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一位中學歷史教師袁騰飛在因拋出史是什么玩意兒》一書走紅書壇的同時，在央視10頻道百家講壇欄講播了其姊妹篇《兩宋風云》，并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不僅書賣的火，而且以此走紅影視壇。現在，既然袁某人的《歷史是什么玩意兒》公正的被列入壞書榜，而以其淺浮的歷史知識與被扭曲了的歷史觀濫造的《兩宋風云》自然也是傷痕累累，逃不出“壞書榜”系列。有鑒及此，筆者在當年看完講座后曾寫了《百家講壇·兩宋風云》觀后，就下列問題做了批駁：
“兩宋可愛，這段時期君臣關系融洽，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外交流發達，經濟文化發展”。
“假設岳飛抗金成功，全國心有不甘，伺機再戰，那么戰爭什么時候是個頭兒呢？在戰與和之間，任何一個負責任的領導者都會會選擇和平。”
《歷史人物不能臉譜化》稱“一些學生經常問我，這個是好人還是壞人？其實歷史上的好壞是分不清的。”
“岳飛是英雄，金兀術也是英雄。”
“岳飛平定楊幺是以賊治賊。”
“岳飛的壞脾氣和頻頻抗上，也成為他最終被殺的原因之一”及為宋高宗趙構歌功頌德和“史料笑話，隨意發揮”等方面，但意猶未盡，后來又細讀書稿，對其多處于史實的歪曲、誣蔑、謊言和歷史知識的淺薄不勝憤慨，為肅清其流毒，特作再評。
一、對英雄死節觀的玷污，對大節大義的否定，是一付非常有害于青少年的腐蝕劑
《兩宋風云》77頁，在敘述民族英雄、抗金名將宗澤三呼“過河”而卒后寫道：“中國歷史上的忠臣們，尤其是宋朝以后都有這樣一種觀念，平時袖手談風月，臨事一死報君王。平時不習武，而是流連于詩酒歌舞、風花雪月，一旦國難當頭，則一死報君王。這種行為確實可嘉，但結果又能怎么樣呢？細數我們崇拜的那些名留于青史的忠臣們，絕大多數都是失敗者。飲鳩就戮，從容赴死，喊兩句口號，看似厲害，這樣的死有用嗎？真正地考究起來，結果往往是殘酷的----這種行為于國事無補。”袁騰飛上面這段說教，對人們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急關頭，應該采取什么態度和不應該采取什么態度，說得如此露骨、肉麻，因為在國難面前既然“一死報君王”于事無補，那當然就只有跪著求生一條路了。
當前，我們已經進入了實現中化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而偉大的復興，首先是復興民族精神，也就是復興中華民族長期的歷史發展形成的居于主導地位，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基本精神---這個基本精神便是優良的傳統道德，其核心是全心全意的人民服務其精髓是愛國主義。就愛國主義而言，愛國、保國，是傳統道德，是國家對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個公民對國家對民族應盡的責任。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鮮明地闡明了一個人在國難前面應當采取的態度。幾千年來，數不清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忠臣用慷慨赴死的大節大義在青史上書寫了輝煌的篇章。近現代，清末思想家魏源鑒于朝政腐敗，道德淪喪，提出“整治人心”，把“立德、立功、立言、立節”四不朽結合起來，并痛斥那些不顧民族危亡的人是“沒有心肝的人”；梁啟超提出要使中國富強，“第一急務是新民德”；李大釗認為“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全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他視死如歸地走上絞刑臺，用生命實踐了這一道德的最高準則。
2001年10月，國家頒布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鋼要》，袁騰飛散布的死節觀，完全與綱要背道而馳。所以它是對中國傳統道德大節大義的否定，也是一付非常有害于青少年的腐蝕劑。
二、對敵酋金兀術的開脫與頌揚，便意味著對中華民族及其所組成的國家的背叛
把《兩宋風云》翻到252頁，有一段為敵酋金兀術開脫并加以頌揚的敘述：“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完顏兀術這個人確實不簡單。但是評書演義當中，往往把他刻畫得很不堪，以致我們都認為岳飛忠勇，而完顏兀術狡詐，總在岳飛手底下現眼，被打得慘敗。我們今天看來，這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完顏兀術也好，岳飛也好都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好惡，可以選擇同情或者愛戴誰，但沒有必要評出個對錯、好壞。中華民族的歷史本來就是由中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現在經常有人說不能從今天的角度看歷史，歷史上宋和金是兩個國家。如果這樣講，魏、蜀、吳還是三國呢，有必要說誰殺關羽就跟誰不共戴天嗎？既然都是中國人，中國人自己內部的事情就沒有必要耿耿于懷了。中國歷史內部混戰的時期太多了，春秋列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不都是混戰時期嗎？宋金并立，也是這樣一個時期，所以完顏兀術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杰出人物，我們沒有必要對他咬牙切齒。”
誠然，“舉一反三”，人們常用比較法去思考與作為解決和回答問題的鑰匙。然而，比較是有前提條件的。袁騰飛的上段奇文，旨在企圖用春秋列國、魏、蜀、吳三國和魏晉南北朝的混戰去詮釋宋金戰爭史，從而達到不僅為金兀術之流開脫侵略罪責，而且冠以“英雄”桂冠的目的，這是拋開了類比條件進行類比以混淆視聽的手法。春秋列國、魏蜀吳三國混戰局面的形成，是東周、東漢兩個統一王朝氣數將近和已盡時，各諸候國與不同條件下形成的利益集團將整體分裂的結果，參與混戰的角色都是原統一王朝時的子民，其活動范圍和戰場都限在原王朝的疆域之內。這種局面就如同一個不幸的家庭在父母雙亡后，其子女為爭奪遺產而進行的打斗，所謂“兄弟打架”典故出此。
同樣，魏晉南北朝也是西晉統一王朝滅亡后的分裂產物，雖然北朝唱主角的十六國大多是匈奴、羯、氐羌等少數民族，但他們是自東漢末年起一百多年來自邊陲相繼遷入內地，后來成為西晉王朝的編戶。公元304年建立漢國的劉淵，不僅籍貫山西忻州，且是受晉王朝封為建威將軍的匈奴貴族；320年建立代國的鮮卑族拓跋猗盧，也是因功受晉封為山西北部五縣的代王……就是這一特性的力征。
公元317年，西晉滅亡。同年，司馬睿在今南京建立東晉。相對北朝而言，東晉南朝情況比較簡單，因為它沒有橫向分裂，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只存在由于王朝本身的腐朽，內部權力爭奪，加上階級壓迫，在273年漫長歲月中的多次的農民戰爭之余，由武將們進行的從東晉到宋、齊、梁陳等王朝更替。所以社會也相對穩定，因而有斷續的9次北伐，當然也有北朝的南征。但無論南朝，北朝、其征伐范圍都局限在原西晉王朝的廣袤疆域之內。
這就是南北朝。相形之下，發生在12世紀的宋金戰爭，其背景是：遠在白山黑水間的金王朝，在此前與南部的宋王朝無任何隸屬關系情況下，卻南下數千里，對宋王朝的主權、領土進行侵犯，對其人民的生命財產進行掠奪、燒殺，其血腥罪行同發生在上世紀的日本侵華戰爭如出一轍。所以，宋、金戰爭決不能同春秋列國，魏、蜀、吳三國，魏晉南北朝類比而畫等號。
今天，我們中國人能原諒東條英機、剛村林次嗎？不能，決不能！同樣，我們也不能原囿金兀術。原囿他們，就是對祖國的背叛。
再說，即使是春秋戰國、魏蜀吳三國、魏晉南北朝的混戰，具體到每一場戰爭也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當正義方的子民，出于對國家的責任感，挺身而出加以捍衛時，也會名垂青史，得到古今的認同。春秋的燭之武退秦師；弦高假命犒秦師，智退敵兵；戰國的信陵君竊符救趙；藺相如完璧歸趙；屈原憤作離騷；三國關羽義不事曹，諸葛亮鞠躬盡瘁……南北朝的祖逖北伐，收復了黃河以南大片土地，豫州人民到處為他立祠紀念；桓溫北伐，“關中人民牛酒相迎……”這些都是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承傳。
公道自在人心。團隊精神、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對金兀術之罪，秦檜之奸，岳飛之忠，決不是王明清（宋）邱王睿、郎瑛（明）、王侃、趙翼（清）呂思勉（民國），俞桂元（當代）之流，幾聲嗡嗡便能可否的。
三、惡意的歪曲與謊言
（一）岳飛胞弟“岳翻強搶民女”：“楊再興將軍原本是偽齊曹成部下（這里袁騰飛弄錯了，，曹成并未在偽齊劉豫手下任職），英勇異常。最早是跟岳飛打對仗的，他把岳飛手下的一個大將和岳飛的弟弟岳翻都給殺了……其實這個弟弟跟岳飛還真不像是一母同胞，他曾強搶民女，違反軍紀，而且是在軍營當中歌舞娛樂的時候，讓人打了個措手不及，才丟悼性命的……”
關于這段史事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記述為“莫邪關之役，……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以所擄婦人佐酒恣飲，賊黨揚再興率眾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為再興斫折一臂而死。飛怒，盡誅其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糧軍統制王經，前軍統制張憲皆到，掩殺再興，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再興走至靜江界中，官軍追及，跳入深澗中……”
可見，揚再興殺以擄婦女佐酒的韓順夫在先，殺岳翻是在王經、張憲掩殺揚再興過程。一先一后，敘述判然。而袁騰飛將先后混為一氣，善意呢！惡意呢！
（二）為奸相秦檜掩飾：“公元1138年初，秦檜從金國回到南宋都城杭州”。
《兩宋風云》第27講，彩頁引子寫道：“公元1138年初，宋金兩國正在商談第一次議和之際，秦檜從金國回到南宋都城杭州，馬上得到了高宗的重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升任宰相之職”。
這里袁騰飛將秦檜從金回歸杭州的時間篡改了，史事是：“建炎四年（1130），九月底，楚州（今淮安）城破。十月二日，秦檜偕家人自孫村至漣水軍丁禩寨。十一月五日，至越州行在。七日，高宗召見。”
袁騰飛把秦檜南歸時間推遲了八年，是歷史的無知抑是為秦檜開脫，有意篡改呢？
（三）史學家李心傳的“九泉之冤”
《兩宋風云》228頁在宋高宗下旨撤銷三大宣撫司，任命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后寫道：“關于這一過程，當時有一本叫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書有記錄。這本書的作者是南宋的秘書少監……但是這個南宋的秘書少監，是秦檜的養子。這個人不守史官的本分。他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這本書中，把凡是對秦檜不利的東西，統統都抹掉了。所以他寫的東西非常不可靠，今天的學者研究宋史，最頭疼的事就是看這本《建炎以來的系年要錄》。你說，他寫的你到底信不信吧，你肯定不敢全信，因為他到處瞎寫，但你如果全不信，那信什么呢？這好歹也是宋朝的官方正史……。”
讀這段奇文，真使哭笑不得，首先，《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一書成于1203年，韓世忠、張俊、岳飛免宣撫使是1141年，兩者相差62年，袁騰飛說“當時有一本叫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這個“當時”二字不準確；其次這個秘書少監督是秦檜的養子”更是瞎說一氣。考：李心傳生于1167年，死于1244年，而秦檜生于1090年，死于1155年。李心傳出生時，秦檜已死去12年。李心傳怎么會是秦檜的養子呢！—這真的才是瞎寫；其三“這好歹也是宋朝的官史”，也說錯了。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盟》屬于私人著述，史學家翦伯贊稱這兩本書為“私人編寫的巨著”。
至于李心傳的治史態度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優劣評價，《宋史》卷438《李心傳傳》稱其治史特點：“一是注重當代史研究，重輯當代文獻掌故，成為蜀中掌故之學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學上的淹博貫通；三是重視材料的考辯。”《四庫全書總目》卷88：“李心傳以修史為‘非為已之學，心憂天下，閉戶著書，完成一代史著。’“李心傳考史是參考眾書，求真去偽，擇善而從。在考史上他有幾條原則：傳聞不取；諱飾、私意不取；來源不確不取。后人稱他考史是‘辨博詳明，根據鑿鑿’，‘宏博而有典要’”……
引錄到此，如果袁騰飛“老師”能讀到本文，不知作何是觀？
四、活人忽悠死了，死人忽悠活了—史盲說史
《兩宋風云》241頁，敘述御史中丞何鑄審理岳飛的一段對話“……于是何鑄就說：‘王貴和王俊兩個人告你謀反’。岳飛說：‘那好，你讓王貴跟我對質’。王貴做了這種昧良心的事，他愧對岳飛，所以根本不敢來。岳飛又說：‘你說王俊告我謀反，那你讓王俊來見我’。這個時候，王俊已經死了。岳飛說： ‘王貴不敢來，王俊死了，你有什么證據證明我謀反呢？’”考：紹興22年（1152）,南宋朝廷以誣陷岳飛功授王俊為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這時距岳飛冤死已整整10年，這位袁老師真是把活人忽悠死了。
然而在《兩宋風云》278頁，關于公元1161年9月金主完顏亮南侵的敘述：又把死人忽悠活了，他說：“金軍矛頭直指南宋的都城建康。但是，宋金剛一開戰，建康的都統制王權就逃得無影無蹤了。皇帝幾次下詔書問前線的統帥王權哪里去了。結果沒有一個能說得清楚。……高宗皇帝這下急壞了，金軍南下，朝中無將可點，原來那些能征善戰的老將中，岳飛已經被殺，張俊已經賦閑，韓世忠整天在家念佛，根本不問軍政……。”完顏亮南侵是1161年，而韓世忠死于1151年，張俊死于1154年，他們怎么還在念佛與賦閑呢！
五、不是結尾的結尾
有位“月半入山”的作者，在看完《兩宋風云》的“精忠岳飛”、 “功虧一簣”、 “岳飛之死”三集后,指出了30處硬傷，“平均每三分鐘犯一次低級錯誤，”并結論為：“袁某（原文是賊）在講座中出現的具體錯誤，或者不著邊際,或者信口雌黃。其實，問題的實質是，他站的立場是金國那個角度，這是十分明顯的。他閉口不談當時金國進行的是侵略戰爭，給中原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而是大肆宣揚投降主義，為金國粉飾，為賣國賊趙構秦檜張目。明揚暗抑民族英雄岳飛，甚至再次編造謊言誣陷岳飛。他利用現代一些歷史實用主義者的慣用手法，違背歷史唯物主義，錯誤地認為：“宋、金兩國是兄弟打架，”甚至認為宋朝向遼、金貢銀、絹，沒有到外人手里，還恬不知恥地說是花錢買太平。他還認為，任何負責任的政府或領導人，都會選擇議和，因為你打我，我打你，何時是個頭呢！這都是赤祼祼的賣國言論，袁某，不折不扣的扮演著跳梁小丑的角色。”筆者認同“月半入山”的論述，故選擇作為本文“不是結尾的結尾”之一。
其次，有友人曾諄諄告誡“筆者，行文切忌傷人太多。但無奈之下，仍不免對該作品的責任編輯，提供平臺的審查者，肉麻的序言作者……把關不嚴讓如此壞的作品招搖上市，難道不值得可悲與該思考點什么嗎？”
歷史，決不是“玩意兒”。歷史是一面鏡子，是嚴肅的，從北宋滅亡到南宋初建近40年的急風暴雨史也不例外。
岳志鳳
2010年3月25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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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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