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老子哲學斷想

鄧小平與老子哲學斷想　　

             ——重讀《老子》與《鄧小平文選》　　

讀遍《鄧小平文選》，我未曾發現其中引用過老子一句話；讀過不少鄧小平傳記，亦未曾發現他讀《老子》的描寫。然而，從鄧小平的思想與行動中，我驚奇地發現，他的智慧與老子哲學有甚多相通之處，鄧小平理論可以說是對包括老子哲學在內的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批判繼承和創新超越的產物。縱觀鄧小平一生，他的確是一位老子所說的“惟道是從”的偉人。　　

鄧小平智慧《老子》的相通之處，多得舉不勝舉。這里掛一漏萬，且不說他在戰爭年代與劉伯承一道指揮千軍萬馬的“以奇用兵”；不說他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惟道是從”；不說他領導平反大量冤假錯案時表現出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說他舉重若輕，“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工作方式和領導風格；也不說他晚年反復強調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絕不當頭”，即“不敢為天下先”，而只是從他領導改革開放、他一心為了祖國和人民、他百折不撓的意志質量等三個方面，對他與老子哲學的淵源作一粗淺斷想。　　

——“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眾所周知，鄧小平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領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使十多億人口的大國擺脫貧困，走向富強。自1957年之后，我們黨犯了“左”的錯誤，長期推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成天大批所謂“資本主義”，這也不許，那也不準，忌諱多多，限制重重，以致全國許多地方“工農業減產，市場上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左”的錯誤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極大的災難。然而，“禍兮，福之所倚。”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即提供了反面教材。鄧小平說：“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正是從毛澤東的錯誤中學習，鄧小平力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徹底糾正“不知常，妄作兇 ”的“左”傾錯誤，果斷地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領導中國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鄧小平深知“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中國的貧困主要是“天下多忌諱”的“左”的錯誤造成的。因此，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就是打破一切“左”的“忌諱”，　　

放手發展生產力。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廢止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地于民，使“耕者有其田”，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我無事，而民自富。”改革開放大大解放了生產力，短短幾年時間，農村變化迅猛異常，使許多人不僅得以溫飽，而且開始富裕起來。個體和私營經濟過去是最大的“忌諱”，一直當作資本主義而大批特批。改革開放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將其看作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農村到城市，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大業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增強了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全國至少有兩億人吃不飽，穿不暖，而如今，白面大米成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彩電冰箱也成為了老百姓的日常用品，人民群眾總體上達到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小康水平。所謂小康社會，不正是人民日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嗎?可見,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標與老子的社會理想確有相通之處。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鄧小平如是說，更如是做。一位外國友人評說：鄧小平是全世界政治家中做得最多，說得最少的人。的確，鄧小平沉默寡言，講話很少，他的講話和文章沒有長篇大論，言簡意賅，開門見山，直搗問題的核心。為政不在多言。雖然未見鄧小平引用過老子名言，但他深諳“希言自然”、“行不言之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等智慧。他視人民如父母，愛心始終向著人民大眾，多次強調要以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工作和判斷是非的根本標準。鄧小平既堅持生產力標準，又堅持人民標準，是生產力標準與人民標準的辨證統一論者。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為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他堅決反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認為那樣就意味著改革失敗，走了邪路了。在晚年南巡談話中他又說：“如果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鄧小平關于“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指導思想和“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解決問題的具體設想，其實質便是老子提出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認定“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民主的本質是“以百姓之心為心”，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為此，鄧小平特別強調要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正是從民主的觀點出發，他一生都反對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始終不允許突出他個人。在黨的十三大前，他說：“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個人。所以不能把九年來的成績都寫到我個人的帳上，可以寫我是集體的一分子。過分夸大一個人的作用并不有利。”又說：“許多外國記者要來采訪我，搞我的什么傳，我都婉拒了。我認為，過分夸大個人的作用是不對的。”還說：“永遠不要過分突出我個人。”鄧小平熱愛祖國和人民，一生虛懷若谷，充分體現了“不自是，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的大智慧。與鄧小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某些人并無真才實學和歷史功勛，卻熱衷于自我吹噓，制造新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這些平庸的政客全然不曉“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的道理，注定是不得人心的。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三起三落，三落三起，鄧小平“不惟有超世之才”，而且“有堅忍不拔之志。”參加革命70多年，他曾三次被錯誤地打倒，又三次奇跡般地站起來，而且一次比一次輝煌，終于在晚年領導中國創造了改革開放的偉大人間奇跡。我以為，鄧小平的“堅忍不拔之志”主要表現為三點：其一，樂觀向上，包容一切。他的幾次不幸遭遇，倘若放在別人身上，說不定早就被氣死了，而他卻寵辱不驚，大度能容，其胸懷比海洋、比天空還要開闊。俗話說宰相肚里能撐船，而鄧公度量大無邊。有外國記者問他幾落幾起的秘訣，他的回答是四個字：樂觀主義。他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不改初衷，“功成身退”，健康長壽，最重要的原因是樂觀，核心是一個“容”字。正如老子所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其二，淡泊名利，知足知止。他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大家希望我當總書記、國家主席，我都拒絕了。”鄧小平一心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從不把個人得失放在心上，從不計較名利。他能多難而長壽，正應了老子名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其三，百折不撓，愈挫愈奮。老子說：“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鄧小平于私知足知止，于公不拔不脫，他對共產主義信仰是堅韌不拔、堅定不移的。他多次說過，“我是共產主義者”。不管環境多么艱難，斗爭多么殘酷，他從不悲觀失望，灰心喪氣，始終對未來充滿必勝的信心。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信仰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可以忍受任何艱難和打擊，獨立支持很長時間，天大的困難也壓不倒他，再兇惡的敵人也嚇不倒他，任何委屈他都泰然處之，可以獨自承受。三落三起，足見他具有鋼鐵般的意志。

如同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一樣，鄧小平在晚年同樣犯了嚴重錯誤。

鄧小平理論是從哪里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亦不是他自己頭腦里固有的，而是在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是在一切前人先進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我深信，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精華的老子哲學，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智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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