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愚忠”論，可以休矣！

歷史上的岳飛并非愚忠！——岳飛“愚忠”論，可以休矣！

（從岳飛之“忠”看宋朝士人的政治取向）

    提起岳飛，很多人立即就會聯想到他背上刺的“盡忠報國”，就會想到一個忠臣義士形象。盡管歷史上真實的岳飛很有主見，性格倔強，從來都不曾“愚忠”，但是流傳甚廣的民間演義小說演義小說卻虛構杜撰出岳飛的“愚忠”形象！但是，自明清以來，岳飛卻成了統治階級宣揚“忠君至上”的典范。解放以來，現代史林諸賢，曾屢屢為評價岳飛之忠而操筆伐戈，僅從五十年代關于岳飛是否“愚忠”的大辯論至今，見諸報章刊頭的專文，已逾數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評史兼論及岳飛之忠者，更是無以盡計。然縱觀諸家之說，大約可分為兩派：其一是所謂“愚忠”說，認為岳飛之忠，是絕對忠君，其所作所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驅使下干的。甚至直到臨刑前，“還愚不可及地希求趙構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飛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業，”鑄成千古奇冤，使岳飛“卻被自己無限忠誠的皇帝慘殺了”。1985年2月，黃 君萍氏在《晉陽學刊》上又大論《岳飛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論述了這寫觀點。其二，是承認岳飛之忠里包含有忠君思想，但決不是對皇帝無限忠誠。如王曾瑜先生所說：“岳飛確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如后世人渲染得那么嚴重……岳飛的悲劇在于既要愛國，又得忠君”。而龔延明先生則更具體地指出：“在抗金斗爭和反對趙 構、秦檜妥協投降政策上，岳飛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對待農民起義問題上，岳飛確有忠君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爭論數十年，卻始終沒有哪方能“大獲全勝 ”。

    由此看來，僅僅對岳飛忠君與否進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對此公案，筆者學疏識淺，本無發言之權，但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會倫理思想，對岳飛之“忠”曾嘗試著進行了一些“質”的分析，偶有一點淺見，現陳述于后，以就教于諸賢。

    一、宋代“忠”的內涵

    “忠”，是中國封建社會倫理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規范。它不僅有一個形成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社會人身上體現時，還有著不同的內涵。評說岳飛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體內涵。

    本來，在先秦時期，“忠”是表示各種人際關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僅具有廣泛的社會適用性，也具有非常豐富的倫理學內涵。自秦漢封建專制形成之后，“忠”便成為君王對臣民的單向絕對要求。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間，也不再用“忠”來表述 相互情感和關系，“忠”的內涵，被強制的唯一地釋為“忠君”。可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間，“君權天授”的迷信，被農民起義和統制階級內部的激烈傾軋所粉碎。兵強馬壯的軍閥武夫，只需挾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弒帝，自稱孤寡。如大臣馮道幾易新朝，卻全無不忠不義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強兵逼君“禪讓”而建國之后，為了鞏固趙宋王朝的統治，才重新宣揚“忠君”。如歐陽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為褒貶。宋真宗時，太子喻德魯宗道私入酒肆飲宴賓親，被糾察抓獲，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為夸贊，譽為忠于君而不敢隱己私的典范。

    但是，畢竟是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誰會癡信“忠君”之行為天經地義呢，所以，盡管宋王朝皇帝費盡心思，一直沒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對魯宗道的小題大做，正是當時社會欠缺“忠君”風范的反證。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響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揚“忠君”的啦啦隊，但卻旗幟鮮明地摒棄了只強調臣民絕對服從君王的愚忠概念，轉而強調君王應以社稷國家之久遠利益為忠的前題，即所謂“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時刻“為江山社稷計”。如理學創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為君盡君道亦天理 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盡忠。王安石則更尖銳地指出：

    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易也。然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

    不難看出，這些大宋臣民已沒有多少“愚忠”的意識，竟然不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開宣稱：若君王多行不義，臣民不僅不必忠其君，甚至“ 放”（趕跑）、“弒”（殺掉）之，也是理所當然！注意，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卻對此說得滿不在乎。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并不僅僅在理論上反對“愚忠”，在實踐中走得更遠。到北宋末年，金兵大舉南下，整個漢民族被推到危亡關頭，而腐敗的宋王朝統治者，卻在金貴族的屠刀下乞求哀憐，甘心出賣中原民族的利益，無恥地背叛了漢民族國家。放棄了組織宋朝人民反抗民族壓迫、拯救民族危亡的起碼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宋朝人民包括一大批文武官兵，馬上無情地唾棄了賣國之君，公開發出以“忠于社稷，忠于國家”為忠的“忠義”怒吼，“忠”的概念再次升華，把僅有的一層名義上“忠君”的薄紗也徹底撕破了。最突出的例子是：當宋欽宗為求和而罷免抗戰派官僚李綱時，汴京城里立即爆發了以陳東為首的數十萬軍民大示威，他們殺主降官、殺宮使，隨時準備沖入皇宮，旗幟鮮明地把矛頭對準賣國皇帝，逼著宋欽宗立即恢復李綱、種師道的職務，讓他們率眾抗金。并且理直氣壯地宣告：這種行動，是“以忠義挾天子”！這是中國封建歷史上第一次由臣民強迫皇帝去忠于國家，忠于民族利益！也是宋人第一次公開突破以“忠君”為忠的思想藩籬，給“忠 ”這一傳統倫理概念賦于新的內涵。

    隨后，當宋欽宗一意孤行，與金兵訂立城下之盟，下詔割讓河間、太原、中山三鎮以求和時，兩河人民不僅不對換皇帝“愚忠”，反而焚毀詔書，殺掉欽差割地使！“抉其目而臠之”。用“城自為戰，人自為戰”，誓與國土共存亡的壯烈行動，表達對皇帝極度輕蔑，對國家的無限忠城！

    到南宋初年，忠于國家，已成宋人最光榮最基本的職責，也成為社會檢驗某種行為是否“忠義”的主要尺度。于是，當人們并不知宋高宗逃亡何處時，卻始終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國斗爭：北方蜂擁興起無數“忠義民兵”，接連又出現了壯烈的陜州保衛戰、徐州保衛戰、楚州保衛戰……就連曾與宋王朝統治階級血戰到底的 各路農民、漁民、士兵起義軍，也毫不猶豫地把矛頭指向金兵，而與宋朝抗金軍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為社會以國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決心抗金更難。曾幾何時，當宋高宗和秦檜一伙打著“盡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宮而賣國投降時，朝野之間不僅不對皇帝惟命是從，相反，各階層人士都強烈表示反對和憤慨。小小的樞院編修官胡銓憤而上《乞斬秦檜書》，兩日之間，坊刻萬千，傳遍天下。在歷數秦檜誤國的同時，也毫不客氣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污………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羞忍恥…….天下后世謂陛下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則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為仇敵之臣哉！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敵，意 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這“意外之患”是什么？為何“不可勝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顯然是指天下“六軍萬姓”要憤而唾棄皇帝！決不會是百姓對他的 “無限忠誠”！

    從“以忠義挾天子”，到范如圭不可勝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說明：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忠”的內涵，是忠于國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順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雖然南宋小朝廷亦極力宣揚以“忠君”為忠，卻和北宋一樣收效甚微。就連極力鼓吹三綱五常的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許弟子們絕對“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愛民如子，使臣以禮”，然后才可決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盡禮而臣子仍盡忠，必將“致君臣不以善終”，這不是忠君，而是“賊其君者也”。可見，在宋代這樣的社會里，岳飛之忠，是不會象后世宣傳的那樣“愚忠”的。

    二、岳飛之忠，志在民族國家

    偉大的民族英雄岳飛，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這樣一個漢民族危亡不定的時代里。他是以“忠勇”贏得英名的，他所“忠”的對象是什么？宋高宗獎給他“精忠岳飛”旌旗時，當然是希望岳飛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飛背上深入肌膚的四個大字卻是“盡忠報國”！國是指什么，僅僅是皇帝嗎？僅僅是趙構本人嗎？

    許多人一再撰文強調：在中國封建時代，國家和君主、祖國和朝廷，完全是同一個概念，岳飛當然也不會分辨清楚的。因而“盡忠報國”，即是為趙宋王朝盡忠，為朝廷盡忠自然也就是為皇帝盡忠。可是，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兩宋時期社會思想的實際內涵變化，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恰恰是從宋代開始，準確地說，從北宋末南宋初開始，“朕即國家”的概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極其尖銳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堅決抗金與趙構秦檜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將皇帝與國家分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尊師周寶珠先生在《試論南宋軍民與岳飛反對宋高宗對金投降活動的斗爭》一文中，對這種現象曾作了精辟論述，先生列舉了這樣三條史料：

    1、當宋欽宗下詔割太原等三鎮時，宰相何粟居然當朝痛斥宋欽宗一伙道：

    “況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

    2、當宋高宗和秦檜一伙準備對金屈膝求和時，樞院編修官胡銓憤而上《乞斬秦檜書》。其中寫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過御史方廷實，當紹興議和時，方廷實在奏章中寫道：

    “…………嗚乎！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請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難看出，何粟、胡銓把天下說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過是不敢“造次”而說出不是趙家天下，卻具體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實說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話。天下國家是誰的？是中國人的天下（當然是指宋朝統治區內各族），具體說就是“群臣、萬姓、 三軍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說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國家的本質區別，那就根本無法理解以岳飛為代表的宋朝軍民，為何能如此自覺地進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爭了。

    作為一名武臣，岳飛不能象方廷實那樣直言不諱，也不可能象何粟、胡銓等文臣那樣激揚文字，可是，岳飛在忠于陛下還是忠于國家的問題上，卻一點也不含糊：他抗金斗爭的一生，清楚地證明了這位民族英雄對祖國地熱愛和對宋高宗賣國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徑的仇視。

    讓我們略舉幾例：

    ——建炎初年，當宋高宗、黃潛善、汪伯彥一伙積極策劃拋棄中原，南下逃跑時，身為從七品下等軍校的岳飛，居然“越職言事”“親自上書批評皇帝：

    “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我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乘圣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結果，被以“越職言事奪官”。倘若不是以國為計，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險，竟敢于直言指斥權相誤國，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親征。試問，如果岳飛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從，愛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盡可能逃得快一點，逃離金人遠一點，哪里還會犯顏直諫，要皇帝親冒矢石，拯國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顯然，這完全是出自岳飛為國家分憂的主人翁精神。

    ——當金兵猛攻建康時，身為右相兼江淮宣撫使的杜充，完全置敵于不顧，不僅不組織軍民抗擊，反而蓄意投降。岳飛明知主帥怯敵，諸將不協，面對洶洶強敵，自己雖“以孤忠效命，亦無補于國家”，但他還是浴血力戰。當其他潰將劫持輜重四散逃亡時，岳飛想的卻是“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率眾連戰兩日， 斬敵首以數百千計者不知其幾，直至迫不得已，才整軍撤離。這時，既無朝廷號令，亦無主帥指揮，岳飛想到的卻只是國家。建康失守后，當杜充降敵，大將戚方率眾為匪，一些將校眼看糧盡援絕，皇帝下海后，不知去向，便也勸岳飛自謀生路，有些人甚至卻岳飛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這種時候，“忠于皇帝” 早已沒有任何號召力了。岳飛當然也不會想到為那個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卻堅定不移，并且激勵將士們“以忠義報國”。絕不應“降而為虜，”或“潰而為盜”。并且說：“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在及其堅難的情況下，他一直與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圍，準備相機收復建康，連續多次重創金兵。當他率師移駐宜興時，他曾滿懷激情地揮毫題壁述志：

    “余駐大兵宜興，…….徘徊暫歇,遂擁鐵騎千余，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虜，復三關，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

    從表面看，岳飛要迎還二圣，似乎屬于“忠君”其實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

    ——當紹興八年，宋高宗與秦檜一伙決意求和時，岳飛不僅接連上章反對，并且和宋高宗“對著干”，一方面加緊練兵，準備軍需，一方面派人大力連接中原義兵，相約以“岳”字旗為號，一旦準備就緒，便要舉兵北伐。與此同時，岳飛還明確表示：“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不當這不為國家盡忠的窩囊官。當 宋高宗怕岳飛舉兵阻礙和議，想把岳飛召到杭州進行說服時，岳飛立即上書“屏跡山林，以養微軀”，嚇得宋高宗急忙連下嚴詔，勒令岳飛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盡孝”，要迎回“帝后梓宮，”請求支持議和，岳飛卻毫不客氣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后世譏議！”繼而又復奏道：

    “不可與（金）和！緣虜人羊犬之性，國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復三京陵寢，事畢，然后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愿也。”

    當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定了和議后，詔書傳來，岳飛卻在所謂的賀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場：

    “臣…….身居將閫，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臣愿謀定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云，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嵇顙以稱藩！”

    這哪里是賀表，簡直可稱為檄文！

    宋高宗為粉飾丑行，對文武臣僚加官進一秩時，岳飛堅決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強調：

    “夫虜情奸詐，臣于昨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傷亡，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于眾人，實欲盡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以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節”，岳飛認為，容忍皇帝與金議和一事，是有損于自己的民族氣節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賞，則更有辱于人格，與自己 “盡忠報國”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國家榮辱為榮辱，以社稷興亡為己任的岳飛，才敢于兜頭給宋高宗、秦檜一伙潑下一盆冷水。一個滿心忠君的人，是無論如何也干不出來的。

    ——當紹興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軍壓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詔岳飛等全線抗金。時岳飛苦心經營大舉北伐已達三年，中原義軍，已在兩河結成起犄角之勢，單等岳飛揮戈北上。西線上的抗金將領吳介（王旁）胡世將等，頑強地抗擊金兵，把金兵阻擊在鳳翔，在東線上，抗金將領劉奇（金旁）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術十萬大軍的猛烈攻擊。另有韓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陽軍，劉光世率部進攻和州，張俊部王德已進軍宿、亳，形勢對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見局勢緩和，便要岳飛住手，專派司農少卿李若虛星夜趕往鄂州（今武昌），傳旨岳飛“兵不可輕動，宜班師”。岳飛見旨后，義憤填膺，反復向李若虛申明形勢大義。為了 “忠君”，李若虛再三堅請岳飛遵旨班師，岳飛堅決不從，寧可違抗皇帝而招來殺頭之禍，也決不讓國家失去這次難得的抗金良機，毅然抗詔揮師北伐。正是這種無限忠于祖國的義舉，才能使李若虛大為感動，也毅然表示：“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進軍朱仙鎮，打出宋朝的國威。倘若岳飛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義舉！

    僅從上述幾例，我們不難清楚地看到：岳飛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國家，并不以皇帝的意志為轉移。

    三、“愚忠”之論，可以休矣！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飛之“忠心報國”又如此，為何史學界許多人一直要說其“愚忠”呢！這里倒并非是誰人有意貶低岳飛，而是對一些史實缺乏分析而產生的誤解。筆者既要論岳飛之忠，自然亦要對此試條析一二。

    我們應該注意，宋朝畢竟是封建時代，盡管宋人在“忠”內涵上有了創新，但仍是以朝廷為國家的合法代表，宋人可以不忠于皇帝，但卻要忠于代表自己民族的趙宋王朝，可以說，在宋朝人看來，為國盡忠，只有通過支持宋王朝，才能表現出來。試想，如果宋人沒有趙宋王朝這一旗幟和紐帶，那與一盤散沙有何區別？毫無疑問，在階級關系上，宋王朝是統治和鎮壓人民的反動政權，但在民族關系方面，宋王朝卻是漢民族賴以存在的依托物，所謂祖國，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總是有類似宋王朝這樣具體的地理上政體上的依托物，因此，宋人關于國家、民族的意識，一般是通過對趙宋王朝的支持與否來反映。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譬如被宋欽宗拋棄的三鎮軍民，是為自己的家鄉本土而戰，是為自己是漢人而戰，再如北方淪陷區的忠義軍，也是如此，其中的石（赤頁），在山西文水縣屢敗金兵，粘罕以酷刑勸降，他厲聲回答：爺是漢人，寧死不降。正是因為他們失去朝廷之后，才會想到高于朝廷之上的民族。而岳飛沒有這樣的經歷，他的民族意識，只能依托于宋朝朝廷。所以，和當時的絕大多數宋朝人一樣，岳飛必須承認朝廷是宋朝人的代表，必須承認皇帝是統治者，誰都能想象得出，如果當時有人敢公開稱自己不服從皇帝，會招來什么麻煩。畢竟皇帝還是國家的合法代表，在岳飛的奏札言詞中，言必稱臣子，國必稱朝廷，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據此并不足以說明岳飛是對皇帝無限忠城的。我們應該看到：當宋高宗不得以而抗金時，他成為捍衛民族利益的旗幟，岳飛的“忠于國家”、“忠于朝廷”，和“忠于皇帝”名義上是相統一的，或者說是一致的。這時的“忠君”，只是一種“忠于國家”的表現形式。當宋高宗對金乞和投降時，岳飛立即就與其進行斗爭。這時的“忠”，就與“忠君”完全格格 不入了。岳飛之“忠”的實質，也就鮮明地表現出來了！其實，就連宋高宗也不承認岳飛忠君，恰恰相反，宋高宗正是認為岳飛不忠君，認為岳飛是叛臣，認為“必殺飛始可和，”才伙同秦檜殺害岳飛的。所以，我們還是要看岳飛之“忠”的實際行動，究竟是為國還是為君，才能看到其真實思想本質。

    最為“岳飛愚忠”論者津津樂道的，大致有三點：一是岳飛鎮壓楊幺等農民起義軍，二是岳飛面對十二道金牌，不該班師，三是當宋高宗要置岳飛于死地時，他不該再對宋高宗抱有幻想。

    其實，岳飛鎮壓起義軍問題，近年來史家論述不少，依筆者陋見，并不是因為他的忠君思想，而是他的抗金立場所致。

    究竟楊幺是否真的“連結李成”，勾結偽齊，目前史界還有分歧。但有一點諸家都同意：即岳飛認為楊幺是肯定與偽齊和匪兵李成有勾結的。這在許多史籍中都言之鑿鑿。如紹興四年他上奏請出兵收復襄陽六郡時，曾提到：“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幺之竊發，俱為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幺雖近為腹心之 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為唇齒之援。”岳飛受命出征楊幺時，又提到“臣契勘湖賊先與偽賊結連…….”所以，就岳飛主觀愿望來說，楊幺造反朝廷，尚且不為大過，唯其“勾結李成”和“與偽齊結連”，則是直接危害民族國家利益的彌天大罪，也是岳飛所以“忠實地”執行宋高宗“剿平楊幺”的主要原因。所以，以此為據 來說岳飛“忠君”，顯然是只看表面，未見本因。

    其二，人們指責岳飛因“忠君”而不敢違抗十二道金牌，其咎亦未必應當。眾所周知，岳飛這次大舉北伐，出師便是違詔的，當岳飛連獲大捷時，忽然接到班師詔令，并沒有“忠實地”執行，而是立即上奏道：

    “今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謀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杰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發出這一“抗詔”之奏之后，岳飛不僅沒有“班師”，反而乘勝進軍，逼進朱仙鎮。這時，宋高宗、秦檜“知飛銳不可回”，便采用“釜底抽薪”之術，先下令張俊、楊沂中等部后撤，嚴令劉奇（金旁）、韓世忠等部不得輕進，同時連下十二道金字牌班師詔，在這種形勢之下，岳飛感到自己無力實現恢復中原的夙愿，且前有負隅之金兵，后有奸相之鉗制。岳家軍正處于危勢，若堅持進擊，雖可再獲大捷，但卻會斷絕糧草軍需供應之源，又失去牽制金軍力量之左右翼，孤軍深入，縱能支持亦不可長久，紹興六年秋，岳飛亦曾孤軍挺進陜洛，因軍糧無繼，士卒有饑餓而死者，那種慘境，岳飛還記憶猶新。況金兵見岳飛軍孤勢窘，必然會集重兵來圍攻。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岳飛忍痛班師而不再“違詔”，決不是因為“忠君”或“愚忠”，而是迫不得已。任何明智的軍事家，都不會因自己的義憤而置千百萬士兵的生命于不顧的。只要我們為岳飛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都不會怪罪岳飛班師的，更不會因此說岳飛“因愚忠而葬送抗金事業”。

    至于說岳飛遭冤時，仍對宋高宗表示忠誠，抱有幻想，這種說法，其實主要是來自歷代統治階級故意虛構渲染岳飛忠君至上（譬如清朝乾隆皇帝）以及《說岳全傳》之類的演義小說！

    然而，歷史上真實的岳飛，從一被詔到臨安，就對宋高宗的不義帶有戒心，雖然相信“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但又預感到“萬一不幸，亦何所逃”！待到獄中遭刑訊逼供時，岳飛悲憤地說：“吾方知既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心，一旦都休！”一直到臨刑前，岳飛只寫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根本就沒有任何“對皇帝抱有幻想”的只言片語，倘若岳飛對宋高宗存有幻想，他為何不請求皇帝為他主持正義呢，他把自己的冤屈全對“天日”傾訴，不正是因為他看透宋高宗狼心狗肺了嗎？他哪里“還愚不可及地希求趙構能洞察他的耿耿忠心”呢？

     明朝時期，人們推崇岳飛的忠義，但是更強調岳飛堅決抵抗外侮，抗擊外族侵略者的事跡。而清朝乾隆皇帝充分肯定岳飛，多次寫詩贊揚岳飛，還巡視了岳飛故里，并到岳廟岳墳祭拜。但是，乾隆比歷史上的其他人又多做了一些事，他別有用心地把岳飛描繪渲染成一個絕對忠君的形象，特別突出強調了“君臣之義”。乾隆對岳飛形象的這一加工，成為后世很多人批評岳飛“愚忠”的源頭，以至于清朝反清復明的秘密結社，所供奉的主要是關羽，卻不愿供奉“愚忠”的岳飛。直到清朝末年，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才改變了民間秘密結社的方式，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下，把岳飛當成了反抗滿清統治的旗幟。　　

    事實上，岳飛生前為了抗金、為了恢復舊山河，曾多次抗旨，很多歷史學家指出，把岳飛視為“愚忠”，至少是不準確的。我認為，在皇權專制制度下，岳飛的確有一點“愚忠”的痕跡。但是，拋開皇權專制制度，那么岳飛對于國家、對于自己民族、對于先進文明的忠誠，是無可指責的。也就是說，岳飛的忠誠里面，既有特特定歷史條件下對于朝廷的忠誠，也有千古不變的，對于人間正義的忠誠。僅僅把岳飛描繪成一個“愚忠”形象，是完全錯誤的。

    關于岳飛的愛國與忠君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的力作《岳飛新傳》中有一段精辟分析，現在附在下面：

『中國歷史上的愛國主義，大致是自秦漢以來，由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鞏固和發展，而長期形成的對祖國的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岳飛所處的時代，愛國主義不可避免地與保衛趙宋家天下、忠君思想融合為一。須知祖國、國家和君主，乃是現代人的不同概念。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

后世人對岳飛“愚忠”的印象，其實并非真正得自于準確的歷史記載。岳珂編寫祖父岳飛的傳記，即《鄂國金佗稡編》的《鄂王行實編年》，固然竭力諱避和抹煞岳飛與宋高宗的矛盾，但強調、渲染和虛構岳飛的“愚忠”形象，還是更晚的事。

清朝乾隆皇帝為使臣僚對自己盡忠，有意將岳飛虛構渲染成對皇帝“愚忠”的楷模。乾隆皇帝別有用心地稱贊岳飛“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師必為秦檜所構，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于封疆之外”。

事實上，乾隆皇帝的此段評論并不符合史實，須知岳飛為抗金成功，并未回避久握軍權之嫌，紹興十年班師時，岳飛也未料想會遭秦檜的毒手。當然，給人印象最探者，還是演義小說《說岳全傳》、戲曲之類的藝術虛構。如清朝人錢彩的《說岳全傳》，無視史實，虛構杜撰出岳飛死到臨頭，仍對宋高宗感恩戴德，忠心不二，他親自捆縛企圖造反的岳云和張憲，引頸受戮。

其實，宋人盡管一般都肯定岳飛，但是卻并未將他作為忠君道德的楷模，更無人認為他有今人所謂的“愚忠”思想。

理學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飛“忠勇”的同時，又認為岳飛“有些毛病”。“毛病”之一是“驕橫”，“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岳飛較疏，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毛病”之二，是“恃才不自晦”，鋒芒畢露，不行韜晦保身之計。

如今看來，朱熹的一些指責，倒恰好是岳飛的一些優點。例如岳飛在紹興七年憤慨辭職，紹興十年違詔出師，說明他對皇帝并非是絕對服從，而毫無怨尤。

研究問題忌帶表面性，若僅從今存宋高宗手詔和岳飛奏議著眼，總不免有表面應酬的官樣文章。人們摘引此類文詞，說明君愛臣，臣忠君，自然并不困難，卻不足以說明實質性的問題。

如果進行由表及里的探究，就不難發現，紹興七年是宋高宗和岳飛君臣關系發生轉折的一年。自紹興元年到七年初，宋高宗需要擢用良將，安內攘外，以保全皇位。岳飛升遷最快，后來居上，一時成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將，甚至準備授以全國大部兵力的指揮權。岳飛在上奏中非常感激皇帝的破格提拔，渴望抗金功成，以為報答。但是，自宋高宗取消兼統淮西行營左護軍的成命，岳飛憤而辭職以后，圍繞著設立皇儲，要求增兵，對金和戰等問題，君臣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宋高宗最后使用屠刀，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岳飛的悲劇在于既要愛國，又須忠君，事實上兩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幾年中，既對皇帝愈來愈不滿，卻又不能擺脫忠君道德的束縛。最后則是宋高宗對這個根本沒有野心的將帥下毒手。人們不能苛求岳飛具有反對專制政治的超前意識，岳飛的才能、品格和風骨盡管堪稱是古代武將的典范，卻反而不容于世，成為專制腐敗政治的典型犧牲品。

在中華四千年的悠久歷史巾，對后世子孫起著巨大精神影響的歷史偉人，為數并不多，而岳飛則是其中的—位。岳飛“盡忠報國”的精神，岳飛的高風亮節，不僅為表率于宋代，也激勵著后世。

殘酷的宋金戰爭早已成為歷史陳跡，金朝的女真人逐漸融合在漢族之中，其后裔也已成為漢人的一部分，僅有少量留在東北的女真人，成為后來滿族的祖先。然而岳飛的崇高愛國精神，卻長久地滋養著我們民族的神魂，砥礪著我們民族的志節。岳飛的不朽詞作《滿江紅》，也長久地震撼著我們民族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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