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社會的人治情況

夏商社會的人治情況　　

——人類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子？（8）　　

大禹開創的夏代結束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在原始時代，十分低下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原始共同體內的經濟關系具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的特點。這反映在人們的思想上，就是形成了對共同體內生產資料和物質財富的公有制觀念。我國古代的歷史傳說以及大量的考古資料表明，在五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母系氏族公社到七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父系氏族公社這一漫長的原始公社時期里，財富的公有制觀念，一直是人們全部經濟活動的指導思想。它表現在公社內部的生產、分配、消費等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無不具有原始的平等和協作的精神。《禮記·禮運》所說的大同社會，即是對原始時代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公有經濟關系的描述。它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者有所終，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到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水平的提高，物質財富的增多，出現了父權制大家庭。私有財產開始產生并發展起來。隨后在父權制大家庭內，逐漸產生出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財產的氏族公有制，逐步為家庭公社和個體家庭的私有制所取代。經濟關系的這一變革，大大促進和增強了人們的私有財產觀念，從而使財富與權力的繼承制和世襲制日益鞏固起來。隨著部落間的戰爭掠奪和征服奴役的不斷發展，戰俘逐漸地變成了奴隸。奴隸勞動的進一步被應用，在財富占有日益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加劇的基礎上，形成了貴族與平民，奴隸主與奴隸相互對立的階級。《禮記·禮運》所說的小康社會，即是對產生了階級剝削的私有制社會關系的描述。它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圃，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公元前21世紀，產生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王朝。　　

夏代的村社組織。夏代已有村社和社祀。對社稷神的崇祀表明夏代已進入了血緣聯系基礎上的地緣組織，即農村公社時期。夏王朝已形成某種規模的統治機器和制度。國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產生了。史載夏代有牧正，車正、庖正等官職。《禮記·明堂位》有夏后氏百官之說。國家的刑律制度也就同時產生了。《左傳·昭公六年》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可能夏代已有了最早的刑律和牢獄。在經濟上，夏代實行五十而貢和鈞一的貢賦制度。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夏代已開始以事鬼敬神的宗教觀念取代原始的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禮記·表記》說：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史記·夏本紀》說：帝孔甲立，好方鬼神。夏代的統治者者開始利用宗教觀念為其政治統治服務。在夏一代，開啟了我國古代文明時代的大門，建立了第一個統治制度，實現了變原始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歷史性變革，完成了原始公社向奴隸社會的過渡。這一巨大的社會變革，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傳統的公有和均平的經濟觀念，確立了打有深深階級烙印的私有財產觀念。　　

夏代是我國進入金屬時代的開始。夏代已有金屬制器。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中，由于缺乏有關夏代物質文化的佐證，人們一直懷疑甚至否定這些傳說和記載的可靠性及其文化歷史意義。自50年代以來，我國大量的考古發掘資料有力地證實了夏文化的存在，迄今在黃河流域夏文化考古區出土的銅器，包括仰韶時代、龍山時代和夏代的器物共三百多件。這對如實地估量夏代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有重要意義的。　　

夏代的農業已有一定的發展。夏禹治水和整理溝洫的傳說，表明夏代已懂得了水利對于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并建立了相應的水利設施。為適應于農業生產的需要，當時產生了我國最早的天文歷法，即夏歷。　　

考古發掘還表明，夏代的手工業亦已有一定的發展，如制陶、制車、紡織，尤其是制銅業的出現，使手工業開始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在生產發展和分工擴大的基礎上，夏代出現了最初的城邑和市集。《尚書·湯誓》說：率割夏邑。夏邑是夏王朝的統治中心，也是最初的城邑。隨著經濟的發展，夏代的私有觀念和階級對立進一步加劇，這表現在夏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為爭奪財產和權力所進行的斗爭日益頻繁。　　

《尚書·甘誓》記述夏啟征伐有扈氏的誓詞說：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神是守護地域的部落神。戰爭中用命者告慰于先祖，不用命者被刑于社神。這是最早的宗廟與社稷相分的觀念。對社稷神的崇祀表明夏代已進入了血緣聯系基礎上的地緣組織，即農村公社時期。　　

以上可以看出，在夏朝，已經行成了國家。國家是奴隸主和貴族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就要用法律來統治奴隸和平民，從而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人治的社會。從此，中國人民服從自然規律的無為而治的社會變成了人為而治的社會。人的社會變成了非人的社會。　　

公元前16世紀，居住在黃河下游的商部落強大起來，滅了夏王朝，建立了比夏更為強盛的奴隸制國家--商王朝。　　

商代是我國奴隸制發展的全盛時期，奴隸勞動被進一步應用于各生產部門，創造了我國青銅時代的燦爛文化。　　

商代的農業已發展為糧食、桑、麻等多門類、多品種的重要生產部門。據《汜勝之書》載；有旱災，伊尹作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亦說明商代已有施肥和灌溉農業。商族人好酗酒，自貴族至平民，無不嗜酒，亦反映了商代糧食之豐盛。商代的畜牧業亦甚發達，凡祭祀用牲，一次數十至數百頭。手工業的發展，已具有較強的專業化傾向，形成了包括銅、陶、玉、石、牙、骨、蚌、竹、木及建筑、紡織、縫紉等門類眾多、工藝精巧的手工業體系。尤其是制銅業相當發達。考古發掘還表明，商代已知道用隕鐵制作工具。這些都標志了商代的物質生產力已有了更大的進步。　　

商族內部有王族、三族、五族、多子族等族氏，他們是商王統治的支柱。各族氏聚族而居，擁有自己的屬地、牲畜和住宅等財產，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和武裝，在族長的率領下，從事生產和宗教活動。族人即眾或眾人，在族尹的率領下，以族為單位，為商王提供貢物和從事農耕、田獵、征戰及各種雜役。在族氏內部，貴族與平民間，財富的占有懸殊，貴族擁有奴隸，平民一般沒有奴隸。從考古發掘來看，平民中的赤貧者，亦葬于家族墓地。可見赤貧族人并不降為奴隸，奴隸是異族人。在商族的統治中心區，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城邑，即大邑商。　　

商品及貨幣交易。從出土的大量貝幣及甲骨文中許多有關商王賞賜臣下朋貝的記載，表明商代是以貝為貨幣進行商品交易的。在歷史上，商族就以長子經商著稱。早在夏代，商族先人王亥，就曾駕著牛車到黃河北岸進行商業活動。到了商代，隨著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與分工的進步，商品交易亦有了更大的發展。從考古發掘出土的蚌殼、貝、鯨骨等海產品及綠松石、玉料等遠方產物，說明商族與遠方有著貿易關系。　　

邦國與方國。商王朝是商族建立的一個強大的邦國，它以武力使周圍一些方國都落服屬于自己的統治，成為商王國的多侯，向商王納貢，接受商王的軍事調遣，但并不納入商王國的版圖，商王亦不能把這些方國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給自己的親屬。每個方國仍然保持著原有的國土、人民和政治組織，并不墜命亡氏。因此，這些多侯并非是裂土分封的諸侯，而是獨立的邦國。商代是一個方邦林立的時代，商王國與周圍方國之間的關系，是以商王國為中心的不平等的方國聯盟，具有軍事聯盟和貢納的性質。這些方國也常常反叛商王，造成商王朝頻繁的征伐戰爭。因此，在商代并不存在統一的中央與地方政權之間的政治關系。商王國既不是古希臘的城邦國家，也不是中央與地方統一的大帝國，而是建立在族氏集團基礎上的大邦國。直至西周時代，仍稱商為大邦殷(《尚書·顧命》)。　　

商代的意識形態。商代意識形態的最大特點是神(鬼)治思想，統治者以事神為國政，舉凡有關生產、戰爭、水旱風雷乃至生老病死等一切事物，都要向鬼神卜問吉兇禍福。商人的尊神，不同于夏人的尊命。《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命是一種自然的必然性。當人們對客觀規律還不了解，無法駕馭這種必然性時，只能盲目地服從它，所以夏人在尊命的同時，敬鬼神而遠之，還沒有成熟的宗教思想。到了商代，商人在夏人尊命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它神秘化，上升為主宰一切的上帝神，從而形成以尊神事神為中心的宗教思想。商代的宗教思想表現為二元神的宗教觀，他們在崇拜上帝神的同時，十分重視對祖先神的祀奉。他們認為上帝神是主宰天地萬物的至上神，但上帝神與商族人之間沒有任何血緣聯系，它是一種神秘的，可畏的異己力量，并不是商族人的保護神，商族人的祖先神則與商族人有著天然的血緣聯系，它賓于帝，追隨在上帝左右，能在冥冥中溝通于商族人與上帝神之間。祖宗神才是商族人最可信賴的保護神。因此商族人對上帝的祈求，更多地表現為向先公先王的祈祀。商代的貴族統治者，一方面借助于鬼神向被統治階級進行威嚇，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則匍匐在上帝面前，認為上帝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人們除了祈求外，完全無能為力。他們在奴隸面前是主宰一切的奴隸主，而在主宰一切的上帝面前，卻只能像奴隸一般的祈求。在商代社會里，上帝的統治原則，正是反映了人間奴隸制統治的原則。商代的奴隸主把奴隸視作獸畜一樣的物而非人，奴隸主把對奴隸的統治看作是人對物的統治，它所依據的是毫不掩飾的直接的暴力，而無需借助于道德理念。商代奴隸主階級具有突出的崇武功，尚暴力、畏鬼神而輕道德的思想作風。所謂先鬼而后禮，表現了商代奴隸主階級思想的本質特征。　　

商代的刑罰。商代奴隸主階級的那種毫不掩飾的統治與壓迫的神治思想，表現在政治上，便形成它特有的刑治思想。商族統治者對外則用戰，對內則用刑。他們相信只有用暴力和刑罰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所謂先罰而后賞，便概括了這種刑治思想的特點。所以在我國歷史上，商代是以崇尚刑罰著稱的。《茍子》說：刑名從商，《呂氏春秋》有商刑三百之說。　　

商代的戰爭。在經濟思想上，商人對財富的貪婪和誅求亦是表現得毫不掩飾的。甲骨卜辭表明，商人進行的許多征戰，就是為了掠取牲畜、奴隸等財物。商王在對族氏集團或方邦部落索取財物時，均不加任何飾詞，直接稱取，如乎取馬，乎取羊、乎取貝等。商王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钷橋之粟，反映了商統治者對財富的貪婪。在商族社會中，人們對貧富的重視更甚于貴賤。所以《禮記》說：殷人貴富。在《尚書·洪范)》中，把富列為五福之一，把貧列為六極之一，表現了商人突出的喜富．惡貧的思想。商人是沒有安貧樂道思想的。　　

商代在承繼夏代文明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各個方面，都比夏代有了明顯的進步；特別是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工的基礎上，產生了一批巫史階層，大大地促進了文化科學的發展。商代的歷法，已運用四分歷，并加入閏月為十三月。卜辭中還記載許多有關天文歷法、數學運算和醫藥衛生方面的知識，開創了我國用文字書寫文獻典籍的時代。在商一代，在天文歷法、文字、文學、歷史、醫藥、音樂、藝術等各個方面，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基礎。但商代的統治階級是貪暴兇殘的奴隸主貴族，他們驕奢淫逸腐化墮落。商王盤庚曾指責他們是有今罔后、只知享樂的腐敗分子，力誡他們無從于貨寶，無傲從康，不要貪聚財物，不要縱欲享樂。從武丁以后，奴隸主階級腐敗更甚，至紂王沈酗于酒，(《尚書·微子》)，整個統治階級沉湎于酒，以致腥聞在上，舉國上下，天怒人怨，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尚書·微子》)，民眾紛起反抗，民罔弗欲喪(《尚書·西伯勘黎》)，都希望早日結束商王的統治。于是居住在黃河中游的周族，乘機興兵伐商，于公元前11世紀一舉滅了商王朝，建立起封建貴族領主制的西周王朝。　　

以上可見，商朝在人治方面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類自然的生產發展起來的生產力。他們進行商品交換的目的絕不是為了互通有無，而是為了掠奪別人的財富。商品及其交換從歷史上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充分表現了他的掠奪性，欺騙性。中國人之所以把商人叫做奸商，就是從商朝開始的。商朝統治階級不是把自然生產力的成果用于勞動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而是為了自己的統治。這充分說明，人治的社會完全是為了統治階級，而絕不是為了廣大的勞動人民。他們用武力對付方國掠奪他們的財富和人民。這種掠奪在一定的意義上就是通過商品交換。歷史證明，這種人治的社會必然要推翻人治的統治。　　

勞動者　201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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