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在禮之中,禮是根本。禮的產生與歷史，要早于孔子不知多少年。它應被理解為在原始部落社會就有一定萌芽，而到等級社會里有著自己的新的內容與發展，所謂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是前后相繼與發展的關系，而到了周代，已經十分完備。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說明著這種后代對前代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禮就是等級制度，以及圍繞著而產生的一切要求，以至到了“曲禮三千”，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地步，總之很多很多的規矩，一舉手一投足之間，莫不有“禮”的要求。
“禮”包括了政、刑、法。禮既然是講等級的，就有維護等級的一套規矩，違反了就不行，就必須治，治就有政有法有刑這些手段。所以，我們在儒家大經典《禮記》中竟然讀到一系列的“殺”字：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王制》篇）
我們在《孟子》之《萬章章句上》讀到這樣的記載：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史記》說得更明白，共工“淫辟”，鯀治水無功，三苗在江淮荊州一帶“數為亂”， 而共工是驩兜力薦的，于是，執政的舜奏請堯，對這些人與族進行了處理：
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
以上，舜用了四種手段：流，放，遷，殛（斬），手段總之是在“政、法、刑”這個范圍，目的是為了治理當時帝堯的天下。說這是“禮治”也行，說這是“法治”也沒說錯，從那出發點和要求來說，是“禮”，從那行政的依據與手段來說，是“法”。在儒家經典中提到堯舜，都說他是“仁政”的鼻祖、“禮治”的典范、最為有“德”有“道”之君，而法家如韓非子，大約也是把自己歸于堯舜的，對于堯舜絕無貶抑，而奉為不言而喻的古代的楷模。大家其實都“祖述堯舜”，因為大家都是從這個老祖宗來的，是大家的共同語源。
本文想簡要看一看從孔子，到荀子、孟子、韓非子，對于“禮”，及其“義”之類，說了些什么，它們之間有何相同與不同。由于“禮義”的重要，所以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1，《論語》說禮義
《論語》說“禮義”者，不僅是孔子，還有他的學生，作為正面解說的，皆應歸為孔子的思想。若全部摘引，等于摘了大半《論語》，所以，僅從前五篇來觀看：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
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上《學而》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以上《為政》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儀封人……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以上《八佾》篇）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以利。（以上《里仁》篇）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路曰，愿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上《公冶長》篇）
以上《論語》二十篇的前五篇，已經可見孔子口不離“道，禮，義，仁，德，忠，信，刑”這些內容，涉及先王，為政，生，死，祭，處世，待人，人格修養，事君，任臣，對歷史名臣的評價，別人對孔子的評價，等等，貫穿著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禮義”、“禮治”的社會理想。
總之，言行舉動符合禮義，便是“仁義”，禮義的核心是“仁義”。禮學與仁學是一回事，但禮義是綱領，仁義是行為。禮義，仁義，用一個字概括，就是“德”，用來說明為政做事有仁有義、完全符合禮義的要求。一個“德”字，使“禮義”完成了人格化。不過，“禮義”還不是最高級別，最高級別的抽象和存在是“道”。高高在上的“道”頒發給人間、在人間的要求和體現就是“禮義”。當然，還有“樂”，就是音樂，伴和著“禮義”，以免它干巴巴的，因為人的性情是需要音樂的，然而音樂也不能亂來，也要符合“禮義”，是“禮義”的善的內容和美的形式的結合，有著適度的愉悅和適度的莊嚴。而“禮義”的學說源頭，是夏商周三代之官學。孔子對夏禮，對殷禮，都能說一點，但畢竟古代文獻不足，最能說得清楚的是周代。孔子之道是上承周代而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但孔子的一套在他的時代行不通，在生活中他還沒有看到一個“好仁者”，雖然他相信是有的。于是，灰心失望在所難免，他想“乘桴浮于海”了。孔子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我們說孔子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同時就可以說他是一個固執的復古主義者。在理想或復古之外，另外還有一些精神內容，比如，字里行間體現出的孔子的淳厚與好學深思的人格風貌也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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