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一以貫之--孔子與毛澤東

世界幾痕夢，微塵萬座蓮。　　

后來憑吊意，分付此山川。　　

——譚嗣同　　

長久以來，遵孔者與批孔者始終不過是在幾個流行的概念幻象當中臧否人物、指點江山。雖自命原典附體、自任教旨化身、以學統(tǒng)衛(wèi)道士自居，以頭腦清涼油自詡，然而大多左腦瓜是雜牌的豆?jié){粉，右腦瓜是含鋁的礦泉水，腦袋里一碗豆?jié){而已。其實孔子最瞧不起的就是爛好人。閹然媚于世也者，是鄉(xiāng)愿也。和的前提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誅除奸佞、揚善隱惡。小康儒的禮教是權貴們的馴服工具，大同儒的理念是大眾解放的精神資源，不便一視同仁，更不能一概否定。不區(qū)分小康儒和大同儒，就如同不區(qū)分恭維和贊揚、不區(qū)分月光和陽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談論康梁變法托古改制的微言大義。

熊十力先生自述其為學宗旨為：“根底無易其故，裁斷必出于己”。對待古人思想，六經(jīng)注我是根本手段——以己之古人去解釋、解蔽、解構彼之古人。當我們在自我認同的意義之上做出自我價值的判斷時，不是對以往的居功，便是對正在抑或會在將來呈現(xiàn)的功業(yè)的自認和期許，當下的價值是基于同以往經(jīng)歷之結果抑或將來條件之創(chuàng)設的意義上的參照。因為價值本身不過是一個關系范疇，不可能離開主體去做孤立的看待。夜渡的粱漱溟于險境當中“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的豪言，是基于對家國天下圣道良心的自我承載，而熊十力那“可解經(jīng)者非我熊某人莫數(shù)”的狂態(tài)，也無非是基于對師道與見識自任的傳承。推而廣之，這也是知人論世的基本事理。

美國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在他的《旁觀毛時代的巨大經(jīng)濟成就》一文中說道：“在毛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常恐提及后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時代在促進中國現(xiàn)代工業(yè)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時代發(fā)生的工業(yè)革命，與80年代一同出名的經(jīng)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客觀地、真實地、全面地、公允地看待問題、評價人物，并不意味著必須在表揚、感激過之后潑一盆臟水、貼上一張罪人的標簽。

就像蘇聯(lián)的赫魯曉夫，赫氏在主導了官方對斯大林的評價、貼上了一張罪人的標簽之后不可回避地接受了歷史的評價一樣，所謂毛晚年犯下的錯誤，那也是出自官方的一個決議，而這個決議本身則是由另一個歷史人物主導的，這個歷史人物也必將不可回避地接受歷史的評價。無論是“和平競賽”階段還是“美蘇爭霸”時期，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無疑發(fā)展得很快，橫向來比，其經(jīng)濟增長甚至遠遠超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就在近幾年的某一天，赫魯曉夫的外孫女妮娜·L·赫魯曉娃突然跑出來辯白說：祖父赫魯曉夫不應成為一個罪人。她這么說是多余的嗎？不是，因為在中國，他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的頭子；在俄羅斯，他被人認為是一個叛徒，一個導致國家滅亡、民族衰敗的始作俑者。赫魯曉夫這個“把俄羅斯從個人崇拜里拉出來的偉大的領袖”已經(jīng)被時間和實踐鑒定為罪人，就像毛關于農村醫(yī)療、關于兩彈一星、關于運十、關于發(fā)展戰(zhàn)略的種種遠見卓識被時間和實踐鑒定為真理一樣。同樣在接受著時間和實踐鑒定的還有作為毛的政治遺產(chǎn)的文革，國外研究者提起文革，往往將其定性為一場“偉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嘗試，文革是不是“偉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問題，一不是自然公理，二沒有科學定論，然而在時間和實踐的視野中，作為歷史事件，決議和文革一樣，本身也成為這一問題的考察對象，而不再是標準答案或者答案的標準，歷史究竟會給我們什么樣的答案呢？

眾所周知，三十多年來，現(xiàn)實當中文革余孽的存在是文革的一大罪狀。文革余孽的第一大特征，是拿政治性文件和長官講話當論據(jù)而不是拿《憲法》或者其他法律文件當論據(jù)。作為這種文革余孽的一個光輝典范，某著名經(jīng)濟學家曾經(jīng)作為最積極的學術棍子手之一，在1964年學術大批判中間用棍子學術模式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在新時期，此公與時俱進，創(chuàng)造新的詞匯，行使棍子學術時最常見的說法也變了：把理論對手說成“打擊改革”和“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這跟賀衛(wèi)方先生對他同事鞏獻田教授的評價很相似。學者老田曾指出，他們善于運用這種手段以棍子學術模式使得人們難以從官僚精英群體的結盟關系中間把貪官單獨分離出來，從而以最低的投入和政治風險獲得話語權壟斷地位。相形之下，棍子學術和貪官的同盟關系被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間命名為“黨閥”和“學閥”。

文革余孽的第二個特征，是不講邏輯，不給論證，僅僅是丑化、妖魔化所要批評的對象。如今想通過一手資料來了解一下毛在建國之后整整幾十年的那些被宣布為錯誤的思想到底是個什么樣子，卻沒有公開的文獻可查，展眼滿是凝結了集體智慧的潔本教科書，就連類似《資產(chǎn)階級法權思想批判資料》這類供批判的原始材料都難覓蹤跡。比如在餓死人的事情上，有說是幾百萬的，有說是三千萬的，還有說是四千萬的，甚至還有說是六千萬的，口徑不統(tǒng)一是他們所造的謠很難取信于人的主要原因，而造謠則是他們很難達到口徑統(tǒng)一的主要原因。

正是因為如此，很讓人感到奇怪而啼笑皆非的是，文革欲孽的批評者總是不斷地直接提供證據(jù)或者給對方創(chuàng)造機會以便提供證據(jù)以證明他所要誹謗的對象是十分了不起的，而且總是不斷地直接提供證據(jù)或者給對方創(chuàng)造機會以便提供證據(jù)以證明他們便是他們所謂的文革欲孽本身。

他們是這場政治制度改革的對象而不是主體。至于文革余孽們活下來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嘛。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在文化、思想領域搞一搞運動，主要就是幫助他們改正這種不講邏輯，不給論證，僅僅是丑化、妖魔化所要批評的對象的毛病。眾所周知，文革以失敗告終，換句話說，他們是這場偉大政治改革的失敗的體現(xiàn)者，如果拿這種人的存在來抹黑以他們?yōu)楦母飳ο蟮恼沃贫雀母锉旧恚敲春茱@然，這犯了顛倒黑白的錯誤。

在那些哭哭啼啼苦大仇深的控訴者里，以自詡受害者們的一貫品格來判斷，如某偽國學大師假百歲老人般渾水摸魚、附會杜撰、矯飾其丑、欺世盜名的主兒，想必也并不少。在此我們謹對未莊青年流氓無產(chǎn)者阿Q不曾將腦袋上那幾處不知起于何時的癩瘡疤包裝為奮斗傷痕表示敬意，與他一蟹不如一蟹的傳人相比，這是他應得的哀榮。阿Q之諱光諱亮諱燈燭，是出于害羞，文大師將其詐騙行徑一以貫之、把流氓行徑詩化成“半為蒼生半女人”，則簡直是“紅腫之際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了。

湯武革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毛說：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政治改良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毛的文革與光緒的變法在思想演進的邏輯上只有程度與階段的不同。梁效的文章，所批評的也正是小康儒的官本位，是三綱統(tǒng)攝之下的五常，梁效是康梁的天然接續(xù)。歷史已經(jīng)證明，即便慈禧宣布維新派是亂黨，也并不意味著王公大人們是無比正確的。

梁效、康梁皆以頂尖學者、文化大師、思想英雄之身份，輔佐時代領袖，欲開舊邦新命之時代新政治格局、新文化風尚。惜光緒以其式微，百日即敗，毛氏乘其望重，道行十載。梁效、康梁皆以寄生階級、敝舊世風、權貴官僚為寇仇，聯(lián)合民間士子，欲除祖宗舊法之陳年大吏治積弊、大文明死角。惜光緒以其仁厚，不敵舊黨，毛氏以其慈悲，遺賊為患。梁效、康梁皆以結黨亂政、隱圖煽惑、迫害朝臣之罪名，連同晚生后學，備受復辟勢力之經(jīng)年恒出入其罪、恒迫害有加。惜光緒以其羸弱，飲恨夭折，毛氏以其老邁，抱憾歸天。梁效、康梁皆以辨證古人、反思時代、正本清源為正途，啟蒙民眾百姓，并彰官民倫理之陸沉老民權火種、老民主范式。惜光緒以其時限，未忍深察，毛氏以其高致，惟傳心法。梁效、康梁皆以歷史視野、世界眼光、天下大勢之理據(jù)，倡導內外兼修，實繼往圣絕學之道統(tǒng)成大化流行、成翕辟之變。惟光緒以其時艱，西風東漸，毛氏以其遠矚，東學西傳。因文稱譽者，以其章法顯正、秉筆直書也。以筆致禍者，因其訕謗權貴、著文行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