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跟著洋人學壞變傻

跟著洋人學壞變傻

2010-05-06     昨天寫了《比比哪個更無恥》，很多網友跟帖評論并參與“誰更無恥”的投票。總體上說，讀者對這種無恥表演是很厭惡的。有一個問題在昨天的文章里已經說了，但似乎說得不夠到位，使得有一些網友還是把“爭奪西門慶故里”這樣的無恥競賽當成是中國文化自身的丑陋，好像學了西方的先進就能避免此類無恥。為此，本人要不厭其煩地再次表達：這種無恥競賽，是跟著洋人學壞變傻的結果。性壓抑不是好事，但性解放到無所顧忌，打破一切禁忌，也不是好事；發展經濟不是壞事，但一切以發展經濟為目的，經濟發展壓倒一切，也不是好事。因此，爭奪西門慶故居的無恥表演，完全是學習西方的結果，這個學壞變傻的過程，正在中國到處上演。
    前一段時間，我與易中天先生有一個文字上的爭論，雙方都比較客氣。易中天先生認為應該“不問動機，只問結果”，我對此表示反對。在“爭奪西門慶故里”這樣的事情上，“結果”是什么？假如“結果”就是要發展經濟，因為旅游收入很容易精確比較多少，并以收入多少代表成績好壞，那么，為了達到這個“結果”，利用一下西門大官人，又有什么不可以？當然，假如對于“結果”的要求變了，比方說，不以收入多少為指標，也許事情又不一樣。因此，易中天先生主張的“不問動機，只問結果”，不能無條件地成立，它不得不看對于“結果”的要求是什么。
    “不問動機，只問結果”事實上也是輕視道德、只重視法律所得出的結論。它先把自由變得絕對化，在自由的名義下，人們可以解除一切禁忌。能夠限制自由的，只有法律，是否觸犯法律變成唯一的“結果”標準。面對這樣的“結果”，只要沒有觸犯法律，任何道德限制都變成偽君子，任何趨利行為和自我膨脹都當成真小人。而被西方洗了腦的知識分子，要么大力主張“真小人”優于“偽君子”，如那個著名的范跑跑，要么扭扭捏捏地認為“真小人”也不比“偽君子”差。善惡的標準被真假取代。在善惡與真假之間，他們又采用了當年張春橋的手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雖然當今很多知識分子大都鄙夷張春橋，而事實上，他們的手法與張春橋基本上一樣——只有真小人、偽君子，沒有其他。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也簡單，當今很多知識分子像張春橋一樣，都是以西方為老師，只不過張春橋正好顛倒過來，大致屬于“只問動機，不問結果”。兩者都違背了中國傳統，兩者都造成了對中國社會的危害。
    那么，中國傳統是什么？我們看另一個例子。前一陣，江蘇睢寧縣政府頒布了一個《睢寧縣大眾信用管理試行辦法》，被媒體和一些專家學者稱為“政府給百姓的道德打分”，這個說法比較準確。易中天先生也就此事件指出，政府給百姓道德打分很可笑，所以，政府不能管道德。對此我表示認同，但在我看來，江蘇睢寧縣政府的做法，完全不是中國傳統的做法，而恰恰是向西方人胡亂學來的。《睢寧縣大眾信用管理試行辦法》的西方源頭就是西方銀行的個人信用評定體系。我大致看了一下睢寧的《試行辦法》，其給百姓打分的手段，除了具體指標外，本質上與西方銀行評價個人信用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在一些媒體的評論中也看到這樣的字句：睢寧是想由政府“管道德”，而西方不是政府“管道德”。媒體的評論說到這里為止，但我要追問一下，政府不能“管道德”，像西方一樣由銀行之類的企業來“管道德”就可以嗎？睢寧政府“管道德”的確很可笑，但是，為何從來不見我們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對于西方企業“管道德”提出質疑？既然我們現在以向西方學習為目的，既然西方企業“管道德”被視為是先進，那么，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中國的地方政府為何不能“管道德”？只要把地方政府也變成企業，不就行了嗎？
    江蘇睢寧的《睢寧縣大眾信用管理試行辦法》毫無疑問是向西方銀行信用制度學來的。西方不僅由企業或機構來“管道德”，而且，還把個人信用分成等級。不同等級之間的主要標準就是金錢，例如存款數量，收入狀況，借錢還錢的守時、拖欠，有沒有穩定的工作，有沒有階段性或長期性失業等等。睢寧縣的“大眾信用管理”方式，在理念上與西方銀行信用制度完全一樣，不過是具體評測指標不一樣，例如有沒有偷東西，有沒有闖紅燈等等。這種把道德量化，并且由某個權威機構來評定的做法，的確很可惡。它在西方已日益遭到非議，但是西方社會的利益集團，依然把對別人的道德評價，抓在自己手里，成為控制別人的工具。
    例如，西方尚未消失的金融危機，原因之一就是這種個人信用體系的畸形發展，所謂“次貸”就是信用差的人，這些人獲得了大量的貸款，引發了金融危機，似乎正可以說明西方銀行家們“管道德”沒管好，給很多信用差的人“放水”，才導致了金融危機，似乎更應該嚴管消費者的道德。但是，這些銀行家們自己又如何呢？華爾街的巨額高薪受到美國社會的批評，顯示出美國民眾對于銀行家道德的不信任，但民眾管不了銀行家的道德，奧巴馬也管不了，反而，銀行家繼續在管著民眾的信用道德。如今，高盛出事了，要面臨起訴，銀行家的道德出現明顯的污點。但是，有多少人質疑銀行家們管理消費者信用道德的做法？高盛的事情雖然還未了，高盛放風說要花幾十萬美金“私了”，西方社會這種道德管理者自身具有極大道德缺陷的現象，并不是少數。美國的信用評級機構，將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信用評級下調，引發歐元危機，以保住美元的地位。事實上，美國的債務同樣巨大，美國為何不給自己的信用降級？對別人的道德評價已經成為美國控制別人的武器。我們不應該以為西方金融系統的信用等級、信用評級只是一個金融指標，在金錢至上的環境中，金融指標就是道德，除了這個可量化的指標外，沒有道德。此外，美國社會經常發布別國的“人權報告”，也是把自己當成道德的評判者，給別國進行道德打分。正是這種西方式的“道德管理”量化體系，才導致了江蘇睢寧出現對民眾的道德打分。它絕不是中國傳統。
    中國傳統是什么？中國傳統政治中，政府不是管理道德，而是首先遵守道德，并提倡道德。政府或官員并不管理別人的道德，只是以較高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同時非強迫地影響別人。用形象一點的例子來說，中國傳統是要求法官具有高尚的道德，因而能夠實現公正，而并不要求原告、被告每個人都有道德，否則，還打什么官司？調解只是一個非強迫的手段。西方社會在這個問題上，只把對于法官的要求降低、局限到“職業道德”的范疇，其他方面，法官只要不犯法，怎么都可以。我們當今對美國拿別人在人權等問題上的道德評價說三道四感到不滿，原因就在于，美國沒有像中國傳統要求的那樣，自己首先是一個奉行道德的“真君子”。所以，政府管理道德的做法，不是中國的傳統，相反，它恰恰是西方政治的愚昧。
    中國傳統的做法是，政府用道德嚴格要求自己，而不是管別人。換句話說，拿學雷鋒作比喻，中國傳統要求的是，政府和官員個個學雷鋒，而不是要求老百姓學雷鋒。如今，中國傳統已經被極大地丑化，因而被遺忘或拋棄，傳統真正的精華已所剩無幾。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一大堆垃圾被學來，一大堆西方的劣根性被學來，一大堆西方的愚昧被學來。學壞變傻了，居然又責怪到中國傳統的頭上，不是無知，就是故意給中國傳統抹黑。“拿來主義”沒錯，問題在于，自己要有主心骨，什么該拿，什么不該拿，要根據自己的現實情況。對自己不了解，對別人也只知皮毛，胡亂學西方，就是東施效顰，就是削足適履，學出一身的毛病，學得更壞，學得更傻。爭奪西門慶故里就是一個典型，睢寧給百姓道德打分，也是一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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