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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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刊登了一篇《體育之研究》，作者即是“二十八畫生”（毛澤東）。文章是楊昌濟向陳獨秀推薦的。文中說“國力恭（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他主張在中學和中學以上，應該實行德、智、體“三育并重”，并提出一個有名的口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
　　文中還介紹了一套自己編的體操。他當日的鍛煉項目有：日光浴、風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長途跋涉以及體操和拳術等。
　　毛后來回憶說，“在寒假當中，我們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繞城，渡江過河。遇到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衣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也脫掉襯衣，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高聲叫嚷，說這是叫做‘風浴'的體育新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我們就露天睡覺，甚至到11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這一切都是在‘體格鍛煉'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于增強我的體格大概很有幫助，我后來在華南多次往返行軍中，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中，特別需要這樣的體格。”
　　眾所周知，毛澤東喜歡游泳。據他回憶，“那時初學，盛夏水漲，幾死者數。一群人終于堅持，直到隆冬，猶在江中。當時有一篇詩，都忘記了，只記得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
　　他在實踐孟子的主張，“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他所言，“體育鍛煉有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志等許多好處”，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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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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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伙伴就在他的身邊：蕭子升。楊教授曾云“三杰”即毛、蔡、蕭。
　　他們在湘鄉東山學堂就認識了。蕭子升比毛小一歲，因為毛一番輾轉才入一師，蕭比毛高了3級。
　　1915年，某夜他們在學校后山討論創辦社團改造中國的計劃。他們希望結識一批有才智、有理想的青年，有10個就可以建構一個社團的基礎。彼此鼓勵溝通，共享知識，攜手共進，最終目標：救亡圖存。
　　毛澤東自述，“這時我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的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要求有志于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系。我指明了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中一共得到了三個半人的回答。”三個人最終反對或背叛共產黨，“半個人”即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后，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毛澤東干脆自己動手，刻字印刷，將“二十八畫生啟事”寄到長沙的所有重要學校。湖南省女子第一師范學校第一次收到這封信時，非常猜疑他的動機。
　　倒是本校有人在廣告欄看到，積極回應了他。毛此時頗有感觸，回復說，他的來信如“空谷足音，跫然色喜”。這個人叫羅章龍。他們在圖書館見面，毛澤東直接問他讀什么書，兩人理念相近，終成朋友。
　　新民學會的骨架就是這么慢慢搭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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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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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游中國大約是每個青年心頭涌動過的夢想，不過毛最終落實為“調研”，非止旅游主義者浮光掠影的一瞥。
　　毛澤東自述，“一天讀《民報》，看到一篇記述兩個中國學生漫游中國的文章，并說他們已達(西藏邊境的)打箭爐。這使我大為感動。我要學他們的榜樣，不過沒有錢，我想還是先游歷湖南。”
　　1917年暑假，蕭子升已經畢業，在長沙楚怡學校教書。他決定暑假“做一段時間的乞丐”，之前體驗過幾天，感覺不錯，這次想體驗得再久一些。毛澤東和他一拍即合，決定一起出去“行乞”。兩個人身無分文，只帶了套換洗衣服、毛巾、筆記本、毛筆、墨盒和雨傘。
　　兩個人離開長沙，一路步行。路過何叔衡的家，何叔衡很是震驚，“你們真是兩個奇怪的家伙。你們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毛澤東回憶的口吻是愉悅的，“我開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個縣城。有一個同學叫蕭瑜，陪伴著我。我們一文不名地走了這五縣，鄉下人給我們吃飯和睡覺的地方。不論我們到達什么地方，總是受到歡迎和善遇。”
　　可惜，蕭子升后來和毛、蔡分道揚鑣。“這個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蕭瑜，后來變成了南京國民黨的職員，在一個以前做湖南師范學校校長，后來變成南京高級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宮博物院的管理。后來蕭被人告發盜賣故宮中最寶貴的東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帶了這筆款子潛逃。現在他避居大連。”（毛1937年自述）
　　同仁終歧路，早有端倪。1919年，蔡(偕向警予、妹妹蔡暢）、蕭均赴法勤工儉學。
　　
　　【和森在八月十三日（注：1920年）的信里說：“我將擬一種明確的提議書，注重無產階級專政與國際色彩兩點。因我所見高明一點的青年，多帶一點中產階級的眼光和國際的色彩，于此兩點，非嚴正主張不可”。】
　　
　　【和森信里說：“我現認清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制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和森又說：“我以為現世界不能實行無政府主義，因在現世界顯然有兩個對立的階級存在。打倒有產階級的迪克推多，非以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壓不住反動，俄國就是個明證。所以我對于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我以后先要組織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據和森的意見，以為應用俄國式的方位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是贊成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則說：“世界進化是無窮期的，革命也是又窮期，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以工會合社為實行改造之方法。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一一革命為正當，而傾向無政府――蒲魯東式一－之新式革命，比較和而緩。雖緩然和，同時李和笙兄來信，主張與子升相同。】
　　
　　毛的意見是：“我對子升和笙兩人的意見。（用平和的手段，謀全體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贊成的，但在事實上認為做不到。”他之前聽過羅素的講演，羅素的主張和蕭、李近似。
　　
　　【我對于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羅素和子升和笙主張的要點，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機關。現在世界，錢盡在資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盡是一些資本家，或資本家的奴隸。總言之，現在世界的學校及報館兩種最主要的教育機關，又盡在資本家的掌握中，現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教育。……教育所以落在資本家手里，則因為資本家有“議會”以制定保護資本家并防制無產階級的法律，有“政府”執行這些法律，以積極的實行其所保護與所禁止。有“軍隊”與“警察”，以消極的保障資本家的安樂與禁止無產者的要求。有“銀行”以為其財貨流通的府庫。有工廠以為其生產品壟斷的機關。如此，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于其守下，更要能握得其教育權；如此，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使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宣傳，信者日見其微。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第二層，依心理上習慣性的原理，及人類歷史上的觀察，覺得要資本家信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種習慣性，是心理上的一種力，正與物在斜方必傾向下之物理上的一，種力一樣。要物下傾向下，依力學原理，要有與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變，也要有一種與這心力強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變他，既不能拿到學校與報館兩種教育機關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或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學校報館為宣傳之具。正如朱子所謂“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直不足以動資本主義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同心向善之望？以上從心理上說。再從歷史上說，人類生活全是一種現實欲望的擴張。這種現實欲望，只向擴張的方面走，決不向減縮的方面走。小資本家必想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資本家，是一定的心理。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再說第三層理由，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用和平方法去達到共產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就是我們）。無產階級比有產階級實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無產者占三分之二，則十五萬萬人類中有十萬萬無產者（恐怕還不只此數）這一百年中，任其為三分之一之資本家魚肉，其何能忍？且無產者既已覺悟到自己應該有產，而現在受無產的痛苦是不應該；因無產的不安，而發生共產的要求；已經成了一種事實。事實是當前的，是不能消滅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在新民學會中，毛澤東不僅是一個不務空談少有空想的做事的人，而且是厚積薄發能沉下心氣做事的人，理想和務實因實踐而妥帖融合，屢進一步。蕭和蔡都去了法國勤工儉學。新民學會和蔡元培諸人搭上線，在勤工儉學運動中是主要的組織者，毛澤東若想留法，是極其容易的。但他1919年初送別第一批留法同學時已有定見，“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我對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若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1919年，洋博士一紙文憑，不啻躍過龍門；沒這張文憑，有本事的也被人看不起。已任北大教授的劉半農被逼無奈，只好20年代去法國補修了一個“博士”學位歸來。求真功業而不計文憑的，世家陳寅恪可算一個，農家青年毛澤東的取舍，更見膽識魄力。民國海龜們不知，放在手邊的“機會”敢不要的，胸中構圖，何其旨遠。
　　新民書信中可見毛超越才俊們的視野：
　　
　　【會友張田基君安頓赴南洋，我很贊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璋君等十余人準備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數人在上海組織工讀互助團，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計劃，一星期外將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經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至于女子赴俄，并無障礙，逆料俄羅斯的女同志，必會特別歡迎。“女子留俄勤工儉學會”，繼“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很快，他認定，要做事情，唯有堅守中國這方土地——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我覺得暫時在國內研究，有下列幾種好處：
　　1、看譯本比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較短的時間求得較多的知識。
　　2、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擬從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
　　3、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擬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借資比致。】
　　
　　【以上是就“個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說。以下再就“團體”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說：
　　我們是脫不了社會的生活的，都是預備將來要稍微有所作為的。那么，我們現在便應該和同志的人合力來做一點準備工夫。我看這一層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則以為很是一個問題，不但是隨便無意的放任的去準備，實在要有意的有組織的去準備，必如此才算經濟，才能于較短的時間（人生百年）發生較大的效果。我想（一）結合同志，（二）在經濟的可能的范圍內成立為他日所必要的基礎事業，我覺得這兩樣是我們現在十分要注意的。】
　　
　　他不反對別人出國，也贊成大留學政策，“我們一些人都要過一回‘出洋’的癮才對”，但此時，他的目光已有凝注，中國實踐事業百廢待興，更值與共。
　　這是他人生極其重要的一次選擇。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時代是民國了，可是太陽之下，少有新事。袖手談心性的舊式士大夫們，彼時不過穿著教授的衣袍，夾雜若干洋文，談談時髦的主義而已。誰愿意真正扎下去做中國的功課？
　　站在今天回望，我們明白，這才是件最“了不起”也最“新”的事情。這是開天辟地的一條新路。這條路非大定力者大見識者大刻苦者大努力者真正愚者圣人不可為，而毛，不僅選擇了這條路，而且真走通了。我們每一個人，均受益其中。
　　蕭子升后來寫了《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對“行乞”體驗有非常生動的描繪。蕭子升強調旅行的創意屬于他，不過體驗和事業向來有根本的不同：一個是興之所至；一個是精誠所開。前者或許是一次性的，后者卻是終生互動的行知實踐。
　　他們在路上討論起中國的家庭制度。毛說，“我以為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太重，所以人們缺乏民族感情。”蕭子升則中庸許多，“把兒子完全當做家庭的私產，一定要站在父母一邊的做法是錯誤的。”不過，“但也并不完全屬于國家。夸大的國家觀念和夸大的家庭觀念是一樣有害的。”聽起來蕭子升的分寸感更得當，其實這恰恰說明，他不可能是改變中國的那個人。他像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一樣，溫和中庸；偏偏時代的問題就橫亙在那里，是繞不過去的。你可以在語詞里化解，可沒有對癥下藥的膽識、智慧和勇氣，語言游戲不過是一場自欺的幻覺。
　　世人皆知蔣、毛均學曾國藩，不過蔣得皮毛，毛得精髓。曾國藩在道光24年三月初十日的《致溫弟沅弟》的信中說，“是故既吉矣，則由吝以趨于兇；既兇矣，則由悔以趨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兇隨之矣。”辯證法的種子，可不是黑格爾、馬克思獨有；中國的陰陽、正奇……頗耐琢磨。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其實，蕓蕓眾生間，亦自有境界不同。譬如說，可以簡要分為：未知規矩者；懂得規矩者；有立有破者。但凡懂得并遵循規矩，已可一生衣食無憂。讓錢學森先生記掛擔憂的“創新人才”，其實便是人數最為稀少的“有立有破者”。要知道，只有心脊堅實，方真正有立；有立，更進一層，方有真正的“破”，輕易言破的，往往是大話嚷嚷派的。
　　我近年才懂得這道理，讀書也罷，做事也罷，真正的牛人都具有嚴肅、認真、質樸的品質。王國維先生學問做得好，魯迅曾說他“老實得像火腿一般”，頗為精到。這位王先生，是往死里認真的。我不是說他的死，其實他的死可以想象，正如聞一多先生的死也可以想象一樣。他們都是死命認真的人，讀書打下如此烙印，人生歸宿亦是證明。王國維起初苦讀大本哲學，入門讀康德，覺得不對路或不可解，轉進讀叔本華，“大好之”，然而到了1907年，王國維對哲學幻滅，“余疲于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
　　早在1904年，王國維就意識到了叔本華在《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中所言“解脫”的根本困境：解脫意味著“拒絕意志”，“拒絕”算不算一種意志呢？況且意志為宇宙之本體，“非一切人類及萬物各拒絕其生活之意志，則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絕。”只講個體的解脫，未講世界的解脫，其實像提著頭發將自己拽向空中一樣不靠譜，焉能獨善？
　　是的。對于一個中等以上境遇者，我們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微環境中，然而這絕非一個可封閉自立的系統，可以默認旁人無關——大多數人，其實都是在外力碾碎小世界的夢后才明白，原來我們每個人并非孤島。大部分人都是被迫明白的。亂世的人以為自己身處順世，這是人性最常見的悲劇。也總有人敢于面對真實，比如說：遭逢太平天國時代的曾國藩；亡國滅種陰影時代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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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