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王中宇《中國早期知識界為何認同馬克思》
這是一篇好文章！說出了我很久以來一直想說而未說的。今天的中國，精英們在罵老百姓民粹主義，老百姓在罵精英們精英主義。在這種勢不兩立的二元話語格局中，很多人的獨立心智就被摧毀了，以為剩下的事情只是立場的選擇。但真正的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精英？一個社會沒有精英分子行嗎？今日中國所謂的精英是真正的精英嗎？
我們知道人類解放的究極理想是自由人聯合體。那是一個什么概念呢？講白了，就是人人皆精英，也正因此，人人皆平民。換言之，消滅了階級區隔和階級對立。這個理想太宏大了，與其要求作為立即兌現的社會藍圖，不如作為人類進步的指北針。手握指北針行動于現實世界，我們看到，普天之下最基本、最直觀的事實，就是人類分為精英和群眾。在這個現實世界，追求任何一種社會理想、要求任何一種社會進步、主張任何一種社會變革，都不可能不以精英分子為先導，再來帶動人民群眾。有沒有人民群眾自發的運動呢？有，但通常是極端壓力下應激性的無理性盲動和暴亂。但凡表現出建設性，必須是精英分子的組織和領導。這也正是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也正是共產黨必須是先鋒隊的原因。承認這樣一個常識，我們就與不分青紅皂白真正反智的民粹主義劃清了界限。
然而這里有一個雖不言但自明的前提，就是我們對精英這一概念的界說，是以其具備超越其個人以至本階級狹隘利益的眼界和胸懷為本質規定的。有沒有這樣的人呢？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人。正如本文引證的，魯迅認為這些人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我們民族從未喪失自信力的表現。其實舉目宇內，世界其他民族也有他們自己的脊梁，這實在是一個普世性現象。然而我們又要看到，中華民族的脊梁又帶有一點他們自己文化的特殊性，我歸結為如下幾點。首先，是中國擁有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立的、由世俗知識分子構成的精英階層，被稱作“士”。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僅見的。本文對比了許多人類古典文明，你們可以看到，這些文明都有自己的精英階層，但大都直接產自占有大比重土地財富的上層貴族，或是由僧侶、教士充任。中國則完全不是這樣。中國說到底，是一個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社會。
有人認為中國歷史愈往后，專制統治愈酷烈，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愈受打壓而竟至蕩然無存。我認為這種看法并未證于歷史事實。理由有二。其一，它忽視了體制外的知識分子。比如，明末清初有一大批知識分子至死也未投降滿清。一部分固守儒家死節觀念，以身殉道，表示與新政權絕無妥協。另一小部分則更是超出了傳統的文天祥水平，上升到對君主專制制度本身的強烈質疑。其二，即便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根本上來說他們并非忠于一姓之主，而是忠于儒家信仰。儒家的倫理信條是什么呢？父慈子孝、君明臣直，是有條件的雙邊擔保。我們看到，滿清正是通過認可儒家的意識形態統治地位，才取得了關內漢族知識分子的普遍合作，更何況其統治終結了戰亂、穩定了民生，實用理性的中國知識分子更無拒絕的理由。而蒙古人的王朝短命而終，也從反面印證了同樣道理。
即便還有人不認同所謂去留肝膽兩昆侖，也別忘記體制內的斗爭從未終結。我問過曾軍一個問題，為什么榮祿、奕?、剛毅這些人在慈禧、光緒面前自稱“奴才”，而李鴻章、張之洞、翁同龢卻自稱“臣”？很奇怪不是嗎？滿人貴族在自家皇上太后面前要以“奴才”賤名相稱，而漢族士大夫卻得以保留體面。曾軍的答案是：奴才叫著親切，不是誰想叫就叫的。這個回答還真道出了歷史的真相。對于你們滿人自家事務，漢族士林不插手，你們愿意沿用狩獵民族野蠻習俗隨你們便。但滿人入主中原、君臨天下的事實并不能改變中華兩千年君主與士大夫共主天下的基本政治架構。慈禧要挪用北洋海軍購置武器的庫銀裝修頤和園，主管財政的戶部尚書閻敬銘堅決拒絕執行，言明罷官殺頭太后看著辦，我一分錢沒有；還是慈禧，早年兩宮垂簾聽政時，有次擅遣太監出宮。清朝法令，太監不得出宮。守衛宮門的兵士因此與太監發生沖突，后者告到慈禧處，慈禧太怒，又添油加醋告到慈安太后處，兩宮懿旨，要處斬宮門守衛。案件交予刑部，主管司法的吏部尚書潘祖蔭也是堅決拒絕執行，言明既交刑部即須依法處理，依法處理的結果就是無罪開釋。可見六部行政機關仍掌握在漢族士大夫手中，而后者與自己的歷代前輩在忠于儒家理想和原則上并無二致，他們看守的，本質上都已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私業，而是以天下安危為己任。
如果說此六部已非隋唐六部，那么我們就來看看權力中樞，以內閣大學士和內閣首輔翁同龢為例。近幾年來以《走向共和》為代表的一股歷史思潮大搞歷史人物翻案，比如以貶低翁同龢來抬高李鴻章。對于李鴻章的評價問題，這里不多做討論。只是我想指出，我很不齒于這種意識形態至上的思維模式：甲并非歷史書上寫的一無是處，所以我們誤會甲了，他不是大反派，而是大英雄；而乙跟甲有矛盾，所以乙也不是歷史書上寫的光圈環繞，他不是大英雄，而是大反派。發展心理學認為這種道德評價心智屬于幼稚園階段。
翁同龢在甲午戰爭問題上縱有百般不是，他一生還是有兩件大功勞。一是我們熟知的，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性命之憂把康有為等維新派送上了中國政治前臺。二是我們雖然熟知但好像忘記了、也不大提起的一件事，就是他教出了光緒這樣一個學生。看似小事，但你分析一下，清朝最后三任皇帝，成長背景與路徑相似，都是年在襁褓登基，在皇太后嚴密注視下長大，及至成人獲得形式上歸政，但為何只有光緒意圖有一番作為，而他前面的堂兄、后面的侄子卻都乖僻邪謬、紈绔不堪？唯一的解釋是，因為只有他有幸遇到了翁同龢這樣的老師。
翁師傅教他讀書識字，把小皇帝從文盲帶成文化人，讓他明白紫禁城外還有北京城，北京城外還有偌大中國，中國之外還有天下！翁師傅情辭懇切、語重心長地告訴自己的小學生：中國者，天下之中心。但現今這個天下變了，用我的老對頭李中堂的話說，就是驟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是我中華從未遇到過的巨變。天下突然變成了叢林，其間列強環伺，一個個都恨不能生吞中國。先時，老臣的前任們輔佐先帝，只需教給他們中華經典，現在陛下還得熟悉西學，熟悉世界歷史、地理和西人政治改良文獻，將來修明政治、救中國于水火，全憑陛下圣裁。作為漢族士大夫代表的翁同龢，就這樣愣是把滿清王朝的皇帝、愛新覺羅氏的子孫，拉到了他們的陣營中，所思所想變得與士族無異，寧可得罪自家人、放棄自家小圈子的利益，也要保中華和天下無恙。
這就要說到中國精英的另一個歷史特點，也即本文指出的，文化上的大同觀念、整體觀念和積極入世的擔當精神。我不想夸大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以及士大夫這一階層的優點。我承認，這個階層中，除了我們所熟悉的或可歌可泣或英武豪邁的人物，更有大量賈雨村式的人物，還有葉名琛式的人物，還有方伯謙式的人物，奸猾、迂腐、膽怯、無能、沽名釣譽的人在這個階層中永遠占有相當大比例。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儒家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直接為領導中國近現代突圍的現代精英階層儲備了干部和人才，儒家的氣質理念和精神風貌直接為這一階層提供了思想資源。試想若中國沒有這么一個階層，那么中國很可能因失去了領導核心而被徹底殖民，一百年后再靠西方學成歸來的中國的甘地、尼赫魯們領導我們的獨立運動；試想若中國這一階層沒有幾千年“天下為公”、“但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漫長熏陶，那么中國也很可能因這些印度王公式的“精英”們中看不中用的特質而被徹底殖民。
可歷史的事實是，中國非但沒有被殖民，中國吸納西方三百年文明精華的速度簡直驚人！郭嵩燾、王闿運等士大夫幾乎立刻就從共和政體中發現了法三代的痕跡。康有為、孫逸仙為代表的先進中國人對西方政治體制表現出強烈認同絕非出自偶然，這點又有幾人考慮過？從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早期士大夫，到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自強求變的洋務派，到體制內外雜糅的維新派，再到基本體制外的同盟會員，一直到新文化運動的干臣以及從這一運動中獨立出來的早期共產黨人，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中國精英隊伍這種前仆后繼的卓絕努力，不正是數千年儒家傳統的一種現代反轉，也即李澤厚心心念念的“創造性轉換”嗎？！
今天的中國，還沒有給出“歷史之謎的解答”，還沒有沖出“歷史三峽”，在普通中國人心中投下的“大焦慮”還沒有解除，有些人卻開始呼喊要轉向徹底的個人本位了。他們以為這樣一來，歷史之謎方得到徹底解答，也才能徹底沖出歷史三峽，陽光也才可徹底照進普通中國人心中。我不久前也吶喊過一次。但我有一個未說出的假設前提，即中國自主發展不受外部干擾，以及資源和環境有無限承載能力。概括起來，就是在獨立核算的經濟單位可以持續經營的假設下，中國的出路庶幾在于不惜血本也不計痛苦地割掉一切傳統文化的重負，像一張純潔的白紙一樣投身西方文化的染缸里全盤浸染。人諾獎得主說了，香港泡了一百年才出來個人樣，大陸至少要泡三百年。
然而倘不具備上述前提，往這個方向努力就是自掘墳墓。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最大的危機在于當代精英分子的全面投誠，且正因這一投誠不是盧布買來的，而是讀哈耶克讀出來的，而更顯其嚴重。也許百年中國的真正進步在于，像我這樣一個受過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如今都能策論天下了，所謂知識分子不再稀奇，不再是厚厚文盲群體上那薄薄的一層。但我總覺得“士不可不弘毅”還是我們時代的真理，我總覺得中國還沒有到允許人們從此各安己位、埋頭賺錢就一切萬事大吉的時代。中國還需要不再是“精英”的公共知識人、良心人的指引和帶路，還需要他們的吶喊，哪怕是彷徨也好。最重要地，中國還需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與擔當。中國還需要那么一群人，他們不以個人或門戶私利為限，能看到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并挺身捍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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