潮形成后, “實事求是”融入實學思潮,成為后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實學思潮合流的“實事求是”思想得到張揚并被廣泛運用于學術實踐,則在清代初年,這就是乾嘉學派提倡的“實事求是之學”。乾嘉學派的“實事求是之學”就其表現形式而言乃是注重實證的考據之學,它與明清理學末流空談性命的義理之學相對立,是對后者的一種反動。清代經學家皮錫瑞曾在所著《經學歷史》一書中明確指出: “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照勔軘?考證必疏,于是博雅之儒, 引古義以抵其隙。”馬宗霍也在《中國經學史》中說明了這一點: “自宋儒以義理說經,不復究心于故訓,舉漢人之師法、家法而一蕩決之。元明以降,遵而弗違,元人株守宋人之書,明人復株守元人之書,小學之不講久矣。則惠(棟) 、戴(震) 諸儒之揭 小學以為士林倡,亦實足以救空疏之弊。”皮、馬二氏表達了一個基本相同的看法,即,由于明清理學末流“空談臆斷”、以教條的態度“株守”前人之說,敗壞了學界風氣,所以它遭到了乾嘉時期一批具有求實精神的學人的懷疑和抵制,并促使乾嘉學人投身于以名物、考據、訓詁為主要手段的學術實踐之中。在乾嘉學人當中, 如果說惠棟、戴震以及王鳴盛、錢大昕、阮元、閻若璩等主要以自己的學術實踐彰顯了“實事求是”學風的話,那么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等人則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思想上賦予了“實事求是”以更深廣的意義。黃宗羲曾本求實精神研究哲學、政治、歷史以及研究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等實學科目,著有多部相關著作。與此同時,他又對窒息人才的科舉制度和空談義理的道學進行了批判,指出: “舉業盛而圣學亡,舉業之士亦知其非圣學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跡焉爾! 而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 愕眙而視曰: ‘此離經也,此背訓也’,于是六經之傳注,歷代之治亂,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此一定之說者,皆膚論瞽言, 未嘗深求其故,取證于心。” ① 他又說: “儒者之學經天緯地, 而后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于伊洛門下,便側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這種人往往“徒以‘生民立道,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 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生云霧。” ② 王夫之“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之事,至于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章沿革,皆極意研究。讀史、讀注釋,于書、志、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搜閱之,而更以見聞證之”。 ③ 他將明朝漢族政權的敗亡歸咎于道學家們的“狂妄流害”,強調要對空談道學的不良風氣進行批判。他指出:理學空談家們不是把精力花在有用的學問上,而是成天“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辯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于無益之校訂。而發為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為二,于身心何益哉! 于倫物何輿邪! 于政教何輿也! 自以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為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智哉? 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勢而誤人之國家” ④ 。顧炎武也十分鄙視和痛恨那些“游談無根,置四海之困窮于不顧,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的腐儒, ⑤ 直斥“今之所謂理學”為“禪學”。他說: “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 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完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 ‘嗚呼! 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其言?” ⑥ 為抵制這種惡劣學風, 他很早即下決心拋棄功名,扎扎實實地從事實學研究。他先后研究過吏治、財賦、典章制度,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他治學講求實事求是,提倡“博學于文”、 “歷九洲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 ⑦ 他注重實地調查研究,為寫作《天下郡國病利書》,不但遍讀史書,而且遍訪各地, “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四”,行程二三萬里,歷時二十四年。顏元也對道學家的空談習氣給予了辛辣的批判。他指出,程朱“以主敬致知為宗旨,以靜坐讀書為功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為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為事業”;而王陽明更 “以致良知為宗旨,以為善去惡為格物,無物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 ⑧ 此種習氣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扒в嗄陙?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 9 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顏元: 《存學篇》卷三. 顧炎武: 《日知錄》卷二十八. 顧炎武: 《日知錄》卷七. 顧炎武: 《亭林文集?? 與人書二十五》王夫之: 《讀通鑒論》卷十七. 王 : 《姜齋公行述》. 《南雷文定后集?? 贈編修辨玉吳君墓志銘》. 《南雷文集?? 惲仲升集敘》. 第1 期 陳先初:毛澤東與實學傳統者,皆晦庵(朱熹) 為之,可謂迷魂之第一洪濤水母矣!” ① 他深感長此以往, 于學術將“永無生氣”, ② 于社會將“惑世誣民”。 ③ 為此他和李 、王源等在清初學術界公開標幟“實學”,提倡“實文、實行、實體、實用”, 與“全不以習行經濟為事”的宋明理學末流相對立。黃、王、顧、顏等人以前所未有的氣魄和勇氣對理學末流空談習氣的批判以及從學術主張和學術實踐上對實事求是學風的大力倡導,在中國實學思想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繼承了前人的優良學術傳統,同時又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從此以后, “實事求是”不僅作為一種治學態度在學術界發生著積極的影響,而且作為一種思想態度和思想方法在中國社會政治領域發揮著持久的影響力。中國社會進入近代以后,接受傳統影響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倡導和發揚“實事求是”精神的大有人在,他們是一批又一批緊密聯系實際、密切關注現實并且有志于為社會做出實際貢獻的學者、思想家以及社會活動家或政治家,其中,毛澤東無疑是一位最杰出的典型。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開始,就已逐漸受到“實事求是”學風的熏陶和影響。塾學六年誦讀孔孟之書,使他對孔孟的學問態度已有初步了解;一師求學期間楊昌濟師對學生不僅講西洋之倫理學說, “中國先儒如孔、孟、周、程、張、朱、陸、王及王船山之學,亦間取之”, ④ 更增進了他的學問素養。他后來雖多次批判孔孟的政治思想,但對孔子的治學精神卻仍然給予肯定。他曾號召人們學習孔子的“每事問”,放下架子,甘當學生,眼睛向下;他號召黨員干部要有孔子那種不恥下問的精神,善于聽取下面干部的意見,先做學生后做先生;他還借用孔子所說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勉勵共產黨員,認為這是我們應取的正確的學習態度。毛澤東很早的時候就喜歡讀司馬遷的《史記》,從中學到了相當多的歷史知識,同時也體悟到了作者在治學方面的求實精神。他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寫于《講堂錄》中的一段話 “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即說明了這一點。從現有資料看,清初顧炎武等人所倡導的求實精神對毛澤東影響也許要超過其他人。毛澤東早在家鄉讀私塾時就在塾師指導下閱讀過顧炎武的《日知錄》,嘗引顧氏“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的格言與同學互勉。進入第一師范后,他進一步接觸到清初幾位大師的學術思想,從而產生了更強烈的內心共鳴。他曾在所撰《體育之研究》一文中標舉顧炎武、顏習齋、李恕谷為文武兼備、三育并重的師表而大加贊頌;他還在《講堂錄》中恭謹抄下了潘耒為顧炎武著《日知錄》所寫序言中表彰顧氏“留心當世之故”、注重實地考察、關心國事民瘼之實學精神的一段話; ⑤ 曾國藩“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駕空之事, 不談過高之理”的一段日記也被抄錄于《講堂錄》中。由于受到實學傳統中“實事求是”精神的影響,加上自己對學問、社會、人生的觀察和思考,至五四時期,毛澤東已形成了注重實際的學問取向,并開始努力倡導求實的學風。他曾針對此前國內一些出版物中存在的沒有內容,空空洞洞, “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感情作用”的虛嬌風氣,主張 “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 “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 ⑥ 不僅讀有字之書, 而且讀社會這本無字之書。他認為,開展實地調查是接近實際的一個好辦法, “凡是問題之研究,有須實地調查者,須實地調查之, ……無須實地調查,及一時不能實地調查者,則從書冊、雜志、新聞紙三項著手研究”。 ⑦ 據此,他多次與蔡和森、蕭子 、陳紹休、易禮容等以 “游學”方式深入湖南各地農村了解民間疾苦,還遠游北京、上海、山東等地拜謁孔孟故居和向陳獨秀、胡適等名流學者求學問道。此時,西方各種新思潮正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 中國知識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熱情有增無減,不少人遠渡重洋前往國外。毛澤東理解人們的這種熱情和舉動,并積極組織湖南的進步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他說: “我覺得我們這些青年要有人到國外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學問,貢獻給自己的國家。” ⑧ 不過,毛澤東仍然強調首先應對自己國家的情形有一個深入的了解。1920 年 3 月他在給周世釗的信中寫道: “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 當然脫不開 ‘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個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⑨ 為此他決定暫時放棄出國留學的打算, 重點考察和研究國內的實際問題。五四時期特別是完成世界觀轉變之前, 實學傳統中的 “實事求是”對毛澤東而言主要還是作為一種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被重視和強調的,同時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它也逐漸被毛用于對中國問題的思考。當完成世界觀的轉變之后,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理解和運用發生變化, “實事求是”經過重新解釋和創造性轉換,逐漸發展成為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20 至30 年代,毛澤東為了弄清中國社會的具體國情以便正確指導中國革命,開展了廣泛的社會調查,在此基礎上, 不僅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0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新民學會研究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63 頁. 周世釗: 《毛主席青年時期的幾個故事》, 《新苗》1958 年第10 期. 《問題研究會章程》,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01 頁. 《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63 頁. 序言中寫道: “昆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 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事國命者,必窮源探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遍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 楊昌濟《達化齋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97 頁. 《習齋記余》卷三. 顏元: 《朱子語類評》. 顏元: 《朱子語類評》. 湖 南 大 學 學 報( 社 會 科 學 版 ) 2005 年報告》、 《尋鄔調查》、 《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 、 《興國調查》等一系列調查報告,為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從認識論和思想路線的高度闡明了開展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 “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做了許多調查?！蓖瑯? “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 “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① 他認為,是否開展調查研究,是否堅持實事求是,不是一般的工作作風問題,而是“思想路線”問題,而思想路線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對政治形勢的判斷,對革命工作的指導,以及革命事業的成敗。因此,共產黨人一定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堅持“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反對“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的思想路線。更為可貴的是,毛澤東還針對黨內一些人以“本本主義”的態度研究馬克思主義, “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壞風氣,提出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他說: “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R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 ‘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② 后來,毛澤東又多次重申這一觀點,至1939 年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這一觀點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明確語言,成為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經典概括?？谷諔馉帟r期特別是40 年代,毛澤東為清算黨內“教條主義”的殘余,發起了延安整風運動。其間,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了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又要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對傳統實學中的“實事求是”作了重新解釋。他說: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 即規律性, ‘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 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 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③ 他還說,實事求是,本來是一個學風問題,但這“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 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④ 這樣,毛澤東就一方面吸取了“實事求是”這一傳統命題的合理原素,同時賦予了其以體現時代特征的嶄新意義, 使其獲得了現代性的轉換。從此以后, “實事求是”不僅僅代表著一種崇尚事實、反對空談的學術態度和治學方法,更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人自覺遵循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二 毛澤東與“經世致用” 毛澤東一生勤奮好學,讀書是他的最大愛好也是最大的樂趣,但他并不是一個書呆子,而是一位具有強烈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政治人物,他一生都在為“改造中國與世界”而奮斗。毛澤東的這種人生定位,毫無疑問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 同時“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經世致用本是傳統文化的內在觀念。先秦儒學倡導由內圣而達外王,由道德而達政治,由修身齊家而達治國平天下,標志著這種觀念已然確立。在儒學的發展演變過程中, 雖然出現了魏晉玄學的空談傾向;宋明時期,也有一部分理學家過分注重心性哲理的思辨和離群索居的道德修養,忘記了儒家的本來品格,被斥為“多尋空言,不究實用”, ⑤ 但儒家重視致用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而且,就在宋時,隨著實學思潮的興起,作為實學重要組成部分的“重功利,求實用”的達用之學正式走上前臺。李覯針對重義輕利的思想傳統,大力提倡“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 “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指出孟子“何必言利”是偏激之論: “焉有仁義而不利國者乎?” 王安石發揮胡瑗的治經“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的觀點,大力提倡“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 “圣人之術, 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于安危治安”,反對“離章絕句、釋名釋數” 的空疏學風。二程也認為治經的目的在于致用,指出: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他們都把治學(經) 與達用聯系起來,其學術風格體現出明顯的經世致用特征。與宋代其他學派比較起來,湖湘學派也許是最為重視經世致用之學術取向的。胡安國是湖湘學派的奠基人,他以畢生精力研治《春秋》,很大程度上緣于他將《春秋》一書視為 “經世大典”,他的主要學術目的是通過以義理解讀《春秋》, 達到“康濟時艱”的現實目的。胡安國的這一治學特點影響了其諸弟子,包括其子寅、寧、宏、憲(從子) ,其中最為突出者為其季子宏。胡宏一生不耽于仕途,鄙薄功名利祿,而以立身行道為志。他曾隱居湖南衡山研究和傳播理學思想,但始終不忘經世致用。他認為儒學是一套既講體也講用的思想體系, “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圣人竭心致用之大者也”。因此“學圣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 ⑥ 他據此給自己規定了治學原則: “口誦古人之書,目睹今日之事,心維天下之理, 深考撥亂致治之術”。 ⑦ 張 雖不是湖南人,但他曾從學于胡 1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與吳元忠》, 《胡宏集》第107 頁. 《與張敬夫》, 《胡宏集》第107 頁. 《與樊茂實書》, 《胡宏集》第124 頁. 《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選集》第4 卷第813 頁.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選集》第4 卷第801 頁. 《反對本本主義》, 《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1～116 頁.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1 頁,1 頁,7 頁. 第1 期 陳先初:毛澤東與實學傳統宏,并在長沙的岳麓書院講學。他繼承了湖湘學派的傳統, 也像胡宏那樣注重治學與致用的統一。他熱心于性與天道的哲理思辨,也重視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思考。他說: “蓋君子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于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 兵政之本在于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然至于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 非素考索烏能極其用?” ① 在他看來,關乎“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的一切“天下大事”跟道德綱常一樣,都是學者們必須認真研討而萬萬不可忽視的。張 以后,其弟子們承續并發揚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繼續“留心經濟之學”,為湖湘學派增色不少。湖湘學派隨著南宋朝的滅亡不復存在,但其“得其體必得其用”的經世致用學術風格作為一種傳統卻延續下來。特別是進入清代尤其是晚清以后,在中國社會面臨千古之奇變的嚴峻形勢刺激下,一些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士大夫們高揚經世旗幟,經世致用遂演變為一種盛極一時的學術思潮和社會思潮。以此立論,清初的黃(宗羲) 、顧(炎武) 、王(船山) 等人毋庸贅述,晚清的龔(自珍) 、魏(源) 、曾(國藩) 則不可不提。龔自珍出生于世代讀書做官的仕宦家庭,學至進士。盡管他曾官至內閣中書、禮部主事,但他讀書不只是為了做官,也是為了明理經世。他一改文人不議朝政的舊習,斗膽批評政治弊端,并且認為朝廷崇尚的學問與現實完全脫節是造成國家每況愈下的原因所在。他說:古代所謂師儒都是“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既能通學問,又能治國,道、學、治三者合一?？墒恰昂笾疄閹熑宀蝗弧?學的都是空疏無用之物, “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 鋤,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這樣, “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 ② 龔自珍從君民相通、上下相處的角度反對學用脫節,主張冶道、學、治于一爐,其經世思想的指向性至為明顯。魏源是龔自珍的至交,時人并稱“龔魏”。魏氏治學主張經世、實用。他批評漢學“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 ③ 同時又激烈抨擊桐城派所標榜的宋學是“口心性, 躬禮義,動言出于萬物一體,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習,國計民防之不問, ……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至此無一事可效諸民物”。 ④ 他呼吁關心社會現實,提出“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據此,他編纂了《皇朝經世文編》。此書一出,學者景從,“凡講求經濟者, 無不奉此書為矩 , 幾于家有其書”。 ⑤ 鴉片戰爭之后, 魏源的經世思想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他首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為我所用。魏源將經世重點轉向“師夷制夷”,開啟了近代中國思想界一代新風,影響深遠。曾國藩是晚清時期將學與用相結合,主張并實踐經世致用思想的典范。他雖然宗奉程朱理學,卻不像一般理學家那樣熱衷于坐而論道、玄談性理,而是一方面講求修身、節欲, 追求內在的道德完善,一方面追慕王船山、陶澍、賀長齡、魏源等經世前賢,孜孜不倦地“講求經世之學”, ⑥ 他曾在南京廣泛搜集王船山著作,重刊《船山遺書》,在書序中稱船山“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萬物之仁、經邦之禮”,揭示出船山著作的經世致用精神。他也認真研讀過顧炎武和魏源的著作,頗留心于當世之務。他一生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曾說: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 ⑦ 基于“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和“崇實黜虛”的價值觀念,他以儒生建軍領兵,征戰殺伐,為維持清朝大局立下汗馬功勞;他還大力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工業,積極開展洋務運動。進京為官之初,他又“侃侃言天下事。如議大禮、議軍政、議所以獎植人才,皆關經世之務甚鉅”。 ⑧ 以此,曾國藩成為一代“中興名臣”,被視為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所謂“完人”。由于龔、魏、曾等人的極力倡導和躬身踐履,中國實學的經世致用傳統在晚清時期得到了極大的張揚并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社會思潮,同時它也成就了自身的一個總結。自此以后,經世思想和其所屬的實學一道,其地位逐漸被西學、新學所取代,但它的影響并未消失。經世致用傳統對毛澤東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一影響自其青年時代即已開始。如前所述,毛澤東在一師就讀期間曾接觸包括王船山在內的清初幾位大師的思想,對其倡導的 “實事求是”學風深表認同。其實,這同時也是對其經世思想的認同,因為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本來是聯系在一起的。至于晚清時期倡導并實踐經世致用的龔、魏、曾等人,毛澤東同樣也曾贊賞有加。當然,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毛澤東在一師時的老師楊昌濟分不開。楊昌濟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服膺程朱理學,曾被人稱為“湘中理學大儒”。 ⑨ 但他治學的主旨仍在經世致用。他曾認真鉆研《船山遺書》,對船山學問思想頗有心得;又十分注重魏源《皇朝經世文編》之價值并將其立為學生修習的常課。對于曾國藩,他尤為尊崇,無論治學還是行事,都將其視為楷模,并經常以其學問、思想、事功對 2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庸庵文集》卷三《曾文正公奏疏序》. 《庸庵文集》卷三《曾文正公奏疏序》. 《曾文正公全集?? 家書》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黎庶昌: 《曾文正公年譜》卷一,道光二十一年. 俞樾: 《皇朝經世文編增編序》. 《古微堂文集》卷3 , 《魏源集》第36 頁. 《古微堂文集》卷4 , 《魏源集》第539 頁. 《乙丙之際著議第六》, 《龔自珍全集》第5 頁. 《跋孫子》, 《南軒文集》卷34. 湖 南 大 學 學 報( 社 會 科 學 版 ) 2005 年學生進行勉勵。 ① 他還明確主張要研究國情,學以致用。他說: “吾人求學海外,欲歸國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國之情形深加研究?！?② 楊昌濟的這些思想對學生影響很大。當時,毛澤東對楊師的淵博學識和高尚品德十分敬佩,二人關系也十分密切。他經常前往楊家請教,共同討論天下大事、人生哲學,楊師對其也極為欣賞并著力栽培。這種特殊的師生關系必然使本來就具有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毛澤東有可能從老師那里也通過老師從前代人那里獲得經世致用的有益信息,也必然使毛澤東對那些有志于以學問貢獻于國家社會的歷史人物產生崇敬之情。我們從前述毛澤東在一師時的“修身”課筆記即《講堂錄》中可以看出,其中抄錄了王船山、顧炎武、魏源、左宗棠、曾國藩等人不少名言警句,許多地方還寫下了肯定性評論。如他抄錄了王船山論圣賢與豪杰的語錄: “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并釋“圣賢” 為既有高尚“品德”又能夠成就“大功大名”的“德業俱全者”。顯然,毛澤東曾將“德業俱全”的“圣賢”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他又寫道:歷史上“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而曾國藩則稱得上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 ③ 因為曾氏不僅“學有本源”,而且還做到了學以致用,將莊嚴的理學從道學家的書齋里移至經邦治國的實踐中來,從“內圣”引出“外王”,取得了 “收拾洪楊一役”的“完滿”事功。正因為如此, 他明確表示 “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④ 這實際上也是對曾氏經世精神的贊同。由于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強烈暗示和影響,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具有了激越的救世情懷,自覺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他曾要求自己并鼓勵同學為挽救今日中國之危亡、為建設未來之中國而儲才蓄能;要做確有真才實學的救國“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學無術、專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他說: “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濟。”“奇杰”何在? 就在那些滿懷救國抱負而又潛心學習的“有志之士”中。 ⑤ 為了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抱負,毛澤東身體力行,積極參加校內校外各種社會政治活動。他在一師開辦工人夜學,旨在破除學?！芭c社會打成兩橛”的弊端, 加強“社會與學校團結”,以所學知識培養“新國民及有開拓能力之人材”,使之更好地服務于社會。 ⑥ 他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最初確定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進而確定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目標。正如他在詩中所寫的那樣,那時他與一批和他同樣“風華正茂”的同學一道, “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將滿腔熱情都投入到了救國救民的事業中。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全身心投入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并逐漸成為這一運動的領袖人物。此時毛澤東所從事的事業已不能簡單歸結為經世致用,但是客觀上,經世致用的傳統仍可視為被毛澤東繼承了下來并被發揚光大。這點在抗日戰爭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其時,毛澤東就學習問題進行了一系列論述。他要求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加強學習和研究,尤其是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要力求做到“精通”。但他同時強調,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 ⑦ 即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將其作為招牌到處炫耀。由此出發,他號召中國共產黨人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應用很好地結合起來, “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 ⑧ 用以指導當前的革命運動。同時對于那些“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而“完全不能應用”的人,對于那些“徒有虛名并無實學”的人提出了批評,指出,我們“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 ⑨ 將理論應用于實際,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實際的革命運動, 這種態度被毛澤東稱之為“有的放矢”。他說: “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里去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 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這是“無的放矢”。而 “有的放矢”, “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彼M一步解釋說: “‘的’就是中國革命, ‘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 的?！?瑏瑠他反復向全黨闡述這個“有的放矢”的道理,指出, “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瑏瑡抗戰時期是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期。這時毛澤東不僅熟練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已經能夠自覺地將 3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選集》第3 卷第820 頁.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選集》第3 卷第799～801 頁.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選集》第3 卷第800 頁,797 頁.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毛澤東選集》第2 卷第534 頁. 《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選集》第3 卷第815 頁.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友會夜學校日志首卷》(1917 年) . 《致湘生書》,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 頁. 《致黎錦熙信》,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5 頁. 《講堂錄》,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91 頁. 《楊昌濟文集》第199 頁. 《達化齋日記》: “毛澤東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第59 頁) . 第1 期 陳先初:毛澤東與實學傳統其應用于中國革命的實際,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發揮巨大的指導作用。毛澤東就此所作的一系列理論闡述和實際貢獻,既是對經世致用精神傳統的時代傳承,更是對這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超越。三 毛澤東與“史學經世” 談到實學傳統中的經世致用,不能不談到史學經世;談到毛澤東與實學傳統的關系,也不能不談到史學經世思想對毛澤東的影響。在近代中國人當中,能夠做到自覺繼承這一傳統并最大限度地發揮史學的經世功能以為現實服務者,毛澤東可謂首屈一指第一人。影響毛澤東的史學經世傳統也是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孔子。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對歷史懷有濃厚的興趣。其因魯史而修《春秋》, 尊王道重人事,以“春秋筆法”寄托“微言大義”,目的即在維護合乎周禮的社會秩序,以歷史為現實服務。孔子之后,歷朝歷代均重視史書的編纂,亦均重視歷史的社會功用。漢代司馬遷著《史記》,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考之行事, 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① 宋代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 “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記之, ② 借以“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③ 兩司馬所處時代不同,所編史書體例有別,但以史通今、以史為鑒、以史資政如出一轍。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明確意識到并自覺發揮史學社會功用的表率人物。宋代以后,隨著實學思潮的興起,人們在強調經世致用的同時,發現史學具有特殊的經世功用,于是在前人以史為鑒之史學撰述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史學經世的學術和思想觀念。宋代理學家反對把史學作為“記誦之學”,認為應將其作為“格物窮理”的一種手段,求歷史盛衰之理,以為修齊治平之用。如程頤所說: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 ④ 朱熹也十分注重史學的經世功能,認為“經國濟民”必須善于從歷史中尋求“經世之大略”,把經世致用與史學經世結合起來。據此他主張“讀史當觀大倫理, 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⑤ 并告誡學生“廣讀經史”,如此“乃有可據之地”。 ⑥ 真德秀跟朱熹一樣,亦從經世致用的立場上看待史學。他指出: “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主張把“性命道德之學”與“古今事變之學”結合起來,以達到經世之目的。宋人史學經世觀念的提出,既提高了史學的社會地位,也深化了人們對史學之社會價值的認識。明清之際,實學得到發展,史學經世成為經世致用思潮中的一股勁流。顧炎武、王船山、黃宗羲同樣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顧炎武將治史與經世明確聯系在一起,指出: “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 ⑦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致用”。 ⑧ 《日知錄》是顧氏的代表作,該書的著述目的,據顧氏坦承,即在 “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 ⑨ 其經世目的一目了然。黃宗羲認為中國傳統史學中就有經世之學, “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 瑏瑠故他主張為經世而治史,為經世而著述。其所著《明夷待訪錄》一書,政論與史論結合,托古談今,無不出于經世之途。與顧、黃一樣,王船山對史學經世也有相當的自覺。他說: “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 瑏瑡他明確指出史學就是要重點記述那些有關“經世之大略”的歷史事實,并從中總結成敗得失之經驗教訓,以供后人師法和借鑒。顧、黃、王之外,顧祖禹、萬斯同、萬斯大、全祖望等人也都加入了史學經世隊伍的行列并在史學思想和史學著述上各有建樹。他們既是史學經世傳統的新一代繼承者,又是發揚光大者。此后,史學經世思想繼續得到傳承。乾隆年間的章學誠,遠溯孔子修《春秋》,指出“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 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他指出,以“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態度治史算不上史學,真正的史學應當“切合當時人事”,應該有益于經世。 瑏瑢嘉道咸年間的龔自珍、魏源等人, 更在新的政治形勢下強調史學經世之必要性,賦予史學以新的價值意義和時代功能。龔自珍認為“史”對于國家存亡、民族興衰、文化枯榮、人格善惡關系極大,故而提出“尊史”之說。魏源出于經世救國之目的,突破“重古略今”的治史舊習,著重對“現代史”進行了探討。治史注重“現代史”,是道咸年間史學經世的一個新特點,當時產生的一批“現代史”著作如魏源編纂的《圣武記》和《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 的《夷氛聞記》,夏燮的《中西紀事》等,其寫作意圖或是為了總結清朝開國以來軍事、政治活動的經驗教訓,為清王朝提供歷史鏡鑒;或是為了總結鴉片戰爭中國失敗的教訓和原因, 借以尋求抵御外侮之策。等等這些都是這一特點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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