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論衡》說禮義
我們在《韓非的不錯與偏頗》一文中，陳述過王充對韓非子的大體看法，他認為治國雖然要有用“法”的一面，但也要有用‘德”的一面，所謂“力、德”皆養，二者都不缺為好。同時，他也對韓非子給予過一種理解，說，“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
王充是東漢時代一位最會挑刺的先生，比如，他有《問孔》、《刺孟》等篇，就是對孔圣與孟圣的挑刺之作，在《知實》篇連舉孔孟的十六例，說明“圣人不能先知”，而譏刺東漢當時的腐儒們。他的全部《論衡》，都是對當時流行的各種謬論和迷信，進行挑刺，從而否定它們，而力求樹立正確的觀點。他對自己這部書在《對作》、《自紀》篇中有評：《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論衡》實事疾妄……考論實虛。
我們已經考察過，王充在《非韓》篇中對韓非子挑刺一通，然而并沒有、也沒有能從根本上否定韓非子，他大體只是認為韓非子偏頗，若全然不用禮義的一面是不行的。
現在，我們從王充《論衡》的其它篇中發現，王充對韓非子很在意，在不少篇中都有只言片語提到韓非子，比如，《身解》篇中提到“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在《佚文》篇中提到“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在有的篇章中，不只是這樣提到，還表示了他對韓非子的理解，與《非韓》篇中那一句“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是一致的。
比如，《對作》篇：“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故夫圣賢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這段話是將韓非子與孔子并提歸類了。
在《效力》篇中有這樣一句：“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這句話的后半段說的是韓非子的情況，所以，這段文句當有漏掉的字，在“不能用之”前加上“后有韓非”四字，文意則全。在這些話里，王充對韓非子進一步有著客觀而貼切的理解。
關于“德”與“刑”的關系，王充的觀點在《非韓》篇中已經說過，他是主張“力、德”皆養，“法度”與“禮義”二者配合的。我們在《儒增》篇中看到他說，“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這可算給出了歷史的依據。在《謝短》篇中，他說到了“禮”與“刑”的關系，“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于禮，入于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這可算給出了理論的根據。
因此，在“禮義”問題上，王充是在理論上得其“中庸”的人，他正好站在孟子與韓非子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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