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評烈風《將寶貴的儒家思想從千年封建專制壓迫中解放出來》——是墨子還是孔子“更是強調忠君、甚至崇拜鬼神”？墨子與孔子的“仁義”并非一樣，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探索者
一、作者說“墨子更是強調忠君、甚至崇拜鬼神。”筆者說“更是強調忠君、甚至崇拜鬼神”的是孔子而并非墨子！
作者說：“墨子更是強調忠君、甚至崇拜鬼神。”在此，首先作者并沒有說孔子如何，是否“強調忠君”，是否“崇拜鬼神”。既然如此，根本就構不成與墨子的比較。因此也就更談不上，“墨子更是強調忠君，甚至崇拜鬼神”中的“更是”和“甚至”。作者連基本語法邏輯都不懂！
如果說孔子與墨子相比，與眾諸子百家相比，孔子其最大的兩個強項，一就是“強調忠君”；二就是強調“崇拜鬼神”。正因如此，所以才有“君”賜孔子為其“臣民”至圣先師”的封號。否則，憑什么？就憑其“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15·1》）嗎？當然不是！就是憑這兩條，才有“君”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對孔儒的“情有獨鐘”。須知：“君”，并非是一些傻瓜、白癡，否則“君”為何不“獨尊墨術，廢黜百家”，而“獨尊儒術，廢黜百家”，對孔儒的“情有獨鐘”？這是事情最起碼的邏輯。須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封建禮教的三條大綱繩就是直接來自于孔子，而非來自于墨子！
對于“強調忠君”，諸如：《論語·八佾·3·19》：“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僅要“忠”，而且要“畏”、“諱”和“諂”。諸如：《論語·季氏·16·8》：“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公羊傳·閔公元年》：“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載：“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于上者也，是 從下傷 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是大小移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甚至于孔子也自稱：“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論語·八佾·3·18》），“……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論語·子罕·9·3》）他與其他人相比，他對“君”禮節要高好幾個等級。《論語·鄉黨·10·2》：“朝，與下大夫言，侃（kǎn）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yín）訚如也；君在，踧（cù）踖（jí）如也，與與如也。”《論語·鄉黨·10·4》：“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cù）踖（jí）如也。”當時人稱孔子本來“朝，與下大夫言，侃（kǎn）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yín）訚如也”，“君在”，馬上就“踧（cù）踖（jí）如也，與與如也”，呆若木雞，噤若寒蟬；“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入公門”，彎弓著腰，如在作“縮身術”，“過（君）位”，臉色蠟黃，腳步加快，其言似底氣不足。讓“君”一看，就認為他是一條極溫順的走狗。當然，盡管孔子口頭上“強調忠君”，但在實際行動上，卻并不“忠”，而僅僅是“盡禮”，也就是對“君”表面上“畏”、“諱”和“諂”的嬌柔做作而已。孔子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8·13》），“君”真用到他“忠”時，他早躲起來了！對于孔子這條“君”的“走狗”來說，只能稱“走狗”而已，而絕對不能冠以“忠實”兩字，稱“忠實走狗”！他并沒有一般狗的“忠實其主人”的品格！因此，只有在孔子死后，他才找到工作，“君”才有可能把他作為一個無害而有益的“忠君”偶像，樹立起來，讓臣子們學習其“忠君”也！
對于“甚至崇拜鬼神”，諸如：《中庸·16》：“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大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shěn）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論語·泰伯·8·21》：“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fú）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xù）。禹，吾無間然矣！’”應該說孔子不僅“甚至崇拜鬼神”，而且“甚至”以“鬼神”嚇人。孔子恐嚇人們說：“鬼神之為德，其盛大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的神通可大了，它“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只要你“齊明盛服”，以豐盛物質“承祭祀”它，它就和你一伙。孔子的“鬼神”與孔子一樣，也很講實惠、很勢利者。因此“鬼神”皆是為天下“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的富貴者——孔子一伙之所用者，乃其幫兇也。孔子之所以稱道禹也是因其“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寧愿“菲飲食”也要“致孝乎鬼神”，孝敬“鬼神”比吃飯還重要；寧愿“惡衣服”也要“致美乎黻冕”，隆禮重祭比穿衣還重要。這也就是說孔子認為孝敬“鬼神”，要比解決人的吃飯穿衣問題更重要。孔子是鬼神迷信的幫兇，而無神論科學的死敵也。孔子不僅“甚至”以“鬼神”嚇人，而且“甚至”以“鬼神”神化“君權”和他自己。諸如：《禮記·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論語·子罕·9·5》：“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述而·7·23》：“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論語·為政·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唯天子受命于天”，“君權神授”。他自詡是“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五十而知天命”，在周文王死后，他孔子還未出生五六百年前，就早已經“受天命”了，他孔子是當然的“天子”！《論語·陽貨·17·3》：“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顏淵·12·5》：“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孔子對奴隸和庶民恐嚇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子是愚民役民坑民的幫兇，而人民覺醒自由解放的死敵也；孔子是奴隸主貴族的幫兇，而人民民主之死敵也。孔子不僅“甚至崇拜鬼神”，而且“甚至”畏懼“自然現象”！諸如：《論語·鄉黨·10·25》：“［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當時人們說孔子遇到“迅雷烈風”，或聽到“迅雷風烈”、看到“迅雷風烈”幾個字，筆者設想很可能孔子甚至于聽到、看到作者的大名——“烈風”兩個字，其臉色也要驚變，以說明孔子對“天”的畏懼！孔子不僅沒有什么“圣人之勇”，真是連“匹夫之勇”也沒有一點！《荀子·天論》：“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孔子迷信“天命”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孔子為何遇到“迅雷烈風”也驚得要變臉色？常言道：沒有虧心事，不怕鬼叫門。他孔子自詡身負著“天命”，上帝站在他孔子一邊，“天命”站在他孔子一邊，是支持他的，他何懼之有？《論語·顏淵·12·4》：“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為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孔子以“君子”、“圣人”、“仁人”自居，何“憂”？何“懼”？竟然每遇“迅雷風烈，必變”？！看來必定是由于孔子做缺德事、虧心事太多，以至害怕鬼神所致。曾記否，諸如《論語·雍也·6·28》：“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是惟恐“天”找他“算帳”！
至于作者說“墨子更是強調忠君、甚至崇拜鬼神”，作者并沒有給出任何根據，是屬于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而已！對于墨子是否“強調忠君”，筆者目前也沒找到根據，所以暫且還不好說。但是，司馬遷在其《史記》中，站在封建統治者“君”的立場上，在評說儒墨等諸子百家之說各自的利弊時，曾援引其父司馬談之文而云：“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儒家雖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非“善道也”！但是其“列君臣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而“墨者也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cí）不翦（jiǎn），采椽（chuán）不刮。食土簋（guǐ），啜（chuò）土刑，糲（lì）（梁）之食，藜藿（huò）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qiú）。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墨家雖然“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實“善道也”！但是不僅“儉而難遵”，讓統治者難以遵從，“是以其事不可遍循”，而且“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簡而言之孔子是“列君臣之禮”，而墨子是“尊卑無別也”。由此看來，孔子與墨子相比誰“更是強調忠君”，不是一目了然嗎？
同時，墨子主張“兼愛”，并從“兼愛”出發提出“尚賢”，進而在“尚賢”基礎上，提出“尚同”的設想。在《墨子》中，專有《尚同》三章。他說，就一家而論，“家君”為一家之長，家中的各個成員都要相互“愛利”。其能相互“愛利”的，便告知“家君”受賞；倘若發現其中有相互“惡賊”者，而又不告知“家君”的，便要處罰。國與天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中的各家和天下的各國，都要像“愛利”的各家和“愛利”的各國一樣，相互“愛利”，倘若發現其中有相互“惡賊”者，而又不告知“國君”或“天子”的，同樣也要對其處罰。為了保證“天子”、“國君”和“家君”，一定能以“愛利”為懷，即能“兼相愛，交相利”，他進而提出其具體措施：（1）不論“天子”、“國君”、“正長”，乃至“家君”，都須經過全體成員的選擇，的確是天下或一國、一家的“賢可者”，方可被選立。從而保證所確立的“天子”、“國君”、“正長”和“家君”等，一般說來都是以“愛利”為懷的。（2）萬一其中真有不以“愛利”為懷的，不能給民眾辦事的，那么民眾便會群起逃亡，“而莫肯尚同其上”；即使民眾不逃亡，他的賞罰也會無所施。因為“上下不同義”，則“上之所賞”，即“眾之所非”；反過來，“上之所罰”，即“眾之所譽”。在上的不能為在下的所擁護、信任，這樣在上的自然而然就不能再繼續維持下去了。如果他不自行引退的話，便因他的“不肖”，大家也會聯合起來，把他抑而廢之。“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墨子·尚賢中》）（3）假使“天子”、“國君”、“正長”和“家君”只是小有過失，也用不著把他“抑而廢之”，還可以對他進行種種“規諫”，使之改善。“上有過則規諫之，……”（《墨子·尚同上》）（4）“天子”、“國君”、“正長”和“家君”，是否真以“愛利”為懷，則要看他的實際行為，全視其行為如何而定。“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他所做的和他所說的一樣，才可以說他真是“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大家才可以效法他。否則他“法不仁”，也就“不可以為法”。至于被選為“天子”、“國君”、“正長”和“家君”的人，一方面要極力愛民，“愛民必疾”；另一方面對民眾又要能“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后”，“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墨子·尚同下》）墨子的“尚同”，并非是強迫民眾尚同于上，使之盲目服從，而是出乎于民眾的自然。這種自然尚同的獲得，全看當政者是否真正愛民，真正樂于給民辦事，使窮的富起來，賤的貴起來，使之從經濟上的獨立進而獲得人格上的獨立和政治上的發展。由此看來，非但不是“墨子更是強調忠君”，也不是“墨子是強調忠君”，而是“墨子更強調”“君”要“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君”要“愛民謹忠”，“君”要“利民謹厚”。“君”要“忠于民眾的利益”， 一方面要極力愛民，“愛民必疾”；另一方面對民眾又要能“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后”，“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否則，民眾就教育他警告他，最后拋棄他！
雖然墨子也講“天命”、“鬼神”，但是墨子的“天命”、“鬼神”與孔子“天命”、“鬼神”不同，有本質上的差別。孔子的“鬼神”代表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而墨子的“鬼神”卻代表著被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這是由孔子和墨子階級本質不同所決定的。孔子宣揚“天命”、“鬼神”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做穩奴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不要反抗。把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奉為上天的命令。墨子則與其相對立，講“天志”，把被統治階級的愿望尊為上天的志向（《墨子·天志》）。孔子講“天命”，實際上就是當時的“神權”，奴隸主貴族統治者加在奴隸等被統治者身上的一種桎梏。孔子強調：“天子受命于天”，下者要絕對同于上者，下者要“克己”而服從上者。墨子對其批判，強調：“天子”、“國君”、“正長”、“家君”，都是要經過全體成員的選擇，的確是天下或一國、一地、一家的“賢可者”（《墨子·尚同上》），上者要同于下者，上者要“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否則便“抑而廢之”（《墨子·尚賢中》）。墨子主張尊道利民。他說：“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尊道”，即立天為儀，順天之志，兼愛、尚同、非命，勤勉從事，使“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足用，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再三稱“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是謂天德。”（《墨子·天志中》）墨子“人”指“民”，強調“利乎民”。要以民為政，“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墨子·尚同中》）。墨子“天志”、“明鬼”的目的，主要是想借助超人間的權威以限制當時統治階級的暴政。當然，“天命”、“鬼神”，本來是統治階級編造的用來恐嚇和愚弄被統治階級的，墨子用起來嚇唬統治階級，是否有效果、效果有多大，那就另當別論了。《墨子·天志上》：“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之美名加之，謂之圣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幸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墨子·明鬼上》：“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墨子認為孔子宣揚的“天命”，會導致官吏“怠于分職”，庶人“怠于從事”，使“天下貧且亂”，是“賊天下之人者也。”（同上）針對孔子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稱頌“知命”者是“仁者”——“君子”，認為“命者，暴王所做“（《墨子·非命下》），“故執有命者不仁”（同上）。墨子斥責世卿世祿的親親制度，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墨子·尚同上》）。墨子強烈地反對孔子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和“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強調通過人們的主觀努力可以改變其處境，“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墨子·非命下》），“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同上）。墨子認為貧富、饑飽、貴賤、榮辱等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其力”之“強”與“不強”而改變。
二、作者說“墨子用一生履踐了他的思想，孔子又何嘗不是如此！”筆者問墨子與孔子的“仁義”一樣嗎？墨子與孔子“一生履踐”一樣嗎？
孔子的是講“親親”、“貴貴”，“子為父隱”，“愛有差等”，其“仁”是有差等的，即有“階級”的。墨子“兼愛”，“愛人猶己”，“愛無差等”、無“階級”的，孟子貶斥墨子的“兼愛”是“無父母”，是“禽獸”，這就完全說明墨子的“仁”與孔子的“仁”，是決然不同的兩種“仁”！筆者認為，要說“肯定了人的價值和尊嚴”，應該說是墨子的“兼愛”。“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中》）。墨子的“兼愛”是以人格的平等為前提，只有人格平等，才能有真正的相愛、相利。墨子的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的無差等的“仁”與孔子的以血親宗法為核心的等級森嚴的“仁”根本不同，它閃耀著人民性的光輝。
關于“義”？何謂“義”？“義”，原指“宜”，即行為適合于“禮”。《國語·周語》：“義，所以制斷事宜也。”故常以“禮義”并舉。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以“義”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君子義以為上”、“君子義以為質”，其具體內容是“仁”。故稱“仁義道德”，——即以“仁義”為“道德”！而“仁”就是“克己復禮”，“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義”就是完全遵循周禮，越遵循周禮就越好，也即越“義”！
墨子反對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思想，主張“作而且述”，認為歷史上任何事物必先有所“作”（創造），然后才有所“述”（繼承）。他說“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述，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也即反對“克己復禮”！
墨子認為“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下》）。提出“兼相愛，交相利”（同上）的原則。主張互助互利互愛，“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尚賢下》）。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也即“等級”）。斥責世卿世祿的親親制度，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同上》）。反對孔子的“天命”論，針對孔子所說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稱頌“知命”者是“仁者”，而認為“命者暴王所作”（《非命下》），“故執有命者不仁”（同上）。
墨子也明確地把他自己的“仁”與孔子的“仁”劃清了界限！墨子的“仁”與孔子的“仁”是決然不同的。墨子的“仁”，是以對社會社會勞苦大眾的同情幫助撫慰提攜為“道德”，而孔子的“仁”，是以“克己復禮”，“繼絕世，興滅國，舉逸民”，復辟舊世為“道德”。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于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于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于義也。”墨子以“予天下而殺之身”，“必不為”為“萬事莫貴于義也”，就是以“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為“貴”！墨子“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的“仁義”為社會的“勞苦大眾”！把社會推向前進！孔子“克己復禮”、“繼絕世，興滅國，舉逸民”，復辟舊世的“仁義”為社會的“破落貴族”！把社會拉向后轉！
墨子是以“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的“仁義”為社會的“勞苦大眾”的利益奮斗一生！力圖把社會推向前進一生！孔子是以“克己復禮”、“繼絕世，興滅國，舉逸民”，復辟舊世的“仁義”為社會的“破落貴族”呼喊一生！企圖把社會拉向后轉的一生！墨子與孔子的一生一樣嗎？當然不一樣！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莊子稱“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
莊子借老子之口直稱孔子猶把“跡”（腳印）當“履”（鞋子）者，“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幸虧沒遇上個治世之君）（《莊子·天運》）！借師金之口直稱孔子猶那個“效顰”的丑八怪（同上）！等等等等!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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