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篇1）

北國風光，　　

千里冰封，　　

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頓失濤濤。　　

山舞銀蛇，               　　

原馳蠟像，　　

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　　

看紅裝素裹，　　

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竟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　　

只識彎弓射大雕。　　

具往矣，　　

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挫折，毛澤東自己從中得到了什么啟示？義無反顧的為什么又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更大的挫折卻緊接又掀起一場兩者相差兩千多年看似毫無關系的“批林批孔”呢？如此真的是遠離那永遠的“夢”？菊香書屋的沙發里，真的蒼老疲倦的毛澤東，孤獨的自己在靜靜的記憶……。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一　　

美國作家R· 特里爾在他所著的《毛澤東傳》里是這樣評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繼續”。相比之下，美國人能從歷史的高度揭示兩個歷史事件的內在聯系，首先是作為中國人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傳道者們，難道不該好好反省自己嗎？然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與“批林批孔”的內在關系上，美國人畢竟不是中國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文化理解。也難怪，直到今天仍不被中國人所文化認識，可這也許正襯托著毛澤東的偉大非比尋常。　　

不妨循美國人的思路進一步深入展開，將新中國的歷史事件——“民主建國”“雙百”“文革”“批林批孔”聯系起來審視，不難發現其中的奧妙。這些歷史事件構成了一個缺一不可、層次不斷遞進的有機聯系整體事件——“新文化大革命”。“文革”是“雙百”的繼續，“批林批孔”又是“文革”的繼續，是直指向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的不斷繼續。歷史上，但凡處于奪取政權階段的準統治者，往往都視“孔孟思想”為自己政治道路上的障礙，竭力予以搬之，可一旦掌握統治大權，又會自覺不自覺地以維護自身統治權力為價值觀，重新樹起“孔孟”大旗。洪秀全砸過供奉的孔子牌位，“五·四”青年也曾吶喊過“打到孔家店”，可短短的所謂變革后，洪秀全還是稱了“天王”，蔣介石又扯起了“尊孔”旗幟，鬧鬧哄哄之后一切又恢復了舊有“孔孟”秩序。可見，毛澤東并不是首先提出“批孔”思想命題的第一人；也可見，“批孔”思想命題與中國兩千多年社會發展緊密關聯。與歷代統治者不同的是，毛澤東恰恰是反其道在自身統治地位的穩固時期主動挑起“批孔”的思想命題，其意義絕不等同于一般歷史的“批孔”，有其自己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獨到的思想認識，這顯然是被今天所“貓論”了，就是按照“批孔”是社會變革時期通常所尋求采用的手段來理解，那么毛澤東的“批孔”也必然是向后人傳遞著某種社會變革的暗示。既此已然是社會主義社會，那又何必提出文化大革命歷史命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延續的共產黨王朝，“新文化大革命”因而開始。　　

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都有一貫的人學說，怕人民的廣泛參與，怕社會的劇烈運動，總而言之，人性人權解放使自己喪失專制權利，哪怕是挑戰，都所謂“動亂”。“民主建國”、“雙百”、“文革”、“批林批孔”偏偏呈現出的是人民參與性和社會運動性，也就是被歷代統治者稱之為的“動亂”。這是其歷史事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概括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也就是獨到的毛澤東思想，以（人）民的視角審視人、社會及歷史。“右派”顧名思義是人民分成“左派”和“右派”兩部分中的“右派”，可見“右派”還是民學說人民的成分。而正是在這一“反右”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寫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著名文章，可見毛澤東竭力保護“右派”的用心良苦。然而，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沒有第三者，中華文化的詞典里是一切犯上作亂者皆為敵人，既不是革命的那就必然是反革命的人學說思維“王道”邏輯自然是把“右派”或者是“左派”以之敵人，顯然，毛澤東的良苦用心與中華文化的作用力相比顯得是那么軟弱和渺小。中國歷史上，局限在統治階級思想的社會變革通常是萬馬齊喑的“鴉片戰爭”，而毛澤東社會變革思想的“新文化大革命”恰是全民皆兵的“抗日戰爭”，當然也是沒有新文化思想而失敗的文化思想戰爭。　　

毛澤東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社會民學說，是人民廣泛參于民主的民學說社會（盡管缺少社會主義文化內涵），這也是新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緊緊圍繞且唯一不變的主線。“雙百”這一文化思想的內涵假若不僅僅是學術和文藝領域里的一般方針注釋的話，則就最能體現出毛澤東內心所孕育的社會主義社會，用毛澤東自己的話概括，“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同時又是“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思想歷史一次民學說的認識飛躍。如果“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等思想還是人為性、隨意性和御用性的人學說，那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無疑是廣泛性、公正性和平等性的民學說，是該等思想的文化創造。可見，其中所蘊涵著的人文化和社會文化內容更是具有深刻而長遠的歷史意義。　　

新中國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相互關系，僅僅簡單重復的繼續，這不符合毛澤東的個性，也不是一貫做法。“文革”是“雙百”失敗原因的文化歷史總結，后來的“批林批孔”則是對“文革”失敗原因更為深層、全方位的歷史文化思想總結，同樣，“雙百”也是對“民主建國”失敗原因的文化歷史總結。這一系列關系間接地跳動著毛澤東的思想脈絡——中國社會變革表現為建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體制，政治體制的核心是社會文化，社會文化的實質是社會思想（人文化），社會思想革命對于中國自然就是“批孔”。可見毛澤東是從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歷史高度認識中國，隨著不斷的失敗這種對中國社會認識也逐漸深入，最后發現孔孟思想才是中國社會一切問題的本質，至少毛澤東個人是這樣認為的。從青年時代“五·四”的“打倒孔家店”開始，最終又回到晚年時期的“批林批孔”，這僅僅是毛澤東個人一生經歷的巧合嗎？恐怕是連中華民族又輪回了孔孟思想的復古周禮。這里或許有自己個人成敗的總結，可僅僅注重這一點，必然忽視了其存在著的歷史真諦，其中更為重要的是對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衰落的文化思想歷史總結。也許，這一結論一時不會被公眾所認同，稍安勿躁，那么就請走出新中國歷史的局限，以近代中國歷史更為廣闊的背景廣角審視毛澤東思想，接下去就會發現，“民主建國”、“雙百”、“文革”、“批林批孔”其實質表現為是承接“辛亥革命”的繼續，也是“辛亥革命”失敗原因的文化思想歷史總結和認識的不斷深入。　　

在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進程，產生過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第二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是由“春秋戰國”、“秦漢一統”和“漢武帝”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所組成，耗時近一千年之漫長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象更是難以置信的；“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到目前為止可分為“舊文化大革命”和“新文化大革命”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舊文化大革命”階段是由“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混戰”等不同的歷史時期所組成；“抗日戰爭”、“民主建國”、“雙百”、“文革”、“批林批孔”等不同的歷史時期則構成了“新文化大革命”階段。雖然兩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有其各自歷史、性質、任務的不同，但“文化大革命”的內在規律決定了歷史往往表現出驚人的相似，如果說“鴉片戰爭”到“中華民國”這一歷史時期是“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話，那么“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歷史時期就是“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的“秦漢一統”，接下來的歷史時期則就應該是“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的“漢武帝”。這場已經耗時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倘若確實能夠將封建社會進化到現代社會這一過程稱之為“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那么標志性的“辛亥革命”（舊文化大革命）和“新文化大革命”（新中國的一系列文化思想運動）在中國現代社會變革的過程無疑具有里程碑偉大意義。之所以“辛亥革命”和“新文化大革命”是不徹底的革命，甚至是失敗的革命，就因為“辛亥革命”和“新文化大革命”遠不是這個過程（革命）的全部，更不是結束，只不過是這個過程中的兩個發展階段，而且是有機整體的組成部分。毛澤東把“舊文化大革命”中的“辛亥革命”稱之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把“新文化大革命”稱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僅從這新與舊的關系上就證明了這一點。當然，“新文化大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稱謂的不同，不僅僅是概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其所站立的歷史高度、歷史角度和歷史認識的不同，如果晚年的毛澤東有機會重新選擇的話，想必毛澤東更會青睞于“新文化大革命”的民學說。毛澤東思想的民學說，正是孫中山民權思想的具體實踐，由此，“批林批孔”也是對“辛亥革命”失敗最根本原因的文化思想歷史總結，更是對中華民族歷史和“命運”的總結論。“辛亥革命”的成功恰恰在于人民的廣泛參與性，武昌城的第一槍不就是低階層自發打響的嗎？并引發人民的廣泛響應嗎？同樣，其失敗命運也因人民廣泛參與的程度被大大限制而注定不改。其中的原因不是哪個階級有意的所為，有體制、機制和文化、歷史等諸多原因，而根本的原因是中華民族的思想。中華民族思想就是孔孟思想。“辛亥革命”是推翻封建帝制，“民主建國”、“雙百”是試圖建立新型“共和”社會形態，“文革”是試圖革新中華文化，“批林批孔”是試圖革新中華思想，這些不正是體現出“新文化大革命”一步一步的深入嗎？和以“辛亥革命”為代表的近代歷史（舊文化大革命）一起構成了“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且不管今后歷史的成敗如何，“試圖”無疑是契而不舍的求索，這歷史深深地鐫刻在“英雄紀念碑”的碑文，展現出的是一組屢敗屢戰不屈不饒的精神浮雕，從整體構架起人類社會變革的全部壯麗宏圖。毫無疑問，這整部歷史畫卷中承上啟下而且是最為濃墨重彩的一幅應該是包括“雙百”、“文革”、“批林批孔”毛澤東所實踐的“新文化大革命”。　　

                            二　　

“文化大革命”（歷史的泛指）不僅是破壞舊文化的口誅筆伐，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新文化的成長磨礪。“海爾”企業“砸冰箱事件”，除了欣賞是否會想過，如果“海爾”企業換作是國家，企業的產品冰箱換作是民族文化，那么“砸冰箱事件”又意味著什么呢？毫無疑問“文革”就是砸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那把大錘，而舉起大錘的就是毛澤東。但是，企業革命也好，還是民族文化革命也罷，簡單的一個“砸”遠不是其革命的全部。顯然，把“文化大革命”理解為是破除“四舊”——“舊文化、舊思想、舊迷信、舊習慣”的大錘，和“大躍進”中“大煉鋼鐵”的那些千萬把小榔頭其思維邏輯是如出一轍，其實質是社會變革之文化革命中的“大煉鋼鐵”。尤其是樹“四新”和蔣介石所大力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雖然在對新的意義理解上有所不同：毛澤東是把“新”提升到“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高度來理解，蔣介石則是把“新”停留在“舊文化大革命”恢復“孔孟文化”的水準上，可毛澤東的“新”始終也一樣沒能脫離了孔孟文化的舊，誤把共產黨（人）學說奉為中國民學說，試圖用共產黨政治部落文化祛除有著五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國家民族文化——“馬獨”，雖道貌岸然，但到了今天，斷檔的文化卻又不得不回到它原有的五千多年歷史文化軌跡。可見兩者同時也存在著內在的聯系，都意識到了中國文化思想在社會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也都針對現實的文化思想狀況，希望用文化思想開啟中國的社會革命，一個是試圖恢復孔孟文化的道德水準，一個是試圖建立中華新文化新思想的“文革”。“砸舊”不易，“建新”更難，其結果無一例外地都陷入了“孔孟文化”束縛的失敗。　　

文化是一個社會、國家、民族，乃至企業、人的精神或意識生命，“文化革命”無疑是這些精神或意識生命的再創造。人有人的文化，族群有族群的文化，階級有階級的文化，社會有社會的文化，國家民族有國家民族的文化，就是物也有物的文化，經濟發展其實就是物的文化發展，物文化的“文化革命”。如果一個人只是生理成長而沒有文化發展，可以想象，那該是多么的智殘。湊巧的是十七世紀東西方世界也同樣都面臨著封建專制文化腐朽沒落，社會文化發展方向何去何從的選擇。在東方的中國，明朝的腐敗墮落已經失去了繼續發展中華文化思想的能力，而大順朝的建立事后也證明其缺少新中華文化的內涵，和明朝的腐敗墮落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那么承擔起發展中華文化思想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已經進行了“中華文化革命”、顯露出勃勃生機、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的滿民族大清國身上。也正因為所進行的“中華文化革命”使滿民族真正融入進中華民族成為其一員，否則，即使滿民族后來一樣能問鼎中原也會和第一次進入到中原的結局一樣，是短命的！盡管歷史證明滿民族所發展的中華文化思想實際上是強化封建專制文化（孔孟文化），也證明中華民族從此膏肓“東亞病夫”，歷史最終還是選擇了滿民族。幾乎與此同時，西方世界則獨辟蹊徑選擇了荊棘叢生、沿著民主法制方向前行的“文化大革命”。東方的“文化革命”隱含著政治、思想、經濟等文化的衰落使中華民族進入了“康乾盛世”，而西方的“文化大革命”激昂著社會革命、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卻使歐洲進入了十七、十八世紀動亂的“春秋戰國”。如果是十七、十八世紀的眼光得意東西方這兩場不同的“文化革命”，顯然，中華民族是成功的，而西方是失敗的，想必就是今天，這種結論也是真理，可用十九、二十世紀的眼光，其結論則恰恰相反。這是因為，十七、十八世紀的人們所感覺到的只是“太平盛世”和“烽火戰亂”，而十九、二十世紀的人們所感覺到的卻是政治、思想、經濟等文化的病夫與社會革命、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的茁壯，總之，都是感覺而不是知覺感受客觀世界。現代的人們沒有資格可抱怨可指責前人的，就是把“康乾盛世”擱在今天，甭說是前人做不到，就是大話者們同樣做不到，難道靠大話就能主動放棄自己的“太平盛世”，而開放十七、十八世紀西方的政治、思想引進其大動亂的社會變革嗎？正如面對“伊拉克戰爭”所懷念薩達姆的那樣，除了能感覺到的戰亂破敗還是破敗戰亂，而“改革開放”卻依然是除了太平盛世還是盛世太平感覺，現實不正是這樣演繹出驚人相似的這歷史一幕嗎？決定兩世界走上不同社會文化發展道路和后來幾百年各自不同命運的原因，是源于各自歷史與“命運”的不同，但直接起因于滿民族所進行的“中華文化革命”與西方所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其內容和本質不同所導致的。嚴格地說滿民族所進行的“中華文化革命”對原有的中華文化來說算不上是革命，最多算是改良，這種社會文化的改良是以“三綱五常”為基礎而建立起“三從四德”的人文化為表現內容，是對原有社會文化的進一步強化，自然也就注定了這場所謂社會文化革命的更加封閉性質；而西方進行的社會變革是在早先“文藝復興”或“宗教改革”的思想變革既“人文化革命”（思想文化革命）基礎上進而是逐步深入展開的體制等其它內容的“社會文化革命”，注定了這以解放人性發展人權為內容的“文化大革命”具有廣泛開放性。可見，中國近代的衰落直接原始于十七世紀那場中華民族意識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創造”，但就更長歷史，所完成的中華民族大統一大融合，又是西方革命所望塵莫及的，至少奠定了它日復興的基礎。民族復興是整個歷史的，不是哪一歷史、哪一時代的，更不是共產黨的，錯失兩次開放機遇的本末倒置理論，俗的不能在俗，連毛澤東思想也降格到如此低俗，當然也就不會有“文革”了，但今天的中國也絕對不會是“新中國”！　　

“春秋戰國”的對立大亂、“秦漢一統”的統一大治和“漢武帝”的對立統一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內在規律，反映的是社會戰略結構的全方位整合，而其中的每一個階段又都包含有這一“文化大革命”的內在規律，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中包含有無數的“文化革命”，注定了文化的運動不連續性，文化總有斷檔期，文化也總要矯枉過正，尤其“春秋戰國”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近乎于殘酷的痛苦，但也是無法躲避的客觀規律，否認“文化革命”的兩面性，只能意味著更大的殘酷更大的“浩劫”。先人孟子說過，“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對于人是這樣，對于民族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場“浩劫”，尤其對于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中華文化來說，更是一場無法逃避的“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浩劫”。一人痛苦與天下相比，便不再是痛苦，同樣“文革”的那場“十年浩劫”放在“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的歷程中、放在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中，與中華民族未來幾百幾千年的生存發展、與中華民族過去幾百年尤其是近代一百五十多年甚至還要更長的“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所經歷的和將要經歷的痛苦相比，也便不再是“浩劫”了。當然，社會變革僅僅是請客送禮、寫文章、發展經濟那是再好不過的，可現實畢竟不是理想，是幸福美麗還是痛苦丑陋，都是選擇革命的同時所必須接納的現實（提請注意，這一點容易被濫用，革命是具有兩面性，但不是所有的兩面性都是革命的，倒退同樣也有兩面性）。世界上沒有不痛苦的革命，更沒有不付出犧牲代價的社會變革，但這種犧牲不僅僅是公眾的犧牲，如果把社會變革陶醉為是提高工資待遇到“年薪制”再到“共產黨股東制”，那么這種思維比蔣介石還蔣介石。社會變革對一個民族是磨礪，對一個民族也是智慧和勇氣，任何冠冕堂皇的回頭路只能意味著“浩劫”更具有“鴉片戰爭”的災難性，而視死如歸勇敢闖過險阻為民族文化贏得新生命，才是中華民族新生的締造者！毛澤東不僅是締造了新中國，也是在創建全新的社會，但更是在創造著具有新生命的中華民族，在改變著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之“命運”。前者是后人的共識，而后者則未必人人了然，但這就是毛澤東不同于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層次高于歷史上的“唐宗宋祖”等帝王具有文化性和歷史性的偉大之處，但也往往是毛澤東這等歷史偉人引發的最大爭議。沒有失敗的民族，也是沒有成功的民族。　　

西方“文化大革命”也經歷過令人不堪回首的痛苦和失敗，甚至比中國“文革”動亂的更災難性“浩劫”。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起伏曲折和“法國大革命”的最為激烈最為動蕩直至“巴黎公社”的失敗，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最終悲慘命運，加利略、布魯諾等無數人的獻身，以及美國人文化革命的“南北戰爭”，無論時間無論慘烈這些都絲毫不遜色于“第一、二、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都不過是人類社會進步所償付的高昂學費，“文革”的“十年浩劫”與這些西方世界進行社會變革所犧牲的相比，那恐怕算不得是“浩劫”了。從這個時期的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 雨果的“悲慘世界”等文學名著中，似乎感受到幾百年前那場“文化大革命”所經歷的“浩劫”，也窺視到西方文化思想在社會變革中，“破繭成蝶”所痛苦的演變，蘊涵著西方對人文化和社會文化有了一種不同以往的全新認識。 “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悲慘世界”等這樣的文學作品，代表了那個社會變革的歷史，必須放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大變革的歷史背景中去認識其文化內涵。可見，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也有著像莎士比亞、雨果等這樣文學家的歷史貢獻,同時也映襯出“王子復仇記”顯然是中華文化無意間貶損了其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蘊涵的文化及思想價值。與幾乎同時期的東方文學作品“水滸傳”形成了鮮明對照，一個是用文化心靈反思社會斗爭的實質，另一個是用“惟我獨尊”文化竭力抹殺社會斗爭的實質，從中折射出那個歷史文化轉型時期東西方文化面對同一問題卻選擇了不同的文化發展方向。                                 　　

“文化大革命”是社會文化革命，也是人文化革命，既“思想文化大革命”。社會有革命一說，人同樣也有革命一說，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不斷自我革命的一生，哪怕平凡庸俗。人的一生是由不同階段所組成的，而不同階段之間所經歷的就是人生的一場革命，一生甚至要經歷無數次的革命。毛澤東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毛澤東的一生又何嘗不是這樣經歷過不同階段之間的人生革命呢？回顧毛澤東的一生：1921年期間，是毛澤東由學生時期的激情主義者轉變為成年時期的理想主義者所經歷的一次人生革命；1927年期間（秋收起義和井岡山建立紅軍），是毛澤東進一步向軍事家轉變的人生革命，這期間的創建江西中央紅色根據地時期，是他由軍事家升華為軍事戰略家的人生革命；1936年期間，是毛澤東再進一步奠定他政治家或政治戰略家成功的人生革命；1958年期間，則是毛澤東更進一步造就其思想家或思想戰略家輝煌的人生革命。這每一次人生革命，都是一“長征”，都是“天數”。可見，新中國的締造，也是毛澤東自身不斷的人生革命，在締造中華民族新生命的同時，更是在締造自己一生的輝煌和失敗。和世界萬物一樣，人生有輝煌，人生也有失敗，毛澤東的一生就是近代中國社會革命的集中概括。社會革命是痛苦的，人生革命更是“天數”，這種磨難，對于毛澤東來說尤其是“文革”時期所經歷的絲毫不亞于社會所經歷的“浩劫”。是嘩眾取寵的“太平盛世”，還是“萬世開泰”的“為民族立命”，就是在此時期的1965年，毛澤東回到了自己人生起點的井岡山，并寫下了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曾經熟悉的山路，已是陌生了的路人，毛澤東少了些歷史的自信，多的是現實的凝重，遙望著郁郁蔥蔥的遠山，時常陷入深深的沉思……。和三十八年前一樣，毛澤東再一次地處于自己人生抉擇的十字路口，只不過這一次缺少了年輕時曾有的激情，有的只是太多、沉重、難以割舍的牽掛，也許，惟有井岡山才符合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心境。此時，毛澤東的內心深處正激烈痛苦孕育著“文化大革命”，抉擇著“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的何去何從。更有誰能知道，毛澤東是以“重上井岡山”視死如歸的決心再一次地踏上了一條吉兇難卜前途莫測的人生旅途，一條創建新中華民族的漫漫長路。毛澤東的心情怎能不沉重不郁悶，多么希望能從這過去的歷史中尋找到現實力量，或許真的井岡山一草一木堅定了毛澤東自己人生又一次革命。此刻，“重上”的真正涵義突然醒悟，對于毛澤東而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疑就是自己人生中再一次的上井岡山，是“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征程中的又一個羅宵山脈。“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今天再歷史重讀一定會有別樣的心靈震撼，從中也可以窺視出毛澤東那內心復雜的精神世界。想來每個人在自己人生轉折的關頭都有過這種痛苦的經歷和體味，可此時期的毛澤東所承受的要比前次的“開除黨籍”更痛苦深重，連蒼天也為之動情、心碎、落淚。記得是在毛澤東逝世前1976年的元旦，這首“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詞以元旦獻詞重新發表，這是毛澤東他老人家多么希望自己沒有走完的路后人能繼續走下去呀！在創建新中華民族、創新中華民族之“命運”的孤獨路上，毛澤東走的太苦了也太累了。　　

社會變革是中國社會所經歷的社會蛻變，是中華民族一生所經歷的意識質變，最終反應的是文化質的蛻變、“命運”新的開啟。文化大革命就是中華民族這一生發展中的人生革命。　　

                          三　　

“文化大革命”是社會文化革命和人文化革命的對立統一。毛澤東在革命社會的同時，也在進行著自身的人生革命，這種人生革命又反過來再進一步推動社會革命……，兩者構成互動的對立統一。推而廣之，因此，社會文化革命的實質就是人文化革命，人文化革命的實質也是社會文化革命，人文化革命和社會文化革命所形成的對立統一體就是社會變革。如果把中國比作人，世界比作社會，那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西方“文藝復興”或“宗教改革”的“人文化革命”到英國資產階級的“社會文化革命”；“孔孟思想”的“人文化革命”到“新儒家思想”的社會文化革命（第二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朱熹理學”人文化的建立到“康乾盛世”社會文化的盛極一時，都清晰地展示出人類社會的正弦波運動規律。以人文化革命為出發點到最終完成社會文化革命實現人類社會運動的上升階段，而由社會文化革命到新的人文化革命則屬于人類社會運動的下降階段，不斷往復構成了人類社會的正弦波運動規律。雖然下降階段受到人文化的進步部分或其他文化前進的影響人類社會依然是運動前進的，但人文化腐朽的事實卻依然是決定社會運動的主要因素，人類社會衰落的事實卻是依然存在的，甚至停滯倒退大于運動前進。如果把下降運動階段也看作是人類社會革命整體的組成部分，那么運動上升階段就稱之為“正敘革命”，運動下降階段則稱之為“倒敘革命”，人類社會革命就可以分為“正敘革命”和“倒敘革命”兩種表現形式，從內容上看則是“不立不破”革命和“不破不立”革命兩種內容。顯然，“文藝復興”或“宗教改革”的“人文化革命”到英國資產階級的“社會文化革命”的全過程和“孔孟思想”的“人文化革命”到“新儒家思想”的社會文化革命的全過程是“正敘革命”形式，是“不立不破”革命內容，而“辛亥革命”到“文革”的社會文化革命，再到“批林批孔”的人文化革命無疑就是“倒敘革命”形式，是“不破不立”革命內容。可見，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失敗是人類社會運動規律所決定的，或者說僅僅只是完成了人類社會革命中“倒敘革命”或“不破不立”部分，遠沒有過渡到“正敘革命”階段。就像是先把自己的住屋搗毀的破洞四壁，當然，也不一定就是自己親手搗毀的，也有其他外來無形手的破壞，然后為建新的住屋再去籌措錢物、談論設計，結果新居沒有建成反而不得不重新回到已經是破洞四壁的老屋起居，這樣的革命豈有不失敗之理？這樣的失敗豈不更為慷慨悲壯？到此可以發現，這場“倒敘革命”中華民族不知不覺從唐朝開始已經走過了一千多年。革命是“破舊立新”，也更是“破”和“立”、“舊”和“新”的對立統一，但革命的主要內容是“立”和“新”，關鍵什么是新，如何立之。應該說這樣的“不破不立”革命是每時每刻都存在的最常見的深深影響中華民族的革命，是革命具有兩面性的另一面性。要知道革命也是對立統一的，是“不破不立”革命和“不立不破”革命的對立統一。　　

人有兩面性——個體性和社會性，于是有了以個體性（自我）為中心考察客觀的人學說和以社會性（群體）為中心考察客觀的民學說，顯然，人學說的人僅僅是依附動物，其人權僅此個體性，民學說的人既是人也是民，其人權既有個體性之人權也有社會性之民權，兩個是有著不同權利、屬性的人，因此，歷史上的人文化存在著人學說和民學說。第二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的人文化就是人學說，第三次中華歷史文化大革命的人文化則是民學說。人文化是社會文化、民族文明和體制制度及一切創新的基礎，是社會文化的文化，沒有人文化和社會文化之文化革命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就不是徹底的革命，最終也必然是失敗的革命，人類社會的發展更不會有本質性的進步。從這一點而言，誰又能說毛澤東的“新文化大革命”是不成功的呢？至少中華民族的歷史會知道其成功之意義。　　

應該說東西方世界每時每刻都在面臨著各自文化發展方向、民族之“命運”何去何從的艱難選擇。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也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更無須是坦然的承認還是傷心地否認，事實上，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斷進取、不屈不撓和屢敗屢戰的“文化大革命”史書。歷史再一次地降“正敘革命”或“不立不破”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大任于新中國，新中國歷史使命的本質就是創新民族之“命運”，承擔起發展新中華文化新中華思想的民族重任，而且毛澤東也確實是這樣勇敢地擔負起了也完成了本該屬于他自己的歷史使命。只可惜，無情的現實是馬列主義遠不是當初毛澤東所想象的能夠成為新中華文化，更替代不了也更新不了中國幾千年所形成的“孔孟思想”既傳統人文化。然而，今天的“改革開放”，說得輕了是“有病亂投醫”，說得重了卻是丟掉了新中國這一本質的歷史使命，亦步亦趨于西方經濟，無意中將喪失新中國繼續存在發展的歷史意義，失去共產黨的歷史生命。但從中華民族整個發展歷史的角度看，今天的“改革開放”無疑又是中華民族“文化大革命”史書中的章回段落，哪怕是折回逆流想必也是劇情不可或缺的動情部分。但與西方所不同劇情的是，中華民族近代的社會變革則是由“洋務運動”開始，經歷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批林批孔”，始終沒有確立起中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的內涵，而且遺憾的是，如今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他“洋務運動”的新起點，重蹈著幾千年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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